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罗小洪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2.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 贵阳550002）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引航灯。文化的重要性历来为学界重视，华裔学者林毓生（Yu-sheng Lin）关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符号、思想、价值和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或改造，使之成为有利于革新的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1]。德裔汉学家墨子刻（Metzger）对林毓生的观点持有异议，他认为从语义而言，转化是根本改变，属革命派思维，调试是渐进更迭，属改良派思维，“传统的转化”不能解释“转化”和“调试”[2]。钱穆、费孝通等中国学人更为务实，“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群人文化的性质”[3](p14)。实践验证了其观点，“文化回归”和“坚守传统”均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适应”，唯有以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自觉”回应“文化主体性”的诉求。以此而言，缘于乡村生活和生产空间的平面性与城市生活和生产空间的立体性的不同，乡村文化建设涵括的道德信仰、民俗节庆、文化价值、生态伦理等不仅是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价值追求和行动策略，也是本土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嵌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诉求和依赖路径。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凝聚着乡土人文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