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宝

两汉以来学官长期依附于礼职，“凡国学诸官，自汉以下，并属太常”。(1)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诸卿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4页。这种情况至北齐皇建元年(560)八月发生改变。高演下诏国子改“学”为“寺”，不仅首次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国子寺”的官方称谓，还允许国子寺与九卿一样也配备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等吏员，“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同时，“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2)李延寿：《北史》卷七《齐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9页。从而将国子学变为兼具教学育才与教务管理的双重职能机构，也强化了国子寺、州郡太学的二级教育行政体系。迄至隋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又改寺为学，正式“罢隶太常”；大业三年(607)，则以国子学改学为监，最终在隋唐“九寺”“五监”的行政框架内确立了学官、礼职分立的格局。(3)魏征等：《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93页。事实上，高演改立国子寺与尚药典御脱离太常寺太医署而成立尚药局相似，均旨在以专署、专职、专员的形式提升行政效能，以实现高演“于时国富兵强，将雪神武遗恨”的目标。(4)李百药：《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5、86页。不过，在高齐“帝图杂霸，儒风未纯”的政治环境下，(5)《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第597页。国子学官寒儒化的趋向明显，国子寺的教育、铨选功能也大打折扣。对于太常寺而言，虽然经过机构精简能够更集中地发挥总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等方面的职能，但“学术之士盖寡，故曲学末伎，咸见引纳”的弊端也变得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