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炳亮

华侨华人是我国公共外交中一支不可忽略的重要战略力量，是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美誉度、认同度的独特战略资源。据统计，目前全球华侨华人有6 000多万，其中分布在东南亚的有4 000多万。(1)张秀明：《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与路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8期。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华侨华人凭借其与中国的亲缘、血缘、业缘联系及对母体文化的深层次认同，积极增进共识、化解偏见、传递友谊，较好发挥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在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争取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我国也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第二个战略压力快速积累期、集中释放期的考验，特别是亚太地区已成为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中心，做好与东南亚各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对于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环境至关重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公共外交是一种目标区分极细、现实针对性极强、运作过程极为复杂的实践活动。笔者围绕华侨华人所担当的中国形象的塑造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民族复兴的拥护者三重角色，具体阐述其在中国与东南亚公共外交中所起的作用。

一、中国形象的塑造者

国家形象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概念，是一个综合的图像政治与文化信息系统。(2)于洋：《塑造中国形象，从自我体认与文化自足开始》，《美术观察》2014年第1期。由于华侨华人在血缘、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渊源关系深厚，其本身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元素，既是展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也是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地位得到较大提升，群体正面形象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也以根在中国为荣，塑造良好中国形象的意识更加强烈、行动更加自觉。

(一)增强中国形象塑造的主动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在这样的历史大视野中，东南亚华侨华人逐步从以往被动应付的模式转向积极主动的塑造中国形象模式，以更具鲜活性、渗透性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

一是理性看待中国形象的承压期。近年来，美国把中国视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煽风点火，极力把中国塑造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3)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权国都更强大、更危险……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野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就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1页。美国政府先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等，通过在东南亚扩大军售、提高军事安全合作水平、强化军事存在、强化南海航行自由、推进经济合作等方式，减少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企图釜底抽薪，损毁中国形象的现实基石。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时，将遇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对此，华侨华人一方面坚定信心，认识到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动态化、差异性、反复性的建构过程，相信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象积极正面的历史底色与实践韧性，相信中国有动力、有意志、有能力使中美关系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相信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将越来越被认同；另一方面发挥通晓当地民众心理文化特征等优势，对于恶意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从符合当地法律规范，以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批驳。

二是主动设置议题。国家形象塑造的背后是争夺话语传播权。虽然全球传播仍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但我国正在非洲、东南亚等区域上取得定点突破，传播力量大大增强，越来越主动地设置有利于改善中国形象的议题。东南亚华侨华人应把握区域传播的积极变化，结合当地实际主动设置议题。华文传媒可列出热点话题清单，对于当地民众比较关注的中美关系、南海、气候、社会治理、公共卫生等问题，制定议题引导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全方位介绍中国在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价值取向、实践路向、具体举措、实际效果，使当地民众形成对中国正面形象的总体认知。此外，要把握新闻舆论“首次效应”，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迅速确定该事件所蕴含的舆论议题，尽可能抢占第一时间、进驻第一现场、发出第一播报，使正面报道率先影响当地民众。

三是讲好中国故事。法国汉学家、外交官魏柳南(Lionel Vairon)认为：“很多中国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定势。他们在与西方人交流的过程中，习惯直接用自己母语的话语方式表达思想，而没有考虑到用适合西方人的方式来表达。”(4)邢宇皓：《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威胁论”》，《光明日报》2009年5月27日。东南亚华侨华人通晓住在国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在住在国和中国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能够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加精彩。在网络时代，关于中国的信息数量剧增,人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更加多样,华侨华人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进一步增强吸引力，避免空泛的宏大叙事，更多讲述当地民众关注的小事件，更多展示小人物逐梦圆梦的细节，通过小事件、小人物的累积，多角度展现积极向上、安定祥和的中国形象。

(二)打造中国形象塑造的制高点

国家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内容是核心，是基础，它决定形式，并通过形式表现出来。(5)程曼丽：《关于国家形象内涵的思考》，《国际公关》2007年第4期。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塑造中国形象时，起初从外在的符号化形式入手，无论是作为其谋生手段的“三刀”(菜刀、剪刀、剃刀)，还是作为其休闲载体的京剧、武打片等，都是中国形象外在的、基础性的东西。随着“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华侨华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也逐步深入到制度、价值观等层面，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形象塑造的内涵。

一是展现中国形象的立体性。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阐明了中国形象的内涵：“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这是我们党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科学概括国家形象。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应着力改变当地一些民众对于中国刻板的、碎片化的印象，从历史、当代、文化的角度全面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的进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二是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2017年11月13日，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上，破天荒地使用中英两种文字在象征五星红旗的红黄底色上写着“中国赢了”，真实地反映出西方社会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政客不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处于自我设定的战略焦虑之中，以各种方式抹黑中国，而其攻击的着力点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东南亚华侨华人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应当明确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是坚持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华侨华人可以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为例证，说明现代化道路千差万别，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标准模式，每个国家都有权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而增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展现中国价值的亲和力。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产品，而不是思想观念。”(8)参见项久雨：《中国价值观念国际传播的三大目标》，《人民论坛》2017年第19期。中华文化的和平底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不会谋求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价值观念，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能够在各领域持续取得成功，价值观念功不可没。中国价值对内集中体现为人民至上的理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4页。中国价值对外集中体现为“天下大同”，也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南亚华侨华人可以通过宣扬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每一个生命、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可以采取“封城”等措施，宣扬中国政府在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生地震和海啸灾害时提供紧急救灾援助，“中国发展的列车”给东南亚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向东南亚民众展现中国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兼济天下的价值观念。

(三)提高中国形象塑造的精细度

根据主体秉赋、地域特点等采取差异化的精准塑造，是提升国家形象塑造效果的必然选择。东南亚华侨华人主体构成多样，当地民族、宗教、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应针对不同情况，精准确定国家形象的侧重点、塑造策略和塑造方式，不能用一个方案套用所有国家、族群，而应努力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根据华侨华人的多样化构成，发挥塑造中国形象的不同作用。虽然东南亚大部分华侨华人是“身在海外，情系中华”，关注中国发展，捍卫中国荣誉，但由于其所在的现实政治生态、内部的利益分化、交往分层、代际差异等原因，其在塑造中国形象时的作用也呈现非均衡性。一方面，华人群体内部出现“再华化”现象，即“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对华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再确认或新寻求(包括同中国及祖籍地联系的建立与强化)”(10)刘宏：《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页。，其塑造中国形象的现实动机，更多的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华人群体内部出现新老移民既合作又竞争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规模急剧增长、程度不断加深，约400万(11)庄国土、陈君在《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21世纪出入境(移民)管理研讨会”，2008年9月)一文中统计，截至2006年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约为250万，以此类推，并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效果，笔者估计截至2020年底，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数量约为400万。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移居东南亚，这些“新移民”中的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财力水平和技能水平较高，对中国的情感认同普遍较强，并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他们借助亲和、友善、诚信、合作的中国形象迅速打开局面、融入当地。不同的群体特征和现实动机，决定了华侨华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必然多种多样，各自发挥独特的、难以相互替代的作用。

二是根据受众的层次性，确定塑造中国形象的侧重点。澳大利亚学者英·昂把受众分为两个层次，制度观点的受众与实际的受众。(12)参见卢岚蓝:《媒介消费——阅听人与社会》，台北：杨智出版社，2005年，第72页。前者是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受众，后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受众。实际上，具体到某一人群时，两种层次的受众会重合，只是侧重点不同。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应根据受众的不同层次确定塑造的侧重点。对于当地的精英阶层，由于其有一整套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价值体系，且个人教育、生活方式等在较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可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制度的独特价值、中国成就的普惠意义等。对于当地的草根阶层，可更多讲述中国脱贫攻坚、聚力民生、促进公平、追求正义等故事。华文传媒可依托大数据技术，对受众进行精准画像，将相关信息内容向不同受众进行个性化推荐，帮助他们更加全面细致地认识中国。

三是根据区域内国家对中国的不同态度，采取差异化塑造方式。从主流和长期趋势上看，东南亚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时，往往采取合作共赢的态度，但在某些时段、某些议题上，则夹杂着制衡、竞争、防范等因素。从地缘政治上看，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及其与中国的区域合作，离不开中国这个主导者，但其又担心中国“一家独大”，于是与区外大国一拍即合，企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制衡”中国。从经贸往来上看，东南亚国家既希望中国的巨大市场、强大资金、充沛动能可以带动其持续发展，又不想因此依附于中国，积极发展与区外大国的经济合作。在历史遗留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基本认同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但又担心中国综合实力的不对称性增强，会使其在解决相关问题时陷入被动。这些态度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中国问题上存在摇摆性，由此也影响到当地华侨华人塑造中国形象的政治经济空间。特别是在一些国家把华侨华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与对住在国的忠诚度挂钩时，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华侨华人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应根据住在国的态度对塑造方式及时作出调整，使之严格符合当地法规制度和公序良俗。

二、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文化交流是推进公共外交的基本方式和重要载体。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暨南大学时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13)《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引发深圳文教界热烈反响》，《深圳特区报》2018年10月29日。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众多的优势、浓厚的故土情怀，使其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

(一)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全方位传播

华侨华人迁徙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国移民从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即带去了种族上与文化上的中华民族因子，正是这个因子构成了华侨社会最坚韧的纽带。”(14)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华文化概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生根发芽、不断壮大的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当地传播。这种传播不是平面的、碎片化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物质生活维度。华侨华人不仅保持中华传统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中医中药、传统节日等日常生活方式，而且这些构成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产经营主体内容，彰显了中国人吃苦耐劳、聪慧稳重、注重亲情等品质，以及不忘先祖、崇尚英烈的历史传统。二是精神生活维度。华侨华人对中国传统书法、绘画、戏曲、舞蹈、武术、诗词、民乐、茶艺等的喜爱与传播，使当地民众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了对中文、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好感，在一些重大的中国节日，当地都要举行盛大的活动，不少政要都到华人社区表达问候与祝福。在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时，东南亚华侨华人应把握以下三种关系。

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关系。从注重传统文化到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并重，是公共外交视阈中文化传播的一条规律。比如，日本对外文化政策的重点一直是歌舞伎、茶道、花道等传统文化，极少涉及现代大众文化，(15)归泳涛：《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但随着日本动漫在世界上的成功传播，现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也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应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传播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传统典籍的同时，更加注重流行音乐、影视、时尚、网络文学、社交媒体等在当地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传播。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缺传统，文化传播则缺少精神内核；缺大众，文化传播则缺乏生命力。

二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关系。文化在其本质上是处于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生活样态。受某些西方学者的误读误导，“中国人向来不善于航海”“中华文化天生与海无缘”等片面观点严重影响了对中华文化的完整性认知。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人被称为不善于航海的民族，那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16)[英]李约瑟著、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陈养正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实际上，数千万华侨华人背井离乡、开拓进取，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本身就蕴含海洋文化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大多具有海洋背景，且不少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影响，讲清中华文化中的海洋因素，特别是讲清中国海洋文化中和平而非扩张的特质，可以更好地连结起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共同因子，彰显中华文化的和平性质。

三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品格，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欧洲文化等，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继取得成功，红色由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鲜明底色。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优秀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创新的伟大创举。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不能无视或回避红色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着力系统性地把握其内涵，消除长期以来西方舆论把马克思主义“幽灵化”、社会主义“妖魔化”在民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讲清红色文化的现实土壤及其与西方文化的深厚渊源，从源流上不断清除当地民众的误解。

(二)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融合式传播

文化传播是双向互动过程。任何文化在新环境中的传播，都要考虑该环境民众的传统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习惯，必须与当地文化深度磨合、融合，以获得本土化的适应性。东南亚国家的文化虽然同属一个地区，相对具有同质性，但其多样性与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从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期待框架”中，从其固有的文化接受模式中确定传播途径与方式。

一是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共同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等区域的文化都具有共通性，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中华文化圈。近代以来，中国帝王专制王朝衰落，受西方国家侵略、两次世界大战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东南亚不少国家主动或被动转向了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整体性变革，很大程度上衰减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些区域的影响，但其民众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品格等方面还保留着某些共同或相似的因素，如“天人合一”、注重人伦、群体主义等，呈现出同质多元的结构性特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共同点，可以使华侨华人在住在国从事文化活动时，加速文化的碰撞融合进程，在“输出—反向输入”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取长补短。

二是用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文化传播是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活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受众具有不同的认知框架，决定了文化的跨域传播必须采取当地政府和民众能够接受的多样化方式，防止出现影响传播的机制、市场等方面的障碍或壁垒。首先，尊重住在国的实际需求。许多国家对于外来文化传播的内容、数量、方式等都有明确规定，这也是保护本土文化的必要措施。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充分尊重当地政府意愿，从文化交流人数的确定到文化交流内容的选择等，都充分听取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意见。其次，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宗教感情和审美习惯。东南亚国家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在着装、女性形象展示、男女举止等方面都有较多习俗，在文化交流时应特别注意，以免引起反感。

三是全面融入当地社会。华侨华人在东南亚的迅速发展，往往会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戒备心理。如果他们不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不与当地人多沟通，关起门来做生意，只在自己圈子里交往，就会加深彼此的隔阂与误解，更谈不上传播中华文化了。二战结束以后，由于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地族群在经济地位差距、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不同，不少地方发生过排斥和打压华侨华人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的责任不在华侨华人，但也促使他们从更深层面、更长视阈重视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其他族群交往，以更多实际行动帮助当地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从总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已得到较大改善，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越来越和睦，中华文化也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接受。

(三)不断推进中华文化的高质量传播

当前，我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的现象比较突出，中华文化的传播还存在沟通相对困难、内容相对单薄、形式相对简单等问题。为此，我们应着力激发东南亚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壮大传播主体，遵循传播规律，不断推进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交流互鉴，扩大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一是激发传播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文化传播的动力具有多元结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动力，也有审美的、道德的动力，而其基础则是文化能带给人们现实或潜在的利益。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一方面要靠其本身的“含金量”，另一方面则要靠其能够给传播者和接受者带来利益。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政治等交往日益紧密，以及以中国为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文化热”伴随政经热不断升温。华侨华人具有双文化背景、双语言优势，在推进中国文化传播、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共赢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自身也得到较多回报。

二是做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矩阵。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紧密结合、形成合力。加强华侨华人传播力量与国家传播力量的结合，在国家主导下，积极发挥华侨华人穿针引线、咨询建议、主体参与等功能，使文化机构、权威媒体、高等学校、文化团体等在跨文化交流中取得更好效果。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中资企业走向东南亚，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以海尔为代表的品牌建设模式、以中化集团为代表的社会责任模式、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战略引领模式、以中石油为代表的文化自信模式和以神华集团为代表的主动作为模式。(18)魏修柏、杨立华：《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现状、特点与模式：基于企业案例的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4期。当地华侨华人可积极融入中资企业文化战略，开展文化项目合作，使企业文化接地气、受欢迎。加强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产业的结合，积极发挥其在中国—东南亚文化贸易方式中的作用，针对东南亚地域和文化特点，推进相关文化产业向“特、精、强”不断跃升。

三是遵循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文化传播有其内在规律，包括端正传播态度、丰富传播内容、改进传播方式等。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时，应着眼融通互鉴，让中华文化传播更有效果。在传播态度上，做到自信与他信的统一。既要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充分珍视、积极传承5 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要理解住在国文化，切实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在传播内容上，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完整性，不搞“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1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把中华文化中积极、阳光、优秀的内容展示好、传播好，防止对中华文化的片面性解读。在传播方式上，综合运用群际传播、大众传播、融媒体传播等方式，积极推进嵌入式传播、柔性传播，使中华文化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本土、贴近民众，增加亲和力和渗透力。

三、民族复兴的拥护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4页。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安全和发展形势更趋复杂，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从实际情况看，对于中国的再度崛起，东南亚国家从总体上持欢迎态度，同时也存在矛盾心理和敏感心态，亟需进一步做好沟通与解释工作，华侨华人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深度诠释中国善意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2019年全球对华态度调查结果，与2015年相比，整个亚太地区对中国的评价有所下降，反映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心存疑虑。这一变化在时间上与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遏制基本吻合，说明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确实受到区外大国的刻意挑拨。为打破这种状况，华侨华人可积极调动华文媒体、华文学校、华人社区、华人企业等力量，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度诠释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善意。

一是促进“亲、诚、惠、容”理念落地生根。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5页。“亲”，就是要讲平等、重感情，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当地政府和民众对我国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诚”，就是以诚心诚意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就是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容”，就是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华侨华人在推进公共外交中，应着力把握“亲、诚、惠、容”理念要求，努力使之成为大家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二是讲清中国对与东南亚国家现实利益冲突的态度。我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就南海问题进行了大量磋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南海是全球重要的战略通道，本身还蕴藏着仅次于波斯湾的石油，对于战略利益的争夺使得各方难以在短期内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这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任何企图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徒劳的。在这个前提下，为了推进地区和平稳定，我国采取务实态度，积极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增强版和升级版——《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工作，携手推进海上务实合作，增强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效减少南海地区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

三是讲清中国积极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意图。东南亚地区由于宗教问题、族群问题、经济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一些西方国家借机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援助力度，积极开展反恐合作、人员培训等，并企图使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边缘化，以主导地区安全事务，甚至引发有的国家对于主权安全的担心。我国虽然也在打击国际犯罪、联合反恐等方面与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不带有主导性，主要基于维护国内安全而展开，特别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地区的极端势力、恐怖分子向中国境内的渗透。因此，这种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四是讲清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地区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7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府、企业和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充分展现了这一倡议通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的光明前景。但受南海问题、地区民族主义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内个别国家、少数民众对“一带一路”仍存在误解。因此，我们要持续加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阐释力度，引导区域内民众认识到该倡议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互联互通水平，拓展沿线地区发展空间，并推进形成平等、协商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区域持久和平与持续发展。

(二)着力夯实友好基石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交往跨越千年，有着心意相通、患难与共的深厚底蕴，任何波动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向善向好的历史趋势。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明确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2)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概念，得到东南亚各国积极响应，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提供了方向引领。东南亚华侨华人可充分挖掘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积极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人员交流、文化交流，不断夯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基石。

一是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利益共同体建设。利益是国家和个体交往的根本动机。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应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最大的利益契合点，充分用好自身掌握和能够影响的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资源，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投资合作，特别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澜湄经济带、中老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等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达成为契机，推动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同时，注意把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尽量避免结构性竞争与冲突，尊重平等发展权利，加深利益交融，促进共同发展。除经济利益之外，华侨华人还可以积极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防止疾病传播和毒品走私、优化跨境水资源管理和分配、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共同利益的基础。

二是推进中国与东南亚情感共同体建设。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厄恩斯特·哈斯认为：“如果得不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哲学信念的支持，基于实用主义考虑的利益，如期望获得经济收益，可能只是短暂的利益。”(2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545页。近年来，我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签署了基础设施项目，但其民间和反对派政党在有的地方发起了抵制行动，导致一些项目被迫中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不同，一些民众对中国缺乏了解和信任。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联系密切，可以积极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在文化、科技、体育、教育、旅游、青少年交流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巩固共同发展的民意基础。

三是推进中国与东南亚责任共同体建设。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历史上都曾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压迫，深知政治上深度互信的责任共同体对于维护和平稳定、和谐合作的周边环境的意义。东南亚华侨华人可以从两个层面助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责任共同体建设。从国家层面看，华人政治家可依据中国政府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明确缔约国权利与义务，积极推进住在国与中国的深入沟通、人民的友好合作，提高基于制度安排的政治互信度。从地方层面看，中国省、市(自治区)乃至边境村寨都与东南亚国家相应层级的地方政府建立了普遍的合作关系，截至2019年底，中国同东盟国家已结成201对友好城市。(24)陈德海：《不断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3日。华侨华人可积极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不断为推进这些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提质升级积聚正能量。

(三)团结培养知华人士

东南亚本地族群对待中国和华侨华人的态度，对于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取向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我国在推进东南亚公共外交时，应充分发挥华人族群的辐射带动功能，持续培养对华友好的“知华派”，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事业培养更多参与者、受益者、支持者，筑牢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良性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是争取当地精英群体。以媒体人士、知识分子与政策智囊为主体的精英群体人数虽然不多，但处于社会结构的桥梁位置，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在公共外交中拥有独特优势。要加强对当地精英群体特别是意见领袖的研究，了解其价值取向、思想倾向、关注热点等，主动做好沟通联络、课题合作、交流访学等工作，增进其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做出公允的判断。华侨华人要用发展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加强与当地精英群体的联系，尊重其基于自身认知结构、价值观念做出的独立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暂时不利于中国，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逐步扭转他们的对华态度。

二是培养知华学生。大力培养留学生，是发达国家推进公共外交的基本经验。日本公共外交部部长门司健次朗认为：“培养留学生和青年是生产知日派与亲日派最有效的途径。”(25)周英：《日本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资源、行动和结果》，《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美国在培养留学生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联邦政府每年通过富布莱特奖学金、汉佛莱奖学金、东西方中心奖学金、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等招收大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部分都会成为当地精英，从而对美国形象塑造和对美政策产生诸多有利影响。因此，我国可充分发挥东南亚华侨华人对本地情况较熟、有丰富华文教育经验等优势，持续加大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生的选拔、资助、培养力度，使其成为推进对华友好关系的重要力量。

三是团结当地民众。“关系亲不亲，关键看人心。”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动之以情”远比“晓之以理”更重要、更有效。华侨华人随着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提升，越来越重视造福身边民众。如菲律宾华侨华人为当地民众免费看病赠药、组建消防队、捐建农村校舍，被誉为“华社三宝”(26)杨宁、张晓晓：《海外华侨华人靠双手赢得赞誉》，《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欢迎；印尼华侨华人在日惹地震后，积极捐钱捐物，受到广泛赞誉。从美国、日本等国家展开公共外交的经验看，华侨华人还可进一步结合住在国的实际，加大对重大民生问题的系统性关切与解决，如民族和解、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水资源和自然资源管理、提高农民收入等。这些不仅关乎最基本的民生，而且往往受到较高的关注度，有助于营造华侨华人热心公益的浓厚氛围，也有助于从总体上提升中国的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