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骋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远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类比不当的意味。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不防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绝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