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懋

本文题目中的“当代英雄”系借自莱蒙托夫的小说Герой нашеговремени 的汉译名。有人说，把这部小说翻译为“当代英雄”是误译，因为Герой（拉丁转写geroi）一词有两义，一是“英雄”，二是“主人公”，而该书主人公毕巧林显然称不上“英雄”。其实，考诸英汉词典，英语中的“hero”一词也一样有这两重含义。推其根源，两词都衍生于希腊词根“her”，本义是半人半神，它们所承载的伦理属性显然与汉语“英雄”一词隐含的道德期待大为不同。因此，笔者以为Герой 或hero 翻译为汉语时的两个义项，在它们自己所处的语言系统中是难以区分的；能够成为“主人公”的人物，自然也就是“英雄”。因此，莱蒙托夫这本小说题目的一般译法也不算是错译。推而广之，在“当代”的舞台上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人物，他就称得上“我们时代的主人公”，也就是“当代英雄”。

王一川敏锐而意外地发现，在这个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泛滥的年代，“现代性”这个术语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他称这种现象为“后现代之后的现代”，认为后现代话语的涌入促使中国学者反思之前线性的、切断为几截的文学史框架的武断。〔1〕不过笔者以为，所谓“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纠缠绝不仅仅始于它们在中国特定背景下的偶然相遇；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对“现代”的盖棺论定，它正承载了后现代主义者终结“现代”的意图。笔者以为，所谓文化上的“后现代”正是文化上的“现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如同社会科学上的“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