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娟，刘原希，林 琳,2，熊诗琴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2.广州新华学院资源与城乡规划系，广州 510520）

遗产是指人类所拥有的地球表面不可再生的“天然造化的自然环境与共同缔造的文化遗址等”，其理论与实践研究价值明显（李俊融，2015）。21世纪以来，中国申遗热持续升温，多学科纷纷参与遗产研究①为行文简明，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遗产研究＂为＂中国遗产研究＂的简述。。遗产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按主题为遗产、时间为1990-01-01 至2020-12-31 的方式进行检索，排除法学中遗产问题相关文献，共检索到文献约计58 404篇。，呈现出研究边界拓展迅速、视角多元、思潮交织的特征。但由于学科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各学科的差异化特色不清晰，各学科在遗产研究方面的核心价值与独特贡献难以清晰辨别，在整体拓展遗产研究广度与深度上有所障碍。因而对不同学科在遗产研究方面贡献的梳理尤为迫切。

中国遗产研究起步稍晚，在借鉴与吸收西方遗产理论的同时，紧密结合中国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体系。自1985年成为世界遗产缔约国后的30年间，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且地域特征鲜明，吸引各学科积极参与遗产研究。其中，建筑学者主要聚焦遗产物质载体研究，提出保护、修复、更新活化及适应性再利用若干技术与方法（王建国等，2010；朱光亚，2019）；历史与社会学者多从社会变迁考量遗产内涵和价值，尤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文化空间、展演形式与产业化中的原真性问题（宋俊华，2006；王霄冰，2007；向云驹，2008）；考古学者进行遗产调查与发掘、分析与解译，为遗产认知提供考古证据（牛世山，2015；李旻，2017）。地理学者规模化开展遗产研究始于20世纪90 年代，至今有相关文献1 000多篇，高被引及高下载量文献约计198篇，在遗产研究中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西方地理学作为20 世纪80 年代西方遗产研究主导学科之一（Gentry et al.,2019），成果丰富。Lowenthal 等（1985）发表了遗产研究经典著作，为遗产研究大规模开展奠定基础；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挖掘遗产中人的情感和思想，为遗产价值研究提供了一种主观、非经验、直接感受描述的方法（Masberg et al.,1996;Kearney,2009）；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将遗产看作人为建构的消费品之一，主要揭示遗产空间商品化过程及相关者利益关系，尤其关注遗产旅游商品化过程（Jeong et al.,2004;Water‐ton et al.,2013）；同时，地理学者积极创办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遗产研究期刊（Howard,1994）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

综上，地理学作为重要的综合性学科之一，涵盖了环境变化、人类社会演进及区域综合分析，具有多维、动态视角（傅伯杰，2017）。其长期关注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积聚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在以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为特征的遗产研究中具有相当优势。但当前地理学遗产研究内容广泛、视角交织，整体研究面貌较为模糊。因此，为厘清地理学遗产研究进展，基于CNKI、CSSCI、WOS等数据库，运用定性、定量方法，对近30年来国内地理学科遗产研究阶段演变、主题内容、特征贡献等进行梳理。以期为遗产的深入研究及多学科合作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数据来源

为保障原始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与时效性，从地理学者和地理学重要期刊双重因素考量（李小玲，2009），设置主题或篇名或关键词为“遗产”，分别以地理学重要期刊来源③遗产刊文较多且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类、人文类、自然类以及地理信息类地理学核心期刊，即：《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干旱区地理》《热带地理》《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世界地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中国沙漠》《冰川冻土》《极地研究》《山地学报》《湖泊科学》《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空间信息》《地球信息科学学报》。、作者单位含有“地理”字段、研究方向为“地理”等检索方式，对CNKI、CSSCI、CSCD、WOS 数据库来源文献进行模糊检索。综合考量样本数据库文献年份，将研究时段确定为1990—2020年。将重复和非论文形式的文献剔除后，得到1 172篇文献。

1.2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作为信息可视化表现手段之一，具有知识导航的作用（陈悦等，2008），相关工具有VOSviewer、CiteSpace、UCINET、Pajek、Gephi等。其中，VOSviewer结果准确性高，二维图谱呈现时，能突出重要标签和数据集主要信息；CiteSpace对科学研究全景演进、前沿展示较强（宋秀芳等，2016）；Pajek 对复杂网络可视化效果显著。因此，本文基于样本文献，一方面利用VOS‐viewer 进行作者耦联、关键词共现分析，并借助Pajek 进行可视化呈现；另一方面利用CiteSpace 分析研究演进、热点前沿；最后基于知识图谱和数理统计，定性分析地理学科遗产研究特征与贡献。

2 地理学科相关遗产研究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脉络

2.1 研究经历“起步初探—多元探索—拓展深耕”3个阶段

图1 显示，总发文量在经历15 年的缓慢酝酿后，2005年开始较快增长。并在2009、2015、2020年出现3 次高峰，分别达到76、116 和120 篇；中、英文文献分别为962、210篇，以中文文献为主；国内核心期刊文献、国际重要期刊发文趋势与总发文量增长态势基本一致。除发文量阶段式增长外，地理学科遗产研究关键词数量整体上也呈现少—多—少的趋势（图2）。在发文量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关键词增加表示研究内容更丰富，而关键词下降则预示着研究内容更聚焦。

图1 1990—2020年地理学科有关遗产研究发文数量变化Fig.1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on heritage-related research in geography from 1990 to 2020

结合1990—2020 年发文量与关键词变化情况，可将近30年地理学科遗产研究的历程主要划分为3个阶段（见图2）：

起步初探阶段（1990—2004年）：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者开始参与遗产研究。1994—2003年，以世界遗产研究主题为起点，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主题研究文献陆续涌现。然而这十年发文量少，年均发文量仅2篇左右，≤5篇的年份所占比例大（见图1）；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键词有“世界遗产”“文化遗产”“中国”“旅游开发”等。研究内容侧重对遗产资源价值、特征、空间结构等的评估、识别与分析，以对遗产及其价值的整体认识为主（见图2），是地理学科遗产研究初探阶段。自1985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学界对国际遗产保护项目和国内遗产保护关注提高。2002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2004 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国家遗产政策导向、普查保护工作及与国际遗产项目的对接，使得地理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逐渐参与到遗产研究中。

图2 1990—2020年地理学科遗产研究关键词“橄榄型”变化与分阶段特征分析Fig.2 Change of key words"olive type"in geography heritag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its phased characteristics from 1990 to 2020

多元探索阶段（2005—2012 年）：该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不同类型遗产研究主题方兴未艾，研究内容丰富多元、积淀了大量成果。2005 年后遗产发文量陡增，从2005 年的24 篇增加到2009 年的76 篇，再到2012 年的80 篇，发文量增长逾2 倍，年均发文量达到58 篇，短时间内发文量的激增表明地理学者对遗产研究反应时间短、研究力度增大（见图1）。同时遗产类型细分，多元发展趋势明显（见图2）：1）新的关键词出现且频次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等成为地理学科遗产研究重点类型；2）遗产研究内容横向拓展加快，研究边界不断扩宽。表现为“原真性”“古村落”“Conservation”“GIS”“动态保护”“传统农业”“社区参与”“China”“Cultur‐al heritage”等关键词出现，并与城市化、旅游开发、传统村落、生态环境、农业发展等紧密关联，表明各方向地理学者从不同对象及视角开始关注到遗产“环境”及遗产本体，并逐渐与国际对话。究其原因，这与中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细分紧密关联。如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随后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等文件。此外，突出的遗产保护个案也在研究中起触媒作用，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项目，这推进中国的农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的开展（赵飞等，2013）。2005年，受地理学领域关注的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认定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使得遗产价值、申报与保护成为重要话题。同时随着旅游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戴斌等，2009），需求增加，遗产作为重要旅游资源，遗产旅游的兴起与发展也促使遗产成为热点话题。

拓展深耕阶段（2013—2020 年）：该阶段遗产研究在以往主题的基础上继续深耕。一方面，2013年以后，地理学科遗产研究发文量多，保持增长状态，年均发文量约113篇（见图1）；且国际影响力增大，外文文献发文量多，达178篇。其中，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国际上处于前沿。另一方面，关键词新增趋势放缓，整体研究转向深化。在研究尺度上，由世界遗产转向国内、地区重要遗产，如“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京津冀”“海南”“宏村”“Area”等关键词出现；遗产类型继续精细划分，“传统手工艺”“仪式与节庆”“Built Heritage”等新型遗产类型关键词受到关注；研究视角由遗产外部利用与保护转向遗产内在价值传承，“传统文化”“社会建构”等主题被密切关注；遗产技术手段也不断发展，“3D Laser Scan‐ning”“Point cloud”“Bim”等也受到重视。总体上，遗产类型的不断细分、遗产管理与保护政策的完善与标准化、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导向等，促使遗产研究渐次深入。

2.2 核心作者首位度高，独立作者百花齐放

基于VOSviewer对1 172篇文献的2 263位作者的统计分析，其中发文3 次以上的有185 位（图3-A），以国内作者为主。对其进行耦联分析，结果显示位居前三的高产学者分别为闵庆文（132篇）、刘某承（34篇）、孙业红（27篇）。闵庆文的文献量占比达11.2%。关联强度为261，远超其他作者，为遗产研究中首位度较高的核心作者。焦雯珺、张永勋、何露、成升魁、肖时珍等13位作者，出现频次在10次以上。

地理学视角遗产研究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学者合作网络特征，且不同作者群遗产研究关注点各异（图3）。主要表现为：1）形成了以闵庆文为中心，包括刘某承、孙业红、焦雯珺等作者在内的集中作者群。相关作者出现频次高，作者之间合作强度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单位内部合作活跃。2）存在较多共现频次较低、规模小、耦联强度略弱的作者群与独立作者。如以阙维民、肖时珍、俞孔坚、张朝枝、角媛梅、张捷等为中心的作者群。此外，还有众多独立学者做出贡献，如刘沛林、陶伟、张祖群、Su Xiaobo、Jim C Y、Chen Fulong等。3）各作者群聚集主题存在差异。如青色聚类包括肖时珍、熊康宁、容丽等学者（图3-a），主要关注自然遗产地资源价值、自然环境以及时空变化研究；深红色聚类包含阙维民、戴湘翼等作者（图3-b），主要关注世界遗产、工业遗产、矿业遗产以及遗产价值等；紫色聚类代表包括张朝枝、保继刚、徐红罡、朱竑等学者（图3-c），主要关注遗产旅游中遗产与身份认同、遗产价值、旅游影响与文化研究等；深绿色聚类包含张捷、陆林等作者（图3-d），主要关注遗产旅游、旅游规划、遗产保护等；作者联系紧密的中心聚集，主要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展研究，进一步以不同颜色揭示他们关注点的差异。其相关作者有孙业红、张永勋、刘某承、白艳莹、闵庆文等，分别侧重于开展农业遗产旅游开发、联合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农业与生态补偿、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等细分主题研究（图3-e）。

图3 1990—2020年地理学领域遗产研究高产作者耦联分析可视图Fig.3 Coupling Analysis View of High-yielding Author in Geographical Heritage Research during 1990-2020

2.3 研究主题多元并蓄，“文化遗产”主题占据优势

基于VOSviewer关键词频次分析，地理学遗产研究主题集中于非物质文化遗产（114次）、农业文化遗产（75次）、世界遗产（72次）、文化遗产（60次）等，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遗产研究指向。保护（47次）、旅游开发（33次）、工业遗产（31次）、空间分布（27次）为主要切入视角。同时仅出现1次的关键词有2 582个，占总数（3 092个关键词）的83.5%，低频词大量存在，表明地理学科遗产研究内容多元化。

为准确了解主题内容构成，综合考量知识图谱工具聚类分析优势，运用CiteSpace 和VOSviewer分别得到15 和10 个关键词聚类（图4）。在此基础上，考察2种结果中规模较大和具有显著地理特色的重点聚类，解读其具体内容，通过总结与重组，归纳遗产研究主要内容线索分类，划分地理学视角下遗产研究六大主要板块。

图4 1990—2020年遗产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视图（a.CiteSpace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谱；b.基于VOSviewer的聚类信息在Pajek中可视化呈现）Fig.4 Co-occurrence cluster view of keywords in geographical heritage research during 1990-2020

板块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引领国际前沿。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自2005年之后发文量激增，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生态保护下，成为国内遗产领域热点之一，且中国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位居首位，相关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地位。地理学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重要学科之一，集中对生态可持续、环境变化影响、旅游开发与利用等进行研究，并逐渐向起源演变、农业景观、经济文化价值研究等方面扩展和深入（图4#2#3 C2 C4）。地理学者较早关注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李文华等，2006），提出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环境、系统、功能、服务等的评估、分析框架，构建应用模型（白艳莹 等，2016；曹智 等，2015；张永勋 等，2014）。同时，从遗产资源角度，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识别、开发评价、发展潜力分析（孙业红等，2010；闵庆文等，2007；郭盛晖等，2010），为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及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资料。近年来，地理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逐渐关注农业文化遗产社会与文化价值，并尝试进行自然-文化复合研究，包括景观演变、旅游发展可持续、类型研究等（孙业红等，2013；胡最等，2018），对农户生计、旅游开发、遗产保护三者交叉问题进行探索（刘某承等，2020）。值得一提的是，哈尼梯田在2010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这种遗产双重性使其成为地理学者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生态系统、农业特征、景观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成果丰富，成为国际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优秀案例之一。

板块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蕴含本土文化，创造着区域独特的文化情境。地理学遗产研究关注非遗实践，主要从非遗空间差异、地方非遗实践活动建构、非遗与身份认同三方面进行，并由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及原真性问题（图4#0 C9 C10）。具体而言，地理学重视非遗空间载体，主要对不同地域、等级、层次的非遗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理响应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其文化扩散和文化区演变（吴康，2009；袁少雄等，2012；王萍等，2020）。关注区域文化意义建构（地方文化、传统节庆等）、经济实践建构（旅游、创意产业等），分析这种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中相关利益者关系，识别非遗保护重难点（张希月等，2016；王晓华，2019）。同时开展非遗传承和保护中各主体记忆、感知、身体与认知等新方向研究（张祖群，2013；刘玄宇等，2017；陶伟等，2020）。

板块三：世界遗产相关研究。其研究线索主要有“世界遗产地、价值、特征、开发模式”等（图4#1 C1 C7），尤其聚焦中国世界遗产地个案。内容涉及世界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地价值与特征识别、遗产资源评价、世界遗产开发与旅游、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研究、世界遗产地动态变化等（张忍顺 等，2006；彭华，2012；周睿 等，2015）方面。

板块四：遗产旅游研究。主要聚焦遗产化过程及其本土化关系。遗产作为重要旅游资源，遗产（地）研究是旅游地理重要研究部分。旅游与遗产研究关联强、应用多，“遗产旅游地”“旅游业”“游客满意度”“游客感知”“旅游产品”“tourism”等关键词分散在各聚类中（图4#5#7#24 C6）。研究内容集中于遗产旅游实践分析，即开展不同层级遗产地现状、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遗产旅游中各主体与利益相关者、遗产地空间生产等方面；反思遗产原真性、旅游原真性及其相互关系；关注文化消费与经济发展中区域本土文化价值认同、传承及活化过程中的协调问题（郭文等，2015；孙九霞等，2015；张朝枝等，2018）。

板块五：文化景观与景观综合研究。文化景观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研究重要主题，遗产具有物质与文化关联属性，表现出较强的文化景观特征，成为地学视角下遗产研究的重点之一（图4#4#6 C3）。特别是自1992 年第16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认定为一种新型特殊文化遗产类别以来，文化景观引起地理学者长期关注，并率先在遗产研究中引入“景观”视角（刘沛林，2003）。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及混合遗产的遗产（地）景观生态、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等方面，并构建文化遗产地内文化景观起源、组成、类型、特征、景观系统及保护与规划等研究体系（姚亦锋，2009；刘沛林等，2010；胡最等，2015；熊筱等，2017）。

板块六：遗产中技术应用与创新研究。近年来，地理学空间分析框架及其空间分析管理技术应用于遗产（地）分析、监测、评估与保护研究，为遗产研究提供广泛的技术支持（图4#3#8 C3 C8）。其中，GIS、RS、三维激光扫描仪、3D重建、地理探测器以及空间信息技术等工具对遗产概况可视化、系统管理贡献较大，在分析、监测遗产信息，划分遗产保护层次，建立空间保护层级中被广泛应用（柳泽等，2010；奚雪松等，2010；林珲等，2014），同时相关研究借助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文本分析技术，更好识别各群体遗产感知与认同，促进遗产无形要素价值提升（王娟等，2017）。

2.4 研究热点由＂世界遗产＂转变为＂农业文化遗产＂等

突现词是在特定时期爆发的关键词，指向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探索的前沿领域。利用Citespace对节点的突发性检测，参数设为默认，得到前9 个突现词。表1 显示，地理学科遗产研究热点经历了由“世界遗产”“自然遗产”转向“农业文化遗产”的过程。

表1 地理学领域遗产研究关键词突显词及各指标（Top 9）Table 1 List of prominent words in heritage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field(Top 9)

关键词突现探测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世界遗产”，突现时间为2005 年，强度达到5，是早期地理学者遗产研究的热点主题，这主要与国内申遗热及自然遗产地环境研究的大量开展有关；而后遗产研究热点过渡到“旅游”和“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强度分别为5.05、4.85，持续时间分别为6、4 a，研究时间较长，研究力度大，这与地区经济发展要求及国际遗产研究新动向紧密联系；2015年以后，地理学科遗产研究热点转向乡村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词突现强度达到5.54，受学者关注度最高，“农业文化遗产”关键词突现强度仅次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达到5.11。两者突现时间从2018 年持续到2020 年，成为遗产研究新热点。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较为新型的遗产形式之一，受到中央、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国家层面其保护网络也逐渐开始建立与完善。

3 高被引文献的研究特征与突出贡献

为识别地理学科遗产研究代表性贡献，对198篇被引量在50次以上（146篇）、下载量在2 000次以上（52 篇）的重点文献进行聚类分析、计量统计、内容解读。结果显示，地理学科重视空间性、关注主体性、导向实践的特征明显。

3.1 强调遗产研究中现实与实践导向

在遗产研究中，地理学者着眼于实际问题、区域发展及国家战略，研究服务于现实情况、实践项目的倾向明显（图5）。聚类标签“保护”“乡村振兴”“体验旅游”“旅游小镇”“农业文化遗产”等指向国家政策及具体实践。198 篇文献中，遗产评估、开发、规划、保护与协调相关文献有84篇，约为总篇数的40%，占比高，且与生态、旅游、城镇化话题等紧密相连。具体表现为：

图5 高被引与高下载文献中的关键词与聚类图谱Fig.5 Keywords and cluster map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mportant geographical heritage

1）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等空间信息技术与工具开展遗产研究。包括：使用地图、GIS、RS、三维激光扫描、3D 重建、地理探测器等技术与工具，进行遗产多元探测、检测、评估、环境重建等；以及建立遗产信息数字化系统，包括遗产田野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文化遗产资源空间数据库、城市文化遗产风险性评估模型等（李安波等，2004；李凡等，2008），为遗产信息存储及保护提供新手段与方法。

2）遗产研究服务于社会现实。注重遗产与文化产业（旅游、文创、传媒）融合，应用性较强，且侧重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表现出对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响应；同时关注遗产发掘和整理、保护与发展、自然与文化综合研究、社区作用、遗产类型、遗产保护与管理中的问题（李文华等，2006）。

3.2 侧重遗产研究中主客体关系探讨

重视人与遗产（地）之间关系研究，尤其突出遗产研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关键词聚类标签有“社会空间”“地方认同”，相关文献有52篇，约占总量的1/3，具体表现为：

1）深化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地理视角遗产研究关注遗产环境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探究遗产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利关系和情感交换；审视人在空间塑造中的作用，探讨空间生产、重构、公平及发展伦理，并向社会理论建构深入，探讨其变迁机制及驱动力。这极大地深化了遗产各群体的研究，为遗产主客体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如姜辽等（2013）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及空间三元辩证法，分析了旅游发展中周庄古镇从田园景观身份向遗产景观身份，再向休闲景观身份转换的过程，并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复杂社会身份等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理论解释；卢松等（2009）指出西递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历时性特征，即短期内，个体日益依赖旅游业；长期内，更加重视旅游社会文化效应和环境效益；郭文等（2013）基于场域理论，分析了周庄古镇多维空间生产过程中，发现在地方情结、政治博弈及精英示范下，周庄古镇社区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孙九霞等（2014）通过研究“开平碉楼村落”核心区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居民构建的反抗性表征空间，指出应激发遗产旅游社区多主体、多目标空间生产的活力。

2）扩大对“遗产”的研究。地理学者基于景观视角，挖掘和研究遗产地背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景观要素，并对其要素多样性、地域结构复合型、景观价值多元性、遗产“空间-时间-文化”属性进行探索，为遗产价值识别及保护提供参考思路。如王兴中等（2014）通过推理得出系统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形制的基因构成、基因图谱与单位构成，并就遗产产业发展问题提出其转基因的再现理念；胡最等（2015）以汝城香火龙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提出了3种景观基因识别方法——分析比较法、资料记录法和观察法，并从传承载体、表现形式、文化信仰和意象特征出发识别基因特征和构建相关识别指标。

3.3 重视遗产（地）空间分析

地理学遗产研究注重空间分布、结构、尺度等分析。在聚类标签中，与空间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关键词有遗产旅游地、扩散、村落、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文献有38篇，具体表现为：

1）搭建遗产研究空间架构。地学视角遗产研究在涉及遗产本身及其衍生问题时，常将遗产及遗产地看做一种空间现象，将遗产间以及遗产内部的关联在可视的空间上表现，主要进行以下研究：遗产空间分布研究；遗产地空间结构、格局与演变研究；遗产地主体意象、感知、活动空间研究；以及上述各空间扩散和耦合分析，为遗产和遗产地内各种组织关系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持。如程乾等（2013）发现由于地理环境、宜居环境及地域特征、历史发展等差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组团状分布在东、中部，且南方文物密度高于北方；奚雪松等（2013）从历史时期、类型角度探究我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同时考量区域差异，对我国三级阶梯、三大自然区等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及下属亚区、副区等文化地理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特征进行了总结；钟士恩等（2007）发现在国内旅游高涨、游客就近出游等因素影响下，庐山客源市场空间呈现“圈层飞地”型结构，并以圈层指标、飞地指标对其进行量化，得出客源市场空间集聚规模大致比例及地理空间分割线。

2）拓展遗产研究空间尺度。地学视角下遗产研究综合性、区域性明显。在遗产研究中，其关注层面广，空间范围大。在遗产类型的识别以及遗产价值层面，地理视角下遗产研究常超越遗产本身，将其周围环境也纳入到遗产价值中。尤其关注大尺度，综合性的遗产类型，如大遗址、遗产廊道、文化线路等；在遗产保护措施上，学者们也常从旅游、规划及城市发展等层面入手，增强遗产保护措施的可实施性和现实执行性。如：阐释遗产保护中文化线路以及廊道遗产概念、理论价值判断等（李飞等，2010；王丽萍，2011）；提出大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举措、计算文化廊道范围、提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等（朱海霞等，2007；俞孔坚等，2009；王立国等，2012）；同时在遗产申报中，提出多国联合以及区域重要遗产联合申报想法，这在遗产综合价值识别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CNKI、CSSCI、WOS 等数据库，运用知识图谱工具，对1990—2020 年1 172 篇地理学科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地理学科30 年遗产研究成果可分为3 个阶段：即以“世界遗产”研究为起点的起步阶段（1990—2004 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遗产”等众多主题展开的多元探索阶段（2005—2012年）；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实践为指向的深耕拓展阶段（2012—2020年）。论文数量整体呈现“之”字型发展态势，2005年起快速拉升，2009年后一直处于高位状态。关键词呈现“橄榄”型变化趋势，从早期的少数单一指向，逐渐分化丰富，到现阶段又逐渐聚焦收拢。

2）学者群体呈现“小集聚、大分散”格局。表现为以闵庆文为代表的核心作者聚集群和以数量众多的独立学者为基底、合著作者小群分散分布的态势；研究主题集中于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等几方面，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遗产的社会空间建构过程、旅游化与本土化关系研究、遗产（地）文化与自然景观研究、世界遗产典型案例研究、遗产保护地理分析技术应用研究等六大板块。

3）近年来地理学科遗产研究突出亮点主要体现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同时，从学科研究思路来看，主要贡献在于呈现“重实践、强空间”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研究专注服务于国家战略、区域规划、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并运用地理学空间研究优势搭建各类遗产空间网络，并注重从网络层面探讨遗产价值与保护思路。

遗产作为区域文化重要表征之一，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紧密结合的媒介。近30 年地理学界对遗产研究反应时间短，实践和研究成果发展快。为深化已有遗产研究成果，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地理学者仍可重点关注以下思路与问题：遗产研究中宏观与微观视角的平衡与协调问题；遗产核心价值的识别、判断、评价与保护模式问题；遗产研究中关于“物质与人”关系的思辨性探索问题；遗产保护关键技术应用与突破问题等等。而未来可从相关方面做更加深入的拓展研究：第一，巩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国际前沿地位，构建中国遗产研究理论输出。现有地理学对农业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动因、生态系统等研究成果丰硕，处于国际前沿地位，但具有引领性的理论贡献不突出。未来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一方面需强化优势，提升现实影响，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价值挖掘和经济可持续研究，与现代农业、三农问题等相联系，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构建中国地域特色遗产理论体系，并促进相关代表性理论输出。未来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应围绕农业文化遗产自然-文化系统不同组成要素展开，结合中国农业文化历史及特色，供给优秀经验总结、典型案例与重要理论，增强在国家遗产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第二，以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媒介，积极促进遗产学术共同体建构。遗产研究涉及生态、文化、农业、旅游、地理等多领域，未来需要强化跨学科与跨部门交流与对话。在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发掘共同问题与目标，在学科思维、方法、内容体系、实证等方面互相借鉴与参考，协同解决遗产保护面临的复杂问题。如：遗产地与生态服务系统可持续发展，城镇建筑遗产多尺度连续性保护与规划建设协同；遗产（地）开发利用实践中文化内涵、环境变动、经济效益、组织关系等相互影响过程及其重难点研究；遗产创新与开发实践是否有效传承遗产的标准与判断等也需要各学科及各部门共同探讨。第三，继续夯实遗产基础研究，拓展遗产研究的新视角。现有遗产研究还有许多盲区，典型如在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等遗产研究上有许多基础工作尚待开展，全面夯实遗产基础研究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拓展研究新视角：如持续关注遗产的“历时性”研究，遗产的旅游动态保护研究，遗产批判性研究等。具体而言，可关注非遗未来发展中的“现在”内涵的构建，剖析其空间表现背后的要素流动及群体认识的转变过程；强化遗产旅游现象的理论提炼与建构，发挥旅游作为遗产动态保护重要手段的作用；结合批判性遗产研究，深入剖析遗产价值及原真性层面，多元解读遗产内涵价值，促进遗产实践过程公平等等。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翁时秀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