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

（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

一、引言

由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和维纳（Norbert Wiener）在20世纪上半期奠定了概念基础，①图灵提出了信息处理的形式化、程序化，从而打开了人工智能的大门（参见：Turing, A.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Proc.London Math.Soc, 1937,2 (42): 230−265.和Turing, A.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1950, 49 (236): 433−460.）。申农对信息形式的数学处理（数字编码），为电子通讯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Shannon C.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48, 27(3): 379−423.）。维纳指出，体系内部通讯回路形成的正负反馈，制约了体系的稳定性和/或演变走向, 从而为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的网络化奠定了概念基础（参见：Wiener, N.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48.）。依托20世纪60、70年代获得突破的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90年代风起云涌的网络联接热潮中的技术喷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包含由此获得实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在7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涌现并迅速席卷全球，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促成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兴起。这一重大历史发展，向科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理论，提出了当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怎么理解当代社会形态的兴起、特征及可能走向。

面对这一问题，主流话语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肯定私有财产、有效市场、个人（及企业和贸易）自由、多元化和参与民主逐一出发，认为ICT革命使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于，由ICT革命引发的知识经济（经由知识社会化实现的学习-创新经济）和网络经济（经由网络实现的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的灵活自主协作，以及市场运作中的参与协作或民主化）带来了崭新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直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地位的提高和参与度的增加，从而使每个劳动者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