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玲，白 凯，陈永红

（1.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2.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阳 550025）

民族村寨，有别于大众旅游目的地，或因神秘奇异、原真古朴、剽悍粗犷的民族风情而吸引游客，或因云山雾绕、恬淡惬意、逃世隐逸的诗性画卷而赋魅乡村。在民族村寨，具有乡村性与民族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重叠交错，似乎成为人们对诗意栖居和田园生活的向往之地，也近乎成为旅游者踏寻乡村、发掘乡趣、寻觅乡愁的理想场所。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资本涌入和治理结构改变，产生了多元主体介入旅游地、劳动力流入或流出、土地重置利用、民族村寨景观变化加剧等情况，使旅游化的村寨呈现地方全球化（晏雄，2019）、乡村绅士化（何深静等，2012）、旅游商业化（吴骁骁 等，2015）、民族现代化（许洪位，2018）等特征。空间社会关系也经历了旅游化再生产，呈现疏离与亲和、冲突与协商、嵌入与让渡等特点。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外显的矛盾与冲突，内隐的协商与和解在旅游现象形成的社会事实中不断涌现、不断重置、又不断被消解，成为一个交错并置、多重杂糅的社会现象（郭文等，2012），成为后乡村时代需要识别、抽取、引导、修复的社会问题。

在贵州肇兴侗寨，物质空间是容纳多元权力主体、村寨景观符号的场所。社会空间是承载退让与妥协、公信与威权、让渡与周全等社会关系的容器。意义空间则成为装载文化惯习、价值观念、民族情感的环境。空间的再生产不仅是对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也是对意义空间的再生产（洪世键等，2016）。在再生产过程中，旅游化的民族村寨按照“物质－关系－情感”的发展逻辑，经历着“经济社会转型－旅游地空间再生产－空间变迁和重构”的螺旋式演进过程（黄剑锋等，2015）。在该进程中，空间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不断被解构，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不断被重构（白凯等，2014），在发展中呈现出空间社会化、乡村城镇化、旅游再地化（孙九霞，2020a）等特性。

随着权力主体结构的变化，不同主体对空间的解读往往因利益和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些表面上看似基于经济利益的空间实践，在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对空间新秩序的观念表达和权力斗争。这些权力斗争作用于不同的空间，在多元主体的分阶段约束与分群体调和下，带来肇兴侗寨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与空间的实践的不断变化，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与空间收敛效应。为厘清地方全球化背景下，旅游化发展给民族村寨带来的多重空间效应与影响，本文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以肇兴侗寨为例，从空间再生产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以下问题：一是蕴含在物质空间中的多元主体的结构演变特征；二是包含在社会空间中的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与处事原则；三是隐含在意义空间中的原住民的文化惯习与记忆情感。以期拓展空间再生产研究的要素与内涵，为民族村寨旅游化深入研究提供实证案例，为村寨旅游地发展前景研究扩充人本素材。

1 概念与研究回顾

1.1 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空间是物理的场所，是先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物质实体，也是权力的容器，是社会中各种力量关系相互作用的地方（Foucault,1977），还是情感的载体，是人类社会物质、情感以及文化艺术要素的投射（海德格尔，2006）。Lefebvre（1991）批判把空间仅仅当作场所或容器的观点，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在此基础上，Lefebvre（1991）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提出了空间三元论，认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阐释空间运作过程、包含要素与形成机制的解释框架。其中，空间的表征对应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是由管理者、规划师、科学家等建构起来的符码化的空间，是权力主体自上而下的政策、规训与管制，以空间使用秩序、规划文本、蓝图等形式呈现；表征的空间对应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是居民或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和体验的空间，也是居民自下而上对规训、管制等的适应、让渡、协商和抵抗。空间的实践对应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体现社会中不同主体与空间的互动，承载着不同主体对空间的回忆、情感、想象与依恋。

空间的再生产发端于学者们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分析社会问题与实践时对社会现象、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思考。在工业化、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空间再生产的研究应不再局限于资本的重组，权力的再构与关系的重塑等社会现实问题，而是应拓展关注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集体记忆、文化自觉、制度规约、地方认同（何明等，2017；蔡晓梅等，2018）等社会感知与情感问题。

1.2 旅游空间再生产

为厘清旅游情境下不同区域旅游空间的再生产方式与呈现形式，学者们从不同空间视角阐述了旅游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部分研究认为，旅游地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会驱动空间绅士化、加速旅游地商业化（张娟等，2017）、加速地方性的消弭（孙九霞等，2017），给旅游地制造群体分层与社会矛盾（刘涛等，2010），造成人情关系的淡漠与疏离（金光亿，2018）。也有研究认为，旅游空间的再生产有利于增强资本的流动性，有助于缓解现代性背景下城市生活的焦虑，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与修复，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旅游者寻觅“乡愁”的需求（孙九霞等，2021），增强当地人对自身文化与身份的审视、对风俗习惯的认知（孙九霞，2020a），有利于乡村精神文化的调适与再造（孙九霞等，2020b）。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旅游产业逐渐从城市拓展到乡村，成为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民众广泛参与，外来群体不断涌入、资本持续作用的地方产业类型和地域发展选择。在旅游业向乡村不断拓殖与渗入的过程中，乡村物理空间在资本、利益团体的作用下或不断更新或得以保存，在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打造之路上不断探索；乡村的社会空间在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相互作用下出现维系、渐变和裂变等问题，成为评判旅游地乡风文明与否、治理有效与否的主要因素；乡村的意义空间则在旅游地主客互动中发生疏离与回归，让旅游空间再生产相较于囊括资本、生产、权力、阶层、生活和社会等维度的旅游空间生产而言（郭文等，2012），要素更加复杂，视角更为抽象，涵盖了旅游引导下多元主体间的情感表达、文化认同、规约调适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典型民族村寨交互并存，不断演替，呈现出表征的地域性与表现的日常性。因此，从“物质－关系－情感”的逻辑视角审视旅游空间再生产过程，聚焦物理、社会与意义的空间，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乡村旅游地空间再生产研究的人文意蕴，拓展地方特征与民族个性在旅游空间的解释维度。

1.3 民族村寨旅游空间再生产

民族村寨区别于一般的乡村旅游地与社区，主要以单一族群的聚族而居或多个民族的交融杂居为主，常因保留了完整的村落景观、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神秘奇异的民族习俗等吸引大量游客，既满足了游客求新、猎奇、逐异的消费需求，也带动了村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有学者从文化再生产视角出发，明确了地理空间是旅游情境下主客互动的场域，认为民族文化空间是经由地理、文化与旅游要素相互叠合生成的（桂榕等，2013），这延展了地方文化对旅游空间的诠释维度；也有学者从仪式空间的符号性和社会性视角出发，刻画了仪式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孙九霞等，2020c），深化了旅游化的民族村寨社会结构与网络关系变化的机理分析；还有学者从神圣空间的地方性视角出发（郭文等，2018），探寻旅游化过程中神圣空间的非正义性与村民身份认同的非延续性，揭示了旅游资本化导致的村寨社会分化和村民权益的低权能化（郭文，2019），拓展了对旅游空间再生产研究中村民权益与权能变化的解读。既有对民族村寨文化空间、仪式空间与神圣空间的解析，多以“资本－权力－关系－利益”的在地化呈现为切入点，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信仰、处事态度以及群体社会关系着手透视村寨商业化、资本化的演进历程，分析民族村寨社会关系、村民权益、村寨空间变化的动因。本研究在延续该思路的基础上，除考虑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表现外，还将视角更多地聚焦在民族村寨意义空间的旅游化建构上，将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网络、情感表达、规约调适等纳入空间再生产考量范围，探究肇兴侗寨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变化、群体关系与行为准则变化的外显表征与内隐动因。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肇兴侗寨，距离贵州省黎平县城70 km 左右，辖肇兴上寨村、肇兴中寨村和肇兴村3 个行政村，截止2019年8月，全寨共有1 100余户6 000余人①数据来源：黎平县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计数据。，均为侗族，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自然村寨，有“千户侗寨”之称（图1）。肇兴侗寨景区内有5座鼓楼和风雨桥，受汉文化影响，5 座鼓楼按当时儒家奉行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命名，分别代表5个房族，当地人对其以“团”相称，即仁团、义团、礼团、智团、信团。过去5 个团边界明显，现在界限已分不清，融为一体，成为肇兴大寨。

图1 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区位Fig.1 Location of the Zhaoxing Dong Village,Liping County,Guizhou Province

肇兴“头衔”众多。其鼓楼群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8年春晚贵州分会场。肇兴侗寨旅游发展始于上世纪80 年代的发现期，经历90年代的急速增长期和历经21世纪00年代的提质转型期。截止目前，肇兴景区经历了贵州世纪风华公司的入驻、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参与、黎平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接管兼并、肇兴撤乡并镇、肇兴管委会的成立、肇兴镇政府的搬迁。在肇兴旅游化发展40多年中，其空间秩序、治理结构与社会群体等随权力主体的变更发生历时性变化。

2.2 研究方法

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镇肇兴侗寨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于2019年8月进入肇兴侗寨景区，访谈24人（表1），收集整理访谈资料6.35万字。在调研中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通过加微信与访谈对象保持长期联系。同时还注重对行政机构、管委会和企业的展板、宣传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所有资料都按受访者“类型+编号”的形式引用。如企业工作人员1，A1；歌舞队成员2，B2；周边居民3，C3；经营户4，D4；本地居民5，E5，标注。

表1 访谈对象基本资料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3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旅游空间再生产过程

空间不仅是经验形成的事实，也是人们对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刘少杰，2018）。空间亦是由社会建构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催生了旅游综合功能的发挥。在此过程中，旅游地新的生产、消费、居住、生活、游憩等空间得以再生产，推动着人地关系的演化（黄剑锋等，2015），该演化的结果有别于空间点、线、面的同质集聚和异质分析，而表现为空间组合更加弹性化、相互形成一种复杂的耦合关系（姚华松等，2010）。映射在肇兴侗寨，具体表现为，空间的再生产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重构，还是社会空间的重塑与意义空间的再构（图2）。旅游活动发生于肇兴侗寨物理的空间，经交往、实践形成新的空间社会现象和新的空间社会关系，以规划、约束管制、景观符号形式随权力主体的变化而产生物理空间的形变；以冲突、抵抗、躲避、协商、妥协、让渡等形式再现与再构社会关系空间；以节事活动、传统惯习、乡约民俗、回忆与想象等意义空间的形式呈现侗族同胞的文化与精神家园。

图2 肇兴侗寨旅游地空间再生产过程Fig.2 The process of spatial reproduction of Zhaoxing Dongzhai tourism destination

3.1 物理空间的重新规划、规制与表征

物理空间的变化可反映多元权力主体的更迭。物理空间作为容纳多元权力主体的载体，每种占主导地位的权力主体会依照自身的权力、利益和立场去改写、塑造和标识物理空间，从而达到表征其功能、价值与意志（黄剑锋等，2015）的目的。在肇兴，空间的表征作为构想的空间，受地方政府、管理机构、规划者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所支配，在空间再生产中可从权力主体的更迭、当地居民与周边居民群体的流动性、空间秩序的重构、管辖权能的分配、景观符号的再塑上窥见（图3）。

图3 物理空间的规划、规制与表征Fig.3 Planning,regu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ysical space

3.1.1 变迁与安适：权力主体的更迭与人口的回流 肇兴侗寨旅游业的兴起推动着多元主体进入原本只属于社区居民的空间，通过制定新的规划改写空间，通过自身的权限和方式分割、使用、管理空间，在空间再生产中以物质呈现与人员流动的形式控制、支配和使用空间，促成人地关系的演变，背后渗透着不同群体的空间支配与选择逻辑。通过调研获悉，目前，景区主要有当地政府、黎平县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景区管委会、社区居民、周边居民、外来经营户六类主体。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发展的不断作用和持续发力，肇兴侗寨行政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不断变迁，权力结构的变迁引发物质空间的历时性改变，具体表现为：

2003—2008年，肇兴乡政府、肇兴侗寨村民委员会与贵州世纪风华公司签订《肇兴景区开发经营合作协议》，该公司开始进驻肇兴，负责景区的旅游开发与管理运营。世纪风华公司进驻之初为肇兴侗寨旅游业发展引入了资本、注入了活力。目前，景区西面广场、亭、榭、廊、水车、观光道、观光稻田等旅游公共设施和田园景观在政府和贵州世纪风华公司的协作下得以规划设计和建成使用，初步形成旅游公共基础空间。但2008—2013年，贵州世纪风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濒临破产重组，因企业的不当管理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驱动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肇兴景区的重组与运营，而贵州世纪风华公司逐步被黔东南州政府筹建的肇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兼并和收编。

2013年肇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属于州级国有独资企业。因借力黔东南州政府的支持和融资渠道的广泛加持，规划管理范围更大，吸纳接收的当地劳动力更多，创造就业机会的民生服务性质大于营利获益性质。“公司在建立初期，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公司也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合作等扩展融资渠道。在建设时，肇兴景区被规划为规杩服务区内，2013年我们做了步道、网线、展示空间、寨门、鼓楼、花桥的建设、服务区停车场硬化、凉亭的建设、园林绿化等，下一步我们会将景区向高铁服务站延伸，以此创造更多的商业空间。公司有400 多人，吸纳了负责市场运营、保安、保洁的大半当地人，这是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以旅游发展促进当地人就业（A1）”。“景区内的肇兴国际酒店以及原来的粮仓现在是公司的国有资产，由我们负责经营管理，景区粮仓已被改建为小型商铺，由公司统一招租（A2）”。

肇兴景区管委会成立于2013年，为黎平县正乡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景区内房屋建设审批管理工作、车辆进出管理、商铺进驻管理、村容村貌整治与维护、消防安全管理等，管委会是地方政府为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维持旅游地秩序、维护当地人与旅游者权益而设置的景区监察管理机构，意在实现对空间的统一规范管理，避免空间冲突与地方矛盾的发生与升级。

肇兴镇政府改建于2013 年，由原来的肇兴乡改镇演变而来，辖区范围有22 个行政村，主要负责辖区内的民生事务与行政事务，较少干预肇兴景区旅游的发展。其镇政府原所在地现为肇兴景区表演场，为扩展肇兴景区发展空间及适应发展需要，镇政府已搬迁至距高铁线1.3 km 处。为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权力主体会让位于旅游发展而做出空间置换的让步，可见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决心与信心，其背后透露出镇政府希望通过旅游发展促进地方社会发展而做出的空间妥协。

当地居民因占据不同空间而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不均等利益，但相较外出务工面临背井离乡的窘境而言，当地人本着就业不离家的原则驻守家乡。“旅游业发展起来后还是会有矛盾的。沿街沿河有房出租的人就富了。没房出租的人家就到商铺、酒店做服务员。我们这里多数人都赞成发展旅游，最起码很多人不用外出打工了（E4）”。“肇兴大部分人在景区打工，因为家里有地要种，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只要生活要求不高，找口饭吃没问题的（C1）”。“现在可以在这里当环卫工或者打临工。虽然工资少一点，但工作稳定，活也轻松（E2）”。

当面临离乡不能兼顾家庭以及留乡务工可以兼顾家庭的对比选择时，肇兴成为周边居民选择离家不离乡的权宜之地，在肇兴打工也成为周边居民的权宜之计。“肇兴周边来这里打工的比较多，跑外地打工照顾不了老人和小孩。住在这里，离家近，有事可以请假或调班回家（C1）”。“毕业后待业在家，打算一边实习，一边备考。在这里教团散客制作蜡染，拿实习工资，能时常回家（C2）”。

外来经营户则瞄准级差租价、免税政策、景区商机等而纷纷进驻肇兴，给原来二元结构的空间增添了更多群体，加速了旅游地的商业化。“嫂子是肇兴人，哥和嫂因在县城上班，家里房子空置，就便宜租给我做生意，在这里开店不收税（D2）”。“当街门面费用高，费用要8万多一年，这里除了不允许占道经营外，没有其他规定，没有税收，要不然我早就关门歇业了（D4）”。根据调研统计，外来商户主要来自广东、湖南、四川、北京及贵州凯里等地，以经营旅游纪念品、干货铺、特产铺、茶叶铺、超市、客栈、酒吧、餐馆等为主，当地人多将一楼商铺出租，二、三楼房间留用，因大多数当地人在地就业，肇兴未出现大规模的空间置换，有利于村寨景观的保存与乡风民俗的延续。

3.1.2 规制与约束：管辖权能明晰与村寨原貌维护 为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地的良性发展，在减少冲突、维持秩序的责任驱使下，管理机构通常会制定相应的地方性规章与规定，以重新划定物理空间的租赁使用范围。其他主体也在接受与适应旅游地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厘清各自的权责与权能，明晰各自的权利与权益。在肇兴，景区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三权分置”，权责明晰。景区经营权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景区的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除有肇兴国际酒店和粮仓的管理租赁权外，无权干涉景区内居民房屋和土地的使用和租售。为统一侗寨的建筑风格，肇兴国际酒店的建设严格遵循侗寨房屋的样式设计。私人房屋与集体空间的所有权属于当地居民和各团鼓楼，当地居民除需遵守房屋层高和外形的规定外，可以自行处置和变更房屋的功能和性质。各团有各自不均等的集体商铺、广场、河道、林地以及鼓楼等，可用于对外租赁以获得各团集体资金。景区管理权属地方政府和肇兴侗寨管委会，主要负责房屋改拓建审批和景区秩序的制定和维护，如商户不准占道经营、统一商铺牌匾、车辆出入景区限时、景区物价监督、受理游客投诉、规定卖菜时间和区域等。

在此过程中，由于地方性规章与规定的出台早于物理空间的形变，在肇兴几乎看不到三层以上的商住楼；旅游发展公司与居民住户的空间划分也因征地赔偿处理与当地劳动力吸纳等措施前置在先而未出现大的冲突。权责与权能的明晰，有利于村落基本原貌的维护，防止村寨景观产生旅游化裂变，使村寨物理空间在面临全球化冲击下基本保留了原真性印记。

3.1.3 符号与注解：标识性景观的错位建构与表达 Cosgrove（1998）认为景观是集体文化和象征意义的沉淀物，是经由不同主体建构的主观视觉空间，以符号化的景观形式展现，承载着建构主体的价值观念，具有意义传递的功能（Anderson et al.,2002）。在肇兴，符码化的旅游景观在2018 年春晚分会场集中呈现（图4）。

图4 肇兴侗寨符码化的旅游景观Fig.4 Coded tourism landscape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在建构主体－地方政府的视角下，具有侗族元素的鼓楼舞台架的搭建，意在突显和传达具有标识性特征的地域民族元素；苗族牛角头饰型景观的建造，意欲突显贵州主体少数民族——苗族的典型特征；象征时代速度的复兴号高铁模型的搭建，则想表达民族地区搭上时代发展的快车，与时代共荣共进的理念。它们是建构主体基于自己对地方元素与社会发展的认识而对地域文化景观进行的符号化提取。但当地人并不认为建构的符号化景观能起到彰显地域形象特征的作用。对他们而言，象征宗族文化的鼓楼，属于公共游憩空间的风雨桥、侗族妇女发髻、侗音侗话等才是民族的符号化象征。对游客而言，这些建构的符号景观在与原真性自然人文景观保留较好的肇兴景区相形之下，显得既矫揉造作又格格不入。致使本应成为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变成与当地居民民族特性不相符，与游客审美喜好不相宜的刻板符号。可见，在民族村寨旅游地景观符号的提取与建构过程中，不可低估游客的辨识水平与评价能力，也需考虑原住民对宗族意识、民族观念、价值取向与地方认同的共情性。

3.2 社会空间冲突的调适、调和与消解

表征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居民被支配的日常生活和被管理的生活空间，居民在与多元主体的空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社会关系，该关系投射出居民的生活策略、文化道德体系与为人处世哲学（图5）。

图5 社会空间冲突的调适、调和与消解Fig.5 Adjustment,reconciliation and resolution of social space conflict

3.2.1 退让不退出：居民的伺机而动与空间的调和使用 在肇兴，弱势群体在面临空间管理者的管制与约束时，会运用自身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特征，采取“退让而不退出”（斯科特，2007）的空间生存与弱者抵抗策略（孙九霞等，2014），来消解管委会的日常管制，并在此过程中通过自我约束来与空间管理者达成分时段空间利用与管理默契，既避免了各方抵触情绪的产生，又维系了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还兼顾维护了管理者的工作职责。

管委会明确规定，在肇兴景区早上8点后不允许在主街上摆摊卖菜，于是卖菜的摊贩伺机而动，错开管制时间沿街售卖，或在管委会驱赶时利用挑菜担子的灵活性与自身对当地空间的熟悉度，快速躲避与隐匿到巷道中，避免与管理者产生正面冲突。同时为了维护卖菜生计，卖菜摊贩在其群体内达成空间使用约束，如规定烂菜叶子不乱丢，保持所占领地的干净整洁等，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与管理者的矛盾，也为日后错峰使用空间谋生留有余地。

3.2.2 公信与威权：寨老协调下社会关系的巩固与凝聚 在肇兴，鼓楼这一象征族群和宗亲孝悌关系的空间充当着当地人社交与人情往来的媒介。在长期形成的族群社交关系中，当地人非常看重社会交往的群体参与性与人情世故的粘连性，十分重视寨老在族群中的公信与威权，遵循寨老分派的各类事务，信任寨老的议事能力和合理使用集体资金的能力。寨老这一存在于体制外产生于族群内的人物和组织，对于维系族群内部团结、处理族群内外纠纷、巩固群体社会关系和凝聚族群向心力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和认可。

鼓楼既是当地人休憩的空间，也是议事的空间，更是代表各鼓楼亲缘关系的空间。“每一个鼓楼代表一个同根的家族，平时会去鼓楼下棋唱歌玩耍、有大事大家会到鼓楼商议（E1）”。

寨老是各团的组织基础和居民地方话语权的代表，负责联络其他鼓楼，组织安排各类活动。“每座鼓楼都有一个寨老，寨老必须是本鼓楼的人，是大家选出来的，你信任他你就选他。寨老一般操持月也②月也，即两座鼓楼或两个村寨之间以集体作客，互邀歌队唱歌，邀请侗戏班演戏等形式的相互走访。、谷雨节、芦笙节等活动（B3）”。“寨老主要代表鼓楼去议事，寨老也要遵从大家的意见（E7）”。寨老也是负责分配集体收益、维护族群内部团结、巩固群体间社会关系的威权人物。“我们和智团鼓楼有共同的地，比如源泉超市就是信团和智团共有的资产，租出去的钱就是分给信团、智团两座鼓楼，我们信团鼓楼还有好多栋沿街的集体所属房子租出去之后，一般这些钱都是分到鼓楼，然后经过寨老商议，鼓楼就拿这些钱来与其他鼓楼组织比赛，做芦笙，聚餐之类的，我们不用自己掏钱（B2）”。在肇兴，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关系，增强了以人情关系进行的社会交往，强化了社会粘连度。“红白事是大家一起来帮忙，不计报酬（E4）”。

寨老这一在刚性管理制度之外存在的柔性管理组织，通过日常空间实践既拉近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又保证了当地社会网络结构的相对稳定，在他们的亲身实践下，表征的社会空间充满了人情味与烟火气。

3.2.3 让渡与周全：当地居民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 旅游必然带来“我者”与“他者”的空间碰撞（周尚意，2017），激烈时会带来冲突，缓和时能达成谅解。在少数民族旅游村寨，东道主作为本地文化的持有者（Boissevain,1996），多通过节事开展、舞台表演的方式增强目的地吸引力和增进主客互动。游客往往抱着追求“文化差异”的动机前往“他者世界”（Qian et al.,2012）。这一方式往往给目的地带来多种压力，一是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造成的空间使用压力和日常秩序维护压力。二是极少数游客不道德行为举止造成的主客冲突。三是外来资本进入民族村寨带来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矛盾处理压力。当面临这些群体或个体问题时，肇兴居民本着“来者都是客”的原则来处理空间中的关系问题。从当地居民对失态游客的态度、对失序秩序的约束、对失范经营户的协助上能感受侗族居民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

对于失态游客，当地人通常采取迅速逃离的方式避免与游客的正面冲突。“游客的素质也有好有坏，我们唱歌或者表演完收工时有些游客就会不管告示牌，跑到后台跟我们拍照。只要说话礼貌客气，我们都会高兴地配合他们合影，但是有个别游客举止态度轻佻，喜欢勾肩搂腰的与女演员拍照，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迅速闪开，尽量避免和游客正面冲突（B1）”。

对于失序的空间秩序，当地人以张贴巨额罚款为警示与威慑，规范游客的行为。“允许用瓢舀水喝，禁止在井边洗手、头、拖把、衣服，禁止把手伸入井水里，禁止小孩在井边玩水，违者罚款500～1 000元③数据来源于肇兴景区内告示。”。“鼓楼范围禁止停放一切车辆及倒垃圾，堆杂物，违者按鼓楼规定罚款500元④数据来源于肇兴景区内公告。”。“也没有真的罚过谁的款，一般看见不遵守规定的人，当地人嘴上指责一下就完了，而且大家看到这么大金额的罚款，也基本上不会违规（E8）”。

对失范的经营户，当地人会协助其处理复杂难题。2019年8月调研期间，信团鼓楼附近一家广东茶叶商因用电不慎引发火灾，火灾导致其所租赁的房屋被全部烧毁并波及隔壁店铺，给自己、房东以及隔壁租户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利益牵连甚广。在此情形下，房东基于对外来经营户付租能力和续租时间的考量，主动担当调解人，出面洽谈受损各方的赔偿及房屋修缮事宜，使得一度紧张的邻里关系和租赁关系得到缓解，受损的各方也在这次“资本预付”（郭文，2020b）的相互让步中获得了延迟性空间互惠，让旅游化的空间展现出更多人本主义色彩，对维护利益共同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3 意义空间的重新诠释、渐变与回归

空间的实践，是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庄良等，2019），传统村落的精神文化根植于原始村寨，通过节庆、仪式、惯习等得以体现，与空间意义的构建紧密相连（孙九霞等，2020c）。在肇兴，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怀旧物质载体的感情释放与回归，使他们无意中参与了意义空间的再生产，让传统民族村寨变得更有人文意蕴、更富民族特性、更具乡土气息（图6）。

图6 意义空间的重新诠释、渐变与回归Fig.6 reinterpretation,gradual change and regression of meaning space

3.3.1 节事与社交：文化惯习的传承与传播 马林诺夫斯基（2002）认为节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幸福感”及“归属感”，和睦愉悦的集体活动更容易形成“重群文化”（郭文等，2020a），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钱晶晶，2012）。在肇兴，民族故事与非遗侗歌的舞台化与商业化展演虽被部分研究者所诟病，但当地人却在参与演出的过程中获得收入保障，在这种文化惯习中找到亲和感与归属感，并在政府加大对非遗传承保护的助力下，自觉而主动地将这种文化惯习传给下一代。“旅游带动了就业，让很多人有事做，我在歌舞队每个月拿固定工资，参加篝火表演还能拿加班工资，侗族大歌、芦笙都是我们当地的宝（B4）”。“肇兴的民风民俗保存得很好，比如我们平时交流都用侗语。侗歌我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学唱。如今我们是年长的教歌，年轻的唱歌，年幼的学歌（B3）”。

康纳顿（2000）指出：“所有的仪式都是重复性的，而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在仪式的重演中，必然伴随着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每一次的仪式重演就是一次记忆的再生产（丁华东，2019）。在旅游发展语境下，六月六、谷雨节、芦笙比赛等节事活动经历了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性协商，既保留了原真性，也在被游客凝视的过程中增强了当地人的民族自信。在年复一年的节事活动参与中，当地人不断审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重新定位其文化价值，使抽象的文化精神空间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绎和创新，延续着民族文化的活力与魅力。“肇兴的旅游事业必须依托民族文化让它活起来，民族文化搞不好怎么发展旅游，怎么吸引游客（B2）”。“经常唱（侗歌）了才能传承下去，不参加比赛就会生疏。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唱就会配合默契，大家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有时就算没有商家找我们演唱，我们自己也会演，唱侗歌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希望通过我们演唱把肇兴的旅游事业发展下去（B3）”。

3.3.2 观念的渐变：乡约的承继发扬与自洽 乡约的渐变能体现当地居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渐变，具有“心－物” 自洽性（郭文 等，2020a）。在与现代力量的角逐中，乡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地方结构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与社会发展达到协调和自洽。肇兴侗寨日常生活实践中遵循的乡约，随着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进行现代性调适。这种调适有助于对当地人的价值观念进行集体引导，有利于文明乡风的培育与乡约的延续。在肇兴，乡风乡约的承继发扬体现在当地居民对鼓楼、花桥维护的变化上，对信团戏台的磋商使用上。

在旅游发展影响下，肇兴侗寨的标识性景观－鼓楼、花桥的修缮与维护从过去的投工投劳演变为现在的集资修缮。当地采用集体议事后共同决定维修资金如何使用的做法，减少了内部分歧，乡约的约束效力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自觉承继。“以前鼓楼和花桥的维护是由各家出工出力，不要报酬。现在鼓楼的维修是本鼓楼自己出资，这些都是大家集体议事的结果，没有人对这笔钱的使用有异议（E4）”。属于信团的戏台目前出租给外来经营户，但在信团开展大型活动时，信团居民仍能随时使用已出租的戏台，该乡约的调整使多方受益（图7）。“我们的戏台出租出去了，但是在我们开展活动的时候，商家可以随时让我们使用戏台的二楼，既不耽误我们开展活动，也能吸引大量游客围观，还给商家带来许多人气和财气（E8）”。

图7 被出租后可磋商使用的信团戏台Fig.7 The stage of xintuan that can be negotiated after being rented

3.3.3 回忆与想象：人－物情感的释放与回归Cresswell（2014）认为，人与地方积极的情感联系往往是通过具体景观、叙事和对特定意义的符号感知来实现的。展示物品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介质，是对历史的想象、重新诠释以及转换（罗易扉，2016），承载着人们丰富的情感（马天等，2019）。

肇兴侗寨博物馆展示厅，以旧物展陈的方式建立起“人－物”的时空对话，这种以物品为载体的情感建构，激发了游客对村寨的想象，唤起了当地人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这种将乡村空间的历史脉络与乡村生活方式置于特定场所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村文化空间的历史内涵，激活了人们的怀旧情感，让民族旅游地更富乡土性人文意义。

肇兴侗寨信团的两栋“老屋”，经政府的“文物化”保护，成为了当地人追忆过去、述说现在与向往未来的情感中介。“你看信团鼓楼边上的这两栋老房子，政府说要完全保留它当初的样子，弄成‘文物’，所以现在这两家一点都不能动。现在的房子大都是翻新和重修的，所以保留一两栋老房子是应该的。特别是对我们老年人而言，希望以后可以告诉子孙，我们过去住的老房子就是这样（E11）”。Amedeo（1993）认为，场所和空间像人本身一样能引起情感的响应，能够引起响应的场所包括房间、屋舍、邻里以及城市等。布迪厄（2017）则将住宅视为传统和文化延续的载体，视为居住者基本文化实践技巧习得的场所。在肇兴，游客与当地人经由展示厅与信团“老屋”的物质连接，建立起对过去、对乡村的想象、回忆与追忆，承载着物质与精神感情的空间赋予肇兴更多的原真、质朴等目的地魅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沿用空间生产理论，聚焦民族村寨的旅游化空间再生产过程、梳理民族村寨空间中“物质－关系－情感”的关联，得出以下结论：

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旅游业在民族村寨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的回流，让肇兴成为当地人就业不离家、周边居民离家不离乡的权宜之地。权力主体管辖权能的明晰有利于减缓商业化对村寨原真性的侵蚀。而标识性景观的建构需契合村寨的景观环境氛围与侗族同胞的族群印记，才能避免成为游客与当地人心中的刻板符号。

2）对于包含复杂网络的社会关系空间，在面临空间管理者的管制与约束时，弱势群体采用退让而不退出的策略谋取生计，通过维持摊位整洁的自我约束行为与空间管理者达成分时段空间利用与管理的默契。寨老则利用自身的公信力来维系族群内部团结、处理族群内外纠纷、巩固群体社会关系。面对失态的游客、失序的秩序、失范的经营户，当地居民采取迅速逃离、张贴巨额罚款等方式威慑，主动担当调解人进行调和，以最大程度地消解空间冲突，促进旅游地和谐发展。

3）对于反映侗族文化惯习与心态价值观念的意义空间，节事活动的广泛参与有助于增强当地人的文化记忆与自信。商业化演出带来的稳定收入推动了当地人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在面对因集体收入变化带来的空间关系变化时，当地人通过适时改变乡约，去适应旅游业的发展，这种调适有助于文明乡风的培育与延续。当地建立的展示厅、文物化保护的“老屋”共同建构起了乡土与怀旧情感安置与释放的空间。

尽管旅游发展影响下的肇兴侗寨存在诸多社会问题，隐含不少社会矛盾，但多元权力主体在达成利益同享、正和博弈、和谐共生的共识下，在对当地旅游业发展趋势与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后，会在多方斡旋、多类组织协调、多重关系考量下，做出各自的空间安排、空间妥协、关系让步与情感调适。尤其对于处在发展期与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在面临冲突、对抗、矛盾时，多元权力主体会出于对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符合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以此适应因旅游发展带来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意义空间变化。此类旅游空间再生产过程经肇兴侗寨案例地实践证明，多元权力主体间的协商与妥协对于塑造现代乡土文化、维护原真性乡村风貌、体现少数民族风情、发扬乡村人文道德价值等有积极的助力。因此，自上而下的政策在民族村寨的落地，需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性，各民族迥异的秉性，民族地区自组织的有效性。多元权力主体需调和利用这些特点，方能产生旅游发展的涓流效应与乘数效应，助力民族村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美丽乡村的繁荣振兴。

尽管本研究就肇兴侗寨物理的、社会的与意义的空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抽离，但旅游地乡村空间再生产是随时间发展动态演变并受外部政策环境冲击较大的长期实践。本研究囿于调研时间的前置，未就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各类结构、关系、情感的变化进行跟踪调研。今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基于案例地的持续跟踪，以及乡村空间旅游业的脆弱性及恢复性对居民流动性的影响等拓展研究或将弥补本文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