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0）

引言

《史记·游侠列传》是二十四史当中第一篇以游侠为题的人物类传。司马迁不仅塑造了个性鲜明的游侠形象，而且也充分肯定了游侠精神。目前学术界对《史记·游侠列传》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史记·游侠列传》和《汉书·游侠传》的比较研究。如严振南《论<史记>与<汉书>选录游侠形象的错位》[1]，文章将《史记·游侠列传》与《汉书·游侠传》进行比较，通过探究二者选录游侠的差异，揭示出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阶级立场及创作目的；其二是对《史记》中侠客的形象进行研究，如王庆的《论<史记>中的侠客形象》[2]；其三是司马迁为游侠立传的缘由及影响研究，如高建文的《<游侠列传>立传缘由及影响》[3]等。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史记·游侠列传》的内涵。本文试图从情蕴这一角度出发，分别从赞赏、愤慨、同情三种态度来分析司马迁在记叙游侠时所流露出的复杂情感。

一、赞美

司马迁将游侠列入类传，可见其对游侠这一群体的重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阐明了《游侠列传》的主旨，表明了为游侠作传的目的，即弘扬游侠精神，其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4]7744他在序文中亦表达了对游侠的认可和赞赏：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4]7337

司马迁认为，当今游侠的行为虽有悖于国家法令，但其信守承诺，助人于困厄而不吝惜生命，经历生死考验而不夸耀本领的精神令人敬佩。在这里，司马迁主要从“信”“勇”“义”“廉”四个方面概括了游侠精神的具体内涵，描绘出他眼中的侠者形象。

首先，“信”是游侠精神的核心。所谓“信”，即“言必信，行必果”。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写游侠“不既信，不倍言”[4]7744，于《游侠列传序》中强调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4]7337，可见其对“信”的重视。他认为游侠都是重信义、讲原则之人。《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用了大量篇幅记叙郭解，其云：“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4]7356郭解为人办事尽心尽力，只有做到让各方都满意之后才敢去吃人家的酒饭，这从侧面反映出郭解待人真诚、重守承诺的性格特征。后郭解因杀杨季主而被官府捉拿，逃亡期间亦“所过皆告主人家”，不肯隐瞒真相，其诚信至此。司马迁认为恪守诺言、为义而死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其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4]7342,流露出对游侠的赞赏之情。

其次，“勇”是游侠群体共有的气质，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大多展现出“赴士之厄困、不畏生死”的侠者气概，以及在乱世中坚守自我的非凡勇气。鲁国的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4]7347，他因助人之急而闻名关东，藏匿的豪士及亡命之徒不可胜数，其中最为闻名的要数大将军季布。在季布被刘邦追捕之时，正是因为他的藏匿和勇敢进言，才使得季布得以赦免。另一位侠士郭解更是勇猛无畏，他“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4]7352，这些行为虽然恶劣，却将郭解无畏无惧的个性展露无遗。在“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7337的社会当中，选择做一名侠客，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而布衣之侠们却敢于冲破礼法的束缚，亦不畏统治阶级的制裁，勇敢地追求侠义人生，朱家“用侠”、田仲“以侠闻”、剧孟“以任侠显诸侯”、郭解“自喜为侠”、解父“以任侠”……这种于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依旧坚持自我的勇气令人钦佩。

再次，“义”代表了司马迁眼中游侠最理想的精神风貌，所谓“义”即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检阅《游侠列传》全篇，“义”字共出现9次。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5]166孔子认为，对于君子而言，义是最可贵的，有勇无义之人不是犯上作乱之徒就是盗贼。司马迁眼中的布衣游侠十分重视义，他们“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4]7337。正是一个“义”字，将游侠与暴戾之徒区分开来，使得有义的侠士受到人们的信任和拥护。郭解虽在少年时作奸犯科，但及至成年便“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4]7352，为人处世严格按照侠的标准要求自己：别人不尊敬他，他将原因归为自己德行不够，不仅不生气，还暗中免去了那个对他无礼之人的差役；他的侄子仗势欺人被人杀死，他在了解缘由后原谅了对方：“去其贼，罪其姊子”[4]7352。郭解正是凭借这样君子般的处事原则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赏，在他身处困境之时，卫将军愿替他说情；在他逃亡路上，素不相识的籍少公愿放弃生命助他逃过一劫。司马迁感叹，在郭解之后，行侠的人虽多，但大多数都傲慢无礼而不值得称道，唯独倪长卿、赵王孙等人还保留有谦虚退让的君子之风，其曰：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儒，临淮倪长卿，东阳田君儒，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4]7360

由此观之，“退让君子之风”虽非所有游侠身上都具备的品质，却是司马迁所高度欣赏和认可的，代表了司马迁眼中理想游侠的精神风貌。

最后，“廉”也在多数游侠身上有所体现。所谓“廉”指的是游侠们厚施薄望、不慕名利的一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序》中就强调了游侠廉洁的品行，其有文曰：“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4]7344在正文之中，司马迁更是以朱家、郭解等人的具体事例来说明游侠这一美好品质：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4]7347，他救活的人不可胜数，“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4]7347。他还曾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大将军季布，等到季布脱离困境，官至显贵，朱家却终生不肯再见他，廉洁至此。另一位大侠郭解为人亦如此，他厚施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4]7352，调节雒阳仇家亦不将功劳归于自己。由此观之，行侠仗义在他们眼中是作为侠者应有的担当而非沽名钓誉的筹码，他们不贪财、不慕名，具有廉洁高尚的情操。

诚然，信、勇、义、廉这些普遍存在于游侠身上的美好品质代表了司马迁所认同的游侠精神的具体内涵。司马迁敢为人先，为游侠立传，通过描写朱家、剧孟、郭解等人的行侠事迹，来表达出对游侠的充分肯定和赞美。

二、愤慨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表达对游侠欣赏和赞美的同时，亦对社会诸多现象有所批判：暴豪之徒肆虐横行为人不齿，公孙弘之流舞文弄墨残害游侠，侯门宣扬仁义实而不仁，种种现实激发出司马迁的无限愤慨。

首先，司马迁将盗跖之类的暴豪之徒与游侠进行区分，对暴豪之徒进行强烈批判，指出他们不仅为游侠不耻，也令游侠蒙羞。司马迁在文中对盗跖之流进行了严厉指责：

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佗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盗跖居民间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4]7360

他认为盗跖、庄蹻等人残狠暴戾，而姚氏、诸杜等人亦与前者如一丘之貉，虽有余党诵义无穷，其实根本不值一提，他们都是朱家那样的人所不耻的。此外，司马迁亦看到有人打着游侠的旗号来破坏游侠的名声，文中有云：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4]7344-7345

暴豪之徒拉帮结派，打着游侠的旗号作奸犯科、欺贫凌弱，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明真相的世人却将其与游侠混为一谈，对游侠多加耻笑，这样的社会现状令司马迁扼腕，不禁为游侠鸣不平。

其次，司马迁通过郭解的悲剧性命运揭露了公孙弘的阴险残忍，对其舞文弄墨枉杀郭解的行为表示愤慨。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大兴儒学，儒者得以重用，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更是深得君心。司马迁开篇引韩非“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之语，儒侠并提，首先展开了对儒者的议论：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4]7337

司马迁将儒者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术取卿相的朝廷之儒，一类是独怀君子之德的闾巷之儒，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前者。方苞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朝廷之儒主要是指公孙弘等人，其曰：“固无可言者，鄙琐龌龊不足道也。盖谓公孙弘、张汤等辈。”[6]161清人姚苎田亦云：“此如公孙弘、张汤一辈人，似褒实贬。”[6]161关于公孙弘的为人，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多有议论：“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4]6742-6725可见司马迁眼中的公孙弘实乃伪善阴险之辈，表面装作宽宏大度，实际上心思狠毒、城府颇深，主父偃、董仲舒等人的遭遇都和他脱不了干系。而在《游侠列传》中，也正是公孙弘一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4]7358使郭解担上大逆无道的罪名，落得个被灭族的下场。对于此事，司马迁虽一笔带过，却于不露声色中揭发了公孙弘舞文弄墨陷害郭解的真相，揭露了其伪善狠毒的真实面目。

最后，司马迁认为公孙弘的伪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普遍现象，因此，他提出了对当下社会道德标准的质疑，表达了对侯门权贵的嘲讽，其曰：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4]7341

世俗之人并不关心什么是仁义，凡是给他们好处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在那样的世风下，司马迁看到，周文王、周武王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被颂为仁义之君，伯夷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却丝毫不会损害他们的声誉；盗跖和庄跻虽凶狠残暴毫无道德，但其门徒党羽却对他们歌功颂德。偷窃衣钩的人罪行虽小，但因为破坏了社会秩序而被判死刑；窃取国家政权的人虽罪责深重，但他们却可以免于刑罚而被封侯。因为一旦他们成为诸侯，天下仁人志士便竞相拥护，此时再没有人去计较他们窃国行为的对错，而是把他们都当作仁义之人。这便是侯门仁义长存的真相。对于司马迁的这段议论，历来专家学者解说众多，但大都指向司马迁讽刺侯门假仁假义、道德虚伪。如何良俊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7]713于慎行亦云：“盖言是非无定，成则为是，仁暴无常，贵则称仁。”[6]161在这样的社会中，评判是非对错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仁者和暴徒也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身份显贵者即为仁。道德话语权为封建统治者所掌控，成为控制国民舆论的有力武器，侯门宣扬仁义实而不仁，侠者有仁有义却惨遭迫害，司马迁在此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道德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

由上可知，在这样的社会中，游侠命途多舛，跖跻之流为非作歹，百姓不辨是非，儒者搬弄是非，当权者亦伪善专制，司马迁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史官，对此种种多有愤慨，但其满腔愤懑无处纾解，唯有以笔著书，留给后人评判。

三、同情

在赞赏与愤慨之外，司马迁流露出的另一种情感令人动容，那便是同情。这同情指向游侠，指向圣贤，指向芸芸众生。在对众人的同情之中，司马迁亦流露出对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

首先，司马迁对游侠抱有深刻的同情。侠士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的社会处境以及悲剧性命运令司马迁扼腕，其曰：“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4]7344游侠不仅受到儒家、墨家这些显学的排斥而不为史书记载，更受到统治者的严厉打击。文中有言：“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4]7350-7351《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更因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一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而落得个被灭族的下场。司马迁对郭解不得善终的结局深表惋惜，其云：“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4]7362天下人不论贤孝与否、不论是否认识郭解，都仰慕郭解的名声。司马迁借此来表现对郭解的赞赏与惋惜之情，正如清人姚苎田所云：“说之津津，其惜极矣。”[6]164

其次，司马迁表达了对处于困厄之中的圣人以及平常人的同情。文中有云：

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4]7339

虞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等人都是儒家所宣扬的有道德的仁人，他们尚且要遭受灾难，更何况是处在乱世末流的普通人。司马迁通过举例表达人生多艰的道理，对苦难承受者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最后，司马迁列举游侠及圣人的命途多舛，引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世感慨。中国传统文人自古以来便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礼记·儒行》有云：“儒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8]794一介史官，耿直自爱，横遭李陵之祸，身受腐刑，忍辱苟活，而往日的亲友却避之不及，这对身心的打击不可谓不大。董份语：“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7]713他认为司马迁因自身遭遇而有感于游侠的侠义行为，因此，在为游侠作传时语言多有过激之处。司马迁在对游侠命运的陈述中流露出他对自身身世的感叹，借游侠的人生悲剧，抒发对自身命运的慨叹；写游侠所处社会的黑暗，表达对自身时代的不满。游侠行侠以立世，救人于厄，报人不赡；司马迁著书以留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9]2735，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9]2732不管是游侠还是司马迁，都在坎坷的命运中有所坚持：他们不论贫富贵贱，不怕人微言轻，坚守人格、自珍自重，即使身受磨难，也努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个人的足迹，向世人证明自身无可替代的价值。

总而言之，司马迁为游侠做传，在对游侠的艰难处境以及悲剧性命运探讨中，看到了人生多艰的残酷真相，他在对游侠以及众多处于困厄之中的仁人志士表达深切同情之时，自伤之情亦多有流露。

综上所述，《史记·游侠列传》一文包含了司马迁多种复杂情感，本文以情韵为线索，分别从赞赏、愤慨以及同情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探究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赞赏与同情、对儒者士大夫的揭露与批判、对人生多艰的无限感慨等多种情感，多角度展现出司马迁的价值取向，也从侧面论证了司马迁写史不仅秉持实录精神，力求做到“不虚美，不隐恶”[9]2738，更具有“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