翟 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一、绪论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蒙古发兵大举南下灭宋，随即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时代。在这个剧变的时代，有大批南宋士人和将领投附元朝。南宋的中朝大夫、封疆大吏“降走恐后”，甚至为敌前驱，成为南宋最终为元朝所灭的重要原因。[1]395驻守于前线的南宋军事将领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后降附蒙古。有的人是迫于无奈、为求自保，有的人属主动归降，有的人在战争早期就已归降，有的人在南宋即将灭亡之际才行倒戈之举。典型的南宋降将主要有杨大渊、刘整、吕文焕、陈奕、昝万寿、范文虎、夏贵，等等，均为南宋末期重要的军事将领。在为数众多的降将群体中，有一个典型人物——刘整。他是宋元之际知名的将领，原本为金人，后由金入宋，在南宋从军长达几十年。后由于遭到权臣排挤，于景定二年(1261年)反宋降附蒙古。刘整归附以后屡立战功。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刘整觐见忽必烈，提出“宜先从事襄阳”的平宋方略，并教练水军、大造战船，取得襄樊之战的胜利，不久后在驻守淮西时去世。刘整是降将中的佼佼者，在川蜀、襄樊和江淮等战场上为元朝平宋、实现全国大一统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由宋入元的降将，对刘整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刘整在金朝灭亡前夕入宋，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去世，其一生基本上与宋元战争的历史同步，完整地见证了全过程。

刘整在降附蒙古前，大约于宝祐四年(1256年)至景定元年(1260年)间①，为南宋驻守川蜀。时间虽然不长，但相对蒙古与南宋关系来说，非常关键也至为重要。一方面，在宪宗蒙哥的率领下，蒙古兵分三路大举征讨南宋，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南宋川蜀地区；另一方面，南宋政局发生变化，权臣贾似道开始执掌朝政，对南宋最后十几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整作为南宋重要将领，在驻守川蜀期间的景定元年(1260年)降附蒙古，其原因与这段时间的经历息息相关。《元史·刘整传》对其仕宋期间的事迹记载缺失。刘整驻守川蜀，先后参加了一系列抵抗蒙古的战役，逐渐从一名普通军人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地方镇守将领。本文搜集零散史料并爬梳整理，补充《元史·刘整传》的缺失，并以此推进对这一时期南宋与蒙古战争的相关认识。此间，刘整参加了南宋抵抗蒙古进攻川蜀的系列战役，如箭滩度之战、云顶山之战，还有两次军功即“断桥之役”和“泸州大捷”，其中“断桥之役”是扭转蒙哥攻宋的关键性战役，对南宋意义重大，是宋元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刘整也正是因为有此功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奖赏，受到贾似道等权臣的排挤，才被逼入反宋降附蒙古的境地②。

关于刘整为南宋驻守川蜀的事迹，学界的专门研究总体不多。日本学者衣川强《刘整的叛乱》[2][3]，重点围绕刘整发动叛乱的原因、过程进行了详细讨论，还对刘整仕宋期间的若干事迹进行考订，对本文的研究颇有启发。但《刘整的叛乱》撰于20世纪80年代，史料相对有限，后来新发现的传世文献和金石碑刻资料都未曾利用，故在考订过程中或存在偏差，或失之简略，或没有涉及，尚有深入的余地。刘整仕宋期间有“断桥之功”，其发生地点学界尚无定论，认为或在涪州(今重庆市涪陵)，或在鄂州。陈世松等人《宋元之际的泸州》和衣川强《刘整的叛乱》等均以黄震所撰《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的记载为准，认为刘整参加的是涪州断桥之役。衣川强认为刘整同时也参加了鄂州断桥之役。还有一些专题论文，有的认为刘整、曹世雄是在吕文德的率领下参加了涪州断桥之役，如裴一璞《宋蒙涪州战事述论》[4]；有的只提及吕文德，未提刘整、曹世雄，如罗美洁《宋末川江涪陵蔺市浮桥争夺战研究》[5]。此事终因史料匮乏而难以确定。此外，有关宋元战争、四川地方、南宋军事、元代军事等领域的成果，均对刘整事迹及其相关史事有所涉及，如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6]、李天鸣《宋元战史》[7]、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8]、陈世松人《宋元战争史》[9]、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册)[10]、陈世松《四川通史》(第五册)[11]、陈世松等人《宋元之际的泸州》[12]、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13]、《蒙古民族通史》[14]、胡泊《蒙古族全史·军事卷》[15]等，但皆因系通论性著作，未能对细节充分展开。

二、箭滩渡之战和云顶山之战

宪宗八年(1258年)二月，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率一路进入川蜀，命忽必烈进攻鄂州，塔察儿进攻荆山(今湖北襄樊市南漳县西北)。此外，大将兀良合台从西南北上。至此，蒙古开启了大规模征宋的序幕。在这个大背景的前后，南宋与蒙古之间的小摩擦、零星战斗始终未停止，尤其是川蜀地区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与此同时，四川制置使蒲择之进攻成都，蒙古守将纽璘率师将其打败，见《元史·纽璘传》：

戊午，(纽璘)还钓鱼山，引军欲会都元帅阿答胡等于成都。宋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率众据遂宁江箭滩渡以断东路。纽璘军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战，斩首二千七百余级，遂长驱至成都。帝闻，赐金帛劳之。蒲择之命杨大渊等守剑门及灵泉山，自将四川兵取成都[16]卷129,3144。

在此次战斗获胜之后，蒲择之派遣尚未降附蒙古的南宋守将杨大渊等人驻守剑门(今四川剑阁县大剑山)、灵泉山(今四川遂宁城东)。《宋史》记载，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戊辰，“蜀郡刘整上捷，诏推恩赏”[17]卷44，862。这里未明言刘整的职务，只笼统地说“蜀郡”，其所上之捷当是此次受蒲择之之命在遂宁江箭滩渡(今四川遂宁仁里镇古渡口)阻击纽璘的蒙古军队。据上引史料，蒲择之派遣的将领有都统制段元鉴、安抚刘整，其中刘整的职务为“安抚”。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宋史全文》有“潼川帅臣朱禩孙”[18]卷35，2867之语，证明此时潼川府路仍是朱禩孙管辖之下。宝祐四年(1256年)“六月甲戌，朱禩孙太府寺簿、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任责泸、叙、长宁边防”[17]卷44，857。所谓“潼川帅臣”的职务原名当为“潼川路安抚使兼知泸州”，此职就是《元史·刘整传》所载刘整之职务“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16]卷161，3785。那么，此时的“安抚刘整”很可能是“潼川路安抚副使”。但是根据这次战斗情况可知，此时刘整并没有跟随朱禩孙，而是直接受到四川制置使蒲择之的调遣，参加对抗蒙古的战斗。朱禩孙此时正在负责修筑凌霄城(今四川宜宾兴文县凌霄城)，“七月庚戌，潼川帅臣朱禩孙言：‘长宁军自办钱粮，创造器具，修筑凌霄城圆备。’”[18]卷35，2867《宋史》记载，景定元年(1260年)夏四月戊申，“以刘整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17]卷45，873。宝祐六年(1258年)十月初一，南宋朝廷下诏称：“蜀中将帅虽未克复成都，而暴露日久，战功亦多，宜与序升，其亟条具以闻。”[17]卷44，863或许刘整是因为南宋朝廷的这条诏书之后得以晋升。如果《宋史》所载为实，则《元史》所称“安抚”应当是事后追述。

南宋军队在刘整等将领率领下成功阻击蒙古军之后，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准备继续乘胜进攻成都，意图一举收复成都，但却遭到了蒙古军的抵抗和反击。纽璘率蒙古军大败蒲择之的军队：

会阿答胡死，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谋曰：“今宋兵日逼，闻我帅死，必悉众来攻，其锋不可当。我军去朝庭远，待上命建大帅，然后御敌，恐无及已。不若推纽璘为长，以号令诸将，出彼不意，敌可必破。”众然之，遂推纽璘为长。纽璘率诸将大破宋军于灵泉山，乘胜追擒韩勇，斩之，蒲择之兵溃[16]卷129，3144。

随后，纽璘率军进攻云顶山(今四川金堂县境内)，“守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16]卷3，51，此事在《元史·纽璘传》记载稍详，见下：

进围云顶山城，扼宋军归路。其主将仓卒失计，遂以其众降。城中食尽，亦杀其守将以降。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纽璘奉金银、竹箭、银销刀，遣速哥入献。帝赐黄金五十两，即军中真拜都元帅[16]卷129，3144。

《蒙兀儿史记》在“其主将”后夹注曰“此主将为宋统制姚德”[19]卷65，465。《元史·按竺迩传》在叙述其子彻理事迹时称：“宋将姚德壁云顶山，戊午，大军围之。彻理率部兵由水门先登，破其壁，德降。”③[16]卷121，2986屠寄所附注释的依据也应当是源自《按竺迩传》，可知在云顶山之战中，南宋方面守御云顶山的主将是“宋统制姚德”。这里的彻理亦见于《元史·步鲁合答传》中，写作“车里”，即步鲁合答的父亲④[16]卷132，3207。《步鲁合答传》在叙述其父亲车里的事迹时写道：“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宋将刘整以重兵守云顶山，车里击败之，进围其城，整遣裨校出战，败走，追至简州斩之，杀三百余人，遂拔其城。”[16]卷132，3207参与云顶山之战的速哥，其传亦载：“又从都元帅纽璘败宋将刘整，破云顶山城。”[16]卷131，3181这次参与了进攻云顶山之战的蒙古将领以纽璘为统帅，随军将领除了速哥，还有拜延八都鲁：“丁巳，从都元帅纽邻城成都，及领兵围云顶山，下其城。”[16]卷123，3024这里时间记载错误，非“丁巳”，而应为“戊午”，即1258年。据此可知，在1258年(南宋宝祐六年)的时候，守卫云顶山的南宋将领除了姚德，还有刘整。经过此战之后，南宋军势力最后退出了西川，成都府南迁至嘉定(今四川乐山)，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9]135。

三、两获军功而未得：断桥之役与泸州大捷

刘整降附蒙古之前，曾在南宋抵御蒙古的战争中赢得两次战功，一次是贾似道所称的断桥之役，另一次就是泸州大捷。但是，刘整终究因受到权臣和同僚的“摈沮”[16]卷161，3786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

景定二年(1261年)，南宋得知刘整在泸州发动叛乱的消息时，贾似道说：“整，骁将，号铁胡孙，断桥之役，曹世雄功第一，整次之。”[18]卷36，2903-2904《宋史全文》在这段记载的后附“谥议”中写道：“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刘整次之。”[18]卷36，2904开庆元年(1259年)到景定元年(1260年)，先后在四川涪州和京湖鄂州有过两次所谓“断浮桥”的战役，而刘整到底参加了哪次断桥之役？

我们先来看开庆元年(1259年)的涪州断桥之役：

宋兵攻涪州浮桥，部将火尼赤战陷，速哥破围出之。又以白事诸王穆哥所，复败宋军于三曹山，还至石羊，与刘整遇，复击败之[16]卷131，3182。

《速哥传》记此事未详载月份，在《宋史》中查“开庆元年正月”史事中有如下内容：

大元兵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阆、蓬、广安守将相继纳降，又造浮梁于涪州之蔺市[17]卷44，864-865。

从双方作战发生地点——涪州(今重庆市涪陵)来看，所记述的定当是一件事。综合起来可知，蒙古军队在攻破利州(今四川广元)、隆庆(今四川剑阁、梓潼及江油等地)和顺庆(今四川南充)等地以后，阆(今四川阆中)、蓬(今四川蓬安)、广安(今四川广安)等地的守将也纷纷投降。于是，蒙古军进攻下一个目标——涪州，具体举措是在涪州的蔺市(今重庆涪陵蔺市镇)修造了“浮梁”，也就是《速哥传》中所记载的“浮桥”⑤。浮桥造好以后，遭到宋军攻击，速哥的部将火尼赤陷入宋军包围，速哥将其救出。速哥将战斗情况禀告诸王穆哥以后继续进兵，在三曹山(今地不详)再一次打败宋军，随后又在一个叫作“石羊”的地方(今地不详)打败刘整。但这是《元史》的记载，因为是速哥个人传记，故以载传主成功事迹为主，《宋史全文》记载更详：

(开庆元年)正月，都省言：“蜀报日急，虏犯忠、涪，浸迫夔境。”诏蒲择之、马光祖，应战守调遣照便宜指挥行。……壬戌，上曰：“北骑盘泊涪州，不可不速为驱逐之计。”……时蜀帅蒲择之以重兵攻成都不克，虏主倾国举兵南伐，破利州、隆庆、顺庆诸郡，阆、蓬、广安守将相继降北。又为浮梁于涪州之蔺市，蜀道梗绝，故有是命。……(二月)丁亥，上曰：“蜀中之警，皆因马湖江不能设备，纵其偷渡。今江之南北皆有哨骑，所以重费区处。”……三月己酉，都省言：“北兵见在涪州蔺市大渠缚桥，及在江南作过，奸谋叵测，合行痛剿。乞立赏格以激发将士。”……(五月)乙卯，宣司奏：“蜀江雪涨冒桥趾，吕文德等与宣司所调兵数战皆克，攻断浮梁。”诏立功将士迁补有差。……(六月)甲戌，宣司奏：“吕文德乘风顺战胜，遂入重庆。”御笔：“蜀事方殷，军力劳瘁。披坚者疲于战斗，服业者苦于流离。间有胁从，亦非本志。兴言及此，痛在朕心。聿新阃权，期复旧观，仍降诏抚谕。”御笔：“吕文德身先士卒，攻断桥梁。蜀道已通，忱可嘉尚。令学士院降诏奖谕。”⑥[18]卷36，2879-2880

开庆元年(1259年)是宪宗蒙哥亲率大军大举南征之时。几路蒙古军同时南下，川蜀尤其成为蒙哥亲征之地。蒙古军到处攻城略地，南宋各地或失守或降附，危机四伏。利州、隆庆直至广安一带均为蒙古所控制，于是蒙古军进至涪州、忠州以北。潼川泸州和重庆马湖江一带由于防御不力，致使蒙古军进一步深入。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是坚守在涪州的宋军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17]卷44，865。当年三月，南宋“命有司悬重赏募将士，毁蔺市浮梁”[17]卷44，865。大概在三、四月份之间，宋军“攻断浮梁”。“断桥之役”是南宋扭转战局的重要战役，对处于守势的南宋来说意义重大。参与此次断桥之役的南宋将领均成为有功之人，受到重赏。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亲率大军在合州钓鱼山进攻，当年七月份去世，正值涪州断桥之役南宋成功阻击了蒙古军。本年年中是蒙古大举征宋的转折时期，涪州断桥之役与合州钓鱼山蒙哥的去世，都是对南宋极为有利的战争局面，随后忽必烈在鄂州也全面撤退。对于南宋来说，断桥之役成为改变局势的转折性战役之一。

我们再来看景定元年(1260年)的鄂州新生矶断桥之役：

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合州守王坚使阮思聪踔急流走报鄂，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杰作浮梁新生矶，济师北归。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⑦[17]卷474，13781。

新生矶⑧位于今湖北蕲州镇，是当时长江岸边的一处重要渡口，在鄂州城以东大概70千米。蒙哥皇帝在合州的突然去世，打乱了蒙古军南征的计划。忽必烈于宪宗九年(1259年)年底也从鄂州全面撤兵，但留下了张杰、阎旺率领的一支偏师驻守在鄂州以东的蕲州一带，等候接应西南的兀良合台军队跨江北归。中统元年(1260年)正月，张杰在新生矶搭建浮梁(浮桥)，接应西南的蒙古军渡河北归。贾似道采用了刘整的计策，攻断浮桥，大获全胜⑨。在新生矶发生的断桥之役是贾似道率军于鄂州“击退”蒙古军的完美收官之战，使贾似道成为挽救南宋危亡的功臣，被誉为有“再造”之功，得到南宋君臣的至高礼遇。

明确将曹世雄、刘整与两次断浮桥战役联系起来的文献是宋元之际的黄震《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该书记述开庆元年(1259年)至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与南宋战事的时候，先后三次提到“断桥之役”：

初，元舟之偷渡也，贾似道正董师江上，事急，尝约元和。已而，会曹世雄断彼浮桥，蒙哥败于合州，愤死军中。

己未秋，元兵初偷渡鄂渚，似道时以督视，置司汉阳，力未及沿边上下，理宗皇帝每玺书痛责之。赖印应飞守鄂渚，上则王坚守合州，下则史岩之守江州，前则向士璧守潭州，兵势联络，威权不至旁出。又赖曹世雄断浮桥于涪州，使彼兵中断。而元主蒙哥为王坚所挫辱，愤死。……诸帅如曹世雄断桥功第一，则忌其功，贬窜杀之……初，诸将既尽，用文德私人，独曹世雄、刘整才高不肯屈。刘整与曹世雄同断桥，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夺其功以归文德，贬世雄，移整泸州。又使整之仇俞兴帅蜀。整虞祸之将及也，大遗赂，庆文德生朝，乘其间，亟叛归，为元任责图江南[20]。

首先，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确定，在开庆元年(1259年)至景定元年(1260年)的南宋与蒙古战争中，曹世雄和刘整的功劳就是断桥之役，且当时执掌南宋政局的权臣贾似道对此予以亲口承认。但是到底是哪一次“断桥之役”，上述资料中要么表述模糊，要么记载不一致。目前来看，能够证明曹、刘二人参加涪州断桥之役的资料除了黄震《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的明确记载之外，还有《元史·速哥传》所载“复败宋军于三曹山，还至石羊，与刘整遇，复击败之”一语，描述了速哥多次率蒙古军击败宋军，其中就曾击败了刘整。但这里只有刘整，未提曹世雄。而《宋史》《宋史全文》的记载均无法证明涪州断桥之役与曹、刘二人的关系。

其次，梳理和比较这两次“断桥”之役的文献发现，鄂州新生矶断桥之役明确记载是贾似道采用了刘整的计策而获胜，而在涪州断桥之役所记载的事迹中，并无与曹、刘二人事迹有关的直接记载。目前只有《元史·速哥传》一条史料说明刘整在涪州断桥附近与速哥有过一次遭遇战，但未能说清楚刘整与涪州断桥之役的具体关联。且从上面所引《宋史全文》的记载来看，涪州断桥之功全归于吕文德。以《宋史全文》所载如此之详细，也没有提及刘整、曹世雄。

至于断桥之役首功的曹世雄，文献记载不多。宝祐二年(1254年)六月甲辰，四川制司上疏说：“合州、广安军北兵入境，王坚、曹世雄等战御有功。诏坚官两转，余各补转官资。”[17]卷44，852而《通鉴续编》对王坚、曹世雄的记载是分开的：“(宝祐)二年二月，蒙古入东川，遂城紫金山。紫金，蜀之要地也。蒙古侵合州，知州王坚败之。蒙古侵广德军，曹世雄败之。”[21]卷23曹世雄所驻守的广德军，为今安徽广德县，隶属于江南东路。后来曹世雄守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据有限的文献可知，曹世雄似并未去过川蜀，而始终在京湖、江南东路一带驻守。从史料检索到的有限履历来判断，曹世雄应当只可能参加鄂州新生矶的断桥之役，这与《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明确记载的“曹世雄断浮桥于涪州，使彼兵中断”一语矛盾，且后文还提到“刘整与曹世雄同断桥，功成，文德深忌之”。据《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刘整是与曹世雄一同参加了涪州断桥之役。但是目前的资料中，只有这一份叙述性资料持此说，且与《元史》《宋史》《宋史全文》等很难达成叙事逻辑上的一致性，故刘整、曹世雄二人到底参加的是涪州断桥之役还是新生矶断桥之役，抑或全部参加，目前仍难以确定。

明人陈桱撰《通鉴续编》于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知泸州刘整叛降于蒙古”正文之后的小字叙述道：“贾似道之断浮桥败蒙古也，整及高达、曹世雄之功为多。”[21]卷23明确指出刘整的“断桥之功”就是鄂州新生矶断桥之役。《通鉴续编》卷23“景定元年(1260年)”中，记载此事更为详细：

春二月，蒙古兀良哈歹会张杰于鄂州北还，贾似道使夏贵等败其后军于新生矶[21]卷23。

其后夹注部分对此次战役进行了详细记述：

张杰、阎旺作浮桥于新生矶，湖南兵至，杰等济师北还，贾似道用曹世雄、刘整计，命夏贵以舟师攻断浮桥，杀殿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议和、称臣、纳币之事，上表言鄂围始解，江面肃清，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诏褒美赏赉甚厚[21]卷23。

前人研究中，陈世松认为，曹世雄、刘整二人断桥之功指的是涪州浮桥之役，由于贾似道排除异己，故将功劳归于吕文德。衣川强也认为刘整、曹世雄参加了涪州断桥之役，随后又转战至鄂州一带，继而使贾似道在新生矶断桥之役中采纳了刘整的计策[2]。刘整在宝祐四年(1256年)进入川蜀驻守，景定元年(1260年)被任命为泸州安抚使，他是否有可能在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或者开庆元年(1259年)年底转战至鄂州？衣川强先生虽对此进行了一番推测和分析，但由于目前并没有更多佐证材料，很难有确凿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刘整、曹世雄二人与断桥之役关系密切，南宋遗民汪元量有诗写道：“师相平章误我朝，千秋万古恨难消。萧墙祸起非今日，不赏军功在断桥。”[22]卷2，60汪元量把刘整与“断桥之功”联系起来，认为贾似道压制了刘整的功劳，才使得其反宋降附蒙古。这对于南宋来说，就是“祸起萧墙”。

刘整在降附蒙古的前一年曾为南宋立过一件军功，即“泸州大捷”。景定元年(1260年)九月，“守泸州刘整以功来上”⑩[17]卷45，875。这件事在《宋史全文》中记载稍详：

九月癸酉，上曰：“刘整泸州之捷甚伟。”似道奏：“观其所申，俘获甚众。恐此冬间势须平定。”

《元史·按竺迩传》：“(按竺迩之子)彻理袭职为元帅。丁巳，从父攻泸州，降宋将刘整。”[16]卷121，2985本卷校勘记称，“《蒙史》云：‘按整本传及世祖纪，整以中统二年辛酉降，而云丁巳者必误也。’”按竺迩与其子彻理于宪宗七年(1257年)进攻泸州之事，很可能是当年与尚在仕宋的刘整等南宋将领和军队发生的一场战役，是否与《宋史》所载的“泸州大捷”有关，有待考证。《癸辛杂识》载：“先是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23]305庚申即景定元年(1260年)，其功劳指的应当是所谓“泸州大捷”，即当年九月“守泸州刘整”所上之功。刘整在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受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17]卷45，873，因此“泸州大捷”应发生在当年的四月至九月之间。有关泸州大捷的史料过于简略，目前仅能做出上述粗浅分析。

《钱塘遗事》《宋季三朝政要》在描述刘整反宋降附蒙古缘由的时候，均载刘整曾经自泸州赴援嘉定救援俞兴之事：

《钱塘遗事》“刘整北叛”条：

先是郑(俞)兴守嘉定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24]卷4，122。

《宋季三朝政要》卷3“癸亥景定四年”条：

会郑(俞)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守嘉定时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兴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25]卷3，302。

俞兴驻守嘉定时曾遭蒙古进攻，刘整在泸州率军赴援，结果俞兴既不迎来送往，也未宴犒，只是派遣官吏馈赠了羊和酒等礼品。刘整大怒，将官吏杖责之后遣回。刘整于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受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同月吕文德兼夔路策应使。刘整自泸州援嘉定，是在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之后。《癸辛杂识》“襄阳始末”条记载了刘整被“制策二司”定为下等功，其时间也应该是在此之后。

先是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吕文德为策应大使，武臣俞兴为蜀帅，朱禩孙为蜀帅，既第其功，则以整为第一。整恃才桀傲，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诟问禩孙其故，朱云：“自所目击，岂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观，则可知矣。”整如其说，始知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俞兴闻之，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整知不可免，叛谋遂决[23]305-306。

所谓“庚申保蜀”之功，庚申指的是景定元年(1260年)。《癸辛杂识》所载刘整没有得到的功赏很可能就是泸州大捷。此泸州大捷不排除就是刘整自泸州驰援嘉定的战功，由于吕文德、俞兴未将其定为上等功，让刘整非常不满。刘整很可能在当年九月又以功申诉朝廷，即《元史·刘整传》所称“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16]卷161,3786。

结语

通过梳理极为有限的史料可知，刘整在川蜀驻守期间的军事行动等事迹，与己未年蒙哥亲征南宋川蜀的战争密切相关。刘整作为守蜀的南宋将领，参与了抵御蒙古军队进攻川蜀的若干重要战役。因史料记载不详，更多有关刘整从军作战的细节暂时无从考订。笔者认为：一是作为宋元之际的一名重要将领，刘整在宋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刘整尚在南宋一方，他立下诸如断桥之役、泸州大捷等战功，使南宋在这个阶段成功抵御住蒙古的进攻态势。二是从刘整个人仕宦生涯来说，仕宋期间驻守川蜀的若干坎坷，尤其是他遭遇的功赏不明、权臣同僚排挤等南宋政治生态中的种种弊端，最终迫使其做出反宋降附蒙古之举。这一事件成为宋元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刘整降附蒙古以后，凭借其对南宋军事情况的熟稔，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经验，在宋元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为元朝实现大一统做出了突出贡献。

注 释：

① 关于刘整于宝祐四年(1256年)进入川蜀驻守，笔者另撰文探讨，主要根据当时京湖制置使李曾伯的部分奏疏予以分析考订。

② 刘整早期仕宋，尤其是在孟珙、李曾伯麾下的事迹及刘整反宋降附蒙古的过程和原因等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探讨。

③ 在这条记载之前有“丁巳，从父攻泸州，降宋将刘整”之语。《元史》校勘记：“丁巳，从父攻泸州，降宋将刘整。”《蒙史》云：“按，整本传及世祖纪，整以中统二年辛酉降，而云丁巳者必误也。”可知，此处所载的时间“丁巳”为宝祐五年(1257年)，而刘整降附蒙古时间为“辛酉”，即景定二年(1261年)。另，所述史实亦不确，《按竺迩传》中所述按竺迩的事迹中未见有“丁巳年进攻泸州”的记载，其他文献中亦未见宝祐五年(1257年)进攻泸州之事，况且刘整是主动降附，并非是被蒙古军进攻而迫降。

④ 彻理，即《元史·步鲁合答传》中所载步鲁合答的父亲车里，也是按竺迩之子。按竺迩即按主奴，《元史·步鲁合答传》之《校勘记》已指出：祖按主奴本证云：“案按主奴即按竺迩，自有传，此赘。”《元史·按竺迩传》见卷一二一。车里(彻理)是赵世延的伯父。

⑤ 衣川强《刘整的叛乱》写道：“开元元年正月，蒙古军在攻打合州(今四川合川)、重庆之际，为了遮断南宋通过长江派来援军的通路，所以设置了此桥。”作者依据《元史·速哥传》记载作此论述，将“开庆元年”误为“开元元年”。

⑥ 《宋季三朝政要》记载：“攻断辽州浮桥。吕文德乘风战胜。”参见《宋季三朝政要》王瑞来笺证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3页。此条载于开庆元年(1259年)十月，与《宋史全文》《宋史》时间不同，此外，《政要》载为“辽州”显然是错误的，根据“浮桥”和“吕文德”等信息判断，应为“涪州”，王瑞来先生笺证认为，“辽州”似为“峡州”之误，其依据是《宋史》卷416《向士璧传》所载：“开庆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夹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进驻峡州，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士璧不从，以计断桥奏捷，具言方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2477页)按，战斗发生地点应当在涪州，而峡州是贾似道驻扎之地，峡州为今湖北夷陵，所言“开庆元年，涪州危”是理解这条材料的核心，故王瑞来先生的判断不确，笺证文字应改为“‘辽州’应为‘涪州’之误”。

⑦ 《宋史新编》写道：“元兵以内难解鄂州围，督帅贾似道用整计，杀殿兵以肃清。闻整与南方诸将多不相能，制置使吕文德、俞兴尤忌之。会似道讬会计以陷诸阃，整遂为兴所按。”参见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89《叛臣·刘整传》，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杜晴江刻本。

⑧ 新生矶，也被称为钓鱼台，是“蕲阳八景”之一“浮玉晴沙”的所在地。

⑨ 西南的蒙古军虽在渡河之时受到南宋军的阻击，但仍回到了蒙古。忽必烈曾对归来的蒙古军发布了一道手诏予以鼓励，见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夏四月三十日辛酉”条记载：“未刻，堂命恽草《宣谕大理及合剌章俾还本土手诏》，其辞有云‘嘉汝等远自云南，转战千里，直渡鄂渚，以达于此，勤已至矣。今者俾尔各还本土，以遂厥性’之语，各优赐人有差。”

⑩ 《宋季三朝政要》记载简略：“泸州、涟水之捷。”王瑞来笺证：“按，据《宋史全文》卷三六所记，泸州之捷当在景定元年九月。”参见《宋季三朝政要》王瑞来笺证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