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茜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既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中国为寻求救亡图存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俄国所开创的人类历史发展新道路，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倾注极大的热情；同时，他们逐渐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进而反思西方文化危机。(1)蔡乐苏：《西方文化危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各个渠道向国人译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并迅速将这些理论组织化、系统化。(2)王宪明、杨琥：《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上海作为工人和产业化生产最为集中的城市，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

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和手段，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3)《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2页。可以说，翻译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始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单纯的理论复制与嫁接，而是一个选择、理解和不断阐释的过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如何在异常丰富的思想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如何选择和运用，这种选择和运用又如何成为可能？这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以1920—1921年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丛书”为中心(4)周子东主编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898—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未及“新青年丛书”，故本文予以补充，以期为上海红色出版文化研究增添一有意义的案例。，追溯陈独秀、李季、恽代英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若干底本，剖析这些文本所属的思想流派，尽可能反映彼时中国知识分子在众多的理论影响源中究竟选择了哪些著作，进而呈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始面貌。

二、“新青年丛书”的译介出版与文本源流

“新青年丛书”是1920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宣传上的一项重要举措。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准备工作，尤其是通过组建上海新青年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文本，包括《社会主义史》《疯狂之心理》《哲学问题》《工业自治》《到自由之路》《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工团主义》《阶级争斗》等八种。这些文本大多集中在1920年9月至1921年1月间出版。此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本土化、在地化解读，已逐渐从报刊传播阶段发展到报刊与书籍并重阶段。

“新青年丛书”由中共最早的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即迁到上海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社)(5)关于新青年社的成立缘由、基本职能、新青年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参见王华、田子渝：《新青年社历史之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印行，既是中国红色出版事业的第一批图书，也是中国人民在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曾广泛比较各家学说之明证。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新青年社开始有组织、有选择、有目的地译介有关欧洲社会党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本，进而转变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理论阐释。陈独秀表示：“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96 页。“新青年丛书”述及多个欧洲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从其题材与内容看，当时的理论宣传已摆脱了对日本学者的依赖，转而关注欧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者的理论著作。

丛书的译者和编校者群体基本为1885—1895年出生的一代。他们译书时的身份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大、中专学校教师，如北京大学教师张申府与陶孟和、中华大学教师恽代英；第二，国内在校学生，如北大学生黄凌霜和李季；第三，英美留学生，如高一涵、汪敬熙、沈性仁、张慰慈。这些译者的少年时代适逢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传统书院迅速衰落，他们主要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加上外出留学日本、英国、美国，故而担负起了译介和启蒙的任务。上述译者经由地缘、师友、同道关系，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而聚合。陈独秀则是编译“新青年丛书”的最重要组织者，处在人事谱系的核心位置。

“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名为《社会主义史》，作者是英国人克卡朴。该书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共有两个中译本。第一个译本由广学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910年组织翻译，旨在传播基督教社会主义，定名《泰西民法志》，译者为胡贻谷，但流传不广。第二个译本由李季在1920年翻译。两个译本的共同点是，都以中国传统文化接引社会主义学理——胡贻谷将先秦墨学作为社会主义的吸附对象，并称赞马克思及其学说具“兼爱之旨趣”；李季在序言中将儒家大同、井田制等理想类比社会主义，从中可见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接榫与融会。

第二种名为《疯狂之心理》，作者哈谛，译者汪敬熙，原书未见。1920年，罗素在“心的分析”演讲中对该书有所介绍，这可能是该书被翻译的主要原因。汪敬熙曾于《新潮》杂志发表《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称“自弗洛伊德于二十余年前创‘精神分析’之后，疯狂心理之研究，始有长足之进步”(7)汪敬熙：《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新潮》1920年第2卷第5期。。他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科学，从心理学角度加以介绍。

第三种名为《哲学问题》，作者罗素，译者黄凌霜。1920年，罗素应邀访华讲学，《哲学问题》与《到自由之路》借此机会被译介到中国。该书主要运用系统化的数理逻辑方法，探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基本问题。由于强调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该书与五四知识分子推崇科学与进步的心态相契合，引发阅读热潮。

第四种名为《工业自治》，柯尔著，由张慰慈、高一涵合译，属于工团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著作。《新青年》第五号刊出的广告中注明“丛书”第七、八种即日出版，可见该书确有付印。然而，目前该书原书未见，只知陈独秀曾致信同乡高一涵，问及该书的翻译进度。(8)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第五种名为《到自由之路》，作者罗素，由李季、黄凌霜、沈雁冰三人合译。该书前半部分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流派，后半部分主要介绍1914年以后欧洲社会党与社会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到自由之路》包含了部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译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传播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第六种名为《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作者凯恩斯，译者为《新青年》同人陶孟和、沈性仁。由于该书在1920年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列宁关注，其翻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陈独秀亲自编辑校对。(9)李天华、徐莹、田子渝：《陈独秀与凯恩斯成名作的编译出版——“新青年丛书” 第六种〈欧洲和议后之经济〉解析》，《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6期。《欧洲和议后之经济》抨击了巴黎和会的内容，这与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外交失败引发出的幻灭和愤懑情绪相契合。

第七种名为《工团主义》，作者为英国人哈列，译者李季。这一时期，李季深受新文化思潮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推崇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丛书编者陈独秀其时也具有此种思想倾向。(10)欧阳军喜：《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李季在译介中写道：“工联是一种经济上的组织，工人拯救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和资本家宣战，和政治及政客断绝关系，这种观念是工团主义的基础，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说明的。但是他因严格反对政治，遂使他比从前更倾向政治。”(11)[英]哈列：《工团主义》，李季译，上海：新青年社，1921年，第40页。

第八种名为《阶级争斗》，作者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1920年，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随后，陈独秀亲自在上海挑选了该书1910年出版的英文本寄至武汉恽代英处(12)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55页。，请其翻译。需要注意的是，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方面出于陈独秀的人情考虑，一方面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其本人在当时却并未认可该书的观点。(13)邓军：《从“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另据包惠僧回忆：“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我也去访问过他们，恽代英我也和他谈过……但他们此刻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进修，一个一个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1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14-315页。

梳理上述底本的源流可见，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界空前自由，并且处于“不定一尊”的状态, 各种思潮此起彼伏。邓颖超回忆道，当时“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15)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1963年，第952-953页。。陶希圣在回忆录中亦有这样的观察：“五四运动之后，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16)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以及共和制度的徒具虚名，内心彷徨不已。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更是掀起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也引发了一股质疑西方文明的思潮。正当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不得其门而入时，十月革命及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使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一战之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大背景下，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经济学家凯恩斯都提供了来自西方世界自身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资源，这正是《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到自由之路》《哲学问题》入选“新青年丛书”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开始趋向互助进化、财产公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十分热衷。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人道主义和互助论的流行。在大战之前，“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观念曾是激励国人为创建现代国家而奋斗的重要思想动力。然而，一战之后，许多人把战争的原因归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这种进化论被政府用来制造战争，最终演化成世界大战。自此，“互助进化”代替“竞争进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工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无一例外地崇尚互助而排斥竞争，“不但不应争斗, 而且还应是互助的、平和的生活才是”(17)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4期。。在上述观念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渴望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关系，反对产业化生产带来的不平等现象，同时鼓吹通过人人劳动、工读互助等非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把社会改造成美善的乐园。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他们参与当时盛极一时的“工读互助团”，并视之为“共产主义”。1920年6月，陈独秀筹划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根据十分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了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18)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1卷，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页。。陈独秀此时的思想实际混合了自由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立场，陈独秀发起了《社会主义史》《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翻译。

三、“新青年丛书”与它的读者

“新青年丛书”为最早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至深，这可从“阅读史”的角度进行佐证。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便提到这些书籍对他的影响：“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9)[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16页。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思路与实践，便不同程度受到“新青年丛书”之《阶级争斗》的影响。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讨论各阶级对待民族革命的态度时，就承袭了《阶级争斗》中有关德国各阶级对待“社会革命”态度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20)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

毛泽东在阅读之外还参与了“新青年丛书”的推广与流通。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建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一条写道：“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写道：“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全省。”(21)郑华：《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纪念毛泽东创建文化书社90 周年》，《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期。1921年4月，毛泽东对文化书社开业半年中销售出的“比较重要的”书刊名录及数目加以统计，五种“新青年丛书”皆在其中，共计卖出《社会主义史》100部、《到自由之路》60本、《工团主义》60本、《欧洲和议后之经济》60本、《哲学问题》20本。(22)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附录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0-242页。周恩来对阅读“新青年丛书”亦有所回忆。他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我本人亦见过陈独秀与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23)《周恩来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页。

书籍传播的内容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青年》刊发的书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激起了强烈的回响，为思想领域创造了无限的潜在动力。“新青年丛书”的书讯不但多次刊载于《新青年》与《国民日报·觉悟》，还吸引了蔡元培为之作序，所作序文亦被选入“上海各学校国文读本”。丛书的读者群体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物或年代有别，或思想倾向不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却无疑都被新知识与新思潮激荡了头脑。

红色文化印刷品的广泛传播也使得租界当局感到焦虑。英国情报文件(1921年12月31日的季报《法租界巡捕和社会主义印刷品》)显示：“根据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自中国政府方面得到的情报，法租界巡捕于2月1日搜查了位于公馆马路(Rue du Consulat)283号的一家书房，查获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这些书有一部分据信是在法租界内印刷的，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和《工团主义》。”(24)李丹阳：《英国档案中所见有关陈独秀1920—1922年间活动的情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4页。并且，依据原始档案记录，《社会主义史》与《到自由之路》在该次查抄的书刊中数量分列前二，其传播面可见一斑。(25)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 British Government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Vol. 13,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8, p.117.

随着《新青年》的发行与传播，“新青年丛书”开始在知识分子的日常阅读中居有一席之地。1922年2月6日，李大钊参与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通告中亦有“新青年丛书”的《阶级争斗》与《社会主义史》。详细书单如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

1922年2月6日

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兹报于下：

社会主义丛书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阶级争斗(恽代英译)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

社会主义史(李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李季译)

……

以上各书，或系会有，或系私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当不久可到。并告。(26)《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6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0-301页。

此外，关于新青年社发行书刊的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重要成员沈玄庐曾在报上回答何处购买《共产党宣言》时说道：“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27)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9月30日。可见，上海新青年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较为密集地刊发著述，持续不断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

“新青年丛书”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主要得益于其大众化的话语和通俗化的笔法。丛书译者由于受到《新青年》杂志翻译理念的影响，摈弃晚清流行的文言意译，或杂糅文言文、白话文的方式，选用白话语言表达，并采取受众优先和直译的翻译策略。这反映出丛书译者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坚持大众化、在地化的翻译方针。如在翻译“对等词”的使用方面，中国早期的翻译由于受日语影响，多将“压迫”(repress)译为“压制”。李季在《社会主义史》译文中使用过“压制”，但随即改用“压迫”。他写道：“当竞争中所不能免的压迫出现的时候，又将工人逐出工场，这是于资本家很有利益的。”(28)[英]克卡朴：《社会主义史》，李季译，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第164页。这无疑增强了语词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得革命斗争行动的指向愈发明显。

任何翻译都不是两种语言词汇之间对等而简易的转换，而是推动思想力量发展的重要推手。在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方面，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第八章包含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序言，因而涉及对“阶级斗争”一词的翻译和解释。在1910年译本当中，晚清士人对“阶级”概念尚不能准确把握，缺少相关经验，因而用“党争”来翻译“阶级斗争”，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重点是“在发明古今之民俗志，莫非党争；而继今以往，则由繁趋简，祗有二党相敌，一恃财，一务力”(29)[英]克卡朴：《泰西民法志》，胡贻谷译，上海：广学会，1912年，第111页。。直到李季1920年出版《社会主义史》时，才阐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观点。李季在译文中清楚地写道：“所有各种社会的历史，从古到今，已经是一种阶级争斗史。”(30)[英]克卡朴：《社会主义史》，李季译，上海：新青年社，1920年，第193-194页。

1921年，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又进一步对“阶级分析”作出具体示范，启发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中国各主要阶级进行细化认知，尝试用阶级分析来把握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依靠力量、动员对象等问题，从而为随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恰当的策略方针。同时，译介的阶级争斗理论也获得了1922年5月召开的中共二大的部分认可和采纳。(31)刘辉：《〈爱尔福特纲领〉及考茨基的“解说”在华早期传播与中共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可见译介话语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述文本的影响可从毛泽东的回忆中找到例证。毛泽东曾回忆道：“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32)吴黎平整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随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广泛传播，“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与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一起，成为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的话语。这些话语的流行又带来了思想界的整体观念变迁(conceptual change)，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因而，正如书籍史研究者所指出的，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带来的变迁和影响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思想革命。(33)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705-706.

四、结语

“新青年丛书”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展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信息吸收、思想认知到心态转变的积极态度。正是由于陈独秀、李季等人把上海新青年社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开始有选择、有组织地译介有关欧洲社会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文本，进而逐渐转变到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才能逐渐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也由此打下良好基础。

“新青年丛书”展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译书志业的初心和关怀所在，是彼时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知识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其一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关著作；其二是为后来中共领导人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并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提供了思路。而《新青年》与《国民日报·觉悟》的读者、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参与的文化书社，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本人都成为了阅读“新青年丛书”的重要群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更多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解说》《共产党的出发点》《国家与革命》等。这些翻译文本无疑带来了知识分子读书世界的转变，甚至由于阅读而带来了“文化偶像”(cultural icon)的变化(34)如范文澜在《从烦恼到快乐》中写道，“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中国青年》1940年第3卷第2期)，并且促进了革命意识向革命行动的转化。

总而言之，以“新青年丛书”为代表开启的百年经典文本编译事业，见证了早期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真理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深化认识、精益求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