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庚子年春，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全球多点爆发与流行，这似乎已然成为2020 年一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在人类的生命健康面临共同威胁的时刻，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与疫情联合防控合作成为人类的基本共识。3 月21 日，习近平在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首次提出要“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1]的倡议，这是对习近平“共同体”理论范式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把新冠肺炎病毒的流行当作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谜”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观照现实发出的全球合作抗疫实践的中国“解谜”方案。

一、理论维度：基于习近平“共同体”理论范式的继承与深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和践行者，并逐渐在“共同体”理论范式下不断深化和完善，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不同领域的相关论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习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中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这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卫生健康层面的具体实践，更是基于习近平“共同体”这一理论范式在不同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其一，“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蕴含着“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放在同一场域的对话平面中，从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人同自然是相依相生的生命共同体，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在面对卫生与健康问题时，人与人之间是在生物层面上的生命共同体。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饱受疾病与瘟疫等威胁生命健康的挑战，在相对于近现代的落后的历史时期，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生存的各个民族总体上处于各自孤立发展的状态，人们通常根据宗教习惯与民间习俗来与瘟疫做斗争。随着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共处于一个庞大的、深度交融的“地球村”关系网络中。但由于受金融和资本逻辑的影响，人们感受到这种紧密相依的关系更多的是来自经济层面。然而近现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爆发的急性传染病仍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成为一个“社会人”或者说“经济人”之前，人首先是一个肉体凡胎的生物生命[2]，尽管在医学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尚有难以抵抗的、未知的病毒在威胁着生命。特别是此次如天外来客的新冠肺炎病毒，在短短数月之内蔓延至全球，在这全球生命的“至暗时刻”，我们似乎可以重新回到人类寻求卫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视角，重新回到生物个体本身，同心同力共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为实现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奠定基础。

其二，“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构建非传统安全下的常态化“安全共同体”。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处于仅次于生理需求的位置，安全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更是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2017 年，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提到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3]其中，“普遍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基本要求之一。一定程度上讲，普遍安全主要针对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破坏性，很难达到绝对的普遍安全。而作为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非传统安全，看似发生概率较低，但带来的直接危害及连锁反应带来的影响一时难以估量。全球共同抗“疫”需要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最终目的是要在卫生健康领域达到一种全球公共卫生联防联控的安全协作，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带来的安全风险蔓延时，能够形成全球常态化的安全防控机制，各国各组织形成常态化的“安全共同体”，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的长期性和反复性。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尚未定型，但似乎不可否认的是一些野生动物是病毒传播的中间宿主。2020 年2 月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提出加强生物安全，完善生物安全立法，就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提出的常态化要求，这就更需要各国各组织加快建设应急联控机制，共建公共卫生“安全共同体”。

二、价值维度：以生命本质和“人”为中心的人本范式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区别于以往的“共同体”理论关键在于强调了“卫生”和“健康”，而归根结底来看都离不开对于生命健康、生命安全的保护、对于“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尊重，深刻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范式。

其一，体现了以生命为本质的生命自觉。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生命，人生存在世界上最显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作为一个生物性的生命。如果说“公民”和“人民”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成为一个有政治身份的人之前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的生命，有基本的保持生命健康和安全的需要。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的依赖”阶段，人类个体生命存活的难度极大，人类开始抱团取暖寻求于某种“社会共同体”。在从“物的依赖”向“人的全面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满足基本的生命健康需要似乎不再成为首要问题。在科学和医疗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人类抵抗疾病的能力逐渐提高，但在健康和安全风险骤然增大的全球大疫面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生命本身，把人的生命重新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在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分化以来，在生命与政治之间，人的生命样态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治理所影响。福柯认为“无论如何，生与死不是自然的，直接的、原始的或根本的，处于政治权力领域之外的现象”[4]，在这个维度上，古往今来的“君民”“臣民”“公民”等“人”的生命往往由政治所建构和消解。但由于人的生物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不同地狱、肤色和政治身份的人在生命健康问题上都是彼此心手相连的生命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理念极大降低了“身份政治”的影响，将全球正在遭受疫情影响的人们共同纳入全球卫生健康共治共享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同时，也在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人的生命本质的高度关怀，彰显了巨大了生命本质力量。

其二，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范式。生命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我国党和政府始终高度关注人民健康问题，不仅提出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而且把健康同教育一样被提高到优先发展的地位。“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一方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追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5]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最及时有力的紧急防控措施控制疫情，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从“应收尽收”到“精准施策”，从“集中救治”到“精准隔离”，无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视，真正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以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满足人民生命健康的美好和幸福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体现了从“人民健康”向“人类健康”转换的价值旨趣。疫情的蔓延不分国界，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成为一座孤岛。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30 余万人因此失去生命，全人类携手合作，共渡难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出于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负责而实现“人民健康”乃至“全民健康”，也是出于对全球各国人民生命健康的珍视而追求 “人类健康”。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也积累了众多效果显著的中国经验。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通过官方渠道积极向国际社会发布疫情信息、防控措施、病毒基因序列乃至诊疗方案等，毫无保留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借鉴。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分享抗疫经验不但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健康”，更是为了实现“人类健康”而不懈努力，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三、实践维度：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自然界中不同的生物体之间存在一种协作、互利“共生”的生物学概念，对于人而言可以说“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6]，同样地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味着人类由于对生命健康的共同需要而寻求“共生”，因寻求 “共生”的现实需要而开展多元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一是推进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去政治化”，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如果把新冠肺炎疫情比作一面镜子，不只反映了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也同样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将卫生议题政治化的行为，企图以疫情为幌子“甩锅”中国的目的。因此，为了推动全球公共治理开展更多实质性的合作，应当努力进行“去政治化”，在经济、技术等各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因此，全面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医疗物资、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与合作，推动公共卫生物资储备与相关经济建设。尽管时代与科技在进步，但细菌和病毒的传播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顽强的，“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7]可见，人类与病菌抗争需要巨大的科研投入来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前沿科学研究，习总书记曾说“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8]病毒的演化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个体的力量却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和组织在面对国际公共卫生问题时搭建共同的合作平台，共同在医药研发、公共卫生应急、诊疗方案等方面进行科研攻关，建立公共卫生信息大数据平台，及时为各国各组织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

二是积极改变“双边”合作机制，构建“多边”公共卫生合作共同体。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双边”化合作趋势，一些国家通过卫生治理“双边”合作的形式谋求政治外交利益，但切实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需要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在行为主体上，处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不仅需要号召各国各地区的政府部门进行合作，而且要倡导官方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共同协商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基本要义就是要加强多边合作，建立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响应和多边合作互助机制，减少个别国家强调“本国优先”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比尔·盖茨、马云等全球性公众人物通过基金会向本国及其他国家捐赠了大量的防疫物资，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导性的国际组织如何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民间力量等多边行为主体中进行协调和分配，是亟需优化的问题。同时，在区域合作上,不仅要加强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科研技术攻关合作，更要关注中东、拉美、非洲等医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国家的卫生健康问题，积极帮助以往的“受援”国提高健康治理水平的同时提高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更大限度地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逐步成为深度的合作对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不能只是公共卫生体系完善国家之间的“点对点”双边合作，更需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面对面”多边合作，推进全人类公共卫生领域一盘棋，共同应对全球性卫生事件的挑战。

三是合理推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合作走向“常态化”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爆发与流行不仅暴露出全球各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不完善的问题，更暴露出各国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以及全球性联防联控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此次疫情不仅是对各国卫生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全球卫生治理合作的一次考验。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会有结束的一天，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并不会是最后一次。[9]疫情之下各国出于应对突发重大卫生问题开始“紧急”合作，在后疫情时代也应建构“常态化”公共卫生防控合作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方面，加速全球性的研发合作与适应性推广，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普及性与标准化发展。例如重大疑难疾病的诊疗方案、全球传染性疾病疫苗研发与推广等方面建构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以整合全球优质医疗资源为人类造福。近日，习总书记在第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强调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10]，中国在推动“常态化”国际公共卫生防控合作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全球公共卫生信息与知识传播方面，推动世卫组织和相关机构建立全球常态化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平台，根据各地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合理风险等级评估并发布官方信息。目前全球知名的医学知识交流平台大多集中在学术科研领域，应推动普及性的公共卫生知识在全球官方的平台发布和传播，以增强民众的公共卫生知识素养，提高应对卫生安全事件的应急能力。

“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是持续并存的。”[11]作为动物性本身的生物体来说，人的生命在面对病菌肆虐时往往显得脆弱而无力，但作为社会性的人来说，人类是一个有着生命自觉的命运共同体，在风暴来袭时心手相连，共情安危，形成巨大的生命本质力量。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2]在疫情过后，全球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得到重新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卫生治理善治。时代的洪流奔涌向前，历史的边角余料随即被遗忘，等待人类的终将是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