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轶 徐振华

内容提要：1916—1918年，苏曼殊以支持者、供稿人等多重文化身份参与了《新青年》舆论场的形成。文章考察苏曼殊在《新青年》上刊登的《汉英文学因缘》广告、《通告》以及《碎簪记》等文学文化活动内容，探究《新青年》同人关于其文学价值和文化身份评判的讨论，有助于打开《新青年》与文学革命充满张力的历史现场，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其《社告》便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名彦”者详为何人，却未一一道来。直至更名《新青年》后，所谓“名彦”方被和盘托出，苏曼殊与吴稚晖（敬恒）、胡适、李大钊、马君武、张继（溥泉）等赫然并列。1然而，启蒙、救亡等宏大叙事对于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之边缘文人的遮蔽，使得苏曼殊于《新青年》初创期“在场”的文学现象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也鲜有学人作专题研究。我们尝试考察苏曼殊在《新青年》上“登场”“在场”“离场”的文学文化活动，为打开《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提供一种新的外部认知视角，也有助于突破新文化运动研究之内部视角常态化的现状。

一 登场：《汉英文学因缘》广告的文学文化意蕴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时，苏曼殊在日本疗疾尚未归国2，然而这并未影响他参与该刊的文化场。《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刊载的《汉英文学因缘》广告可谓苏曼殊的“登场”仪式。《汉英文学因缘》（原名《文学因缘》）是苏曼殊编译的首部英汉互译诗集，上卷曾于1908年由东京齐民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