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客人》极权主义下的伦理困境

2022-02-28王梓钰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2年2期

王梓钰

内容摘要：《国家客人》是弗兰克·奥康纳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战争时期英国战俘与爱尔兰士兵如何成为朋友，却又不得不被枪决的故事。小说中的英国战俘看透了战争非正义的本质，于是决定逃离战场，与爱尔兰士兵成为朋友，实现了单独媾和。而爱尔兰士兵虽经历过动摇，却还是湮没于无思想、无动机的平庸之恶中，双方的不同选择体现了军队极权主义之下的伦理困境。最终被集体主义的谎言包裹着的平庸之恶战胜了彰显自由与正义的单独媾和，伦理困境最终以单独媾和的英雄之死而收场。奥康纳在《国家客人》中展现的伦理困境，揭示了战争的虚无主题，以及战争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摧残。

关键词：《国家客人》单独媾和平庸之恶伦理困境

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被叶芝誉为“爱尔兰的契诃夫”，其作品生动再现了20世纪爱尔兰社会的众生相。主题涉及英爱战争、爱尔兰内战、宗教、婚姻、政府等话题，展现出对小人物以及游荡在社会边缘的流亡者和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1]。奥康纳早年参与战争以及作为战俘的经历使得他对战争的本质有更为深刻的洞悉，这在小说《国家客人》中得以鲜明体现，呈现出命运之不可抗争的声音。通过文本细读可见，俘虏与看押人员间的“哥们”关系充满着矛盾。在国家间的战争中，陌生的世界公民之间的友谊与国家仇恨之间的该如何调和？

战争与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文学作品中的战争的书写旨在表达战争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并多方位展现出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及思考。《国家客人》通过对英国战俘、爱尔兰看押人员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表现了战争中士兵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困境与两难境地。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困境即“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为伦理两难等多种形式”;伦理两难 “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然而选择者一但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如若不做出选择，也同样会导致悲剧”[2]。正如小说中的爱尔兰看守面临所的两种选择：作为朋友，他们理应帮助另外两个英国朋友逃生;但作为士兵，他们又不得不遵守命令枪决战俘，维护国家尊严。小说的叙述者波拿巴既是事件的见证者又是旁观者。其身份的杂糅性构建起具有普遍性的多重二元对立冲突的叙事，如人类始终面临着的存在与死亡的冲突，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冲突，以及权威与人性的冲突等[3]。本文以奥康纳的短篇战争小说《国家客人》为研究对象，从“平庸之恶”和“单独媾和”两个角度分析小说中的士兵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的结果，并进一步探讨其中蕴含的对于战争、人性的思考。

一.“单独媾和”的困境

胡亚敏在《战争文学》一书中将单独媾和定义为“士兵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逃离军队和战场。在决定是否达成单独媾和时，士兵会对战争的实质进行思考，面临是留在战场还是逃离战争的艰难抉择”[4]。这一抉择在伦理上的困境通常与士兵的战争观紧密相关，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公共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双重强调，因而常常会引发读者的伦理思考。

不管是战俘还是看守，小说中的士兵都面临着是否达成单独媾和的困境，其中英国战俘贝尔彻和霍金斯已然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他们的看守，波拿巴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发现，“不管你把贝尔彻和霍金斯两个人搁到哪个旮旯，他们都会像土生土长的杂草一样，就地生根开花的”，并且“这两个人对爱尔兰的喜爱是其他外国人无法企及的”[5]。作为英国人的他们对爱尔兰文化、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了解甚至胜于爱尔兰人，即使被俘也完全没有一点逃跑的念头，甚至跟爱尔兰人做起了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在公共生活与自由意志之间，他们已然选择远离战场，拒绝参战，达成了单独媾和。与其说爱尔兰是他们的俘虏之地，不如说是逃离之地。霍金斯曾当着房东太太的面咒骂资本主义者发动了日耳曼战争，他们看透了战争的本质和非正义性，于是决定远离战场，不愿做邪恶的代理人。

相比之下，作为看守者的爱尔兰士兵做出的选择却格外艰难。在听到两名俘虏有可能被枪决时，波拿巴说不清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伤心，甚至想象自己和年轻的诺布尔如何阻止他们的朋友被枪决。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在战争这一自然状态下，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强烈本能，又有保存他人的天然渴望。这两种天然渴望在战场上具有不可调和性，士兵们在战场上常常会质疑自己。在执行枪决之前，波拿巴在心中不停地质疑自己：“可是诺布尔为什么要枪决他呢？我们为什么要枪决他呢？他跟我们有什么怨仇啊？难道他不是我们的好哥们吗？难道我们不理解他，他不理解我们吗？我们双方当时都在想，如果换了他，为例执行英国某支军队某位旅长的命令，他会不会枪决我们呢？”[6]

国家利益与个人良知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爱尔兰士兵的伦理困境。在困境中，爱尔兰士兵仍然枪决了两名俘虏。尽管他们对自身的道德性仍有质疑，但社会对公共意志的强调阻碍了他们与之反抗。他们的单独媾和行为并没有达成，而是湮没于“平庸之恶”的浪潮之中。

二.“平庸之恶”的困境

“平庸之恶”这一概念由美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倫特在对犹太大屠杀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研究过程中提出。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很多人丧失了个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表现出平庸之恶，即“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7]。总体来说，“平庸之恶”体现了极权主义对战争中的恶起到了维护甚至肯定的作用。小说中被草草处死的战俘，深刻体现了战争中的权力专制对人性之恶的助长。

杰里迈亚·多诺万是一名爱尔兰军官，对上级命令表现出绝对的服从。他那“农民似的大脚”和“浓重的土腔”都透露出他的乡下人身份。多诺万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样的人无疑是“平庸之恶”的最好实践者。他早就知道两名俘虏又可能被枪决，因此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为了在身体和精神上自保，他试图以冷漠对待他人的伤痛和死亡。当霍金斯质问多诺万为何要枪他们时，多诺万并未直接回答霍金斯问的问题，而是用愤怒的语气回问霍金斯所在的英国阵营为什么要枪决爱尔兰俘虏。多诺万深知英国俘虏的无辜，于是下意识地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掩盖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之下。像很多人一样，他拒绝思考，拒绝正视自己的道德责任。以多诺万为代表的爱尔兰军官既是极权主义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在体制的逼迫下极速堕落，毫无意志抵抗力的走向了恶。

除了直接造成俘虏死亡的多诺万，看守者波拿巴和诺布尔虽有动摇，但还是不免湮没于平庸之恶的命运。小说以波拿巴的视角书写，叙述者在其中坦诚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质疑。显然他是想通过小说进行反思，对过去令自己感到内疚的行为进行忏悔。他想于此告诉读者，他也曾为枪杀朋友的事感到难过，但却毫无办法。但是，纵然他坦然承认了当初的错误，也无法掩盖他们杀害朋友的事实。波拿巴把自己最后补的那一枪归结为“永远结束了朋友的痛苦”。尽管他强调自己当时“脑子一片麻木”，但仍然“跪下来熟练地给霍金斯补了一枪”。尽管波拿巴和诺布尔也在内心质疑过战争的性质，但在现实中却难以摆脱公意对个人的制约。在犹豫和痛苦中，爱尔兰士兵最终放弃了道德抉择，服从于罪恶统治，表现出平庸的恶，同时也丧失了追求自由的权利。

三.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伦理冲突与选择

西方文化既重视公共意志，也强调自由意志，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往往使战场上的士兵陷入困境。有的士兵出于对公共意志的尊重和自我保存，只是一味遵守命令上阵杀敌，并未思考过战争的正义性。但是，也有很多士兵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以及所谓的公意与个人意志的关系。当他们发现国家所宣称的公意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众意志，也不能代表公平正义时，就会听从自己的判断，有的则会选择达成单独媾和。经典的战争小说通常会用同情和赞许的笔触描写达成单独媾和的士兵，将他们描述为敢于反抗邪恶体制的英雄[8]。执行枪决前，霍金斯极力劝说波拿巴和诺布尔，称自己愿意扔掉过去的一切，以逃兵的身份加入爱尔兰朋友的阵营。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身份与政治责任，表达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们同情我，我同情他们。我们不是你想象的资本主义者的工具”[9]。霍金斯和贝尔彻认为爱尔兰士兵在本质上是与他们一样在战争面前无力抗争的人，因此他们的行为并非背叛一个阵营而投入另一个阵营，而是企图消除政治身份的界限，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加入爱尔兰朋友的共同体之中。当士兵选择背离国家和民族的公意时，实则冒着沦为赤裸生命的危险。显然，在霍金斯和贝尔彻心中，他们宁愿背弃公意，也不愿背叛自己的朋友，认为即使他的上司把它枪决二十次，他也绝不会枪决自己等好哥们。他们愿意为了朋友放弃一切，包括站到敌方与朋友并肩作战。他不认为这是背叛，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爱国其实是资本家要老百姓充当炮灰的漂亮口实[10]。贝尔彻和霍金斯抵挡住了极权主义的谎言，选择了遵从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和真理，达成单独媾和。

相比之下，波拿巴和诺布尔却更多地思考自身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的痛苦源于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冲突。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通过伦理禁忌等形式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强制性约束[11]。在战争伦理语境下，杀死敌人是士兵必须遵守的伦理职责，但是，士兵和俘虏在长期相处过程中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兄弟之情。如果杀死俘虏，士兵就犯了杀害兄弟的伦理禁忌[12]。波拿巴面对一连串复杂的伦理问题却无从做出回应，或者说不敢做出回应。于是他只好将原应付诸于现实的行动转移到精神层面，幻想两个英国人能主动逃跑，或是自己如何帮助他们免于枪决，以减轻自己枪杀朋友的罪恶感。从伦理选择的角度看，波拿巴内心活动时则是从伦理上对自己的行为反复进行价值判断。然而，英爱士兵的悲剧性结局是必然的，因为陷入伦理两难的人物不论做何选择，最后都会导致悲剧 [13]，而战争的残酷与虚无也借此得以体现。

最后，被集体主义的谎言所裹挟的平庸之恶战胜了彰显自由与正义的单独媾和，士兵的伦理困境最终以单独媾和的英雄之死收场。战俘失去了生命，看守人失去了朋友，国家利益并没有因战俘的枪决有任何增加或是减损，留下的只有虚无，作为参与者之一的波拿巴只觉得“自己非常渺小，非常孤独”。爱尔兰士兵把英国俘虏的尸体沉入沼泽是一种将尸体永久保存的方法。既是双方友谊的证明，也是战争罪恶的证明。有学者指出，即使有士兵选择了单独媾和，他们也不能真正影响战争的进程。正如被处决的霍金斯和贝尔彻“无论逃到哪里，最终都只会体会失望”[14]。但是，单独媾和这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勇敢的反叛，充满着道德意义。霍金斯和贝尔彻的单独媾和行为虽未完全扭转爱尔兰士兵的观念，但也促使他们思考战争的本质。奥康纳以平庸之恶和单独媾和的伦理困境，揭示了战争虚妄的意义。单独媾和的选择与挣扎最终化作虚无，湮没于平庸之恶之中。也许在国家面前，个人的牺牲渺小到不足为计。但是，在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小说中每个小人物的牺牲加起来构成了小团体的悲剧;而在真正的战争中所有人的牺牲加起来，则构成了集体和国家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王腊宝.短篇小说与意识形态——重读弗兰克·奥康纳的《孤独之声》[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4）： 49-56.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58， 262-263.

[3]汪艳.超越二元对立的人性关怀之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100-102.

[4]胡亚敏. 《战争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60.

[5]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

[6]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8.

[7]徐賁.平庸的邪恶[J].读书， 2002（08）：89-96.

[8]胡亚敏. 美国战争小说中的单独媾和主题[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02）：109-117.

[9]O’Connor， Frank. 《奥康纳短篇小说选》，路旦俊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0.

[10]闫建华，贾爱兵.无家可归的人——试析《异乡客》的“失乐园”主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31（12）： 47-51+7.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