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煜 郭泰祯

内容摘要：《极地恶灵》是美国作家丹·西蒙斯（Dan Simmons）的一部代表作，该作品以1845年至1848年间的约翰·富兰克林北极探险为历史原型，增添神话、悬疑、恐怖元素创作而成。小说在叙述恐怖探险的同时，也传达了关于人性、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思考。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探究小说中的生态叙述，揭示《极地恶灵》的生态意义。

关键词：《极地恶灵》 生态批评 北极探险 人与生态关系

《极地恶灵》讲述了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寻找传奇的西北航道的探险故事。自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海外的贸易和殖民掠夺。而传统航线由葡萄牙、西班牙等传统老牌强国所垄断，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例如英国，便积极寻求开辟去往东方的新航线。19世纪40年代，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率领两艘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船英国皇家探险船“恐怖号”和“幽冥号”寻找西北航道，然而所有船员都在这次探险中遇难，无一幸免。丹·西蒙斯在历史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神话元素创作出了小说《极地恶灵》。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研究，探讨小说中的一些生态意象，从而挖掘这部小说的生态意义。

一.生態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于生态批评的定义，简而言之，“生态批评就是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审视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将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意识带入文本阅读一样，生态批评采用了一种以生态为中心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Glotfelty & Fromm， 1996： xviii）[1]”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生态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日益严重的当代生态危机是生态批评产生的直接动因。生态批评家们探索和审视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主张承担缓解甚至消除生态危机的责任。生态批评不仅旨在阐释世界，而且试图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和与作品的内在联系，改变读者对世界的感知，从而跨越文本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生态批评理论拓宽了文学批评的大道，将一直备受忽略的小说生态环境叙述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该理论聚焦时下生态热点，从文学批评角度来传达生态意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唤醒人们保护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意识，这一生态观念在小说中有所体现。因此，生态批评是解读《极地恶灵》的生态意义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征服自然

人类中心论是西方一直以来的人地关系思维，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多次探险的成功，西方人相信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尤其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此种生态伦理关系走向了一个极端，即一切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对自然的其他存在可以肆意改造利用。在人类中心论的视角下，自然被边缘化，进而掩盖了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航行伊始，约翰·富兰克林与约翰·罗斯在后续营救方案的对话中便显示出他的盲目自信和骄傲，“两艘全世界最先进的船只……会需要或有可能需要别人的救援？这想法实在太夸张了。（西蒙斯，2018，p.22）[1]”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8、19世纪西方人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人的过度解放。小说中，约翰爵士深以自己的知识技术为傲，认为有了最先进的船只必定可以完成探险。这种思想过分肯定了人类和科技的能力，体现了一定的盲目自大性。

同时，小说也从不同角度书写了人类想要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思想。首先在航行初期的一个岛上，船员们大量捕猎动物，“把捕鲸的小船放到海面上去捕鱼，还经常射杀较小的鲸鱼当消遣”，“每天晚上一定会有鸟肉，还有可憎的环斑海豹与竖琴海豹，它们冬天躲在洞里，不可能射得到或抓得到”，但是“大伙儿对缓步而行的北极熊倒是视而不见，没有人真正喜欢白熊的味道。（西蒙斯，2018，p.65）”当时探险队员们尽管身处异地，还是会以射杀动物为乐，体现出任意主宰玩弄自然界其他生物生命，将其视之为人类玩物、附属品的思想。并且对食物的选择有较高要求，而非仅尽充饥之能。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蕴含着强烈的“合理统治世界”倾向，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对比中西方宗教后总结，基督教清教“在从超俗世上帝与现世——存有被造物的罪恶与伦理上非理性的现世——的关系上，造成传统之绝对非神圣性的结果，以及要将既有的世界从伦理与理性上加以驯服和支配的无尽的任务，此即“进步”的合理客观性。（韦伯，2004，p.325）[2]”约翰爵士将吞拔克视为圣经中的“利维坦恶灵化身成怀有敌意的白熊”，并下令“杀掉这只不过是野兽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代表基督教式思维想要征服邪恶，惩恶扬善，拯救同胞和世界。这种基督教式的“拯救”世界的理念，是支撑西方文明的重要支柱，小说中对宗教的书写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一方面说明宗教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其中的不合理处。总之，不论是从北极探险的动机还是从探险的过程来看，都体现出西方人征服的一面。

三.自然的惩罚

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在这部小说的书写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自然生态对探险队员们的惩罚以及通过影响社会生态达到对探险队的瓦解。

在这个自然支配其他造物的地区，人类是脆弱的。饥饿、病痛、孤独和安全威胁无处不在，随时都可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终结一个人的生命。严酷的气候和绝对的孤独使个体在广袤的北极冰面上显得无尽渺小。船医古德瑟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幕，“在这片连上帝都弃之不顾的北极荒原上，风势和平常一样强劲。埋葬地北边耸立着一道全黑的峭壁，就像月球上的山岭一样遥不可及。‘幽冥’号和‘恐怖’号的提灯在狂刮的风雪中仅仅发出一点点非常微弱的光……但即使是薄而淡的月光，也很快就再度消失在风雪与黑暗中。亲爱的上帝，这真是冥府般的荒凉之地。（西蒙斯，2018，p.53）”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使身处北极的每个船员都感到心惊胆战。在小说，自然生态对探险队员们的惩罚中最主要通过吞拔克的攻击。吞拔克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意象，代表自然残酷一面的化身。它是神话中的恶灵，一个以灵魂为食的杀人机器。但它只生活在北极地区，对威胁入侵者有毁灭性的攻击力。两艘探险船及现代科技的入侵破坏了北极地区的和谐，导致恶灵再次进行杀戮狂欢。在数次与吞拔克以及自然的较量中，队员们的态度都经历了“轻视——想要征服——恐惧——敬畏”的过程，小说也借此批判——人类力量的渺小，“现代文明的种种灌输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毫无意义”（李，2010）[3]。

在残酷的外部自然环境下，探险队的内部社会生态也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长年的疾病、死伤，使得人心惶惶，这个小社会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在反派人物希基的蛊惑下，一部分队员叛乱。他们杀人如麻，吃人肉等种种恶行，体现了人性丑恶的顶峰。自然就是通过挖掘人性之恶，并借此惩罚人类自己。而这种极端的人性之恶达到了天神共愤的程度，乃至自然本身都无法接受其玷污。在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当吞拔克要杀死希基并吞噬他的灵魂时，“那只动物喷出一口气，向后退开，摇摆着它巨大的头，好像被某种脏东西污染了。它再次四脚着地，永远离开希基的视野。大乌鸦化身为一片黑暗，落在他身上，吞噬了他那具连冰原怪兽吞拔克也不愿意去碰触的身躯。（西蒙斯，2018，p.585）”这样的结局令人嗤笑，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讽刺。小说以希基为代表的一类人，在亡命时刻，还想着统治探险队和自然，甚至自诩为“神”（西蒙斯，2018，p.580）。此类人均死于非命，死于自然给予的报复惩罚。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希基的形象警示我们无论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都要始终保持纯粹的善与敬，否则必将受到惩罚。

四.和解与救赎

自遭受自然的惩罚以来，探险队员们一直企图与自然达成和解，并寻求救赎。他们首先依靠的是上帝。宗教确乎是他们遇到许多不幸时最好的精神鼓舞，然而这种精神鼓舞终以幻觉破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作者也借此讽刺了宗教。小说大笔墨地进行了宗教活动和话语的书写。“约翰爵士船上的船员和军官每个礼拜都得参加主日礼拜。在暗无天日的几个冬天月份里，他就在主舱里主持礼拜。（西蒙斯，2018，p.141）”每一次，他都会挑选圣经中的例子来暗示上帝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这既是他自己坚强的信念，也是对船员们的鼓舞。然而，一旦真正面临绝境，信仰就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崇敬的上帝最终还是没有帮助他们逃离绝望的处境。古德瑟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地狱，那么我将要，也应该要被丢到最底层一圈、最恐怖的波吉亚区。但我早就不相信了，因为这块土地及其中某些人本身就是十足的地狱。我不在乎。（西蒙斯，2018，p.577）”“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感谢您，亲爱的上帝。（西蒙斯，2018，p.578）”这一轉变表明，在他生命的最后，上帝的存在是他所怀疑的，甚至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通过对该宗教的描写，作者潜在地暗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北极，与人类直接相关的是自然，而非上帝信仰。信仰是强大的，但自然的力量是主宰性的。古德瑟显然已经与自然达成和解，他的血液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他不畏惧自然，他真正畏惧的是将他们一步步带向毁灭的贪欲丑恶的人心。

克罗兹是小说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是作者传达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窗口。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缩影。克罗兹是一个爱尔兰人，因为种族原因一直受到英国上层阶级的排挤，甚至因此在爱情方面也受影响。尽管在事业爱情方面屡屡受挫，克罗兹依旧渴望融入英国上流阶级，并以实现英国荣誉为己任，多次参加航海探险。他的形象是智慧、善良、勇敢、有血有肉的。在刚开始他就理智的看到了此次任务的艰巨性，在其他人都盲目自信时，他敢于指出并告诫他人;在约翰爵士牺牲后，他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大家对抗威胁，寻找生路;同时，他奖惩严明，十分爱护自己的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不畏舍己。他是人性美的代表，是理性与情感的结合。然而，他始终是英国“帝国主义下的他者”（Carroll，2016）[4]，无法产生与上层阶级的身份认同，因而时常有些格格不入。来到北极后，他先是代表大英帝国入侵者的身份，协助寻找西北航道，但这种身份让他意识到灾难的到来，因此积极探寻另一种身份。而这种身份，他在沉默女士身上找到了。沉默女士是北极自然生态的产物，在她身上找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不受西方价值观的束缚。在沉默女士身上，他找到了自由与曙光，于是他选择和沉默女士留在冰天雪地之中，远离世俗的污秽，将自己奉献给这片纯洁的地方找寻自己的救赎。沉默女士是自然的一个隐喻，“沉默”就暗示着自然生态的无言，沉默女士可谓神通广大，从随意穿行极区，到安抚恶灵吞拔克，这些无一不体现着象征自然的威力。克罗兹则代表了有血有肉的人类，这部分人有自己的得意之处，也有黯然之处，是大部分人的象征。最终，克罗兹在沉默女士的帮助拯救之下得以存活，并与沉默女士一起和谐共处。作者从男女关系的和睦相处暗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可能。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线索，人类不能做一个主宰者来破坏自然，只有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和谐。

综上，小说中对探险队员们与北极生态自然的书写也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投射，探险队员们遇到的危险也暗指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威胁和挑战。《极地恶灵》的生态意义便在于通过探险队从启程到失败的惊险经历中贯穿的生态书写来印证人类“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及其物理环境都相互关联”（Bressler，2011，p.235）[5]，告诫人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生态，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去对待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关系。

参考文献

[1]丹·西蒙斯.左惟真（译）.极地恶灵[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2]马克思·韦伯.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李嫣.伟大而悲壮的北极探险之旅——评丹·西蒙斯的小说《极地恶灵》[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04）：68-70.

[4]Carroll， Siobhan. The Terror and the Terroir： The Ecological Uncanny in New Weird Exploration Narratives[J]. Paradoxa 2016 （28）： 67-89.

[5]Bressler， Charles.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Fifth Edition） [M]. London： Longman， 2011.

本文系2020年度宁波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SRIP）院级项目——“想象一片洁白：当代文学和影视中的北极”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