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建 刘羽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以“制度之治”推动“中国之治”的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源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我国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潮流，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全面提升。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部署，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而且揭示了实现“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2021年3月，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初，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福建考察指导，把福建发展同全国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使命。新的时代任务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的时代特征。如何凝练总结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治理经验，建立能破解未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难题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治理大体经历了统治、管制、管理和治理四个发展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发展和改革的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超越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并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治理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长达70余年的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历史自觉性和自我革命性科学把握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功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带领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奇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交相辉映，价值理念转变与社会结构重构赋予了新时代国家治理新内涵和新要求。这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寻求一种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建设任务更加匹配的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也为以“中国之治”为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场带来了历史必然性。然而，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一日之功。探索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时代特征和战略定位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视野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卫国、建设护国、改革富国、治理强国等不同历史阶段所作出的积极探索与改革，由此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轨迹与历史逻辑。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历史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近代以来长达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彻底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由理想变为现实，所担负的核心任务随之由“破坏一个旧世界”转为“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赋予了其国家治理的基本职能，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的历史起点。囿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且艰巨的治理任务。一方面，要继续消除来自国内外敌对残余势力对新生国家政权带来的严重威胁，继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另一方面，需要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出于国家安全及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形成了一种以革命思维治理国家的非常态治理模式。政治方面，一切以军事斗争需要为出发点，通过阶级斗争和强制手段生成维护新生政权的绝对政治秩序，党政一体关系不断强化。经济方面，以苏联为师，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进行高度集中的统筹分配与管理，政府既是生产者，也是监督者和控制者。社会方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深层次渗透，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政党则通过政治动员，来完成其所欲达成的政治目标”(1)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84页。。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中国共产党高效整合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的有限资源，取得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斗争、土地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并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不仅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困境，自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得益于协商建国的成功实践，中国共产党积极吸纳党外人士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将政党协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的手段，领导全国人民围绕国家政权、社会公共事务开展协商合作，人民政权在治理中不断巩固和壮大。

(二)社会主义建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全面探索

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初步建立。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中国共产党以治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引领国家治理进入全面探索的新阶段。从历史进程来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形成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然而，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从来不是任意选择或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由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这一时期具有管制性色彩的集权式治理体制在政治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格局和高度组织化与政治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形成。为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资料和产品实行统一分配，自上而下的计划与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各级党政部门依赖掌控的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吸纳、统管社会各种资源建立了发达的社会政权体系，有力保障了政令的快速畅通和任务的坚决完成，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创国家治理新局面进行了一些尝试与探索，并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国家治理模式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提出应当以苏联的经验为鉴，少走了一些弯路(3)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同时也对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中治理模式进行了重大探索、反思与调整，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探索并未突破固有的治理模式束缚。从1957年开始，“左”倾思潮开始抬头，使党的方针、路线偏离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正确判断，在“左”的错误道路上越行越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政治生活长期陷于瘫痪或不正常状态，这种“管制性”的全能型国家模式背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

(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科学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在认真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再认识，破除了早期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教条式理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加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结构调整与重构，实现了国家政权从传统的“全能主义”管理模式，向包括国家政权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合作共管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对内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国内市场，由此激活了微观个体和宏观经济的竞争活力”(4)冯留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8页。，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重心的确立，党的执政职能开始向经济中心型管理模式全面转型。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管理”的技术性与科学性。在经济、行政、社会等方面，郑重提出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来掌握现代化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服务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在治理理念、价值、结构、方式及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将国家管理与政治改革、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职能向服务于经济发展延伸，国家政权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对各种投入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高效利用(7)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党政分离、各司其职，政府简政放权，企业跃升为市场竞争主体。这种以发展为中心的“管理型”治理模式，虽然在形式上仍是行政命令式的推进，党和政府在治理机构中仍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市场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朝着均衡方向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新时期改革治理的新目标。从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党的十八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8)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成功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由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使命转变，促进国家治理不断走向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科学化的历史自觉。

(四)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发展的历史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9)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境界所必须承担的新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选择以“制度之治”推动“中国之治”，提出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治理现代化主张(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郑重提出，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合法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现代民主政治发展需求融为一体，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这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的主动回应，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开始从经济、社会等局部领域走向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全面治理。为探索一条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点题”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集中“破题”，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度优势。我国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高度。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特征

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源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新时代治国理政使命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与战略选择。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长期增长，首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改革的成功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牢牢把握自身发展的党情、国情、民情、社情，大刀阔斧地进行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在“破”与“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改革举措。

(一)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协调部署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和体制机制弊端尚未彻底根除，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却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面对我国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顶层设计。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全面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五位一体”治理改革，从而在国家制度和战略层面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领域改革为主体的传统治理布局，使新时代国家治理扩展为包含社会改革发展、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在内的全方位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以现代化执政需求为导向的国家治理机制的“四梁八柱”。为提升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与系统联动成效，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顶层设计，更重视系统落实与可行性实施。在治理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社会—市场”现代治理结构，引领政府加大自身改革力度，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格局。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与监察体制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司法责任机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自贸试验区改革及审批服务机制与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改革政策环环相扣，配套措施充分衔接，无不体现顶层设计与系统推进相统一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过程中，以政策措施协调推进的“组合拳”打碎了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零敲碎打”或“东修西补”的改革方式，避免政策“碎片化”和智力资源的浪费，各项改革再次释放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

(二)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集成建设

重视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70余年执政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9页。其中，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国家制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框架，而法律制度是与国家制度相匹配的“稳定器”。从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时代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来看，方式制度化与手段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坚持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集成共建，“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1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在制度的轨道上，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推动各项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更加成熟、完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制度供给与制度落实的关系中，既改革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与体制机制，又及时总结党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使之上升为国家制度并转化为法律制度。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如“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完成宪法部分内容修改，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制度”(13)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等，基本完成“规则之治”与“良法之治”的制度供给性改革与调整，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联动和集成中更加完备、成熟，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三)开放治理与社会稳定融合发展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一般是由既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组成，是一项极为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尤其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以现代化为指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强势主导的全能管理模式，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开放式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为应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1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4-5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多元的开放治理与制度保障的稳定发展仍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开放治理与社会稳定融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体两面”，体现着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1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页。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入发展，治理规则的制度开放性为开放治理与社会稳定融合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结合点。为尽可能增进公共利益和吸收、接纳更加多元化社会群体参与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累积智慧，以成熟定型的制度来巩固既有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四)协调机制与反馈机制联动共进

一般而言，国家治理是由一系列国家运行的制度载体和保障机制构成的庞大治理体系。治理主体、国内外治理环境及多元价值文化等要素在治理体系中互相碰撞，形成了层次多样且复杂的现代治理场域。为维系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持续发展，政党和政府大多在各国治理中建立一种特定的治理协调机制与反馈机制，来发挥规范治理主体、协调治理要素和主导治理分层的价值功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模式虽然有助于政策资源的集中调配，但也容易造成“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乱象。究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国家治理协调机制与反馈系统的缺失。针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行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倡导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为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措施落地有声、治理有效，中国共产党“利用系统中信息沟通的多通道和平衡纠偏机制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消除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与偏差”(16)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协调机制与反馈系统。一方面，党通过创新治理形式和搭建治理载体，吸纳各阶层治理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更加精准地把握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期的利益需求，使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多种改革措施与人民利益需求精准对接、衔接。这种制度优势在消除社会发展非均等化和危机治理中得到充分展现。如在贫困治理中采用区域协调中的“对口支援”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全国一盘棋”，都是“中国之治”协调机制优势的体现。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党始终坚持改革推进到哪里，评估和督查就跟进到哪里，想群众之所想，知群众之所知，把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作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核心，对政策落实过程中的不足认真研究并作出科学调整，及时总结推广治理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保障国家治理效能得到客观反馈。从某种意义上说，协调机制与反馈机制是治理过程中执政能力与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延伸。这种机制联动共进，既打破了国家中心模式下单级性质的垄断治理，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个人主义和多元的自治理论为基础的“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从而用科学方式方法保障中央地方互通有无、治理主体互动有序、改革机制调解有度、反馈回应有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面对现代化发展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施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仍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创新中逐步消除其中的制约性因素。

(一)强化治理核心，提高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集国家治理主体和领导力量于一身，是执掌国家政治权力并付诸实施的关键性要素。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强化党的领导，提高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水平。一是加强党的科学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其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党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事实上，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也取决于党的领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遵循执政客观规律，坚持用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提升党科学执政的水平，科学界定执政党的功能，科学规范执政党和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依宪执政，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机制，提升党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能力，使党的自身组织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运行。二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和解决重大矛盾等考验。要在执政中实现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就必须坚决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根治党内长期存在的管党治党“宽软松”等痼症顽疾。一方面，要坚决查处违规用权、以权谋私、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公平正义的腐败行为，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财务预算审核审计制度、专项巡视制度等，强化反腐败体制创新，建构起“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1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另一方面，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打破体制壁垒，选贤任能，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与战斗力。三是加强党内理想信念和作风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党内民主缺失，就会造成组织涣散、凝聚力匮乏。强化治理核心，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坚定理想信念，牢记时代使命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意识。在政治生活中，要严明政治纪律，严肃政治生活，凝聚党员力量，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前进。

(二)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主义制度是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优势。实际上，相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工具理性价值，而相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目标理性价值”(18)王浦劬：《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策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8页。。只有紧紧把握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这一“关键密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日臻完善，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发展和管控危机的治理能力才会不断增强。一是紧密结合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与举措，挖掘现有制度体系中的存量资源，加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及其他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与制度集成，形成一套“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9)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释放现有制度活力，推动“中国之治”。二是坚持在制度与国家治理关系中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准确把握制度建构与运行规律。“既要在‘加快建设’上争速度，又要在‘全面推进’上‘舒广袖’”(20)江必新、王红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构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第8页。，以治理现代化实际需求为标尺，梳理制度体系中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不成熟之处。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破除制约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补充、细化和完善制度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总结新时代党和政府在各项改革举措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并使之及时上升为制度，推动制度成果转化为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三是发挥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领地位，科学区分国家制度分层，进一步强化国家结构制度、公民权益制度、国家法律制度和社会组织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建设，补齐“国家基础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的治理“短板”(21)燕继荣：《国家治理及其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5页。，形成既让权力有效运行、又防止权力走向垄断的“制动平衡、内外兼顾”的制度布局，从而构成国家治理高效运行的完备制度体系，以应对时代之变和风险挑战。

(三)坚持人民至上，提升“中国之治”的民生温度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略。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制度是人民生活的表达方式，民主制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当前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强化了社会需求的多元化和异质化程度。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分野，前现代观念、现代观念和后现代观念共存的局面极大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应对这个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以“人民至上”的理念建立起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始终将人民本位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以人民意志为基础的现代公共权力运行机制与民主程序保障机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坚持民主治理与法治建设联动发展，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而法治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利器”。通过民主治理与法治建设的联动，以民主治理涵养法治建设，以法治建设保障民主治理的实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建设法治社会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每个环节，实现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动态平衡与发展。三是推进精准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精细化水平。阶层、职业、地域、代际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具有不同的需求。要实现“中国之治”，提升新时代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推进精准化治理，在实践调研与理论分析基础上，探寻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多层次、多元化属性，以回应性举措“尊民”，以协商性凝聚民智民力，提升“中国之治”的民生温度。

(四)扩大公共参与，推进社会治理深入发展

公共参与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向社会基层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公共参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引入民智民力，让人民群众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分享治理权力并维护自身利益，从而重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全能政府“实效”与万能市场“失灵”使得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为弥补市场缺陷，应对基层社会治理“真空”状态与失控风险，扩大公共参与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厘清党、政府和社会基层组织等治理主体间的职责边界与事权划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凝聚民治民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二是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完善公众政治参与的激励机制。围绕公共治理需求和实际短板，各基层党和政府要以扎实的实证调研和科学的理论分析为依据，构建社会治理对接机制与回应机制。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使人民群众在有序政治参与中，成为社区治理理念的衷心支持者、治理过程的积极行动者和治理创新的有效合作者。三是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将海量分散的信息有机整合，变区块为一体，变分治为合治，有利于使民众所需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转化为治理举措，从而降低治理环节中的交易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化治理不是为了智能而治理的形式“花瓶”，而是以智能的手段打造治理主体省心、服务对象开心、人民群众舒心的社会治理重要工具。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平等开放协商治理机制。民主与参与赋予了协商民主形式多样、易于组织、广泛存在的比较优势。各级党政机关要以解决基层群众实际困难和化解凸显的矛盾为出发点，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加大探索力度，总结经验，不断为社会治理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民主品质。

总之，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时代使命坚持人民至上，突出以制度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只有与时俱进更新治理理念、深入改革治理体制、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