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 肖遥

（1 谢菲尔德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 2 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3 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系）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以强调公众的“无知”以及科学家对于公众教育必要性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逐渐被公众参与科学的思潮（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所取代，后者逐渐成为西方科学传播学术与实践领域内的主流指导思想。[1]近年来，对这样一种新的科学传播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案例的研究逐渐在中文环境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2][3][4][1][5][6][7][8]并开始成为我国在解决部分争议性、社会性科技类议题时所尝试使用的手段与方法，如转基因食品的公众认知等。[9]然而，在当下中文环境中对于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解仍旧处在一种较为混沌且笼统的认知状态；对于为何要进行公众参与，似乎也仅停留在“科学需要民主，公众参与体现民主”[10]或者“公众参与或可为解决某一特定的社会性科技议题的解决带来助力”[5]的自发性层面。对于为何要引入公众参与科学的原因、公众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体系化的认知。本文将从费罗林（Daniel J.Fiorino）所提出的公众参与的三种逻辑（Three Rational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入手，[11]结合国内外案例对基于不同目的与逻辑的公众参与科学项目进行分析与探究，以期为日后我国可能开展的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科学项目提供更清晰的理论基础。

二、公众参与科学：起源、勃兴与反思

根据博切尔特与汉德森对于公众参与科学的定义，公众参与科学是一系列关注定期对话（双向的、系统化的交流），以提高科学决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与良性产出为目的的公共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