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庆伟 郭永健

全球化一般是指随着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全球意识不断发展及生产生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共建“一带一路”不只是为全球化添砖加瓦，更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面旗帜，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解释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某些西方国家甚至因“制度化偏见”(1)所谓制度化偏见，是指如果刻板信息和歧视行为被一个社会看作一种规范的话,只要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大多数人便潜移默化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制度化偏见及其之下形成的错误认知机制，使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角色产生种种错误认识。参见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3-132页。得出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谬论。与之对应，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解释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影响的则较少。本文将基于主位视角(2)主位(emic)与客位(etic)这两个术语是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从语言学的术语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类推出来的、广泛运用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中的术语。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参见黄平、罗红光、许宝强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重点考察共建“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全球化历史跃升的积极作用，以扩充已有的研究并批判西方外部性反思的谬误。从客位到主位的视阈看，共建“一带一路”将极大助推沿线国家全球化进程在地缘、地位、规则和文化等层面实现整体性跃升。

一、从边缘地带到网上节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化的地缘跃升

全球化发生在一个球面上，伴随着地理空间的拓展而不断发展。自古以来，人类的交往交流活动都与地理位置的拓展相辅相成。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联结地中海各国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陆上通道，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文化交流。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3页。的历史，人类社会由分散孤立走向整体。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人类跨越地理阻隔的步伐，加速了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速度，全球化的滚滚车轮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总之，地理位置和地缘关系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

从“一带一路”地理环境的总体情况看，沿线主要国家以陆地国家为主。在农业文明时代，陆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近代海洋文明兴起以后，这种趋势开始转变。有学者指出：“近代国际体系是在被海洋包围的远为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在海洋国家与陆上国家之间重大而长期的历史性交锋中，最终失败的总是陆上国家。”(4)邵永灵、时殷弘：《麦金德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欧洲》1997年第6期。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也主张：“海上人将总是在海上打败陆地人。”(5)[英]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39页。海洋型国家逐步成为近代以来全球化的主角，诸如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日本等国家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区，但是他们却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角色。相反，“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则位于近代以来全球化空间流动的边缘地带，处于关键空间区域的小国甚至被纳入核心位置国家的势力范围。自然空间本身是原始赐予的，具有不可随意改变的一面，但空间不只是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物理空间。空间是自然关系，更是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充值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实践。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化进程就在“圈内”与“圈外”之间摇摆不定。“圈内者”在空间上全面融入现有的全球化格局，在角色上与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共同成为赢家。“圈外者”在空间上则处于现有全球化格局之外或处于边缘地带，在角色上成为处于陪衬地位的“小媳妇”。不少国家都努力试图由“圈外”进入“圈内”，但只有少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近代全球化进程的“圈内者”。

共建“一带一路”突破简单一维的行政划分和地理属性划分，建立了一种新的地理空间体系。“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大走向：一是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二是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两大走向：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6)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17-05/10/c_1120951928.htm。“带”与“路”都指条带状的地理空间。“一带一路”勾画了以欧亚大陆为主的地理板块，形成陆地与海洋协同并在的新兴地缘格局，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同时，随着新的技术革命来临，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也将开启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E时代”。这将促使“一带一路”沿线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要素在各环节、各领域的互动更加便捷和透明，进而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可以预见，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改变全球化对水陆空间依赖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地理空间关系的网状结构日趋凸显。未来“一带一路”将形成陆、海、空多维度的网状型空间格局。在网状型空间格局下，任何一个国家在网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节点。因此，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状态将逐步拓展为网状型结构，“圈外者”和“圈内者”的隔阂将被打破。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新的互联互通的地缘格局。作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和地区在拓扑结构上平等高效连通，拥有新全球化网状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位置。这有利于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从大西洋两岸向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的回归，有利于改变零和思维下全球的碎片化和分裂化，有利于推动新全球化进程。

二、从从属位置到平等主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化的地位跃升

人类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始于15世纪末的“海上大发现”，主要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近代全球化其实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这是“单向度的全球化”。从势差看，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高势位，其他国家和地区处于低势位。所谓“高势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高的位阶，拥有更大的能量和实力，从而使其具有主导全球化的逻辑位能。就是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成为全球化发展的被动卷入者。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从方向看，处于高势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占据了“上游”位置，其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单向流往处于“下游”的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尤其以“超级大国”的优势，处于“伞状结构”的顶端在各个方面向全球输出影响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全球化的先行者、探索者和实践者。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一般认为最早源于德国学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指古代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事实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更加久远，丝绸之路之“实”远早于其“名”。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随着历史的兴衰演进发展，见证了全球性的交流发展进程。但是，近代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由于从属地位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落后状态。如2017年，71个“一带一路”国家GDP之和为14.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8.4%；人口总数预测为3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7.6%。(9)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大连瀚闻资讯有限公司：《“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8)》，https://www.yidaiyilu.gov.cn/mydsjbg.htm#p=17。他们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处于赶超模式，而是停留在低速发展阶段。因为发达国家利用掌握了资本和核心技术的优势，攫取了大量的非对称利益，所以“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观态度也处于被动状态，甚至选择拒绝这种全球化。

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首先，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封闭格局，而是开放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10)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共建“一带一路”强调与世界各国平等协同，不对任何国家设限，不管是何种意识形态、何种社会制度，均可加入共建“一带一路”，从而达到“1+1>2”的效果。其次，共建“一带一路”也不存在“上游”和“下游”的区别。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你打我通”的单向配合，而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主动参与的合作，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正能量的合作，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平等相待、共同参与的合作。对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联合公报》就特别强调，“需要特别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有效互联互通”(11)新华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最后，共建“一带一路”也不是既成状态，而是未成状态。共建“一带一路”是全新的事物，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合作中引领区域新发展，创设全球治理新模式，助推全球发展新格局。

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将构建起全新的主体间关系。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国家全球化进程将经历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的发展。这是从被迫转为主动参与、从从属位置到平等建构的历史跃升。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将会持续高涨。当然，各个国家又因不同的历史而会表现出不同的进程和状态，构成一幅纷繁复杂、由淡至浓的历史画卷。

三、从接轨国际到铺轨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化的规制权跃升

近代以来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要驱动力，试图构建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技术标准、统一的人力配置，从而实现全球化的统一过程。刚性的制度规范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统一的标准，保障市场正常运行、人员正常交往及社会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还面对传统的非正式习俗框架。习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承袭和发展下来的，在一定时空中人们遵从的行为和规范。作为一种行为，习俗渗透于人们的生活，存在并体现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作为一种规范，习俗不同于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习俗一旦生成，就是人们的默认价值，成为生活的准绳。目前的情况是，西方主导的刚性规则是全球化的主导规则，成为全球化的“标准药方”。比如，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机构。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发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只有遵循相关规则，才能有进入某一团体的资格。如果不符合相关国家、地区、团体的规则，就可能被认为是不敬或侵犯而直接被排除在外。就是说，全球化轨道已经建成，要参与全球化只能接轨既定的规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也积淀了各具特点的习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信仰某种宗教，在一些国家，宗教组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很多官方机构，而这本身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习俗。宗教信仰的真诚性决定了这类国家和地区的习俗稳定性和坚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习俗是维系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从信仰宗教的人口趋势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习俗差异将持续存在。然而，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更强调用一种西方既定的统一标准来评价和实践。因此，全球化就意味着要求各个国家成为这个既定秩序的一分子，人们要与传统的观察方式和行事方式决裂。这种变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剧烈，因为全球化意味着种种旧秩序发生根本性改变。

作为一种发展导向的国际合作倡议与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指向一个真正多元主体的多元多维世界。共建“一带一路”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出发，坚持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创设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对既有国际制度加以适时的补充与革新。共建“一带一路”也不会寻求建立一国主导的规则，而是吸引更多国家自愿参与、主动对话，追求通过“合唱”的方式将国家与地区的合作规范化。共建“一带一路”更不会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规则，而是积极探索高度灵活性、极强操作性和广泛适用性的规则。因此，共建“一带一路”不是简单接轨现行国际规则，简单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标准化，而是尊重现有的合理国际准则并努力创新发展，使符合各国利益的新规则最终取代不合理的旧规则。同时，尊重各个国家文化习俗，对新规则进行一国一地的当地化，用当地人所希望的形式使之“落地生根”。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将构建全新的全球化规制体系。这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习俗将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相关解决方案有利于加强地区协调，有利于满足新兴国家利益需求，有利于激活沿线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是取长补短、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过程，强调每个国家应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和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将极大地释放人类发展的新动能，促进各国并肩书写相互尊重、合作发展的壮丽诗篇。

四、从文化优劣到美美与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化的文化自信跃升

近代以来，全球化表面上是人流、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但实质上却隐含一体化、单一化的价值和态度，准确地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文化价值观的扩张。一方面，近代全球化遵循“生产力—社会财富—幸福生活”的逻辑知识。依托于这种逻辑，人类社会似乎就会拥有美好生活，但实践发展表明事与愿违。“现代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创造自己生活的技术手段的确是空前丰富提高了，这是人类至今仍然对现代化充满荣耀甚至崇拜的基本理由所在”(12)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页。，但是，“让人类自豪不已的科技成就，创造了比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充盈的生活，却无法使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更宁静一些、幽雅一些、健康一些、从容一些、公平一些”(13)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页。。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试图让其他文明沦为其附庸。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所以传统贸易、资本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其表征就是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民主革命’”(14)王义桅：《“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9页。。德国《明镜》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曾对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有过这样的描述：“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完全控制着地球。从加德满都到金沙萨、从开罗到阿拉加斯，美国偶像影响着全世界。”(15)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539-540页。这背后的逻辑是只有西方国家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中的“楷模文化”，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变成西方化、单一化甚至“美国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横冲直撞，甚至造成不少国家出现了以极端恐怖主义来反对这种文化入侵的行径。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这是不同区域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特定社会的独特标识。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等不仅在过去，即使在今天也在人类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注定行不通，但是文化极端主义也行不通。文化极端主义是指不但反对文化文明间的相互交流，而且奉行唯我独尊。“文化极端主义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产物，……世界历史上充满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灭绝土著文化的血腥篇章。……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极端主义的阴影始终还存在,这可以从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极端分子和欧洲街头新纳粹的追随者和煽动者身上得到明证。”(16)王健：《经济全球化视野中的文明对话——兼论亚欧合作的文化基础》，《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极端主义也是一种霸权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要允许人类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应将其作为人类宝贵财富加以爱护，积极促进所有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

共建“一带一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各种文明在其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今天沿线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纯净的”民族文化空间，但也不是以向西方“对齐”为目标，而是自觉地在交流互鉴中自信地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为新时代全球化注入全新的因素。共建“一带一路”将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文明形态串在一起，尊重各个文明，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同”与“通”，重视各种文明相互取长补短。另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建“一带一路”尊重文明的互补性，坚持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推动各国相互理解和文明的彼此交流，促进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就是说，共建“一带一路”拒绝文化优越性和文化自卑感，尊重各国自身文化传承，倡导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也拒绝成为西方文化的“跑马场”，是互相尊重、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创新发展和文明互鉴的全球化。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将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这意味着从强调文化高下向强调文化特色的历史跃升，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历史转换。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文明形态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会消失，相反，会在“世界化中体现地方化”，在“地方化中体现世界化”，最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新的姿态共促富有活力、开放共赢、公正合理、平衡普惠的全球发展。

五、结语

如果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新殖民主义则是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加纳原总统恩克鲁玛在其《新殖民主义》的著作中指出：“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家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们的经济制度、从而它们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结果是,外国资本被用来对世界上的较不发达地区进行剥削,而不是用于它们的发展。在新殖民主义的控制下,投资只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17)[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1-2页。综上可见，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促进沿线国家在地缘、地位等硬件因素上实现历史性跃升，而且也促进沿线国家在制度、文化等软件因素上实现跃升，从而从整体上促进沿线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交往中实现发展。这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的，蕴含全球化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也是推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安排。宣称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进“新殖民主义”的言论并不是站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而是基于西方自身霸权主义立场的外部性反思的谬误。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试图殖民的障眼法，恰恰是对西方“新殖民主义”做法的挑战，是助力沿线国家去殖民化。虽然旧的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在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内，仍然被侵略、掠夺、单边利己的殖民主义本性所笼罩，只是形式更加隐蔽且由宗主国变为宗主国集团。摆脱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出路在哪里？恩克鲁玛认为：“理想的受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国家,一定要是一个完全屈从于新殖民主义利益集团的国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已使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殖民主义制度成为不可能的事。存在着另一种可以选择的制度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挑战。”(18)[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6页。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方式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起完全不同。历史上大国兴起时一般都是通过殖民掠夺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而中国则是在接受国际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道路进入国际体系的”(19)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完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之中，不论是既有大国美国、欧盟等，还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各国，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嵌入度都很深。简言之，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20)胡键：《“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不是依据“丛林法则”逻辑用新的中心代替现有中心的无限循环，而是一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去除殖民主义行动，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的新文明类型为客观前景的决心与努力。就是说，共建“一带一路”是要做大且分好蛋糕，不存在动摇大国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地位，也不存在控制小国经济和资源的问题。因此，宣称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恰恰是霸权主义者霸权思维的延续，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挣扎，是对发展中国家健康成长的阻挠。

共建“一带一路”是实现与周边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为沿线国家挣脱旧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机会，为各国依据自身条件获得平等发展权利提供了平台，为改进旧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开始并将持续推动沿线国家全球化进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