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学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定论。但是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就会发现，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学说的观点，显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抑或社会变革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暴力革命”仅仅作为社会过主义渡理论中的一个方法。事实上，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其中除暴力革命这一方法以外，还包含了其他的两种方法——和平过渡、跨越式过渡。在社会过渡理论中，“暴力革命论”经过俄国、中国革命得到了具体验证；“和平过渡论”和“跨越论”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被重新认识和补充完善。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用发展的视角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种理论模式。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持续深入推进的新时代，重新认识和完善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种路径，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重振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着极大的世界性作用。

学界在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研究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存在整体上把握不足的缺陷，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于“时期”的分析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也不能脱离整体性的规定。文章旨在系统地论述三种模式的同时理清其中的辩证关系，并结合世界时代的整体背景，重新树立起系统化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一、暴力革命——随着世界时代变化的过渡模式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过程，在对整个人类社会“自然过程”的研究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阶级的存在、阶级间的差别必然导致一个阶级起来去推翻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了”；[3]那么谁是这个武器的运用者呢？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4]在《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通过“两个必然”实现路径，再次验证了运用“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手段。

在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个方法“暴力革命”时，可以透视出，马克思将“暴力革命”提到这样的高度，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反对暴力革命的蒲鲁东之流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出发，认为“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6]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形成阶级”；第二阶段“……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7]从资产阶级成为阶级，接着成为统治阶级，这一方面可以观察到“暴力革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手段。从另一个方面即资产阶级在对待无产阶级的罢工、同盟等问题时，资产阶级的态度是“……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他们为什么惶恐，为什么显出“先验”的蔑视，其根源在于“……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8]而恰恰这个“类似的运动”就是无产阶级接过资产阶级曾将扛着的暴力革命的大旗，进行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运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与“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一致的，因此就不得不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手持权杖的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机器。

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被片面地称为暴力学说、斗争学说，是因为在“暴力革命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9]这一基本思想成为了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列宁借助发动城市暴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用革命的实践论证了革命的理论，加深了无产阶级对“暴力革命”在实践层面的认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是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都是“暴力革命论”中国化的表达。通过“暴力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系列的革命成就加深了“暴力革命论”在社会过渡中的主导地位。

暴力革命式的过渡是否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方式呢？其回答是否定的。暴力革命式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其自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这一理论的边界也会随着世界所处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要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暴力革命的过渡是否还适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线性式的。以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作为世界时代起点，经过17-19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大致覆盖了全球，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判断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显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预计，资产阶级时代将要发展到无产阶级时代。1894 年恩格斯在《给西西里岛社会党人的贺信》预言了一个“即将来临的新时代”[10]，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伟大的革命导师关于这一时代主题及其发展的判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前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进入20 世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世界所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时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5 年列宁根据新的世界发展形势修正了原有的时代主题的认识，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将世界时代分为三个阶段“(1)1789—1871 年，(2)1871—1914 年，(3)1914—?……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11]简单来讲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一基本的时代判断一直延续到20 世纪80 年代，期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消极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全世界发生深刻转变的情况下，机械运用导致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改革开放在打破社会主义的低潮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时代判断。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12]此后，直至十九大报告，再次肯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时代的变化对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暴力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也不例外。

虽然世界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发展到“和平与发展”，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时代的变化而简单地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历史性作用——过渡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不可避免落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沼，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认识暴力革命……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背叛，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13]同时，也应该积极地认识世界时代的深刻变化，不能视“暴力革命”为灵丹妙药，不能将其与人的主观行为状态相混淆，不能将其视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通道。极左和极右都非常不利于社会主义过渡事业的推进，“暴力革命”理论模式的运用必须要以时间、地点的转移为条件。

二、和平过渡——何以可能的过渡模式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模式何以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回答。“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14]这是1871 年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不同国家由于制度风俗和传统不同，采取的过渡方式也不一样，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可以采取的过渡方式也不一样。在1872 年《关于海牙代表大会》这篇文章中提到“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5]在这里需要明确一点的是，在“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的关系上，并不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放弃了“暴力革命”这个过渡手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6]在这里也就明确了“暴力革命”同“和平过渡”之间的关系。在议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证的国家，就有通过民主选举等形式和平过渡的希望，而在议会权利只具有形式意义，而无实质权利，行政权力没有被有效限制的专制国家，则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过渡。

1875 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得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7]承接这个观点，在《1848-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提出了“议会斗争”的方法，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的方法。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因为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是变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资产阶级的建立自己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摆在科学社会主义面前的时代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断言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和落后的”，然而就是这个垂死之物，却在“二战”之后容光焕发，展现出一片大好的景色。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上个世纪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遭遇了经济上的“滞胀”，因此资本主义政府纷纷缩手，重新充当起资本的“守夜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成为了此后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上个世纪资本主义在左右危机的围攻下仍然实现了发展。究其原因，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依托第三次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反观社会主义国家，却遭受了苏联解体的解剖之痛和“东欧剧变”的动荡之苦。这完全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景观。资本主义整体实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依靠金融和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虽然，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前行，阶级之间的对立局面也不可能再发生，但是阶级之间或者说阶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如工会的出现、劳资关系的转化、股权制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数字资本、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民主制深层次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着”[18]的新自由主义，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造成了现实的可能性。

综上，可以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过渡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的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方法则因国而异，不能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方法应用在一切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旨在灵活运用，和平过渡的核心内涵是运用政治手段，运用民主的方式争得领导权。同时，将其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合理部分相契合，运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制度推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作为阶级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将使得过渡变得十分复杂，“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稳定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也可以很好地推进过渡的完成。

三、跨越——隐藏在生产方式背后的过渡模式

“跨越”即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超越的目的。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模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俄国为例，在谈到以农村公社为基本单位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跨越式的过渡”从此成为迈向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像空想社会主义者将“跨越式过渡”建立在乌托邦式的空想之上；而是通过复杂的、完善的理论逻辑推导才得出这个结论。在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方式作为能否实现“跨越式过渡”的关键。

为什么选择俄国？这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真思考。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直接引发了1861 年沙皇俄国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呈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沙皇解除了束缚在农奴脚上的锁链，大批的农奴获得自由，这为俄国资产阶级的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市场，大批的农奴走向了工厂。这一变化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由于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式的改良运动，所以难以彻底切除封建残余，大量的农奴的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同时，保存了农村公社的基本经济单位，而这一个特征也为后来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现实依据。1867 年《资本论》第1 卷发表，《资本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西欧资本主义的剖析，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从而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被替代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深刻地影响到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此时处在历史关头的俄国社会对于“俄国走向何方”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以民粹派为代表的主张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派，他们视农村公社为走向“非资本主义”出发点，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更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的好”。[19]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社会发展分为两步，第一步实现资本主义的大发展；第二步在实现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基础上再缓慢过渡到社会主义。显然，两派的认识都从不同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的现实去情况。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也适用于俄国社会。对此马克思进行了积极的纠错。

1877 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地反对俄国生搬硬套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1881 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谈到：“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是，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可见，归根结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20]从《复信》的开始，马克思就反对将他的理论视作 “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因为西欧社会的发展路径虽然是沿着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对于社会形态变迁一般规律——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演绎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1]如果这样就变成了教条主义者。在对待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问题上马克思显然是饱含辩证思维的，马克思看到了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农村公社”存在两个方向，“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了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2]因此，不排除俄国可能走资本主义私有制道路。在谈到公社的发展时，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论”，首先肯定了俄国农村环境的独特性，历史上没有先例。“土地公有制赋予了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作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23]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24]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中这一观念也同样适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种模式，无论是暴力革命论、和平过渡论还是跨越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在对待不同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时，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选取都要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