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勇，邹永广,2，孙 琦

（1.华侨大学旅游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2.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福建泉州 362021）

中国具有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不同时期海外移民与祖籍地双向互动的地理空间实践都具有丰富的地理流动意义，并且持续地塑造了独具中国沿海地方特色的侨乡。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冉琰杰等，2020），侨乡所代表的是一段特殊且“不可重复”的历史，它不仅是海外华侨的精神家园和文化上的“根”，也是华侨与祖国大陆连接的重要纽带（颜丽金等，2003），在形成和发展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意义。然而，随着增长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等现代性浪潮所带来的冲击，资本与权力力量超越传统的空间限制，在更大尺度上对空间和地方进行重构（Merrifield,1993），受此语境裹挟的侨乡也因此镶嵌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等一系列流动性塑造的再建构网络之中，空间与地方意义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与重构（王敏等，2017），“侨”的联系似有淡化之势（孙九霞等，2015）。与此同时，随着文化遗产旅游和乡村旅游的兴起，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梧林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正在积极地进行旅游实践和社区开发建设，如同中国众多的传统古村落一样，在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因外来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原本相对稳定的地方意义不断地被解构与重构，不仅在侨宅建筑景观上发生了剧烈的形态变化，而且使本地侨眷产生了“回不去的侨乡”的困惑，以及对侨乡根脉文化流失的担忧，寻找侨乡的“意义”已经成为侨眷群体挥之不去的寄望。而作为地方研究的延伸，地方意义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关键要素，反映环境对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其是人类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确定自身位置的坐标体系（Relph,1975），因此对侨乡地方意义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侨乡社区居民与环境的复杂心理以及这一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此外，侨乡的发展历来受政府的政策影响较大，一些政府部门仍然重视侨乡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社会文化效益，从而导致了大量侨文化的没落与消亡（熊燕军等，2018）。当下转型语境中侨乡旅游的发展也在动态格局中凸显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保护和开发侨文化的互动与冲突，如何合理地协调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内在张力，在原有侨文化意义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和存续意义，避免出现意义“叠写的限度”（李菲菲，2018）、地方意义生产中的虚无主义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差异化认同等问题（郭文，2020a），不仅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也是乡村旅游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实践难题。

在旅游领域中，学者们将叠写作为一种意义生产的机制（郭文，2020b），是国家与民间借助特殊介质用以处理不同主体间接纳、妥协和协商的弹性机制（梁永佳，2013），这一概念得到了不同研究者的呼应（梁天屹等，2018；杜连峰等，2020）。事实上，旅游背景下意义在景观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多元主体对地方意义复刻或加封的过程（李菲菲，2018）。这一概念的引入为侨乡研究带来新视角，一些案例表明：在侨乡发展进程中往往由于不同主体遵循差异化的价值观，对叠写之物的原本意义存在互不理解的状态，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鸿沟（Wang,2014；孙九霞 等，2015）。在更广泛的解释中，意义的叠写常常发生于空间与地方的互动实践中，不同主体对空间的书写并没有扬弃原有的地方意义，不同意义的组合反而成为了新的地方意义。这说明地方意义的叠写并不是两种意义的“一刀两段”（郭文，2020c），而是在动态中凸显了新意义对旧意义的延续性继承和创新（翁时秀，2019）。这一方面说明地方意义的营造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心理、文化阐释过程（白凯等，2021），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影响着地方意义（Hidalgo,2001），各能动性主体与地方的频繁接触持续形塑甚至改变着地方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流动性背景下的旅游塑造了新的地方意义，使得地方意义的建构表现出一定的协商性和创新性。而侨乡作为一类特殊的地方，自陈达（2011）首次将“侨乡”引入到学界研究视野至今，对侨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正如李思睿（2017）所总结：“侨乡”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建筑或文化“景观”，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它更重要地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学者们关注到了侨乡在宗族文化（Glen,1988）、侨批文化（David et al.,2006）、语言借词如“番仔、唐山”（刘登翰，2020）、建筑艺术（Johnston et al.,1993）、思想观念（郑振满，2010）等异于非侨乡的地方性，并且运用了跨国主义理论、同化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等从地方移民、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和互动等多个视角综合探讨了对侨乡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Waters,2006;Blunt,2007;King,2012）。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一代华侨群体的老去，如今侨乡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已逐渐淡薄，有关“侨”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趋于弱化，侨乡范式发展正面临着传统“式微”的困境。以往研究因为对新的现实问题解释乏力而失去发展动力，曾经对于华侨而言具有功能性意义、情感意义的“祖籍地”（蒋婷等，2019），如今在旅游背景下被外部结构性力量持续建构，这使得侨乡成为现代性与本真性博弈过程中解读地方意义叠写的绝佳研究对象。近年来虽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侨乡地方意义的维度与营造方式，但并没有揭示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特征，尤其缺乏对其在旅游背景下内涵的新解读。因此，有必要转化研究视角以深入探寻社会流动加剧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这一研究转向也是人文地理学“情感转向”在移民群体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综上，侨乡、地方意义、意义叠写虽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彼此存在一定的联系。归纳起来可以理解为：流动性背景下地方意义是不断被社会建构的，或者说地方在“流变（becoming）”之中会被重新赋予某些特殊的意义，而意义的叠写作为意义再次书写的过程，往往会融入空间和地方的辩证关系中，地方意义的这一特性使得地方意义的叠写成为可能。侨乡的地方意义本身是在全球化的人口与文化流动中形成的，如今又受到以旅游为媒介流动性力量的挑战，这使得新的地方意义与原来的地方意义发生一定的冲突与协商，甚至还会造成地方意义虚无主义的生产。这也说明不同主体对地方进行实践和意义叠写，与其各自秉持的空间道德价值观密切相关。而这一空间生产深层次新问题和空间治理新难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重视的维度。此外，地方意义的叠写往往还会引发不同主体的认同问题。意义叠写过程常常伴随着“空间”转化为“地方”，是个体对地方产生认知并发生情感连理的过程（Wynveen et al.,2015），积极的意义叠写会使人地关系得到升华并产生认同（Tuan,1974），相反则会使人们感到心理压力、焦虑和恐惧（段义孚，2011）。总而言之，地方意义的叠写是不同地方主体按照各自运作逻辑，塑造了新的社会文化和关系，促成了新的道德实践和地方性再生产的过程（郭文，2020b）。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仍停留在对上述概念的单一讨论，尤其是从意义叠写的角度关注侨乡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但这是侨乡在面临现代性浪潮冲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亟需进一步跟进与强化。

如何透过侨乡在与现代性和本真性博弈过程中的现状去解读其背后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与特征？胡宪洋等（2020）研究了西安曲江新区移民群体的地方意义，提出地方意义的互动过程发生在由自然、社会关系与价值构成的关系性地理架构之上。Williams（2014）提出地方意义的意涵包括4 个层面：工具性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固有性层面和认同表达层面。工具性的意涵更多地体现为人地的互动，社会文化层面承载的是人际关系，固有性层面的意涵主要关注超越文化属性的地方本质特征，认同表达层面的意涵更关注个人于在地体验中生成的地方认同。本研究将其内化为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和地方认同4个属性。此外，上述研究对本研究虽具有启发性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于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分析。一方面，这些分析框架并没有深入探讨地方意义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侨乡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性。华侨虽曾经作为侨乡梧林的主人，但因时空变迁，目前与梧林的联系已经变得较为淡薄，在这种主体不在场和人地错位的情况下，地方意义经历了怎样的叠写过程？有什么特征？其他主体是如何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融入到侨乡的改造中？旅游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带来了怎样的地方认同？这些都需要结合案例地深入考察，赋予地方意义以契合当下时局的合理性解释。基于此，本研究拟选取泉州市著名侨乡梧林为案例地，从地方意义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和地方价值观3个方面分析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地方认同，梳理出地方意义叠写的复杂过程与建构特征。以期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侨乡地方意义和地方认同的认知，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侨乡旅游实践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1.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案例地是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区的梧林村（图1），研究区域覆盖梧林全部村域约为1 km2。目前，梧林村共有人口1 855 人，海外侨胞1.5万人①http://www.mnw.cn，是闽南地区名副其实的侨乡，具有浓厚的家国文化积淀。2016 年12 月被国家住建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②http://www.mohurd.gov.cn/。梧林村的90余栋华侨建筑保存完好，传统的闽南古大厝、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古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共同组成了大规模的华侨建筑群。目前，梧林的旅游开发由晋江市政府、晋江文旅集团和北京青普公司联合打造，其中作为开发核心的青普公司自2017年入驻梧林以来，以“打造体验式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的理念持续参与梧林村的旅游开发。由于侨宅的产权极其复杂，政府及旅游开发商在开发之初甚至远涉重洋以解决开发过程中的产权问题，并最终将全部侨宅的产权收归国有。但在此过程和结果中却引发了村民与企业、村民与政府，甚至海外华侨与梧林的多重矛盾，他们对于如何保护祖籍地，如何留住乡愁，如何守住根脉的诉求日益强烈。此外，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梧林村的物质环境、社区关系和文化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产生了一系列较为独特的空间重构现象。

图1 调研区域的区位与范围Fig.1 The scope map of research area

选择梧林作为案例地的原因如下：首先，侨乡地方特色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西合璧的华侨建筑，这些可见度高和公众特征明显的侨乡地标可以看作是一种地方认同象征与意义的中心，地方认同难以衡量，但会凝聚在相应的符号与象征上，因此研究旅游背景下侨宅景观等符号象征变化是解读地方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其次，梧林是典型聚族而居的村落。蔡氏居民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时间，彼此具有共同的风俗习惯，例如崇文重教、敦亲睦族等。梧林也具有浓厚的传统宗族色彩，村内保留了许多由宗亲建立的地标性景观，村民日常生活亦与宗族、家族存在紧密关联，而以旅游为媒介的现代性力量则严重地冲击了这种宗族关系，因此梧林是典型的观察旅游实践对传统侨乡社会关系影响的理想之地，具有时代标本的性质。最后，2017年晋江市政府开始对梧林进行整体规划保护开发，古村落的核心区域大部分被征收为国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侨宅建筑的改造，但本地居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此举是破坏海外华侨在中国的根，导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这实际上折射出旅游开发带来的意义书写与村民“家”文化和情感割裂之间的复杂张力，这为本文观察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窗口。上述3个方面分别暗含了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观察样本。

1.2 研究方法与调研过程

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共分为3 个时段：1）2020年12月—2021年2月，研究者走访了梧林村的全部华侨建筑、民居、宗祠以及政府、企业办公场所，初步了解梧林社区的整体环境、文化、人口、空间布局、旅游发展情况，并收集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活动通告等。2）2021年3—7月，研究者多次进入案例地观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游客、村民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以观察日记的方式进行记录。并采用圈定式访谈和推荐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访谈了梧林村的25名受访者（表1），其中海外华侨主要通过侨眷推荐采取电话访谈。访谈主要获取了各个主体对村内物质、文化、社会变迁的感知和态度，以及企业、政府对旅游开发的做法、看法等。每个访谈对象访谈时间从20～40 min不等，有效录音时长650 min，转化文本材料15万余字，根据访谈顺序进行编码（如C-01，C-02，……，Y-05等）。3）最后于2021年8月再赴案例地进行补充调研，进一步考察旅游开发建设、社区发展与居民矛盾状况等。

表1 梧林社区访谈对象基本情况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in the community of Wulin

此外，为增强数据的可靠性，避免单一渠道的数据来源问题，通过收集二手资料进行验证。通过对泉州华侨博物馆中展览部分做的专项调查，收集了晋江地方志、晋江华侨、华侨世家、梧林故事以及地方政府颁布的规划文本、保护条例等政策性文本等一系列参考资料作为补充。从上述资料分析提取与本研究相关的文本和数据信息，对已经建立的结论进行检验，最终形成三角互证，力求对梧林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过程和特征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2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

2.1 中西合璧的侨宅：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

2.1.1 “中－西”双重“家”意义的杂糅 “家”作为社会的微观缩影，表征着人们的日常实践、社会关系和记忆情感（Easthope,2004），其不仅仅是一个供人们栖身的物理和建筑空间（Lucas et al.,2007），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中心（Papastergiadis,1998）。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始终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所在，在观念上具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与安全感，被视作是一种整体性存在（文彤等，2017）。老一辈华侨的“家”意识十分突出，他们在海外挣扎求生，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和“叶落归根”。具体在梧林，一大批蔡氏华侨宗亲在异国他乡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都纷纷归国投入大量资金建筑私宅，一方面改善眷属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方便自己日后居住，实现“落叶归根”的愿望。因此他们从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修建了如修养楼、德越宅、德东楼、朝东楼、梦菜家声楼等大批规模宏大的“侨宅”。“他们当初建房子的时候一方面自己有父母在这边，建房子要孝敬父母；另一方面则是考虑以后等自己老了以后回来住，或者是平时度假的时候也可以住”（C-05）。正如费孝通（2006）所言：“中国人都是有祖宗后代的人。”这种思想在老一代华侨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华侨在融入“他乡”的过程中往往是以边缘者的身份面临着“他者”的审视，会带来内心的焦虑和不适，脱离了生于斯成长于斯的故乡就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王晓云，2015），因此华侨通过营建侨宅将自身嵌入进侨乡之中，把自己视为宗族延续中的一环，体现对家乡的建构和认同，而侨宅正是这种延续的重要象征（肖文燕，2009），这也是根文化所代表的意义在华侨身上的集中体现。但这些华侨普遍都已经习惯了旅居国的生活，因此在建造侨宅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把西方生活方式、美学理念和建筑艺术糅合进侨宅的设计理念当中，但杂糅不是简单的相加或是融合，而是在互动过程中达到彼此的平衡。中－西杂糅是侨宅建筑的主要特征。“西”是指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等异域风情的引入，例如梧林修养楼转角处的“燕子窝”式建筑处理手法，朝东楼的拜占庭式穹窿尖顶式艺术风格等。“中”是指对中国礼制伦理建筑格局、传统建筑元素的保留，例如各单元厝依然遵循中轴对称，中心院落式的五间张两落双边护平面布局形态，厢房、中堂、照壁、福字或喜字木雕的元素亦有保留。因此，在对侨乡物质空间的营造过程中，实体建筑的文化嵌入、外来建筑艺术的多元融合、非传统空间秩序等都具有浓烈的侨乡气息，这种过程是以华侨为主体，在对本土文化认知和加工的基础上，融汇嵌合外来文化质料的互动过程，彰显了“中－西”双重“家”意义的杂糅，并最终以一种平衡的形态存在于地方场域之中。

2.1.2 旅游背景下的错位叠写 实践证明，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在梧林的持续渗透，以及地方基于经济发展的诉求而进行的旅游商业开发，使梧林原有“家”的稳定意义发生了变化，承载着海外华侨情感和功能的家也随着老一代华侨的逝去和新生代的本土化以及情感距离的增大而逐渐淡化。曾经在梧林作为主人的海外华侨逐渐脱离当地的语境，在侨宅主人缺席的“不在场”状态下，以及在国内游客体验诉求的驱动下，梧林华侨建筑在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互动中被打造成为现代－乡土融合、华侨文化的展示之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侨宅的打造却处处体现海外华侨“在场”的特征，使地方意义的叠写呈现人地错位的典型特征。人地错位叠写是指梧林的地方意义是以梧林地方原色为素材，以地方现今主体反映曾经主体长期人地互动的特色，并经由现代话语体系的艺术化加工，最终嵌入于地方与旅游的发展互动中。受时空区隔的遮蔽作用，人地错位的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社会传导机制完成。这种塑造机制因鲜明的信息匮乏和主观阐释特性，本身就很难忠于地方事实。随后，在旅游系统等社会传导机制的作用下，一些被建构的地方意义又被加工和放大，成为了外界对于侨乡的想象和期待。

该过程中，以旅游为主的现代话语体系是侨乡地方意义叠写中的重要作用力。首先，在侨宅“家”意义叠写的过程中，青普公司以经济利益为诉求试图将过去的“家”建构成符合自己和游客所想象的侨乡现在的“家”，其独特的文化品味和消费需求架构起了侨乡“家”的过去和现在。在资本的介入下，“家”变成了消费的景观和体验的民宿，经营者们试图建构自己和旅游者所想象的侨乡空间，即乌托邦式的前现代侨乡，红砖古厝、异域洋楼，人与自然和谐。因此，青普公司在修建民宿之初，设想将民宿风格与侨乡特色融为一体，使装饰风格与各种细节都流露出“侨”与“古”的味道，努力迎合游客对于前现代侨乡的地理想象。例如，对于传统闽南古厝的民宿改造，将中式民居主轴的合院保留下来，因为其承载着华侨闲时喝茶听雨的理想生活图景，是满载华侨华人日常生活实践意义的空间。再者，对于洋楼的民宿改造则运用美学的空间设计，尽可能地保存其过去的风情，如红砖老墙在室内的大面积延伸，原木藤编等历史肌理的保留，砖雕、木雕、石雕的装饰等均有意无意地通过物质存在（郑诗琳等，2016）努力为消费者营造侨乡过去“家”的感觉（图2）。“房间里摆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考究的，来这里住的游客多半是想体验一下过去那些华侨的生活，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沙发很仿古，坐椅、藤编也都是那个时候的，我们还在每间客房都加了露台，以供游客在这里喝咖啡，顺便好好休息下，你就能想到华侨们当年波澜壮阔的下南洋场景”（T-01）。可见，侨乡原有“家”空间的意义被旅游企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融合到现在的“家”之中，从而建立起与地方的新联系，当这种意义借以建筑载体景观被游客感知时，就被旅游世界赋予新的内涵，进而对地方意义的重塑又会产生新的影响。但这种意义叠写的过程夹杂着商业资本商业性目标的掩盖，是旅游企业对侨乡的前现代设想及其美观的商业性建构。由此可以看出，青普公司和海外华侨对侨宅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逻辑，侨宅之于海外华侨是具有“情感”的地方，同时也是海外华侨地方意义建构的物质基础，他们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到侨乡的发展中，实现了自身观念和价值观在祖籍地的延续；而青普公司所代表的旅游企业则利用了侨宅所承载的故事，通过地理想象和社会传导对侨宅选择性和正向性地包装改造，继而构建出一个区别于以往的“现代侨乡”。由此可见，在侨乡这类充满地方文化内涵的地方，在曾经地方主体缺位的情况下，现今主体会以其过去所积累的丰富性地方性知识为基础，使地方意义呈现了虽主体“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这在本质上是“我者”对于“他者”文化审视的过程，因为秉持着不同的空间道德逻辑，所以也不可避免会导致新产生的意义与原来的意义相互冲突，充分体现了不同背景下由于人地错位所导致的地方意义叠写特征。

图2 梧林侨宅“侨”与“古”的结合Fig.2 The combination of"Overseas"and"Ancient"in Wulin Overseas Chinese Residence

2.2 跨国社会关系：多元互动下的意义叠写

2.2.1 海内外的人际互动 人文主义地理学将地方定义为充满意义的物理空间（Low et al.,1992），由此出发，客观的物理世界只是无意义的存在，只有经历过个人和群体经历的建构，地方才具有了意义，该视角下地方意义被界定为个体或群体赋予特定地理空间的一种离散意义结构（Gustafson,2001），充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互动对地方环境的意义赋予。而置于中国情境下，“互动”实际是一种“关系”（胡宪洋等，2020），因此侨乡的社会关系是其地方意义建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位于闽南金三角的中心位置，背靠石鼓山且三面临海的梧林地区无疑具有推动当地居民出海下洋的天然优势。因此，随着梧林华侨的下南洋经商，梧林的社会关系中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跨国特征，具体表现为跨国的宗族关系、家庭关系等。首先，梧林的跨国宗族关系是在华侨远赴他乡谋求生计和从事商贸活动的流动实践中，与其梧林侨眷基于地缘－血缘纽带关系长期互动下形成的。据《晋江华侨志》（吴泰，1994）记载：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大批蔡氏华侨在海内外创建了众多的家族企业，如蔡德燥在马尼拉创办“隆泉布庄”“隆泉公记”等商号，蔡咸堧参与创办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的扩张都依赖于同室宗亲资金、人力的支持，大部分的商业网络都由宗亲关系所建构，并且在雇佣人工上也优先考虑血缘、地缘的关系，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大批梧林人海外谋生的跨国流动。Gustafson（2001）指出主体在地形成社会关系利于地方意义的产生，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成为跨国社会关系维系的关键载体。正如一位侨眷表示：“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的人都非常喜欢出国去打拼的，特别是去菲律宾，我们在那边有好多亲戚，就是你们说的华侨。我们在外边都是人生地不熟的，有个亲戚可以照应着点我们心里也踏实，他们对我们也很好的，路费啊、吃住啊、工作啊都能帮助我们，我们有很多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跑到国外去发展”（C-03）。此外，海外华侨承担着赡养父母、照顾眷属的责任，在长期与眷属的互动中，侨批承载着海外华侨置业兴乡、顾家赡养、贴补家用的殷切希望，也在无形之中架构起了海外华侨与梧林的跨国家庭关系。由此鉴之，蔡氏家族通过这种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再生产建立了跨国的商业网络和家庭网络，传统的聚族而居、聚姓而居而形成的社会关系逐渐具备了“国际性—本土性”文化地理学的双重色彩。

2.2.2 传统关系式微与旅游背景下的异化 随着第一代移民的“落地生根”及后续新移民的大幅缩减，梧林与海外华侨的互动逐渐减少，特别是随着老一代华侨的退休或离世，新生代华侨开始成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后，曾经血浓于水的宗族关系也逐渐被遗忘甚至消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目前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与旅游在地方的展演，“侨—眷—乡”之间的关系更呈现异化之势，侨眷与华侨的互动关系也随着旅游的实践而经历着重构。这集中表现为由“华侨—眷属”互动转向“政府—企业—游客—眷属”等多元的互动。首先，侨汇作为梧林侨眷经济上的主要来源已逐渐成为历史，不少侨属家庭已不再和海外华侨保持着财产共享，如今以游客为代表消费群体的涌入为梧林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在物质上逐渐摆脱了对于华侨的依赖；通过与游客的交往，侨眷逐渐与梧林外界的人群相识并建立联系，华侨与侨眷的关系网络开始分化与扩散，梧林逐渐成为一个侨属社会（黄晓坚，2013）。在访谈中有村民提到：“以前有哪些华侨回来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都是打腰鼓去迎接，去款待他，以前关系很好。但现在关系不如从前了，再加上我们平时也很忙没时间和他们沟通”（C-06）。其次，旅游作为媒介使梧林与华侨建立了新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反而加剧了侨眷与海外华侨之间的矛盾。“现在年轻人都不懂，跟着上辈人来一下，只是来玩一下。上辈人有老家观念的人还好一点，上次祭祖的时候我去接他们，五个人只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梧林的，属于哪个家族的他也不懂，连我们这边的语言都不会讲。有一个只知道我的爷爷在那个学校里有名字，爷爷是什么名字他也忘记了，只知道爷爷在那边”（C-05）。由此可见，侨三代、侨四代等新生代华侨因为缺乏故土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而表现出对侨乡的陌生感与疏离感，而侨乡居民仍然停留在过去对于华侨的集体记忆表征之中，从而表现对于华侨较高的期待，这一“主”“客”之间凝视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异化。梧林原本以“血缘、亲情”等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逐渐被以利益交换为主的契约化关系所取代，本质上是旅游等现代性的入侵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体现为人际关系的疏离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扁平化。

2.3 地方价值观转换：意义叠写的权力表征

2.3.1 由“家”到“国”的超越 不同权力主体的介入使梧林村长期形成的侨乡文化和闽南文化逐渐被淡化，同时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的政治文化景观。具体来看，由于梧林籍华侨在抗战时期将用来修缮侨宅的费用捐献给前线以支援抗战，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借此挖掘每座侨宅背后的家国历史，展现海外华侨爱国爱家的赤子情怀，此时侨宅所扮演的是“国家地标”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景观，其承载的国家与民族层面的意蕴被强调。而一旦上升到了国家与民族层面，就必须展现历史的正面，如侨宅被广泛提及的是保家立业，是华侨爱国爱家情怀和美好愿望的最好见证，正如游客表示：“······华侨舍家爱国、不惜中断装修，毅然捐资，为抗日尽一份力，可歌可泣。虽然只是走马观花般的匆匆一游，但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些建筑的魅力。看到他们将自己挣的钱捐给了国家很受感动，在心里为他们自豪，这是对我的一次教育，以后再看到这些建筑就会产生爱国主义······”（Y-01）。“我们是来这边团建的，这个旅游过程下来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爱国，要像华侨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Y-03）。这个过程实现了政府及旅游企业建构的家国文化在社会消费文化体系中的嵌入，使得关于侨乡地方意义中爱国主义的空间想象得到强化，并且引导着游客的旅游体验。

2.3.2 意义叠写中的冲突与协商 在地方意义的叠写中，不同主体对空间的书写往往存在出入，这一复杂的矛盾过程杂糅了不同主体对地方的想象和实践，动态展演了不同空间主体对空间价值观取向与权力的争夺。随着时间流逝与华侨和当地关系的淡薄，“侨文化”本身的意涵逐渐模糊，“侨”的实质联系减弱，而旅游所带来的结构性力量则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访谈中村民提到：“侨乡是有历史的啊，所谓侨乡文化其实就是华侨下南洋的掘金之路，在外奋斗的血泪史”（C-07）。但在当前旅游语境下，地方政府是旅游开发中的主导力量，空间实践及地方意义如何生产首先取决于空间主导者的精神性追求理念和方式，这在本质上是政府合法性在地方的检验与实践，因此侨乡地方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国家权威与意识形态。具体的，下南洋谋生的历史被表征为“中国人的海外奋斗史”，为生计奔波劳累被提升到“民族尊严”层面（王敏等，2017），建造侨宅的炫耀目的也被忽略，这与原有的地方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同。对此部分侨眷表示：“现在都在宣传爱国的华侨和他们做过的事，他们也确实为我们国家做了很多事，但那些都是很出名的。像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华侨，但是我们就只是仅仅赚钱养家，没有顾那么多。而且他们当时回来建房子就是为了炫耀嘛，显示自己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好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但你看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提这些了”（C-08）。因此，侨乡地方意义叠写中出现了不同尺度和程度上的意义再生产，凸显了意义的变化是为了服务于占用这一空间主体之需要和侨乡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空间”之追问。由此可见，当从家的尺度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层面时，侨乡地方意义也在这种尺度转化中重新进行了叠写，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爱国爱家的家国文化成为了“侨文化”的重要表征，构筑和融入了侨乡的发展史，成为了资本、权力的象征和符号。但这种方式与地方原本的叙事方式存在差异，表明地方在发展旅游业和文化经济的背景下，官方的权力表征成为了地方意义叠写中的主导力量。同时也表明在侨乡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建设不可剥夺国家主流价值引领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影响（刘名涛，2018），地方意义叠写中权力的注入也促使地方意义无法脱离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和政治话语，而是在与其进行不断的调适与融合。

3 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地方认同

在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之中，地方经由主观性建构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社会实体，而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地方认同则是在此过程中引发地方主体认同程度和心理结构的实践过程。从本质上说，认同是将“他者”的价值内化为“我者”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他者”一致的情感联系和间性关系（朱竑，2020）。地方认同是建立在地方之上的一种认同表达，是对主体自身与物理环境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往往通过思想、情感、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倾向以及技能等的复杂作用而确定与物理环境相关的个人认同（Proshansky et al.,1983）。Stedman（2003）认为景观促成了地方意义，并进而形塑了地方认同。也就是说，地方意义是地方认同形成的条件，地方认同是地方意义的可能结果（Ujang et al.,2015）。然而面对成长经历已经脱离了家乡环境的第三代、第四代华侨群体，旅游仅仅是作为一种渠道加强其与侨乡的联系，这种认同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侨眷所产生的“自然的认同”不同，其认同的建构方式呈现出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此外，正如May（1996）所说：“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有着不同的诉求。”具体的如海外华侨和本地侨眷就会产生不同的认同建构倾向、分异，乃至冲突，凸显了旅游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叠写在传统侨乡地方意义中的结构性张力。

3.1 华侨的“购物车”式认同

“购物车”式认同的具体涵义是指华侨通过从体现过去和现在地方意义的“商品架”上挑选出自己需要的部分来构建地方认同，体现了旅游影响下华侨对于梧林的地方认同存在工具性和选择性的特征。首先，“购物车”式认同体现在对梧林的看法上。近年来，因为梧林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一批新一代华侨归国游玩，尤其是多栋侨宅的重修对新一代华侨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但他们更多的只是走马观花式地游玩，尤其是当这里提供的服务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们便不愿重返。受访华侨表示：“我对这里的印象还都是从祖辈那里得到的，家里有很多老照片有看到过这里的祖屋，现在到这里看看虽然有感觉，但肯定没有我爷爷他们那样强烈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啊，毕竟我从小是在菲律宾长大的。这里的房子建得还是挺漂亮的，旅游发展的也还可以，但我觉得现在这些房子已经不适合居住了，而且我在这里住的也不习惯，有很多生活细节啊什么的还是很不适应吧”（Y-06）。因此，对于侨四代、侨五代这类群体来说，侨乡是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籍贯的故乡”，而非自己“童年生活的故乡”。他们对于自己家乡的印象已经很淡薄，只知道是祖辈们曾经居住的地方，是一种基于想象建构起来的与故乡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导致侨乡并非是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而更像是旅游中游历的新地方。因此，很多华侨会在梧林与菲律宾的对比中择其所好、弃其所恶，在以游玩为主的目的下，梧林的历史、与自己祖辈曾经的联系被忽略，而与自身相关的在侨乡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购物车中的内容，这些行为和观点凸显出华侨地方认同的工具性特征。其次，华侨的“购物车”式认同还体现在对于闽南语的使用上。近些年梧林的发展也吸引了一批华侨返乡创业，而闽南语作为同家乡人必要的交流和沟通工具也受到了一些华侨的重视。“闽南话当然重要了，我们现在都要学好闽南话，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了，学好闽南话后你能和家乡人更好地做生意”（Y-07）。因此，在以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性背景下，与梧林侨乡地方意义相关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价值传统、历史渊源、社会关系都会被华侨有选择性地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中，并从中挑选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内容来构建自己的地方认同。正如Swidler（1986）认为，文化是象征、故事、仪式和世界观的“工具箱”，人们从这个“工具箱”中抽取不同的配置去解决不同的问题。海外华人既不全盘接受当地文化，也不完全坚持传统中国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多种选择中比较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地方认同，体现了以旅游为媒介的现代性影响下海外华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工具性和选择性特征。

3.2 侨眷的差异化认同

在旅游发展语境下，侨乡的地方意义经历了以资本和权力为导向的现代性协商，地方意义发生了转变。结构性力量对“地方”进行了过滤和聚焦，原有意义中家的“情感”属性和光宗耀祖的特征被剥夺，在权力和资本的裹挟下进行了“家国文化”的选择性表征，反映了在消费主义时代，资本和权力正以自身逻辑重构着地方，这种转变也打破了侨眷的日常生活，昭示着侨眷思维方式和地方认同的转变。首先，在面对这种并非根植于侨乡的文化景观时，侨眷群体出现了不同层面的认同分异。一方面，侨眷并没有对此表现出明显的抵抗，而是在获益中配合着旅游企业对于新侨乡的建构。原因在于梧林村劳动力的流失和留守梧林村的侨眷收入较为单一，再加上其他侨乡借助旅游商业化发展促进地方增收的现实，都成为梧林人追求旅游经济的客观原因，因此当旅游发展给地方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的时候，当地居民普遍出现积极的认同态度，例如当地居民自主在自家门口开餐厅、小卖部、特产店甚至经营民宿。在访谈中村民也提到：“旅游发展了以后，这里明显热闹起来了，每天人来人往的，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天的人流量都达到了几万人次，旅游发展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就业机会，这是好事”（C-01）。这说明旅游发展的成果能够反馈于居民，居民对于旅游企业的配合本质上是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隐藏着“经济理性”和旅游吸引力等因素。

事实上，居民对于意义叠写的认同结构也存在着复杂的一面，杂糅了“经济理性”还是“伦理理性”的选择，对旅游发展也表现出既迎合又反抗的矛盾立场，这也说明了地方意义的叠写在现阶段的梧林村充满了结构性张力、矛盾和迷茫。尽管侨眷们对于旅游发展普遍处于支持的态度，但是当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开发涉及到建筑的产权问题时，便引发了侨眷群体的极力反对。政府为了掌握旅游发展的主导权，通过征迁、购买等方式将侨宅的产权全部收归为国有，但在侨眷看来，这是海外华侨在梧林的老家，是海外游子在中国的“根”，旅游发展如果淡忘甚至消解了这种根文化，那么侨乡也将是名存实亡。正如侨眷提到：“当初建的时候就是为了留条根，有个落脚点在这，不过现在我们在拆迁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这个点，没有想到，整个房子你要去换你也要保留一套，以后来的时候也要有地方住，整栋房子都给你，那你以后来的时候就只能住宾馆了。政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能让他忘祖了，以后来梧林的时候就不知道房子在哪呢。现在的房子名字还是他们的，还是他们祖宗的名字，但就只是一个符号了，只是挂了一个牌子在这里了，只知道是你们家族的，但已经断了联系了。没有根他们就不想回来了，你有他们就想回来”（C-02）。可见，在传统侨乡的发展中，侨宅承载着侨眷认识、理解、描述地方的符号意义，作为衔接华侨华人与故乡的载体，其产权具有地方、家和归属感等社会属性（蒋婷等，2021）。但在资本与市场经济逻辑裹挟下，侨眷群体的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对于经济获取的渴望以及对旅游开发导致根文化缺失的焦虑感并存，凸显出地方意义叠写中的结构性张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泉州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揭示了旅游发展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这3个层面从认知到情感，再到信念，具有层级递进与转化的性质，凸显了地方意义叠写中的人地错位、多元互动以及权力展演的建构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华侨的“购物车”式认同和侨眷的差异化地方认同结构，是对意义生产和地方认同的延伸和补充。

首先，在当前海外华侨缺席梧林发展的情况下，地方现今主体以曾经主体长期人地互动形成的特色为素材，经由现代话语体系的加工，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典型特征。这一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来完成，由于旅游企业和海外华侨秉持不同的空间价值观，使再生产出的地方意义很难忠实于地方，并且推动着侨乡向着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伴随着旅游实践的过程，侨宅“中－西”双重“家”意义逐渐被忽略，其过去所承载的情感和功能的意义在现代旅游语境下逐渐衍生了消费属性，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传统和历史意义上的原真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地方一直处于流变之中，有关地方的意义建构从未停止”的论断（Pred,1984）。

其次，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对于本研究，海外华侨长期与侨乡眷属之间的互动产生了跨国的宗族关系和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以血缘、宗法为基础，海外华侨与侨乡眷属亲密友好、和睦互助，其成为不同主体地方意义建构的主要构成部分。事实上，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胡宪洋等，2020），而以旅游为代表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反思性，人们需要在反思的过程中去不断地协商、调试与重构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张兴泰等，2021）。因此，当海外华侨与眷属之间的互动减少乃至消失时，“侨—眷—乡”之间的关系呈现异化之势，表现出两者关系的陌生与疏离。一言以蔽之，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

再者，在地方价值观上，以旅游作为地方发展动力的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艰苦奋斗、爱国爱家的家国文化在政府的权力规训和旅游企业的文本叙事下成为了“侨文化”的重要表征，而侨宅建造的炫耀性目的则被忽略，这与地方原本的叙事方式存在差异，这个过程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引领，也引发了侨乡空间到底是属于“谁的空间”之追问。

最后，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的华侨与侨眷的地方认同充满着结构性张力、分异乃至冲突。部分学者关注了旅游活动对于侨乡居民的认同表达（孙九霞等，2015），本研究进一步将华侨群体纳入研究范畴，认为华侨群体的地方认同建构呈现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特征的“购物车”式认同。在以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性背景下，与梧林侨乡地方意义相关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价值传统、历史渊源、社会关系都会被华侨有选择性地放进自己的“购物车”中，并从中挑选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内容来构建自己的地方认同。这一结论进一步延伸了Camilleri 等（1997）提出的文化“变色龙”概念，即个体进行文化认同时会根据社会情况转变其行为，并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选择出对自己最有利的文化内容，这是一种实用性的反应及“最大利益化”的方法。此外，秉持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取向的侨眷对旅游发展也表现出既迎合又反抗的矛盾立场，这正是意义叠写内部张力所在，杂糅了“经济理性”还是“伦理理性”的选择，说明旅游作为新意识形态在叠写入人地关系过程中所具有的空间生产的深刻性和反思性。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地方意义”的研究视野和内容。与中国其他的乡村相比，侨乡的另一个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宅基地退出机制。蔡晓梅等（2021）指出，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村民通过土地所有权的使用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村集体和村民凭借对土地的捍卫和坚守与外来绅士群体展开了动态博弈，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背后根源于中国的土地制度。但在大部分侨乡，随着时间、空间、情感距离的不断变迁，侨乡建筑的产权不断流散（蒋婷等，2021）。本研究中的案例地梧林，其侨宅建筑的产权更是全部收归国有，村民因此丧失了参与乡村旅游和分享旅游成果的“最大砝码”。赵振斌等（2015）的研究证实，地方的物质构成要素在当地人的地方意义产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如今随着居民对侨宅产权的丧失，其参与和建构地方意义的重要作用也随之被剥夺。长期以来，地方意义的建构都过度强调地方要素的作用，甚至在强大的外部结构性力量面前，地方居民对地方意义的诉求显得微不足道。反过来看，侨乡居民长期生活于侨乡之中，他们对侨乡根文化的珍视，对于传统侨乡美好经历的记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赞誉更应该得到尊重。这种对于价值的追求是地方意义的深层次结构，是影响居民个人价值观的基础力量，是地方性形成的至真、至美的人性因素（周尚意等，2011）。

在当今以流动性为特征的旅游空间实践下，像梧林一样自身承载厚重文化属性的旅游地不乏其数，这些地区除了看到旅游经济对地方的重要性外，更要在全球化浪潮与外来力量的冲击下保持自身独立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逆市场经济行动，但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这些地区发展的各类问题（郭文等，2018），尤其是涉及到地方居民的权能和认同问题。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于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研究，仅是对于梧林侨乡的研究发现，其结论是否能够普适应用于整个侨乡的解释，还需要通过后续的相关案例研究予以证实。此外，本研究仅分析了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和地方认同建构的特征，没有对侨乡地方意义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