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豪 孙立春

内容摘要：司马辽太郎是日本战后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被誉为“日本大众文学的巨匠”。《坂上之云》作为一部最能体现司马辽太郎思想的作品，对日本人重新认识甲午战争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受害意识、唯心的英雄史观三个角度，对《坂上之云》中的甲午战争书写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坂上之云》作为历史小说而言缺乏历史的真实性;对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一贯从受害者的角度为日本辩解;推崇英雄人物，主张英雄造时势。

关键词：司马辽太郎 甲午战争 《坂上之云》 英雄史观 受害意识

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评论家，原名福田定一。司马辽太郎是其笔名，取此笔名的缘由是“远远不及司马迁的日本人”。司马迁是我国西漢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辽太郎取此笔名，可见他对司马迁的倾慕。司马辽太郎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在作品中表达的历史观对日本普通民众影响很大，被称为“司马史观”。《坂上之云》于1968年4月至1972年8月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是司马辽太郎倾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该小说以秋山好古、秋山真之两兄弟以及文学家正冈子规为主人公，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为故事主线，描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到日俄战争胜利为止，处于蓬勃上升期的明治日本。“坂上之云”的意思是“顺着山坡上升的云”，它折射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努力摆脱封建时代的落后境况，奋发图强，国力不断增强的情景[1]。

《坂上之云》虽然包含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部分内容。由于作者的写作重心偏向于日俄战争，这使得本作中有关甲午战争的内容更容易被忽视。因此，分析《坂上之云》中的甲午战争书写，对于了解司马辽太郎的甲午战争观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历史真实性、受害意识、唯心的英雄史观三个角度，对《坂上之云》中的甲午战争书写进行分析。

一.偏离历史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跨越历史和文学两个学科，它既是一种文学形式，具有与生俱来的表现性和虚构性，又处在历史学构造的强大话语背景之下，并深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特征[2]。历史小说的叙事不要求像史传那样忠实地再现历史，它要求作者在主观经验中建构历史，从而生产一种对于历史的新理解及阐释。李德纯认为，司马的历史小说并不是对过去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单纯复述，而是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其目的是宣传一种政治主张。而《坂上之云》就是一部宣扬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繁荣昌盛”，以及这时期统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3]。以上我们能够得知，历史小说从文学性来看，其叙述是脱离不了主观性的。尽管如此，司马辽太郎谈到《坂上之云》的创作过程时，一直声称“杜绝虚构”，那么小说内容是否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呢？

其实，《坂上之云》中存在着不少历史谬误。在《坂上之云》第二卷中，司马提到明治时期的“征韩论”时，说到“我们才不是猴子，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清国，对日本的欧化十分蔑视。对日本最为蔑视的应属信仰大清帝国文化，并一直作为他们属国的朝鲜。朝鲜厌恶日本‘倭人最令人唾弃之处在于他们丢掉了自己的风俗’，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把日本的使节赶了回来。明治初年的征韩论就是由双方带有孩子气的感情问题而引起的。”[7]（31）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中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论”十分盛行，最终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征韩论”并不是由“双方带有孩子气的感情问题”引起的。事实上，早在幕府末期日本就提出了“征韩论”，且一开始就把目标指向中国[4]。而“征韩”的念头，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两度征伐朝鲜失败时就已萌生。由此看来，司马关于“征韩论”的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不仅如此，司马还试图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前侵略朝鲜的事实寻找借口，存在混淆视听、模糊历史原貌、解构日本战后历史认知的倾向。他首先从二战后回顾了这段历史，将甲午战争定义为“日清战争，是天皇制的日本帝国主义所发起的第一场获取殖民地的战争”[7]（27），这个定义“在日本进步学者中广泛接受”[7]（27）。司马认为，甲午战争还可以定义为“清国多年来一直将朝鲜视为附属国。同时，北方的俄国也向朝鲜展示出自己的野心。针对这一情况，日本出于自身安全需要朝鲜保持中立，向清国提出在朝鲜的日清势力均衡的要求。不过清国却傲慢地坚持自己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于是日本诉诸于武力将清国势力排除出朝鲜”[7]（27-28）。针对上述定义，司马首先认为不能用绝对的善恶观念来判断任何国家和个人，之后表示“非要说的话，这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必须得在从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虑日本这个国家的成长历程”[7]（28）。很显然，司马企图用“非善非恶”的幌子将日本的侵略历史模糊化，反映出“司马史观”历史自由主义的本质。

胡适曾在《论短篇小说》中提出：“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相比之下，《坂上之云》所叙述的甲午战争，非但没有像司马辽太郎所说的那样杜绝虚构，作者甚至还故意掩盖、美化日本的侵略事实。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司马在《坂上之云》第四卷的后记中，特意声称自己“在撰写《坂上之云》时为了百分百拘泥于事实以至于身心俱疲”[8]（368）。这样的声明对那些还不具备明辨是非能力的日本国民而言，其造成的消极影响实在不容小觑。

二.《坂上之云》中的“受害意识”

日本当代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受害意识”，最能体现“受害意识”的文学作品主要存在于原爆文学中。从本质上说，“受害意识”是一种自我利益优先亦或是自我中心意识[5]。李国磊指出，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描写的甲午战争不仅具有明显的“受害意识”，而且还是一种更为隐性的“预设的受害意识”[5]。值得注意的是，“受害意识”的表达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军国主义进行批判，但它往往只局限于日本人的受害，而忽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身份，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使日本国民不愿再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积极模仿西方文明，拥有了西式的国会、法律、德式陆军和英式海军，以至于当时的日本人被冠以“猴子”的外号。司马在《坂上之云》第一卷中提到，“最早轻蔑日本人照葫芦画瓢的不是欧洲人，而是邻居韩国（中略）‘是人又不是人’，韩国的公文里评论道。而且在别的文件中写到，‘他们改变了外表，改变了习俗，已经不能称作是日本人了’（中略）当时韩国处在清国的庇护之下，守着中国式儒教国家的规矩，对西洋化有着厌恶之情”[6]（269）。结合之后的甲午战争史可以得知，司马一直在为侵略朝鲜以及甲午战争寻找借口，将日本伪装成“受害者”，并把朝鲜连同中国一起塑造成“加害者”，其目的是将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合法化。

不仅如此，司马认为“欧洲的兴起与其说是由于白人的人种优越性，不如说是在一个大陆上混杂着许多能力水平相似的民族，他们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相互打仗，相互混血，這些混杂的结果使得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地球上的其他人种。（中略）在这期间，日本在远东被孤立了”[7]（29）。众所周知，17世纪至19世纪，德川幕府为了抑制外国人的文化传播活动，加强和巩固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在此期间，日本虽保护了本国的经济文化，却也与世界市场隔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顾影自怜地沉浸在被世界孤立的“受害者”形象中，加之中国以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对欧化的日本有着厌恶之情，日本就更迫不及待地想要跨进西方列强的圈子。

总结甲午战争的原因时，司马说道“原因在于朝鲜。并不是说韩国或韩国人本身有罪，如果有罪的话，就罪在朝鲜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中略）与其说是想把朝鲜占为己有，还不如说是万一朝鲜被其他强国所占领了，日本就无法防御了。日本十分害怕朝鲜半岛会被其他大国占领，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就只隔着一个玄界滩了”[7]（48-49）。在司马看来，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了“自保”而发动的“义战”，并把所有的战争责任全抛给朝鲜。显然，司马并不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因为日本作为野蛮的侵略者，居然不在作者所设想的“有罪者”之列。可见，这种“受害意识”已蒙蔽了日本人的头脑，令其扭曲事实、颠倒是非。可以看出，《坂上之云》是一部带有典型“受害意识”的作品。

三.《坂上之云》中的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认为历史都是由伟人、帝王将相等少数精英人士所创造的。《坂上之云》第一卷第二章的开头部分提到，“世界角落的乡下小国，第一次和欧洲文明的剧烈冲突是日俄战争。（中略）当时创造出来的奇迹，现在回想起来都会吓出一身冷汗”[6]（77）。司马又说“这些奇迹的出演者往多了说是几百万人，往少了说也有几万人。不过既然是小说，就只能选几名代表人物了”[6]（77）。可以看出，司马似乎意识到历史并不只是由精英创造的，但迫于小说的体裁和篇幅，只能割爱选几位代表人物。乍一看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里有必要进行追问：创造历史的难道仅仅只有数百万人吗？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明治5年（1872年）的日本已有3480万人，明治24年（1891年）的日本总人口已超过4000万。人民群众在质上指的是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在量上指的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大多数人。显然，司马在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误区。

在司马的头脑中，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思想比较严重，推崇战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思想在《坂上之云》中反映在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批判不够，甚至还把反动落后的世界观，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加以美化和赞扬[3]。例如，在比较甲午海战中日两支舰队的力量时，司马引入了这样一段话，“想要了解日本人的天资的话，需要了解日本在过去千年间的历史。这样你就会了解到这个民族具有的武勇献身精神和战略才能，以及他们的英雄行为是多么的优秀。日本人的历史毫不逊色于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历史”[7]（79）。

司马描写秋山好古、真之兄弟的智勇双全，实质上是在宣扬一种武士道精神。他把有日本“骑兵缔造者”之称的秋山好古和东乡舰队参谋秋山真之兄弟二人，刻画成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秋山好古指挥“世界最弱小的日本骑兵”，击败号称史上最强的哥萨克骑兵的“奇迹”，其原因在于“好古的用兵技巧以及他对哥萨克的战术的研究。（中略）如果由秋山好古之外的人来指挥日本骑兵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6]（43）。好古的弟弟真之是“智谋像泉水般涌现”[6]（78）的人物，司马感叹“要是没有这对兄弟的话，日本还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6]（79）。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占旅顺时，司马为了突出秋山好古的英雄形象，强调道“日俄战争时，好古没有被派往旅顺。如果日俄战争的旅顺攻略战中有如此详细的侦察报告的话，死伤数恐怕将减少一半”[7]（110）。战争结束后，司马总结道，“胜利的最大原因不在于日军方面，而在于此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人有着愿意为国捐躯的思想。”[7]（118）以上均可以看出，司马非常推崇日本武士道精神和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思想。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场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最终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司马辽太郎作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小说家，他在《坂上之云》中体现的自由主义、唯心主义史观和受害意识，严重阻碍了日本在二战后进行深刻的战争反思。不得不承认，司马的这篇历史小说不论是人物形象还是语言、结构方面，都有着极其出彩的地方。作为读者的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能一味地沉浸在作者所设定的世界中，必须要深入思考作者隐藏的真实意图。

参考文献

[1]姜华，柴红梅.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以《坂上之云》为中心[J].日语知识，2012（10）：31-32.

[2]陈婵.二十世纪上半期（1900 -1949）中国历史小说主题类型及其叙事特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3]李德纯.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思想与艺术[J].国外社会科学，1978（04）：119 -124.

[4]李敦球.“征韩论”的目标是侵华[N].中国青年报，2015-11-14（004）.

[5]李国磊.战争叙述与“被害”意识的预设——评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坂上之云》[J].广西社会科学，2017（03）：169 -173.

[6]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一）[M].文春文庫，文藝春秋，1999.

[7]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二）[M].文春文庫，文藝春秋，1999.

[8]司馬遼太郎.坂の上の雲（四）[M].文春文庫，文藝春秋，1999.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