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敏，李 鹏，陈长春，边志伟

（云南大学a.建筑与规划学院；b.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中很多仍然与当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活态性（Living），属于仍在使用中的文化遗产（赵晓梅，2015）。这种遗产又被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是“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Baillie,2009）。活态作为静态（Dead）的反义，强调遗产原有使用功能仍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Stovel et al.,2005；单霁翔，2008），也表明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下，活态遗产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延续性变化，而不能将其冻结在特定的时空中（Wijesuri‐ya,2016）。实际上，可以将活态遗产中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定义为活态遗产地（Living Heritage Site），其是由社区与遗产地长期共生构建起来的、物质与精神空间组成的文化整体。历史城镇（如平遥古城）、传统村落（如西递、宏村）、宗教场所（如五台山）、文化线路（如京杭大运河）和文化景观（如元阳梯田）等都是典型的活态遗产地。活态遗产地承载着前代人传给后代人的文化基因，但遗产地在持续使用中难免发生基因变异或缺失，尤其进入消费社会后，活态遗产地极易成为空间商品被生产和消费（明庆忠等，2014；刘敏等，2015），使其物质、社会和精神空间被重构（陈义勇等，2013；孙九霞等，2014；邵甬等，2016）。厘清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规律，把握文化基因演变的特征，对于活态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活态遗产地发展演变（邹怡情，2015；刘爱利 等，2015）、保护与利用（Swanepoel,2010；贾丽奇 等，2015；姜师立，2016）、保护与更新（周俭，2012；季宏等，2013；Simon,2019）等问题，承认活态遗产地的有机演变，认识到活态遗产地在社区与环境、历史的相互作用中不断重生，但缺乏对活态遗产地演变一般规律的系统性研究。也有学者针对历史城镇（郭文等，2013；吴志才 等，2019）、历史街区（郭凌等，2016；麦咏欣 等，2021）、传统村落（李鹏等，2014；冯智明，2019；杨洁莹等，2020）、宗教场所（赵斯羽，2017）等活态遗产地，采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等理论工具，分析活态遗产地旅游空间生产的特征和机理，但却较少根植于活态遗产地本质属性进行理论拓展。

活态遗产地的持续变化过程是社区对遗产地的持续使用和创造过程，既生产了不断传承与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表征，也生产了持续演变的社会关系，可称之为连续性空间生产。文化传统是贯穿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主线，尤其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文化价值是遗产地空间被生产和交换的诱因，土地经济价值的发挥有赖于文化价值的释放。如果仅用空间生产的一般理论工具解释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还不足以准确表达其独有的连续特征和文化属性。

为此，本文基于活态遗产地特性，结合“空间三元辩证法”构建概念模型，从空间生产视角分析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活态遗产地保护、利用与传承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

丽江古城于1997 年12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范围包括大研古城（含黑龙潭）、白沙民居建筑群、束河民居建筑群。本文主要研究大研古城（以下简称古城）。

丽江古城是历史城镇型活态遗产地，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活态性，并在社会生活、物质空间和文化传统等方面产生延续性变化，可以说，是活态遗产地的典型代表。唐宋时期，白沙是丽江的行政和宗教中心，古城则为商贸驿站。明朝以后，古城取代白沙成为丽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清朝到民国时期，古城的商业中心功能不断增强，表现出开放包容、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生活形态。1949—1997年，“脱开古城、另建新城”的举措使得古城的商业中心功能弱化，转向居住生活功能。1997 年以后，“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推动了旅游业快速发展，古城被评为5A 级旅游景区后，更使得大量游客和外来经营者涌入，原住民纷纷迁出，古城内充斥着各种消费场所，空间生产现象更加突出。

1.2 数据来源

从2011年开始，课题组每年均到古城调研。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和二手资料分析获取。

古城保护管理措施的情况，来自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划、政策法规和文件等，以及对相关部门的访谈；社区人口数据来自《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郭家骥，2010）和2011年10月对社区居委会的访谈，社区生活变化情况来自持续的实地观察，以及对外来经营者、游客和原住民的访谈；遗产区用地比例数据来自《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规划（2012）》①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2.未批准。，以及2019 年8 月的实地调查；消费场所类型和数量数据来自2014年8月和2019年8月的实地观察，建筑内部空间和外部装饰变化情况来自持续的实地观察。

2 概念模型构建

2.1 活态遗产地特性

活态遗产地的特性是活态性，具体表现为4种延续：遗产地延续原有的使用功能；社区与遗产地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延续；社区延续不断地对遗产地实施维护；随着环境改变，遗产地有形与无形表达方式会产生延续性变化（Poulios,2011;2014）。活态遗产地是在延续原有使用功能的基础上，由社区联系延续、维护延续、文化表征（有形与无形）延续共同表达活态性（图1-a）（Wijesuriya,2015）。原有使用功能是活态遗产地文化的关键内容，使用功能丧失表明遗产地由活态转为静态，使用功能变化则会引起遗产地文化内容的相应改变。但仅凭原有使用功能并不能判定遗产地的活态性，还需要考查遗产地是否与现实社会发生关系并产生延续性变化。例如古代陵墓虽然延续原有使用功能，但已脱离现实社会并被定格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则不属于活态遗产地。

社区联系延续、维护延续、文化表征延续反映了遗产地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系。其中，社区联系延续，是由遗产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维护者所组成的社会关系与遗产地相互关联的连续过程，这种关联会形成活态遗产地的生活（Living）；维护延续，是指社区对遗产地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实施干预、扩建、更新和维修，从而达成对地点（Site）的诠释；文化表征延续，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遗产地因被使用而产生有形或无形文化表征的持续变化，并积淀形成活态遗产地的传统（Tra‐dition）。以历史城镇为例，社区对其长期使用和维护，会引起空间格局、建筑形式、景观环境等有形文化表征的改变，以及节日、习俗等无形文化表征的改变，二者逐渐积累形成传统。世界文化遗产老挝琅勃拉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作为19 至20世纪欧洲殖民者建造的传统建筑与老挝城市结构相融合的突出典范，其独特的镇区保存十分完美，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关键阶段②http://whc.unesco.org/zh/list/479。

在活态遗产地持续使用中，生活、地点、传统是社区联系延续、维护延续、文化表征延续的作用对象与结果，可以将后者抽象表达为前者。因此，生活、地点和传统是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表达要素，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维持着活态性（图1-a）。

2.2 活态遗产地三元结构模型（TSL）

遗产地的活态性通过连续性空间生产加以维持。历经时代变迁留存下来的活态遗产地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条件下，不断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而生产出来的空间产品，即连续性空间生产的结果。因此，可以紧扣遗产地的活态性定义，拓展空间生产理论框架，以便更加精准地剖析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特征与逻辑。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的空间”的空间三元辩证法（Lefebvre,1991），试图通过整合精神、物质和社会3种空间来讨论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关系（图1-b）。空间的表征是“概念化的”（Conceived）空间想象，以及透过知识理解与意识形态来支配的空间，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所构想出来的空间；空间实践表现为一种外部的、物质的环境，是“感知的”（Perceived）空间，对应于发生在空间中、并与空间相联系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和产物；表征的空间是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人们直接生活（Lived）出来的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与环境相关联形成的社会关系（石崧等，2005；张子凯，2007；郑震，2011）。空间的表征约束空间实践和表征的空间，空间实践会对抗空间的表征、影响表征的空间，表征的空间又会反作用于空间实践和空间的表征。

传统、地点和生活代表活态遗产地的精神、物质和社会3种空间。传统是权力主体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抽象表达，具有精神属性，与空间的表征相近；地点是社区对遗产地物质空间进行维护和使用的结果，具有物质属性，与空间实践相近；生活是遗产地中不同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关系和所经历的状态，具有社会属性，与表征的空间相近。传统、地点和生活可以说是列斐伏尔“三元空间”在活态遗产地语境中的特殊表达，其内涵窄于“三元空间”，但更能表达活态遗产地特性。因此，为厘清传统、地点、生活的相互作用，探究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特征和机理，将“空间三元辩证法”与活态性表达三要素进行耦合，构建活态遗产地三元结构模型，即TSL（传统－地点－生活，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图1-c）。

图1 活态遗产地的TSL模型构建Fig.1 TSL model of the living heritage site

3 丽江古城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

古城的建城历史可追溯至唐代“三赕城”，但现址古城的真正形成却始于明代“大研厢”。此后，古城作为城市的使用功能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时代更替和社会发展，古城的核心功能不断演变，出现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

3.1 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生产

明清时期，古城的性质是地区政治中心，其城市主导功能是政治功能，明代木氏土司和清代流官的政治统治推动了古城空间生产。木氏土司将府署建于古城，引起地点、传统与生活的变迁。1）在地点上，古城空间布局呈现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木氏土司府是古城的主体，约占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古城分区包括土司居住和官署入驻的“闲人里”，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居住的“百姓里”（陈宗海等，1964）。2）在传统上，由于木氏土司既推崇汉文化，又强调保持本族文化基因，使得土司府布局同时呈现明代北京紫禁城的某些特征，以及东巴“巴格图”的思想内涵。3）在生活上，木氏土司推行移民政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外来移民进入古城，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异域文化，改变了生活方式。但由于木氏土司限制汉文化对纳西族下层文化的影响，外来移民均“变其服从其俗”，逐渐融入当地纳西族居民的生活中。生活的异化与同化又影响地点和传统，使得土司府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汉、纳西、藏、白等多元民族文化特色，而民居建筑仍采用当地井干式木楞房形式。

改土归流后，流官的统治进一步改变了古城的地点、生活和传统。1）在地点上（图2），流官府城取代木氏土司府成为古城主体，并依照中原礼制建设，城内布置有府衙、县衙等，城北建有文庙、武庙等；建学兴教的举措强化了古城文化教育职能，书院、学堂等设施得以兴建；而刺激农牧业经济发展的举措带动了古城工商业繁荣，流官府城以西形成以四方街（府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区，每日集市散去后都会用河水洗街。2）在生活和传统上，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交融，以汉族为主的外来移民大量增加，汉文化影响渗透至社会下层，由此引发古城社会生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不仅促进了制铜器、制皮革、纺织等手工艺的发展，也使得民居建筑在井干式木楞房基础上发展出砖瓦结构房屋，并开始出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院落形式。

图2 四方街、土司府、流官府城位置（蒋高宸，1997）Fig.2 Location of Sifang street,Tusi palace and Liuguan city

在政治功能主导下，古城的生活、地点和传统都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以土司或流官的政治活动为中心，贵族和平民、纳西族居民和外来移民通过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形成古城生活形态，进而创造出城市格局、功能分区、建筑形式等物质空间表象。生活与地点又在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积淀形成建筑、民俗等文化传统（图3）。同时，明代土司的地方自治与清代流官的中央管辖，也使得2个时期的古城空间生产呈现明显差异：一方面，土司更强调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文化对古城空间的影响，而流官则显著增强了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流官比土司更显著地推动了古城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使古城空间产生了深刻变化。

图3 政治功能主导下的丽江古城空间生产Fig.3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under the political function

3.2 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生产

1856－1872年，云南爆发杜文秀回民起义，战争波及纳西族地区，古城几乎被战火毁灭。直到清同治末年，古城才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恢复建设。民国以后尤其是抗战时期，丽江因战略地位提升而进入工商经济发展高潮，古城处于高潮的中心。古城的主导功能由政治功能转向工商功能，进而出现新一轮空间生产。1）在地点上，手工业、商贸业、马帮运输业等蓬勃发展导致工商业设施的大量建设，20 世纪30－40 年代，古城已有铜器铺近50 家，皮革作坊20 多家。抗战中期，大小商号数量已达1 200 多家；四方街取代土司府和流官府占据古城中心地位，四方街和主要街巷两侧的房屋兼具商业、手工业和居住功能，采用前店后坊、前店后宅等形式。2）在生活上，全国各地商人和手工业者涌入古城，改变了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取代政治生活成为主流。3）在传统上，围绕着社会生活与物质实践，古城逐渐形成独特的营城智慧和建筑文化：“三山为屏，一川相连”的山水格局；以四方街为中心的“放射状+自由式”路网，“民居－街巷－水系－山体”共生的空间形态；纳西族、汉族、白族等多民族建筑技术与文化相融的民居建筑。同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铜器、银器、皮革制造，以及纺织、造纸等传统手工艺。

在工商功能主导下，古城的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商人、手工业者、平民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已然形成，他们的世俗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物质空间和文化传统也因满足世俗生活需求而改变，这反过来又促进社会生活的发展。与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约束下的空间生产不同，民国时期的空间生产受市民阶层推动，更多地表现出自组织性（图4）。

图4 工商功能主导下的丽江古城空间生产Fig.4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under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function

3.3 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生产

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因丽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古城空间生产现象不突出。1994年，云南省滇西北旅游现场办公会在丽江召开，1997年以后，古城旅游业得以迅速发展。由此，古城的主导功能转变为旅游功能，并产生剧烈的空间生产。旅游发展初期，古城以开展观光旅游活动为主，空间生产着重表现在生活维度，而在地点和传统维度的表现不明显。游客成为古城社会关系中的新兴群体，使古城在原有居住生活基础上增加了旅游生活，也导致少量民居被改造为购物、餐饮等旅游服务设施。

旅游加速发展阶段，古城内的旅游活动由观光游览转变为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空间生产现象重点表现在古城的生活、地点和传统3个维度。

1）在生活上，古城社会空间被重构，古城生活由居住彻底转向旅游。原住民大量迁出，外来经营者大量迁入，仅以古城新华社区为例，2005、2007、2011 年实际居住在古城的原住民分别约为297 户1 038 人、189 户657 人、17 户，2011 年外来经营者约238户。古城由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居住社区，演变为以外来经营者和游客为主体的旅游社区，原住民几乎被挤出到古城生活之外。游客占有古城空间，流连于大街小巷和各种消费场所，古城的品牌、形象、风格、情调成为消费对象，游客通过自我体验将古城生活改造为偏离日常生活的游戏情境。

2）在地点上，古城中原有的居住场所被大量置换为旅游购物、餐饮、住宿、文化体验等消费场所（表1），古城的用地结构被彻底改变。2002－2012 年，居住用地比例减少了31.6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比例增加了28.47%（表2）。同时，古城的民居建筑也发生变异：为适应餐馆、客栈、酒吧等功能需求，原来以家庭为核心、长幼尊卑有序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变成多样、无序的内部空间组织；建筑的屋顶、悬鱼、瓦当、槅扇、门楼丧失原有的细腻与精美，变得粗糙而简化。外墙、门窗、天井不再严格按照传统建筑材料和营造方式修建，而是杂糅了现代时尚元素（图5）。

图5 丽江古城民居建筑外部装饰的变异Fig.5 The variation of exterior decora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表1 丽江古城消费场所的类型与数量Table 1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consumption places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表2 丽江古城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比例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and commercial service land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

3）在传统上，为满足游客文化体验需求，也为保护遗产，古城文化传统被提炼与建构。政府通过编制规划、制定管理条例和规章，将古城的物质文化传统抽象为条文式规训：提出保持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格和景观环境的基本原则；制定拆除、改建和新建建筑的控制要求，以及传统民居保护维修的设计与施工要求，甚至规定了广告招牌的制作要求。同时，政府还通过开展保护、研究、传播和展示工作建构非物质文化传统，尤其是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展示与传承行动：打造纳西人家、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银文化院落等18个民族文化展示点；扶持经营东巴纸、东巴绘画、传统皮革、传统服饰等特色文化项目；组织群众在四方街“打跳”，恢复“洗街”等活动。这些规训和措施将古城内的物质实践和文化生活引向传统范畴。

在旅游功能主导下，古城表现出遗产地和旅游地的双重属性。旅游消费改变了古城的生活方式，推动了古城的物质空间改造，进而使古城的文化传统发生变异。遗产保护则借助传统建构为古城的文化生活和物质实践提供指引与约束（图6）。2015年以后，古城逐渐步入旅游发展的成熟阶段。古城的消费场所数量趋于饱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比例变化不大（见表1、2），由“居住场所置换为消费场所”转向“消费场所内部置换”，外来经营者之间频繁转让店铺。自此，古城的空间生产趋缓，且主要表现为生活和传统维度的生产，着重于提供良好的旅游服务和文化体验。

图6 旅游功能主导下的丽江古城空间生产Fig.6 The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under the tourism function

4 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内在机制

4.1 丽江古城连续性空间生产机理

不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古城历经“政治→工商→旅游”的核心功能转向，引发了三次明显的阶段性空间生产：第一次是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古城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其他的地方政治中心型城市相似，生产力不强，是一个服务于政治统治需求的消费型城市。全城大部分土地都用于宫殿、衙署和府邸，古城空间只是物质资料消费的容器，承载着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各种消费活动。统治阶级控制着“空间中的消费”全过程，呈现自上而下他组织性，地点、生活和传统的演变具有封建政治特色；第二次是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和古城战略地位提升，古城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成为丽江地区的工商经济中心。城内用地主要布置工商业设施及配套民宅，古城空间成为物质资料生产的容器，承载着工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产品的生产活动。市民阶层推动着“空间中的生产”全过程，呈现自下而上自组织性，生活、地点和传统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第三次是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古城依托遗产资源发展旅游业，大部分民居被改造为旅游服务设施，古城空间不再只是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的容器，而是演变为直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对象。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控制着“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全过程，自上而下他组织性与自下而上自组织性并存。古城空间被消费化重构，传统成为吸引消费的品牌，地点成为承载消费的场所，生活成为实现消费的行为。

在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中，古城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是空间生产的源动力。虽然古城始终延续着城市这一基础使用功能，但受外部因素影响，古城在不同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不同的核心使用功能。受古城功能演替的带动，地点、生活、传统产生适应性改变，并在社会关系主体控制下形成互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

4.2 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逻辑

活态遗产地是随着时代发展，在不同外部环境条件下，产生延续性变化的时空连续体，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产物。活态遗产地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空间生产，即连续性空间生产，是由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表现出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方面的逻辑（图7）。

图7 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逻辑Fig.7 Logic of continuous space production of the living heritage site

时空延续变化逻辑约束了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方向。活态遗产地与一般城市或乡村不同，强调在连续不断的空间生产过程中保持遗产地的完整性、原真性和延续性，即：保持所有文化资源特征，传递真实历史信息、场所精神与社区情感，并随时代动态发展，产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表征的持续演变和积累。时空延续变化逻辑表明，活态遗产地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会进行空间生产，并不断产生变化，但在变化中又传承着历史文化价值。活态遗产地不可能像静态遗产地保持原始状态不变，也不会像一般城市或乡村极可能缺失完整而真实的历史信息。历经时代变迁的丽江古城仍然延续了独特的营城智慧、建筑文化和民族艺术。

外部环境因素驱动逻辑揭示了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随着时代进步和发展，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条件不断变化，使活态遗产地出现功能上的衰败与不合时宜，这需要在原有基础使用功能之上调整核心使用功能，以顺应时代谋求遗产地自身发展。同时，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可以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而导致活态遗产地物质空间被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需求；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可以促进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进而导致活态遗产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表征发生变化。丽江古城正是受外部环境因素驱动而发生三次核心功能转向，以及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变迁。

内部活态要素运作逻辑揭示了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活态遗产地核心功能转变，进而激发“生活－地点－传统”三元互动机制的运行。功能转变也是遗产地与现实社会生活持续关联的结果，核心社区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是遗产地活态化和空间生产的主体；功能调整离不开物质空间改造，地点塑造又会导致社会生活变迁和文化传统变异；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主体通过传统建构约束地点塑造，引导社会生活；社会关系重构能促进文化交流和传统演进，生活方式转变会促使物质空间的调整和优化。生活重构、地点塑造与传统建构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的独特路径。丽江古城正是在生活、地点、传统的互动中实现了三个阶段的持续变化，生活和地点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传统也是经过三阶段逐渐积淀形成的。

5 结论与讨论

活态遗产地演变与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的逻辑。从明清到当代，丽江古城始终处于持续变化中，但仍传承着纳西族优秀文化。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化促成了古城核心功能的转变，并推进生活、地点和传统互动形成空间生产。明清时期，政治功能主导下的古城空间生产围绕统治阶级的意图和需求展开，是空间中的消费；民国时期，工商功能主导下的古城空间生产围绕市民阶层的工业生产活动和商业贸易活动展开，是空间中的生产；当代，旅游功能主导下的古城空间生产围绕外来经营者和游客的旅游活动展开，是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核心社区在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不同时期的核心社区重构直接影响空间生产的转向。

因此，为更好地实现活态遗产地保护、利用与传承，应达成以下两点认识：1）承认和客观对待活态遗产地的连续性变化，守住文化基因底线，寻求变与不变之间的平衡。2）密切关注活态遗产地物质空间表象之下的社会关系，除了借助政府和专家的力量保护文化传统外，还需要协助当地社区更好地认识活态遗产地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帮助文化持有者重新建立对活态遗产地及其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未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前，活态遗产地研究大多只关注物质空间本身的发展演变；引入空间生产理论后，虽然有研究关注到物质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却没有紧扣活态性特征，揭示活态遗产地空间生产的机理。本文拓展了活态遗产地发展演变研究和空间生产研究的视野，将活态遗产地的形成发展视为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并发展了空间生产理论在活态遗产地语境下的具体表达，将空间三元辩证法与活态遗产地特性相结合，提出“传统－地点－生活”的三元互动关系。然而，本文只是利用TSL模型针对丽江古城这类历史城镇型活态遗产地展开实证研究，而宗教场所、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其他类型的活态遗产地还有待深入研究，以不断修正和完善该模型。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长期的大力支持，以及杨凯、刘英慧、赵选贤等研究生的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