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斌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合肥 230601)

“常态”(norm)、“常态性”(normality)是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探讨的中心概念。一方面，康吉莱姆在医学史研究中对常态(正常)与非常态(病态)的概念史梳理，引出对科学史本质认识的全新图景，对于法国一代哲学家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对福柯、阿尔都塞等的影响是直接而至关重要的。康吉莱姆通过对常态、非常态、规范、标准等相关概念群的历史分析，展示了常态概念意义的多重性。从常态到非常态的线性发展变化只能限于一种标准化的限度，事实上不存在一种线性的发展、一种量上的持续性转变。这引发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理解常态、非常态以及异常性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另一方面，关于常态与非常态区分的问题，随着胡塞尔现象学对近代科学的起源分析，从现象学立场上给予常态、常态性一种发生的起源分析成为可能且有必要。福柯曾经评论道：“现象学确实可以把身体、性别、死亡、感知世界引入到分析领域；我思仍然处于中心地位；科学的理性或者生命科学的专业性都不能够危及到它的奠基性作用。正是针对这种关于意义、主体和经验事物的哲学，康吉莱姆提出了错误、概念和生命体的哲学来加以反对。”(1)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与这一断言不同，胡塞尔现象学对于常态的构造分析，一方面强调个体的原真常有其态性构造，但是个体必然有其诞生和死亡，因此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强调，就交互主体的常态性以及规范的构造而言，是处于历史、传统之中的。这双重线索在胡塞尔的分析中都有充分的展开。

与此相应，现象学研究者对胡塞尔相关思想的理解既有一致也有分歧。斯滕伯格(Steinbock)试图从世代性现象学研究中澄清共同体的常态与规范性的构造，是对此问题的一次重要努力。由此引发了当下的现象学研究中对胡塞尔常态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探索。克罗威尔(Steven Crowell) 认为从胡塞尔的构造分析看，一方面，感知的常态性构造源自一种常态地功能运作着的身体的动感系统的构造；另一方面，规范性、标准则是关于观念化和理念化的构造。但是克罗威尔强调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存在一个根本性困难，即“身体不可能自身被构造为时间联想的功能，也不可能将身体技能的本己功能运作相关者的规范性理解为源自动感感觉系统”(2)Steven Crowell，Normal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43.。泰帕尔(Joona Taipale)认为具身化所体现的主体性的悖论根源于个体的、原真的常态与规范的构造和交互主体的、共同体的常态与规范的构造之间的交织关系，并且系统阐释了个体的、原真的常态与交互主体的常态之间的不可相互还原或者替代。因此从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出发，彻底澄清他对常态构造的复杂分析，既可借以展示超越论现象学的彻底性，也可表明康吉莱姆的常态与非常态等概念区分在现象学相关分析中可能具有的基础和意义。

一、感知的最佳状态与常态

常态、常态性是胡塞尔在发生现象学时期谈论世界构造时的重要概念。胡塞尔早在1898年的感知分析中就已经涉及常态与非常态；在1904—1905年冬季学期讲座中，常态和非常态作为感知现象学考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呈现。胡塞尔在此主要探讨感知中的常态性，即感知的最佳状态如何被给予(3)关于胡塞尔对常态与非常态的思想线索，斯滕伯格和克罗威尔等人都是追溯到胡塞尔早期的感知分析。。在此既涉及意向性的立义与立义内容的充盈，也相应地关涉意向相关项。因此常态一方面是感知中意向内容上最佳状态的给予方式问题，另一方面是意向相关项上的对象——事物、观念、意义的构造问题。

胡塞尔起初是从感知行为中的意向充盈方面探讨常态问题。在1904年的冬季学期讲座中，胡塞尔探讨“感知清晰性的最大点”，在持续的感知过程中充盈的清晰性不断提高，先前的清晰性转变为更强的清晰性，在这样的感知充盈过程中，我们会获得感知的清晰性的最大点。然而，感知充盈过程中不断清晰的不过是以透视方式被给予的不同侧面显现，因而关于感知的清晰性关涉两个方面：感知内容与感知对象。感知内容上的清晰性是仅仅就感知材料的被给予而言，而感知对象上的清晰性与意向性构造有关。一方面，感知内容的被给予的丰富程度与感知的环境相关，例如白天和黑夜的差异导致感知内容上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感知着的身体所处的处所也关涉感知内容的丰富性，例如感知着的身体处于侧面或正面、远处或近处。而另一方面，感知的意向相关项上的构造的清晰程度则更为复杂，不仅与感知内容相关，也与身体的动感与视域相关。在胡塞尔看来，感知的最根本形式上的阐释要在对时间意识的现象学澄清中才最终可能。

然而胡塞尔从一开始就对感知清晰程度的最大值抱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如此获取的“最大值可能是相对的或绝对的”(4)Edmund Husserl,Wahrnehmung und Aufmerksamkeit(1893-1912),New York: Springer, 2004, S.53.。也就是说，在感知充盈的过程中，清晰性的最大值的构造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对应于两种不同构造中的最佳状态或最大值。当然胡塞尔在此是基于《逻辑研究》中直观的代现理论，仅仅就感觉(代现内容)与感知(被代现者)而言，只涉及感知内容的清晰程度，但也牵涉感知中的意指意向性。然而感知意向性模式被局限在“立义—立义内容”模式中，感觉就等同于感觉内容，它仅仅是体验，还不是行为(5)Edmund Husserl,Wahrnehmung und Aufmerksamkeit(1893-1912),S.138.。感觉内容只有在意指意向性的立义中才成为感知行为的内容和对象。但是胡塞尔清醒地意识到，感知中意向内容总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感知不是一种“相即的”(Adequate)意识，这种不完全性并不能被感知内容的最佳状态或最大值所克服。相对于感知内容的清晰程度上的具体变化而言，意向性的意指对象却是同一的，这里作为感知内容最大值意义上的常态与作为意指对象的观念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对象自身无非就是理想的统一性，那绝对最佳的内容要素，这些要素在其中全部如此被联结，即在综合的统一中需要感知的意向性”(6)Edmund Husserl,Wahrnehmung und Aufmerksamkeit(1893-1912),S.147.。因此，在实项的感知内容之上所超越地意指的是理想的统一，胡塞尔也称这种超越的意指活动是类似于符号意向性的意指。简言之，这里感知内容一方面“展示”(darstellung)对象的相应特性，另一方面它还超出切身显现的内容，具有意指的、符号的功能。不过，正如克罗威尔指出的：“胡塞尔知道这里谈及符号可能导致误解，因为感觉—流形并不是‘指向某物’的‘对象’本身。”(7)Steven Crowell，Normal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p.133.尽管胡塞尔也强调，在此的符号意指是在相似性、邻近性意义上使用的，但是明显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换言之，这就为进一步探讨常态与规范之间、常态性与规范性之间、规范性与理念性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通道。

感知的“规范性”(normativity)乃是基于意向性对象的观念性构造或者说类型上的构造。规范性还可进一步朝向标准化。胡塞尔认为这是理念化、数学化的进一步意识操作的结果，现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就是这种理念化、数学化的典范样式。然而在发生现象学中追问这种规范性、理念性的起源，恰恰回溯性地展示了常态、非常态构造与身体以及视域的根本性关联和紧张关系。

就常态性的构造而言，常态性先行于非常态，“非常态原初被给予为一致性的经验中的断裂”(8)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S.34.。这种一致性的断裂，根本上表现为感知中常态构造形成了稳定预期的失落、脱实，也就是出现了不一致。胡塞尔区分出两种不一致，一种是通过异常的感知(例如烫伤的手的感知)导致的不一致，另一种则并不是因为感知系统中存在内在冲突，而是因为被经验的事物之当下显现与我们所预期的不一致。而预期总是建基于常态构造中滞留积淀序列与滞留序列所引发的前摄序列，因此，要澄清常态和非常态的构造势必涉及滞留和前摄关系，也就是说，时间意识的形式是澄清常态构造的形式上的最终基础。常态作为感知内容的极大值不仅与原当下直接相关，同时也牵连着滞留和前摄，因而常态是作为动态的、作为过程的，而不是作为对象性的、客观性的。同样，正是常态构成了意向性构造的类型或规范，因此“非常态是一种常态性的变异”，而“彻底全然的不一致是不可能的”。一致性对于感知常态性而言是不充足的，因为感知中的常态性构造除了需要一致性之外，还需要以最佳的方式构造一个对象。这表明常态与非常态既不是连续性的关系，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换句话说，常态的构造是非常态构造的前提，而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单纯数量上的变化，尤其是常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非常态也可能在新的感知环境中或新的感知序列中构造为常态。常态并不是一种显现之物、数量或标准之物，常态原本是显现与最佳环境的内在关联，常态在原初的意义上还不是一种理想，也就是说还不是一种客观标准，更谈不上数值阈限意义上的理想界限，而只是“立义的意指在感知行为中将某物描述为一种类型、一种普遍的要素”(9)Steven Crowell，Normal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p.134.。

二、常态构造与身体的现象学关联

感知的最佳状态是就显现序列的诸侧面而言的。在起初的感知分析中，胡塞尔受限于意向活动意向性意指对象的阐释模式。然而，胡塞尔在空间性事物构造中发现，视觉上的二维侧面显现并不能由感知的意向性而直接构造空间性事物，相应的最佳状态就不只关涉感知的意向活动中意向内容方面，更确切地说，常态的构造必然关涉身体及其动感权能性。胡塞尔强调：“作为可感之物的物质事物的属性关涉我的身体和我的‘常态的感官能力’。”(10)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2, S.56.这就是说，常态构造在根本上与身体相关。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中，胡塞尔明确地区分了“非常态”(abnormal)与“异常”(anomal)的不同构造方式。常态与非常态的不一致性在身体的不同部分之间可以构成，并且可能使得中断和不一致获得新的一致性，例如灼伤的左手与正常的右手之间，处于黑暗中的手与眼之间，等等。换句话说，常态与非常态的构造与身体的生理心理的条件性无关，后者恰恰是异常的生理心理的前提。即使是在异常的因果性情况下，常态与非常态的不一致性仍然可能通过新的一致性构造来解决，而不是生理心理的因果性或条件性。

正是通过对身体在感知中独特作用的发现，胡塞尔将感知的意向性构造关联于非意识的身体，在此常态引导身体的运动，借此获得最佳状态的显现。动态的感知分析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我为了更清晰地观看到枝头上的一朵红花，我走近它，并抬起头来或俯下身来注视。身体的运动动机引发了意向内容的被给予最佳状态。而由这种最佳状态所构成的常态性恰恰是引导着我们的感知，也就是以前摄的方式引导着感知，但是从根本上讲前摄恰恰是出于滞留的前摄，滞留动机引发前摄，在感知的连续中，前摄由滞留连续序列而不断引发。针对这样的滞留与前摄的关联，胡塞尔称之为时间意识的二维流形。然而这同样需要追问其构造基础，需要为时间意识提供非时间的构造基础。正是因此，胡塞尔进一步推论：“一个非反思性的环境必然存在。一个原素必然属于这个非反思性的环境，并且我们可以谈论一个属于内向性的必然本质形式的原素环境是一个绝对最初的必然性。……间断性只是在连续—在质性上被充实的时间延续的界限上才是可能的，如此等等。”(11)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43页。

这一原初构造的本己世界，胡塞尔称之为原真的世界。他强调,在原真世界的构造中，“我”一开始就有一种在我孤零零的自我之内的常态性，这里没有交互主体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不依赖于交互主体性，“我”就有源自本己性的一种最初的常态性。这种最初的常态与原真世界及其风格的构造相关。胡塞尔说道：“具体的总体风格在它的分层中持续地构造一个多样性的‘不变化’事物的层面，并据此而拥有最初常态的核心层面。”(12)胡塞尔：《活的当下的世界与外在于身体的周围世界之构造》，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6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5页。也就是说构造原初的周围世界，是以某种风格的方式，然而如果就活的当下的构造而言，这种风格不过就是活的当下的“滞留—前摄”的二维的意识流形的持续不变性。因此这种风格在主体性方面与自我的习性相关。

胡塞尔坚持认为，本己感知的能力有特定的原初构造的优先性，而且这种原初构造是以风格的方式形成固定的类型，并依此扩展，最终构造原初的自然(13)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160页。。首先，这种本己感知的能力是基于身体的，或者说是基于身体的动感权能性的。因此，原初的常态性，是依于身体的动感权能性。其次，这种原初构造的优先性是活的当下的优先性，那么这种原初的常态，还须在活的当下的构造分析中获得进一步澄清。按照胡塞尔的单子论思路，单子化就是活的当下的具身化，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某种风格的周围世界。换句话说，经由原真还原，我们悬搁交互主体性的构造成就，仅仅从本己性领域出发，然而这种本己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身体性及其动感权能性。

在我们期待他人的体验世界时，我们总以本己身体在自身感知之内原初地被动机引发期待，例如一个天生的盲人不会原初地期待他人看到世界的颜色，与之相反，一个可以正常观看的人不会原初地期待他人对世界是盲的、看不到颜色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常态性是原初地关联于自身的构造能力，因此可以说，具身的主体性是以本己感知能力原初地运作为常态的。因此，常态首先表明为处于原真经验的、处于原真自我的构造。在这一意义上，“与他人相遇，首先表明为与另一个常态性的原真系统相遇。交互主体性的常态性在这样的相遇中被确立，一个理想的常态性就其相关于原真的常态性而言是相对的”(14)Joona Taipale,Phenomenology and Embodiment: Husserl and Constitution of Subjectivity,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1.。

然而，这些依然是在具身化层次上的分析，按照胡塞尔对时间意识的分析，这里的原真的常态性乃是处于活的当下的具身化中，因此依然有必要追问原真常态性的发生源泉，也即回溯到绝对时间流或者说追问时间涌流的当下的起源。虽然扎哈维同样强调，“常态性构造紧密关联于我们经验的时间结构，常态性的建立和具体化可回溯到我们已获取的共同拥有的经验，按照被动综合的本质规律，我们的意识生活为了以相近的方式获取新的东西，在自身内部将已被构造的东西当作一种习惯获得物”(15)Dan Zahavi,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9.；但是，扎哈维接受布兰特的观点，将常态性视为超出个别性的习惯性，因此仅仅限于交互主体性层面的常态构造，缺乏对常态的原真构造的分析。与此相应，他只是就交互主体性层面谈论常态的时间性构造基础，故而缺乏通向前时间的绝对流的探询。总之，在揭示常态的原初构造方面，扎哈维并未能澄清原真构造与交互主体构造的交织，尤其是未能揭示在常态构造的前自我和原自我层面的交织关系。

正是因为常态作为非常态的前提，交互主体的常态是以原真的常态为前提，因此对于主体性的彻底探讨不免要关涉常态的构造问题，然而交互主体的常态与原真常态是不可分离的，只是通过原真还原来揭示。也就是说，前者并不是第二性的、派生意义上的。这一交缠关系，只有回到时间现象学的讨论中才能在结构上澄清。交互主体的规范并不能取代个体的原真常态、规范，正如社会规范不能取代个体内在的道德意识一样。而且二者是不同构造层次，相关于不同时间性层次。前者是反思的、理想的、客体的层面，而后者是前客体的、非对象化的、前反思的。胡塞尔说道：“在同一的人群之范围内，在感性经验中和在一切能力中，都存在着差别……这里涉及的是前面意义上的常态性之内部的类型学。在这里一种平均值被构成……最终，以下情况也属于普遍地众所周知的东西和普遍地一起有效的东西，即存在着例外的情况和超正常的情况。”(16)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8-329页。译文中个别概念为与本文统一，略作改动。这里已清楚表明胡塞尔对常态、标准、类型、平均值、规范性之间的构造关联做出了明晰的区分。他明确指出存在许多平均值，而不是一个平均值，正如存在多种标准而不是一种标准一样。

三、作为常态性构造基础的大地与视域

在原真世界的构造分析中，胡塞尔说道：“[这引发的]进一步的问题显然必定是[那些]，其对象是这一原真世界与为我而存在着的他人世界的综合，[另一方面]是停顿、睡眠以及死亡问题。”(17)胡塞尔：《活的当下的世界与外在于身体的周围世界之构造》，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编：《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6辑，第10页。这表明，他明确地从原真世界的生成与消失和交互主体性的综合两个角度来看待。正是因为原真世界有其源自原真本己性的生成、停顿与消失，故而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局限，恰恰需要在交互主体性的构造中来实现。

而就身体自身构造和原真世界构造而言，大地地基是不可或缺的构造基础。大地地基的被给予性完全不同于其他视域的被给予性，不同于在视域中被给予的类型，在视域中身体作为常态起作用。然而，大地地基并不是显现为空间中的事物，也不能原本地被给予为左或右、上或下，也就是说大地地基不可能是空间中的一个对象。大地地基只能关联于身体来揭示。原真常态的直立姿态预设了大地地基的被给予，因此身体只有相关于地基，才能运作为左或右的原真常态，原真的定位零点是相关于地基而被定向的。

正是由于区分出原真的常态性与交互主体的常态性的发生现象学关联，即原真常态性在发生上是先于交互主体的常态性，“孤独的自我‘起初’就拥有其世界，而且它将其世界构造为常态的世界”(18)Joona Taipale，“Twofold Normality: Husserl and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Primordial Constitution,”Husserl studies，28， 2012.。胡塞尔进一步强调，这种在先性是“发生—时间”的在先：“在发生的意义上，一种一致的原构造必然已经完成，而且必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19)Joona Taipale，“Twofold Normality: Husserl and the Normative Relevance of Primordial Constitution,”Husserl studies，28， 2012.但是原真构造与交互主体性构造并不能相互替代、相互还原，二者决不可分离。这就为常态与规范的构造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发生途径，既有原真的本己领域的来源，也有交互主体性领域的来源。相应于这两种构造方式，身体、大地与视域之间的关联与区别获得澄清。就其在构造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大地地基与历史传统相似，作为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传统提供给我们一种交互主体地分享的常态方式，我们默会地理解、判定、估价和安排我们的主观经验和行动。传统“定向”我们的主观经验，正如大地地基“定向”我们的空间经验一样。

泰帕尔在对胡塞尔“贝尔瑙手稿”的解读中，认为胡塞尔在此不再借助滞留的纵意向性通达绝对流，而是通过“垂直的”(vertical)和“水平的”(horizontal)两种维度来谈论活的当下构造。换言之，垂直的维度恰恰是指身体的本己构造能力限度内的原真构造序列，而水平的维度则是单子化中隐含着的“共—单子化”进程。与之相应，对于常态的构造而言，也存在两个维度的不同构造，相应于身体的动感权能性的是原真常态的构造，相应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单子化”的则是交互主体性的常态的构造，而“共—单子化”就是世界与历史的构成。通过这两种维度，泰帕尔认为，一方面，原真常态性的阐明恰恰通过身体构造来达成，其构成常态性构造的垂直维度；而另一方面，传统、历史则以视域的方式参与交互主体性的常态性的构造，成为其水平的维度。这就将原真常态性与交互主体性的常态看作交织的共生共存关系。就活的当下中单子自我的常态性构造的两种方式的区分而言，这两种维度的区分是有效的。然而这里缺乏对原常态构造更深入的发生分析。概而言之，缺乏对时间意识发生构造的前时间维度的构造分析，即滞留的纵意向性上的彻底追问。胡塞尔说道：“原初立义始终潜能地保持着，即在滞留中它不是随着其在把握的素材等那里的内涵而持续不断，而这个内涵仿佛为变异了的内涵所遮盖，以及贯穿这个变异了的内涵被意识到，并且在这个遮盖中遮盖的媒介物‘替代’被遮盖之物，而且‘遥远地’展示它，类似性达及这么远(如无光泽的再造的颜色代替明亮的颜色)。”(20)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第91页。这里非常明晰地表达了胡塞尔对素材流层面上常态的原初构造，或者说原常态的构造。

此外，不能将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单纯地等同于历史性、传统性，尤其是胡塞尔在对母婴关系和动物自然的构造分析中所突出的原常态的构造维度，并非历史性和传统性可阐明的。胡塞尔说道：“从构造上说，人与动物相比当然是常态的情况，就像我自己在构造上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原常态(Urnorm)一样。”(21)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第162页。斯滕伯格和泰帕尔都试图从世代性的构造来澄清，这里的原常态在胡塞尔那里以母婴关系为模型来进一步探问起源，“孩子按照其本源的要求借以得到满足的常态的‘视角’对母亲要求，他无意识地哭闹，他经常这样‘做’”(22)胡塞尔：《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第3卷，第877页。。因此要在并非属于世代性和传统性的前自我、前时间化中进一步追问。这也可以说，他们所谓水平维度与垂直维度(身体性的)的双重构造还不能涵盖胡塞尔对原常态的发生探问。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胡塞尔一方面通过活的当下的滞留与前摄的双重构造来阐明活的当下的构造，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未放弃通过对绝对流的回溯、从滞留的纵意向性来回指绝对流本身的构造。胡塞尔认为，对于构造时间性的绝对流、原意识的看似悖谬的情状恰恰要求绝对流、原意识是非时间的，否则无限回退的悖谬便无法避免，意识的绝对流、原进程就不可能再以时间性形式显现，也就是说这一流动的河流不能作为对象被把握。胡塞尔在《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中从纵向上分析绝对流上内时间客体的构造，也即从内时间意识与构造内时间意识的绝对流的区分出发，因此滞留的双重意向性是作为形式上的阐明。关于自我，胡塞尔有自我性的时间性与非自我的、原素的时间性的区分(23)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第336-350页。。胡塞尔正是从滞留的双重意向性出发来阐明意识的绝对流、原进程。而意识的原进程的滞留有别于构造内时间客体的滞留，原进程的原滞留的纵意向性与意识流自身有关，也即对意识流的觉知的前提。从发生现象学角度看，这一意识流也就是原素之流，因此胡塞尔明确区分自我性的时间性与原素的时间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早先的内时间客体构造层面与绝对流层面之间，胡塞尔又插入一个原素的时间性构造层面，而作为原素的时间性还不是自我性的时间性，胡塞尔以“前自我的”“生活的”流来标识它。与之相应的是，胡塞尔认为非反思性的环境必然先行存在。作为“前自我的”原素之滞留连续体，这种原素的时间性统一体乃是胡塞尔一再强调的活的当下。正是在活的当下之涌现连续中，滞留不断下坠、积淀，而这恰恰是单子自我的基础或原型，尤其是人格自我习性、禀赋的前提和源泉。换句话说，正是在对人格自我的习性进行彻底考察的现象学态度下，胡塞尔要揭示单子自我的习性起源，而这必然涉及质素材料的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不仅仅通过形式分析来阐明清楚。

扎哈维也明确指出：“不可单单凭借单子的总体性和世代性的交互主体性，还需要同时考虑原自我。”(24)Dan Zahavi,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p.99.但是他停留在这种交缠关系中，并未重视胡塞尔对前自我的素材流层面构造分析所提供的可能途径。泰帕尔主要在第二性的意义上谈论习性，在他看来习性乃是在交互主体的常态性构造中起重要作用。换言之，他对原真常态性与交互主体的常态性的关系理解，一方面局限于具身化进程中的交织，另一方面，忽视个体的原真常态性构造中原初的习性积淀和禀赋在被动综合意义上的原初意义。简言之，缺乏对自身时间化的发生考察，因此对于常态的双重构造方式的梳理仍然有所不足。

四、结 论

福柯在为康吉莱姆的《常态与病态》(25)出于概念统一的考虑，本文始终将“norm”译为“常态”，“normal”译为“常态的”，“normality”译为“常态性”，因此在涉及康吉莱姆著作的中文译本时，本文将“正常”改为“常态”。英文版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康吉莱姆对科学史的重塑乃是在于“他重拾了‘非连续性’这个话题……现象学向‘真正的经验’追问每一种认识行为的原始意义。但我们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在‘生命体’本身当中去寻求它吗？”(26)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第267-275页。福柯在此将康吉莱姆对错误的可能性、对生命和生命知识的关系的理解作为对立现象学的观念。然而，康吉莱姆关于常态、非常态以及规范性的构造分析，恰恰表明了他的学说与胡塞尔现象学有着不期而遇的暗合。因为“康吉莱姆与胡塞尔同样认为，常态性关涉生命体验的规范性”(27)Anthony J. Steinbock,Home and Beyond 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fter Husserl,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2.，而胡塞尔试图从静态与发生的双重方向彻底揭示常态与非常态、规范等的不同构造。从生命体中去寻求它确实是一条真实道路，但是仅仅限于对生命体的身体性呈现，正如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所不满足的那样，停留在了具身性的阶段，而忽略了更为原本的生活基础，可能因此错失更为深入批判的可能。

最终的身体性，既已作为原真的主体性，其可能的死亡意指一种世界的终结，又作为在交互主体的历史性之流中的有限存在；既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又作为一个人格的生活，是被历史的交互主体的特征所贯穿地浸润其中，即作为自治的、自身—规范的存在，又作为其个体生活被一个超个体的常态规制的存在。恰如胡塞尔在晚年的经典总结中说的：“历史从一开始不外就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沉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28)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68页。这样的交织与共存，首先表明二者不可相互替代、相互还原，故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运动，而是起源处的纠缠、交织和共生共存。

胡塞尔在“C手稿”中不仅对“贝尔瑙手稿”中已经成为核心的“质素”(hyle)赋予新的意义，而且从非自我的、质素的时间化来谈论自我，也即围绕“活的当下”来解决时间性构造的困境：质素性的时间构造和自我性的时间构造。相对于自我的信念和习性基本特征而言，质素的材料流也有其稳定的风格，有其信念和习性，有其来自本原的“获知”(Kenntnisnahme)。科图姆斯(Kortooms)主张胡塞尔在“C手稿”中以一种水平的分析代替“贝尔瑙手稿”中的垂直的分析(29)Kortooms,Phenomenology of Time: Edmund Husserl’s Analysis of Time-consciousness,Dordrecht: Springer, 2002, pp.238-248.。但正如他自己在其中也提到一种新滞留，必须借助于滞留的纵意向性，才能澄清质素素材流的信念与习性特征，才能澄清前自我的生活之风格。换句话说，狭义上的人格自我的信念与习性，是以源自原初生活流、质素流的具体的、单子自我的信念和习性为前提的。因此，对于活的当下的非自我的时间化分析，引导胡塞尔朝向超越论自我的双重方面：作为横向的构造自我时间性的方面，即内时间性构造方面，狭义上的人格自我方面；作为纵向的构造非自我时间性方面，即以活的当下为时间性起源点而回溯构造此涌现的前提和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