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①，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隶属河北保定)人。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因故园被清兵圈占，孙奇逢不得已举家南迁，移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村，讲学授徒，著书立说，被学者称为夏峰先生。又因其多次拒绝明廷和清朝征召，以布衣终其身，被尊称为征君。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与江浙黄宗羲、关中李颙并称为“三大儒”[1]237，成就卓著，品行高洁，深受学者推崇，堪称清初北方学术界的重要代表。孙奇逢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经学、史学领域。可以说，要深入了解孙奇逢的学术宗旨、思想主张，要准确把握孙奇逢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定位，其史学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学界对其经学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史学的研究则略有不足②。本文意欲系统梳理孙奇逢的史学著述，深入解析其史学宗旨、思想主张，进而探讨其史学特色，以期对推进孙奇逢及其清初学术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明清之际，随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史学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学者一反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史学、排斥事功的倾向，转而崇尚史学，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当代史亦即明史的编纂和研究，“国可灭，史不可灭”[2]592也因此而成为当时有志之士的共识和追求。孙奇逢也同样如此。他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明代史事、人物的整理、编纂和研究，其史著主要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理学宗传》《乙丙记事》《日谱》《游谱》等。

《中州人物考》八卷，是记载明代中州人物的传记类史书。初稿成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之后孙奇逢又令其门生和子孙继续搜集资料，考查史实，对书稿进行增补修订，直至去世。是书选取明代中州人物计360余人，若加上有名无传者，则达400人之多。凡分为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七类，每类各为一卷，其他人物作为补遗，另为一卷，合为八卷。各卷按人立传，文字长短不一，长者千余言，短者十余字，不少人物传记之后，还有作者对其人其事的评论。全书在叙事编排方面，不以叙述详略为褒贬，也不以排列先后为轩轾，重在征文考献，资料翔实，立论有据，堪称有明一代中州人物的集成之作。

《畿辅人物考》八卷，是记载明代畿辅地区人物的传记类史书。孙奇逢在撰成《中州人物考》之后，续考明代畿辅地区人物，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成是书，故而其分类、体例与《中州人物考》完全相同，计收录人物311人。

《理学宗传》二十六卷，是记载中国古代儒学发展传承的学术史著作。早在明末，孙奇逢即开始是书的编写，其间无论颠沛流离，抑或躬耕田间，始终稿不离身，呕心沥血，反复修改，历时30年，先后凡三易稿，直至康熙五年(1666年)定稿刊刻，足见孙奇逢本人对这部书的重视。是书以宋明时期11位理学大家为宗主，包括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按人立传，并辑录本人代表性学术资料，以体现理学发展的宗统。在此基础上，又分列汉、隋、唐、宋、元、明诸儒考，上自汉代董仲舒，下迄明末刘宗周，共收录历代名儒146人。另将“端绪稍异”的宋儒张九成、明儒王畿等6人列为补遗一卷。对这一编纂体例，孙奇逢特别做了说明：“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辅也；十一子与诸子其内也，补遗诸子其外也。”[3]210在每人传记及所辑资料重要之处，孙奇逢还多加眉批，篇末或附载“诸儒之评”，或独存“偶得之见”，借以标举宗旨，指示肯綮，并抒发见解。

《乙丙记事》，撰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记载明天启五年(1625年)乙丑至六年(1626年)丙寅间其与鹿正、鹿善继父子及张果中等志士仁人为营救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不避危难，坚决与阉党斗争的重大史事。是时孙奇逢本人因其“急难拯溺，置身家性命于度外”[4]3，与鹿正、张果中同被誉为“范阳三烈士”[5]1389，得到时人的一致称颂。

《日谱》，又称《日谱录存》，三十六卷，为孙奇逢日记。其记事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南迁，迄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去世。在20余年的时间里，孙奇逢几乎逐日记载了其经历、见闻、行迹，以及师友问答之语、友朋往来诗文等。末附其弟子赵御众所撰《考终录》，如实记录了孙奇逢生命历程中最后两个月的实际情形。孙奇逢去世后，该谱长期以抄本形式收藏于孙氏兼山堂及其子孙门人家中，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得以刊刻。由于历年已久，原本多有残缺乃至佚失，其中“顺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及康熙九年、十年，片纸无存；康熙十四年、十五年，并缺数月。即现存之册，亦每有字贻断灭不成文理，不得不删去者”[6]1362，只能将“大体完全，残缺未甚”者录出付梓，故名《日谱录存》。尽管如此，该谱仍是研究孙奇逢生平、交游、思想、学术及清初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游谱》不分卷，为孙奇逢游记。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孙奇逢应友人之邀，携其门人马尔楹、儿子孙望雅，从夏峰出发，游历豫北、冀南、鲁西各地，所到之处，或访问友朋，或寄情山水，或读书论学，或吟诗作文，至五月返回。该谱即为此次出游的实录。张凤翔为之作序，称其“所过与人臣言忠，与人子言孝，与人弟言悌，望者以为高洁不可及，而即之甚恭而温，油油然有万物一体，满街圣人之意。先生之学学于天，怡然与造物同游，故远迩争迎致之，非人之所能为也”[5]1407。

另据孙奇逢著述及其弟子汤斌、耿极所编《孙夏峰先生年谱》等资料记载，孙奇逢史学方面的成果还有：

《守容纪略》，记述明崇祯九年(1636年)率领乡人坚守家乡容城，抵御来犯清兵之史事。时“容城受攻七昼夜，土垣陵迟，牛羊可上”，孙奇逢“从容指授，萃众心为城，城卒得全”[5]1394。

《取节录》六卷，记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上自名公硕辅，下迄农夫妇女忠义节烈事迹，而尤重后者，所谓“人不问贵贱，行不问巨细，只取其一念一事之足色，可以兴豪杰而范世俗，则随笔书之”[7]144。初刻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入清之后，孙奇逢又随时访闻仁人志士及妇女忠义节烈事迹，录入该书《续集》。

《甲申大难录》，又名《大难录》，撰于顺治六年(1649年)，记述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君臣死难、明朝覆亡之事。

《两大案录》，又名《两案录》，顺治十五年(1658年)撰成，分别记述历代创业之君臣和中兴之君臣事迹。孙奇逢自序有言：“《两案录》者，一录从来创业之君若臣，一录从来中兴之君若臣。盖此两案者，举世莫大焉，而千古之英雄豪杰经世宰物莫有外焉，故录之也。”[8]125

《苏门遗事》，记载其所迁居之地辉县有关民生利病之事。孙奇逢鉴于明万历以后，“辉人辉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因据其见闻，考之文献，参以往迹，撰成是书。其中“偶有触于见闻者，有往迹则有记，无迹而文献可征者则有考，至势不可支，时不可失，则有议。记与考之类，风教攸关，而议则民命所系”[5]1415。

此外，孙奇逢还于顺治五年(1648年)参与纂修《新安县志》，不仅制定凡例，还为之作序；又据其“平生所见所闻”[9]665，兼采钱谦益所撰行状，补订孙承宗年谱，成《高阳孙文正公年谱》二卷。

以上足见孙奇逢勤于笔耕，史著累累，成果丰硕。其代表作《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理学宗传》更是广泛流播，影响及于后世。虽然《守容纪略》《取节录》《甲申大难录》《两大案录》《苏门遗事》诸书不见传本，令人遗憾，但并未影响孙奇逢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

二

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孙奇逢是北方学术重镇的代表人物，其史学研究作为其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其学术思想密切相关，又呈现出独具的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以史经世，是孙奇逢从事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与当时学术界普遍倡导实学、强调经世致用的呼声相呼应，孙奇逢的史学研究也鲜明地体现出其重视经世的学术追求。以《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为例，孙奇逢记述明代中州和畿辅地区的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收录，而是有着严格的选择标准，这种选择标准，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分类方面。《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体例相同，均将人物分为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七类③。其中理学列为第一类，就因为它是“人物之总途”，“经世宰物，随地自见，此圣门之所贵于学，而其用甚大”；次为经济，孙奇逢强调的是“经纶天地，宰制民物”“救民于水火之中”；再次为忠节、清直，孙奇逢认为“节义以身殉道者也，清直以道卫身者也，出处生死虽有不同，要足以廉顽立懦”；又次为方正，孙奇逢看重“进退有合矩度，而风节可为世型”者；而武功一类，孙奇逢表彰“南征北伐，辟地数千里”，有功于天下国家之人；至于隐逸，则选取“隐居求志之人”[10]14-15。可见，孙奇逢立传的标准在于道德、功业、节操，或经世宰物，有功于天下国家，或清正忠直，风节可为世范。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叙述，使人读其书而效之，遵其道而行之，“他日者为理学，为经济，为忠节、清直、方正，以至为武功，为隐逸，各以其性之所近，争自琢磨，将见硕辅纯儒，比肩接迹，赫赫乎比列前贤”[11]1304，真正起到经世化民的作用。

以史明道，则是孙奇逢从事史学研究的又一根本宗旨。身为理学中人，又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孙奇逢敏锐地察觉到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必要予以梳理和总结。故而他费数十年心力，撰著《理学宗传》一书，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通过对宋明时期理学大家的表彰，对历代主要学人的考述，来建构儒学的发展脉络，揭橥理学的正统谱系。诚如孙奇逢自言：“《理学宗传》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明道统也。”[12]462又如《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所收录人物皆分为七类，其中均以理学人物列为第一位，尽管孙奇逢特别说明“考有七科，科有先后，非以此置轩轾也”[13]12，但实际上仍包含有孙奇逢以理学为“人物之总途”，借此示人以正道的深意。

与其致力于以史经世、以史明道的学术宗旨相应，孙奇逢的史学研究也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倡导实学，砥砺躬行。

孙奇逢生当明末清初，目睹晚明时期空疏学风的危害，他与同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同样，大力倡导实学、实行，主张以实补虚，躬行实践。其《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选取人物、划分类别的重要标准，即在于经世、实用。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是编载河南人物，分为七科，一理学，二经济，三忠节，四清直，五方正，六武功，七隐逸，而文士不与焉。盖意在黜华藻，励实行也。”[14]卷58，527在孙奇逢看来，“人之所以成人者，亦以其卓然有适于用，然后自命为人。如无一才一德足自见于世，不亦焉为人乎？”[15]600因此，人生在世，应当干实事，求实用，有益于天下国家，有裨于立德化民。即如理学，孙奇逢极为推崇，视之为“人物之总途”，但他所看重的仍是能够“经世宰物”的实干家，而非空谈身心性命的“腐儒”。他说：“遇事敢言，见危授命，而经世宰物，随地自见，此圣门之所贵于学，而其用甚大。若平居谈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耳，实足为理学之诟厉也。”[10]14故而其所撰《理学宗传》，大旨即在“专主躬行，不在词章、训诂为学也”[3]210。平日讲求学问，化导士子，孙奇逢也极为强调“躬行”，认为学问之事，“总之不离躬行二字，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16]736。而他摒弃门户之见，致力于和通程朱陆王，也最终归结于“躬行实践”，诚如其所言：“说甚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17]1190后人评价孙奇逢“平生之学，主于实用”[18]卷6,35，“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19]卷36,304，确实切中肯綮。

其二，重视道统，崇尚节义。

孙奇逢还尤为崇尚节义，把节义视为“真儒”“真理学”的标志之一，看作与理学、事功、文章同等重要之事。他说：“夫世无真儒，且无事功，无节义。世而至于无事功、无节义，尚可言乎？”[22]731又说：“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变自能殉节，当事自能建功，操笔自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安有所谓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23]524与此相联系，孙奇逢尤为强调“知耻”。曾有人询及“人生何为第一义”的问题，孙奇逢明确回答说：“知耻。不知耻，无论忠孝大节不能做，即小廉曲谨之事亦不肯做。”[24]546亦因如此，节义方正与否就成为孙奇逢择取人物的重要标准，其《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的人物分类，七类之中，就有忠节、清直、方正和隐逸四类与节义相关。这种对人物节义、操守、品行的重视，既是孙奇逢自身高洁人格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他对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冷峻思考。

其三，摒弃门户，主张和通。

孙奇逢的学术出自王阳明心学，但他却能摒弃门户之见，主张“兼采朱王”“相互补救”。他说：“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25]278认为“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26]728。他在考察宋明以来学术流变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5]1408既然朱学、王学互为长短，就应当彼此参酌兼采，“相济为用”。因此，在《理学宗传》一书中，孙奇逢破除朱陆门户，将陆九渊、王阳明等心学代表人物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相提并论，共同视之为传承理学发展宗统的宗主。他说：“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27]727故而孙奇逢共尊程朱陆王，试图建立新的儒学道统传承谱系和学术体系，以和通两家，相互补救。对孙奇逢摒弃门户之见，融会程朱陆王、兼采二者之长的努力，清代学者多有肯定，申涵光说：“夏峰先生兼听并包，弥见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28]273《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有言：“奇逢之学，主于明体达用，宗旨出于姚江，而变以笃实，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旨，以弥其阙失。”[29]卷97,822又称：“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于迂儒。”[30]卷97,822今存清国史馆《儒林传》稿本凡四种，其中之一在论述孙奇逢学术时，更直言其“和通朱陆，要体诸伦常日用”④。但今人评论孙奇逢学术，多称其“调和朱(熹)王(守仁)”[31]780，或谓其在朱陆之间、朱王之间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持模棱两可之说”[32]715。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不足以涵括孙奇逢对朱陆学术参酌、兼采、融通的做法和精义，孙奇逢曾言：“闲尝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调停两是之念。”[33]722可见他自己并不认可“调停”之说。梁启超说孙奇逢的学问“得力于阳明者最深，但他并无异同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并明确指出“他并不是模棱调停”[34]46、47，是有道理的。比较而言，或许“和通”这一概念⑤，能够更为贴切地反映孙奇逢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孙奇逢还就经学和道学、汉学与宋学之间的会通融合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理学宗传》所列自汉至明诸儒考，将汉代董仲舒(附申培、倪宽、毛苌)、郑玄，隋代王通(附门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义)，唐代韩愈(附门人李翱、赵德)诸人与宋明时期的儒者一并列入儒学发展传承的统系，他说：“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的一件大事。虽其间同异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5]1400孙奇逢还肯定汉唐诸儒的“薪传之功”，如论申培、倪宽、毛苌诸人，称“汉儒去古未远，躬行意多，观此三人具见。然当秦火之后，天子、皇后多尚黄老，而特立始终不变，以儒术著称者，盖亦难矣。薪传之功，岂容易视之耶！”[35]卷12,412于郑玄亦称赞其“传经之功”，认为“康成生平学行，俱无可议，毕竟是东汉第一人。以训诂目之，宋儒议汉儒未免太过”[36]卷12,415。对韩愈，孙奇逢也推崇其倡导六经之文，兴学教士、化育一方之举，说：“学术关乎气运，益令人思韩子之功也。”[37]卷14,432尽管在《理学宗传》一书中，汉、隋、唐诸儒不过处于辅翼的地位，但孙奇逢对这些学者“薪传之功”的肯定，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其后，其弟子汤斌《洛学编》、魏一鳌《北学编》均沿袭了这一做法，成为清初学术史编写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著述。

三

秉持以史经世、以史明道的学术宗旨，秉承其一贯的思想主张，孙奇逢以深挚的情感、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从事史学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一是，重视当代史。

孙奇逢的大半生是在明代度过的，明亡时他已年逾花甲。但他坚信“国可灭，史不可灭”[2]592，对故国始终念念不忘，极为重视明代历史亦即当代史的研究和编写。《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就是对明代中州人物和畿辅地区人物的集中记述和研究。尤其是神宗万历以后，明廷步入多事之秋，正史不修，私史盛行，议论多端，资料散乱。有鉴于此，孙奇逢尤为注重明末史事人物的记载。他在《中州人物考》自叙中明确说：“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为叙。神庙以后成案未定，虑有遗失，故人不厌多。”[38]10-11正因如此，该书所记明代中州人物达360余人，其中多半为其后官修《明史》所未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称“奇逢虽以布衣终，而当时实负重望，汤斌至北面称弟子。其所著作，非他郡邑传记无足轻重者比”[14]527，是有道理的。又如《乙丙记事》，孙奇逢本人作为当时营救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不仅详细记载了史事始末，而且热情赞颂了东林诸君子宁死不屈的高尚品格，以及参与营救之志士仁人“急人之难”“慷慨淋漓”[39]661的侠义之风。他如《守容纪略》《取节录》《甲申大难录》等，也都是对明末重大史事和重要人物的记述。可以说，对明代历史的重视、对明代人物的研究、对明代史事的记述，寄托了孙奇逢的兴亡之感和故国之思，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是，重视地方史。

应该承认，在汽车行业教会英伟达的同时，我们也给汽车行业带来了变化。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英伟达如今能够把人工智能嵌入到汽车上，让汽车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事实上我们所开发的并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一套集成系统。也就是说对于一套自动驾驶系统而言，除了软件和硬件的堆栈之外，我们还有数据中心端，有对神经网络的训练，然后才是在实际车上的应用。

孙奇逢对生养自己的家园故土怀有深挚的感情，对地方仁人志士抱有由衷的敬意，在他看来，“居其乡，居其国，而不能尽友乡国之善士，何能进而友天下、友千古哉！”[40]624因而他自觉以表彰先贤、保存文献为己任，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一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的两部地方人物传记中。如《中州人物考》，其撰写的缘由，就在于孙奇逢“因寓于其地而思尚论其人焉”[12]462。本来孙奇逢是因其故园被清兵圈占，不得已举家南迁，移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夏峰村，但在当地生活近十年之后，孙奇逢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中州人，把河南看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中州言中州”[38]11，有必要尚论古今，裁量人物，表彰先贤，保存文献。《畿辅人物考》的撰写目的也同样如此。畿辅地区是孙奇逢的故园所在，当地士子看到他撰著的《中州人物考》之后，认为本乡本土的勋臣节义之士不逊于中州地区，也应当予以记述，何况“畿辅为首善之区，四海闻风，转相慕效”[11]1304，应该有一部传记表彰当地先贤。于是，孙奇逢仿照《中州人物考》的体例，撰成《畿辅人物考》一书，“志不忘其乡之先哲”[12]462。后人评论说：“是书以畿辅人记畿辅人物，见闻皆得其身亲”[11]1304，确实揭示出孙奇逢史学研究的独到之处。他如撰著《新安县志》，为《新乡县志》《容城县志》作序等，也都反映了孙奇逢对地方史的重视。这种对家园故土的眷恋，对其乡先贤的景仰，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和保存，堪称其史著的一大特色。

三是，重视学术史。

孙奇逢生当明末清初，目睹晚明空疏学风，尤其是长期以来理学内部的朱陆之争对学术风气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他与当时许多学者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40]624，故而他在关注明代史事、人物的同时，也极为重视对学术自身的反思，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脉络，特别是宋明时期理学传承的梳理和阐发，来构建新的儒学道统传承谱系和学术体系，以和通两家，兼取其长，相互补救。这些思考，无时不体现在他的日常言行、师友问答之中，而其代表作，则是《理学宗传》一书。这部学术史著作，既是孙奇逢对宋明时期理学正宗地位的坚持和阐发，也是他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脉络的思考和建构。当时学者称赞说：“《理学宗传》表周元公以下为十一子，别为诸儒考附之，盖出独见，非依傍旧闻者。”[41]570黄宗羲虽然对该书颇有微词，认为“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42]卷首，17，且闻见亦不够广博，但仍肯定其书“可谓别出手眼者矣”[42]卷57,1372。可以说，在明末清初学术史编纂的热潮中，《理学宗传》堪称引领风气的开创之作，集中反映了孙奇逢对学术史的关注和重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是，重视人物史。

孙奇逢极为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其史学代表作《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理学宗传》，基本都是人物传记的汇集。此外如《两大案录》，“叙列从古君臣开创守成之事”，同样以人物记述为主。四部史书合计，所记述的人物竟达七百余人之多。在各种体裁的史著中，孙奇逢之所以对人物传记情有独钟，是因为在他看来，“人才关气运之盛衰”，与国家兴亡有密切关联，他说：“夫贤人者，国之宝也。人之云亡，则邦家未有不殄瘁者。”[43]124、123故而孙奇逢选择以人物传记来书写历史，通过对人物生平事迹的记述，来反映一代王朝的历史，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后世学者评论孙奇逢传承道统、表彰先贤之功说：“夏峰先生生于燕，终于豫。当明季世，身任道统，既辑《理学宗传》，以明道之会归；并成《中州人物考》，以见道之散殊；又以畿辅为首善之区，桑梓之地，教泽涵濡，久而亲切，人才蔚起，不亚中州，随所见闻，集而录之，以为《畿辅人物考》。俾生长斯世者，亦得闻风兴起，而懦立顽廉，何其嘉惠后学之心有加无已也！”[44]1305可谓知言。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许多思想家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共同汇成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洪流，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崭新的篇章。而在当时实学思潮兴起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是对理学的反思，还是对实学的提倡，抑或是对史学的重视，孙奇逢均参与其中，其学术宗旨、思想主张和史学成就，无不独具特色，并且引领时代潮流，促成了明末清初学术风气的转换。

以史学为例。明末清初，随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史学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当时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钱谦益，就曾将经、史并提，肯定史学的地位。被后世学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也无不重视史学。黄宗羲倡导经世实学，讲求经史之学，认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45]1059王夫之极为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明确指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46]卷6,156-157顾炎武也十分重视史学的“资治”功能，认为“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47]卷6,138。学界这种不约而同地对史学的重视和推崇，特别是对史学经世作用和“资治”功能的强调，对转变明末空疏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孙奇逢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秉持以史经世、以史明道的宗旨，坚信“国可灭，史不可灭”，自觉从事明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其史学著述鲜明地体现出其倡导实学、砥砺躬行，重视道统、崇尚节义，摒弃门户、主张和通的思想主张，也突出地反映了其重视当代史、地方史、学术史和人物史的特色，不仅在清初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清代初年，孙奇逢“与李颙、黄宗羲鼎足”[48]卷66,5241，被学界并称为“三大儒”，绝非偶然。其中孙奇逢以其峻洁的人格、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坚持不懈的躬行实践，于“易代之后，声名益大”[1]237，其所在之地岿然成为北方学术重镇，其所开创的北学也对清初学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诚如梁启超所言：“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弟子遍天下……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34]47但此后随着社会环境和学术风气的变化，孙奇逢其人其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道光八年(1828年)，孙奇逢以“学术中正醇笃，力行孝弟”从祀孔庙，道光帝在谕旨中称“其讲学著书，以慎独存诚，阐明道德，实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从祀文庙西庑，以崇儒术而阐幽光”[48]卷66,5241。然而，尽管孙奇逢得以跻身有清一代为数不多的从祀文庙的大儒行列，其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仍呈下降趋势。今人所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已无孙奇逢之名，学术界对孙奇逢思想学术的研究也不够重视，研究的深度、广度乃至热度均远逊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学者。但只要我们仔细审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实际情形，深入考察孙奇逢的思想、学术、道德、品行，我们就应当还其明末清初“三大儒”之称，就应当充分肯定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并将其思想学术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想文化资源，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 释：

① 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于“万历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时生”(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第1379页)，实际上是1585年1月14日。

② 据笔者整理所及，有关孙奇逢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智夫成《孙奇逢与〈中州人物考〉》，《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马涛《论〈理学宗传〉对理学的总结及其历史地位》，《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张锦枝《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刘仲华《孙奇逢与孙承泽撰写畿辅人物的学术异同和交往始末》，《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杨佳鑫《孙奇逢〈畿辅人物考〉的史料价值与实学思想》，《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邵婵《孙奇逢史学著作及其史学思想浅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③ 《中州人物考》“忠节”一类，《畿辅人物考》作“节义”。

④ 清国史馆《儒林传》稿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701005937，统一编号：故传005954。

⑤ 亦有学者提出“合会”的概念。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即称孙奇逢“沿着他所服膺的东林学派以朱补王旧辙，走向合会朱王学术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