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锋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The Third Wave）概念最初主要由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同事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在《科学研究的第三波：专识与经验研究》一文中率先提出，随后在整个学界引起热议，至今仍未消歇。该文预示着STS的研究将以“第三波”的姿态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同以往研究尤其是与“第一波浪潮”和“第二波浪潮”相比，“第三波浪潮”发生诸多变化。但是，STS学者谈到这些变化的实质时莫衷一是，比如，阿利·里普（Arie Rip）认为第三波浪潮研究将开启“STS研究的下一阶段”；[1]柯林斯和埃文斯声称他们的研究试图为政策转向做出贡献；[2]维贝·比克（Wiebe Bijker）认为“21世纪需要新一代及新形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而STS研究者则可以填补这一空白”；[3]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和西蒙·科尔（Simon Cole）称之为“规范性转向”，[4]之后还专就这一转向进行进一步讨论；[5]安德鲁·韦伯斯特（Andrew Webster）认为该研究对STS专家与科学政策制定的衔接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并可能形成一个更“服务型STS”的基础；[6]国内也有学者提到了实践转向[7]等相关议题。

综合观之，转向很明显，但转向的实质内容相当零散和混乱，所以有必要对STS第三波浪潮的转向进行较为精准定位。

一、知识基础的实践转向

第三波浪潮重返认识论问题，很大程度上要解决知识基础的问题。[8]而要解决知识基础问题，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比较前两波浪潮的知识基础。知识以经验为基础，而经验是在人类与世界长期打交道过程中，由感官所获取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整理，最终形成经验性认识，因此具有相当复杂的构成。如果以语言为界，人类知识形式可被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语言为载体并得到精确表征的命题性知识；一种是无法完全用语言加以表征的技能性知识。前者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它运用严格的数学语言统一起天上和地下事物的一切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性的知识；后者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强调的是一种隐形的能力，比如学会骑车所拥有的本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

第一波浪潮主要关注科学最终的概念产物，特别是命题性的科学知识，在辩护的语境下把科学当作是对经验和语言进行逻辑构造的事业。库恩之后，第二波浪潮开始转向实践问题，将科学看成是一种真实情境下的实践活动，研究作为实践的科学。但其实践转向并不彻底，因为其知识基础与第一波浪潮相同，仍以命题性知识为基础，只是其解释资源从自然一极转向了社会一极，并未完成实践转向。到第三波浪潮，知识基础的实践转向才得以完成，即从以命题性知识为基础转向以技能性知识为基础；当然，两者都以经验为基础。第一波浪潮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知识论之上。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所关照的经验仅是可进行语言表征的那部分经验，由此形成命题性知识，然后再对命题性知识的逻辑结构进行语言分析。可语言的边界不等于世界的边界，第一波浪潮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到了第二波浪潮，情况有所改观，但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以SSK为代表的第二波浪潮开始将焦点集中在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过程之上，仍以第一波浪潮的方式看待科学知识，即仅把科学知识理解为受到集体认同、源于社会共识的命题性知识。与第一波浪潮不同的是，第二波浪潮开始强调技能性知识的存在。以柯林斯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工作为例，可以说，柯林斯一直是第二波浪潮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他将科学争论作为研究科学知识的战略场点，认为争论过程同时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而争论往往集中于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上。重复一项实验实际上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实践活动，因为它依赖于一种非命题性知识，一种不可言说的技能性知识。因此，仅依靠命题性知识是无法真正解决实验的重复性问题，对于实验结果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就转移到实验胜任能力的争论上来。柯林斯通过研究TEA激光器复制实验，发现如果想要复制一台TEA激光器，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技能性知识。这些知识的转移是多变的，它们只有通过熟练的实验者在实践中传播和发展，而且其本身在传播过程中或拥有者身上是无形的，不能被完全说明和确定。所以，重复实验的成功与否是通过参与产生正确实验结果的能力，即以技能性知识来定义的。[9]实际上，柯林斯仅用技能性知识解构了第一波浪潮所宣扬的那种真理性的命题知识，并未以此为知识基础建立起他在第三波浪潮中所谈到的“知识科学”（knowledge science），而是回到第一波浪潮的老路，去追踪一种渗入更多社会性因素的命题性知识是如何产生并成功社会化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认识论问题转化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第三波浪潮则重拾认识论旧题，彻底转向以技能性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立场。从柯林斯和埃文斯首次提出专识理论[8]235-260到在《反思专识》一书构造出精细的专识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 of Expertises），[10]第三波浪潮的知识体系基本得以建立。他们首先将专识分为普遍性专识和专业性专识两类，而后者又可根据其功能细分为互动型、可贡献型和牵涉型三类专识以及转化和辨别两种能力。这种将能力或技能视为专识的取向在以上专识的分类中已经十分明晰。普遍性专识是由大量隐性知识组成、社会成员必须拥有它才能生活于其中的一种能力，比如母语的流畅言说能力。专业性专识的范围相对狭窄，是关于特定专业领域或问题的知识能力，其中互动型专识是一种能同科学实践者进行专业互动的语言能力；可贡献型专识是一种可对具体科学实践做出贡献的能力；牵涉型专识是一种可将某一领域的专识应用到其他领域的能力；转化能力是指在做技术决策时，能用互动型专识与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对话并加以相互转化的能力；最后，辨别能力是指一种基于科学知识以外的东西，能够明确“应该相信谁和不应该相信谁”的社会判断能力。后两种能力是在做技术决策时，需要掌握的两种能力，它们是基于以上专识的综合能力。从根本上说，这些专识不再属于前两波浪潮所关注的命题性知识，而是以技能性知识为基础的各类专识。它们无法完全地通过书面加以言说，因为能力本身是无形的，只能在真实的情景中显现。国内有学者将“expertise”一词译为“专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上考量，因为拥有“专长”意味着擅长某一专业本领或技能。[11]

柯林斯等人将其所构建的专识体系称为“专识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 of expertise），[8]237该理论依据专识能力在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画出明确界限，由此解决了困扰第二波浪潮的“扩展性问题”，即外行人究竟能在多大限度上参与科学问题；同时，基于经验能力的专识理论，能将拥有丰富地方性经验却无正式资格的“外行人”也纳入专家范畴，共同参与技术决策，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第一波浪潮的“合法性问题”，即“公众”可以参与决策争论。就此而论，第三波浪潮中知识基础的实践转向是比较彻底和成功的。

二、争论研究的规范性转向

在第三波浪潮的转向变化中，还暗含另一重要维度——科学争论研究的规范性转向，即从对科学争论的描述性研究转向研究科学争论的规范性解决。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论及的是一种广义上的科学争论，它包括两种狭义的科学争论：一是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第二波浪潮所研究的主题；二是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第三波浪潮所涉及的主题。将两种争论归于一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揭示前后两波浪潮中研究立场的转变。科学争论是“知识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的分歧是科学的命脉，是科学发展中最富有成效的因素之一”，[12]但很少为人们所重视。在第一波浪潮中，争论似乎一直被当作是对科学有序进程的“干扰”或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异常或意外而被忽视。[13]经过来自逻辑实证主义纲领内、外部的质疑和批判之后，争论才逐渐从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慢慢为众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接受，并把它当作科学发展和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波浪潮予以科学争论极大的关注，但其总体上采取价值中立的描述性立场。这种描述性承诺主要建立在自然主义方法论和对称性原则的基础之上。自然主义与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现象学相对立，它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科学的实验方法，要求把研究对象当作是自然对象处理，强调现象客观、外在或可观察的特征。传统哲学家、知识论者和科学社会学家总是习惯于关注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的规范性问题，而自然主义则代表一种把科学知识当作自然对象对待的描述性立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认为，在探索科学知识的内容同社会特殊利益之间的关联时，首先需要分析者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分析可以保证所得到的分析结论是真实和客观的，采取自然主义研究模式则是保持价值中立分析的有效方法。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当作社会产品对待，主要关心的是对什么是科学知识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是对什么应该被当作科学知识的评价。同样，作为“强纲领”核心原则之一的对称性原则，要求社会学家在分析争论中的各种知识主张时，应该对称性地对待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等，相同的解释资源应对各方开放。[14]也就是说，在进行科学争论研究时，社会学家不应以“真理性”标准先入为主地对待争论中的各种知识主张，相反，要“悬置”个体的主观性判断，以客观、价值中立的立场对争论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建立起科学知识同社会秩序的精确联系。

尽管在第二波浪潮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声称战胜了科学中最棘手的“内容”，但由于其始终倡导的描述性立场和自然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无法产生规范性结论，以满足现代社会处理公共领域中频发的科学争论的迫切需要。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及其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争议性议题，已经在公共领域引发大量相关的科学争论。然而，经过第二波浪潮的冲击，一方面使得公众对专家及其专业知识的可靠性和中立性的信任度下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众要求更多地参与科学争论和技术决策。因此，亟待一种规范性研究来满足人们对评估争论过程和规范性结论的渴望，排除极端的相对主义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滥用”，[15]进而恢复科学应有的价值。

第三波浪潮对这一规范性要求做出及时回应。柯林斯和埃文斯在2002年那篇纲领性文章中，开篇就提及大量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议题，认为曾被看作是纯技术的科学争论议题，现在也成为进入了从事公众、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共同体的论域，所以重点是要发掘一套与第二波浪潮研究不同的原理，思考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做出决策。[8]235-236柯林斯等人以“科学和技术专家的知识与经验异于常人的价值”为出发点，重新追求一种新的划界主义纲领，旨在设计概念工具，使真正的争论与伪争论区分开来。[5]100纲领的目标是将各种专识分类，并为决策者提供识别真正专家的标准，以及在特定争论中发挥作用的专识形式。第三波浪潮建立在以技能性知识为核心的专识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其研究焦点也从对真理问题的讨论转向对专识和经验的研究。后期，柯林斯等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规范性立场。”[16]

在第三波浪潮中，争论研究的规范性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争议性的技术决策问题明确划分为技术和政治两个重要阶段；二是依据专识类型决定专家参与技术阶段的决策资格。在技术阶段，专家具有认识论上的特权，必须将技术问题交给真正有能力的专家；这些专家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筛查。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专家决策的自主性，防止通过对专家意见的歪曲或不准确表述，来误导技术决策的过程和结果。所以，一方面，专家应最大限度将其研究结论公布于众，使公众对争论的相关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为专家提供开放的发声渠道，当有人合法地拒绝专家建议时，他需要为之进行公开辩护。

总之，规范性转向要求在做出技术决策时，应尽可能多地考虑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将科学价值嵌入到人们的选择和行动之中，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在政治阶段，专家不再拥有特权，他们仅作为一般公众参与政治讨论，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为了避免技术统治论，政治阶段应优先于技术阶段。同时，为了反对技术民粹主义，它不应该试图颠覆技术阶段的发现。[17]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阶段遵循传统的公有主义、普遍性、无私利和有组织的怀疑等科学价值规范；政治阶段遵循民主理念，公众有权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技术决策。所以，“技术和政治阶段之间的区别必须被理解为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18]这些规范也许在实践中可能无法完全实现，但行动者应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些理想。

三、转向面临的诸种挑战

第三波浪潮开启了一个极具愿景的研究方向。较之前两波浪潮，它在认识论上发生实践转向，为专识的规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解决了第一波浪潮的“合法性问题”和第二波浪潮的“扩展性问题”；同时在价值立场上，从对争论进行价值中立的描述性研究转向研究争论的规范性解决，将科学价值置于中心地位，确立起技术决策的规范程序。尽管第三波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两波浪潮的理论困境，勾勒出一幅充满前景的研究蓝图，但其转向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对技能性知识的社会学分析存在难度。第三波浪潮声称在知识基础上超越了前两波浪潮，是否真正掌握技能性知识成为专家划界的标准，所以，对技能性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成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核心工作。但技能性知识本质上是无形的隐性知识，相较于语言表征的命题性知识或许更为根本，但也正因如此，它更加难以琢磨。正如林奇所言：“他们似乎为自己和其追随者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隐性知识视为一种实在之物，但这种实在之物对于一般形式的社会学分析而言却是透明之物。”[5]107

第二，专识分类的概念框架不够明晰。第三波浪潮虽然以技能性知识为基础建立起规范的专识理论，能够为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分析提供认识论依据和概念框架，但这个概念框架还相当模糊，特别是互动型专识和可贡献型专识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划定。一方面，因为柯林斯假设了两种专识之间具有非对称的传递性：拥有可贡献型专识总是拥有互动型专识，即使后者可能只是潜在的；但一个行动者可以在没有可贡献型专识的情况下拥有互动型专识。[18]33另一方面，在柯林斯所讨论的某些案例中，“可以把互动型专家看成是‘几乎’拥有可贡献型专识的人”。[11]268因此，互动型专识和可贡献型专识就成为两个彼此重叠的概念，第三波浪潮需要进一步回答可贡献型专家区别于互动型专家的“贡献”究竟在哪儿。

第三，互动型专识可能存在作用失效问题。互动型专识是第三波浪潮的核心专识，因为它是判定专家能否参与争论的最低门槛。对柯林斯而言，仅通过语言的社会化就可以获得某一领域的互动型专识，以达到参与争论的熟练程度。所谓语言的社会化即是沉浸到专家共同体中，学习他们谈论问题和语言使用的方式并最终能够参与讨论。但困难在于专识本质上是一种隐形技能性知识，难以完全以语言形式转移，而互动型专家则直面这一难题。仅靠沉浸到一种生活形式去掌握一种语言能力，进而通过语言交流表达自己对实践本身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实实在在的实践，本身是值得质疑的。

最后，规范性立场缺乏牢固基础。第三浪潮虽然声称处理了第二波浪潮的描述性立场所不能处理的规范性问题，但其规范性立场本身并未得到有力捍卫。对于这一点，柯林斯和埃文斯一开始便有所注意：“我们提供的规范取决于对一种生活形式的偏好，这种生活形式在回答命题性问题（propositional questions）时给予科学推理以特殊价值，但我们并没有提供关于我们为什么特别重视它的论据。”[2]447其实，自第三波浪潮提出，问题就已埋下。因为它承认自己是在不推翻第二波浪潮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而一旦承认第二波浪潮的理论成果——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无法形成对科学理论选择的规范观点，进而无法有力捍卫第三波浪潮的规范性立场。可以说，第二波浪潮的相对主义基本排除了第三波浪潮的规范性结论。同时，规范性转向还存在以下矛盾：一方面使用STS研究挑战现存的科学知识权威；另一方面又将STS本身视为知识权威的来源。[4]269-270因此，第三波浪潮面临的挑战是在缺乏稳定、一致的规范标准的情况下，提出并证明自己的规范建议。

柯林斯和埃文斯认为第三波浪潮研究是最适合帮助那些公共决策参与者做出合理、明智决策的领域。虽然在理论提出的初期，他们的专识分类评估框架和规范性立场还无法令人满意，但这至少是一个开始。之后，以柯林斯为代表的第三波浪潮的倡导者们针对其理论的薄弱之处进行了大量的夯实工作，不断丰富着第三波浪潮理论。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专识分类，在《反思专识》一书中对专识进行精细的类型学考察，积极澄清不同专识概念之间的模糊与混乱；在《隐性和显性知识》一书中也试图揭示专识的隐性基础。[19]同时，还开发并运用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进行了大量经验性案例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引力波物理学、性别、视力障碍、完美音高等等，以此证明互动型专识的真实存在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0]

另一方面，为捍卫其规范性立场，柯林斯等人开始强调规范性理论研究的政治含义，明确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区分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展示规范性理论应该如何影响公共领域的技术决策。同时还提出可选择的现代主义（Elective Modernism）概念作为规范性理论的公开政治基础：其中科学价值应该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科学不仅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源，而且应该被视为我们文化的中心元素。[17]189此后很长一时期，决策过程中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都是第三波浪潮的关注点，柯林斯与其合著者的新近力作《为什么民主需要科学》和《专家与人民意志：社会、民粹主义与科学》就是对其规范性立场的集中捍卫和回应。[21]

四、结 语

第三波浪潮理论提出已近二十载，如今回过头来会发现，相较于科学研究的前两波浪潮而言，本文所定位的转向趋势已然十分明了。第三波浪潮积极寻求转向实则是在探索一条居于前两波浪潮之间的中间道路，[22]这条道路试图在科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至于这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达得到？转向是否获得成功？现在给出评价还为时过早。当前，第三波浪潮继续深入推进，活力不减，吸引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