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实秋作为现代文坛成就卓越的散文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学界对其作品的搜集、整理已比较系统完善，但仍难免有遗珠之憾。现笔者发现梁实秋集外佚文及演讲三则，分别涉及梁实秋的散文创作、翻译与莎士比亚研究三方面的内容。这类材料对考察其创作观、翻译思想与莎评特质皆有史料价值，在此对其略为释读。

关键词：梁实秋;集外佚文及演讲;释读

梁实秋乃现代文坛卓越的散文家、批评家和翻译家，学界对其作品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已比较系统完善，对其佚文的发掘钩沉也有了不少丰富的成果，但仍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翻阅民国旧报刊时，发现三则与梁实秋相关的文章，其中两则署名“梁实秋”——一则谈如何作文的散文，一则演讲记录;另有一则署名“寒原”，为梁实秋的“讲学记要”。两则演讲文章涉及翻译和莎士比亚研究的内容。经仔细梳理，这些散落文章未曾收录于杨迅文主编的《梁实秋文集》{1}，也不曾见于《雅舍遗珠》{2}，台湾版《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03）·梁实秋（1902—1987）》③中所辑《文学年表》以及白立平著《翻译家梁实秋》{4}中所附《梁实秋翻译年表》也未论及。翻检其他涉及梁实秋佚文之论著或各类与该作家相关之研究论著，皆未见有人言及，由此这三则材料可作为梁实秋的佚文处理。这些作品分别是《我怎样学习作文》《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莎士比亚——梁实秋先生讲学记要》，这些材料涉及梁实秋文学贡献的三个重要方面：文学创作、翻译批评与莎士比亚。此类材料对梁实秋文集/全集及作家年谱编纂时的补全，或考察梁实秋的创作观、翻译思想及莎评特质都有一定的价值。现将三则文章誊录如下，除少数不合当下规范的标点符号稍有改动外，其余皆照录，并分别对其进行简要释读。

一

我怎样学习作文

梁实秋

我从小没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没读过四书五经，没学过对对子，没受过八股文训练。我最初读的书就是商务馆的国文教科书，——“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这时候，我是在識字，我不知作文为何物。不记得是在那（哪）一年，先生忽然出题目要我作文，大约是《立志说》《爱国说》之类，虽然只要一二百字就可交卷，但搔首踟蹰，不知如何下笔，根本没有话说，硬要你说，而且还要“之乎者也”的用那一套很不习惯的腔调，好像是本不会唱戏，硬要你上台唱戏，要有腔有调有板有眼！

后来读了《古文释义》《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眼界大开，恍然领悟这才是“文”，所谓作文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无论多么肤浅薄弱）试行纳入于这种种型式的技术训练。于是《过秦论》《赤壁赋》《原道》《永州八记》之类便都成了文章的楷模，要一心一意的仿拟。读之不足，还要背，背之不足，还要默。若干篇古文烂熟于胸中，按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原理，下笔也自然成章，虽然小小年纪，也会胡诌“呜呼……人生于世……由此观之……不可同年语矣……”那么一套。有时先生批上一些“气盛言宜”“简净可喜”之类的话，自己颇为得意，有时抠心挖肝的慎重其事，反倒受到不好的批语，自己也莫名其妙。自己的思想情感，先生管不了，我自己也管不了，十来岁的孩子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情感，现在不在思想情感的培养上用功夫，先要学一套表现的技术，而所谓表现的技术又限于那些定型，其结果是内容与形式脱节。儿时作文之苦痛在此。不是内容寻找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记得小学毕业时举行类似“会考”的观摩会，作文题好像是“诸生试各言尔志……”，事后听说我那一班二十几位同学的卷子几乎全体一致的说要“效命疆场马革裹尸……”，只因不久以前读了关于马伏波的那么一篇文字。

年事稍长，思路渐开。思想，说话，作文，本是一件事。作文不通顺，说话必不清楚，头脑必然糊涂，这决无例外。我在中学时代，继续模拟古文，但因思路渐渐开展，不大感觉行文苦涩了，又因古文型式运用渐惯，也不大感觉型式拘束了，每次先生出了题目，有“下笔不能目休”之概，结果往往是拉拉杂杂，又臭又长。对于什么题目都觉得有话说，有很多的话说，也不知道从那（哪）里学到作翻案文章，要出奇制胜，有时出奇过了火，弄成“骂题”。任何人都经过这个阶段罢，自觉思想情感都在发扬滋长，有热烈的欲望要表现自己。儿时是没有什么东西表现，此时是不值得表现的也要表现。又偷闲浏览了一点子书，学习一点那种倔强善辩摇曳生姿的笔调。从前作文写三五百字就觉困难，此时振笔急书动辄千言。此时正是练习作文的一大关链，需要良好的指导。

我很幸运，在中学遇到了一位极好的国文先生——徐镜澄先生。当时我那学校的风气，素不注重国文（国文不及格也可以毕业），这位徐老先生不修边幅，经常吸溜着那条清鼻涕，好饮酒，好骂人，学生送他一个“徐老虎”的绰号。他给我们选读的文章，有很粗浅的，近人作品如林琴南张东荪也选，他不讲解字句，他先朗读一遍，有如演员诵台词，有抑扬顿挫之妙，文章之美已先传达了一半，然后从通篇着眼，注重起伏结构，凡有指点，皆中肯要。而最可佩服的是他的改国文卷。每星期我们作一篇文。我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善改而又肯改国文卷的先生。我初次呈上一篇作文，我是用心作的，徐先生也很赏识，可是发下卷子一看，吓我一大跳，满纸的横七竖八的大墨杠子，他把我的作文勾去了三分之二。请人改文章叫做请人“斧正”，徐先生真是斧削得毫不留情。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拿去看看，改过以后的文章和原作有什么分别。”我带着愠意取下细看，立刻觉得他的改笔是个奇迹，他的大墨杠子不是轻易画的，他把冗沓的地方删削净尽，中间稍稍补充几个字便把文气贯穿起来，并不显任何刀斧之痕，并不觉得割裂，只觉语气精悍，结构紧凑，与原作迥不相同了。他会说：“笔不要倒下去，要立起来”。这句话有点玄妙，现在我有一点懂。他的意思是说：文笔要时时刻刻保持引满待发的紧张之势，不可松弛下去，文笔要挺拔，要有锋骨，要虎虎有生气，不可无精打采的拖下去。他对我们有一个宝贵的指示：“少用虚字”，这是一个作文的秘诀。一段文字如果滥用“因……故……然则……但……虽……况……”字样，文气就欠遒劲。这个教训对我有很大的作用，我的文字如果有一点点简练的作风，应归功于这位老先生的启迪。我从徐先生读只有一年，他的学问，愧未窥其当奥，但是他传授我的作文门径，我至今受用。

白话文运动最初是对我一大震撼，好像是把我所学习的作文的道理全推翻了，我本能的拒绝接受。看见同学们写出布告书翰之类，俚鄙不堪，更是衷心不悦，觉得林琴南致蔡孑民书比较近情。但是我很快的从错误中觉醒了，胡适之先生揭橥的“八不主义”不仅是白话文运动者应奉为圭臬，一切好的文章本应如此。例如白话文运动所注重的“不作无病呻吟”的主张，作文言文的人也该承认。无病呻吟的毛病，现在许与作白话文的人也一样的犯。“天地为宇宙之乾坤，百姓乃黎元之众庶”，固甚可笑，“时代的巨轮不断的推动，怀想着过去，憧憬着未来”，也很滑稽，同是滥调。白话文用白话，但也还是文，既是文，便也有一切的作文的基本的道理。文言文讲究简练，白话文也讲究剪裁，也许更需要剪裁，道理是一样的。并非凡是白话均等于白话文。有人说，能写好文言文者方能写好白话文，这话有一部分道理，但亦不可误解。懂得作文的基本道理，用文言可，用白话亦可，既能适用之于文言，然亦能通用之于白话。但这并不是说要学习白话文须先学“之乎者也”那一套之谓。用白话作文，省却由说话翻译成文言那一层麻烦，比较方便得多，但是作文的基本法则并不改变。

白话文运动主张“言中有物”，即是着重内容之意。这刺激我把注意力转到一个新方向。所谓作文，不单是一套技术，除了技术之外还有那做为本体的思想与情感。文言文可以把庸凡的思想情感写得冠冕堂皇，几个典故一堆，偏僻的字一用，声调铿锵，便能应付得过，白话文则赤裸裸的没有夹带藏掖，不易遮丑，所以白话为文注重内容，亦势所必然。内容如何丰膽深刻清楚明白，严格的讲不是作文范围内的事，这有待于观察力思考力想象力的培养，即一切艺术所谓修养。把丰膽深刻清楚明白的内容安排得体并适当的表现出来，这便是作文的妙处了。白话文运动起来之后，我对《秦始皇论》《刘项成败论》之类的题目不大感觉兴趣，那虽然也是可以训练作文，究嫌内容空虚，容易去到玩弄字句的路上来。我的作文的方向变了。我开始在学校的周刊上写文章。那周刊是学生办的，学校协助，编写的责任全在学生，我参加这个工作前后数年。周末发稿，撰写短评，选择题目，颇费周章，稿成则友辈传阅，不合则投之字簏，在我这是绝好的作文训练。言责有关，下笔不敢苟且，常以不浮泛不夸张自勉，日后为文如果能近朴质一流，当是此时稍稍打下一点根基。

英文的修辞作文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从修解作文学里学到许多道理。例如，作文之先，应考虑读众。文章是预备给什么样人看的，便有什么样的写法，深浅繁简之间颇有斟酌，专门的是一种写法，通俗的又是一种写法，下笔之先要能把握读众，然后才能使读众感觉兴趣。文章要分段落。古文也讲究分段，八股文分得更清楚，但是总不及英文修辞作文学来得干脆，在形式上都要截然断然的分开。每一段有一个中心思想，第一句往往要总管全段。文章要有总的题旨，可以写成提要，可以列成大纲，一目了然，层次清楚。写文章，应用这个方法，先立总的主旨，然后划分段落，成竹在胸，方才下笔。所以有人写文章，不大窜改，无需抄缮，不知者以为文不加点笔下敏捷，实在是早下了准备的整理爬梳的功夫，早有了腹稿。这样的文章还有一样好处，可以免除枝蔓，与题无关的话可以不至羼入。如果信笔写去，便容易离开本题，轻重颠倒。此外如同冗长引言应在戒除之列，这也是作文诀窍之一，要开门见山，要引人入胜，要起得挺拔。英文修辞作文学所指示的作文的道理，我觉得都可以引用到国文作文里来。

学校里所作的论文，也是很好的一种作文训练。各级论文真有学术价值的极少，但在教授指导之下作专题研究，从搜集资料起以至定稿，这过程便是最好的思想训练。参考要博，结论要审慎，言必有据，一切以缜密精邃为贵。一切的文章都应有这种精神，参考材料必须尽量齐备，容不得一点苟且。说话要负责任，写文章也要负责任，不谈自己所未曾懂得透澈的事情，不说笼统的话。这就是表现在作文上的一种学者风度。

除了说理述事的文章之外，还有抒情文。在读外国文学作品時我颇得一点启示，觉得抒情文字要真挚，从心坎里说出来的话才能打入心坎，要具体，不避琐细的描写以传达衷曲。中国古文里的那些上好的抒情文字也莫不如此，不过外国文学里的抒情文字似乎更丰富更直率罢了。

作文而讲到“作风”，那便是进乎技矣。“作风即是人”（Style in the man）意即谓作风能全然代表个性，怎样的人便会写出怎样的文。如何养成优秀的作风，事关修养，不在学习范围之内。幼时读龚定盦《病梅馆记》，印象甚深，年事已长之后其中妙谛仍不时涌上心头。我总以为一切要顺其自然，不要断丧生机。在自然发展的情形之下，思路自然开展，情感自然流露，字里行间时时刻刻有作者的面貌显露，这样的文章自然就有作风。

——《学生杂志》1946年第23卷第1期（1946年1月15日）

该文原载《学生杂志》，1946年23卷1期{1}，后转载于马来亚槟榔屿《现代周刊》，1946年复版第29期（1946年12月8日）。《学生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发行，创刊于1914年7月，按年分卷，月出一刊，1931年12月停刊，1938年12月复刊，直至1947年8月终刊，前后共出版24卷，朱元善、杨贤江等人曾负责编辑事务。该杂志自称办刊标准为“专供全国中等学生阅的月刊”，内容以供给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是我国创刊早、出版时间长、内容丰富的一份学生刊物，被当时读者誉为“学生界定期刊物中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最普遍、而又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杂志”{2}。刊物栏目有《短论》《学艺》《游记》《杂纂》《社评》《小说》《小品》《英文论说》《学界消息》《书报介绍》等，具备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梁实秋这篇名为《我如何学习作文》的文章，谈及自己少时求学的经历与如何写作的经验，显然是契合该刊的办刊宗旨与特定读者的阅读需求。

1912年，梁实秋入读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于1915年以会考第一名毕业;同年秋季考入清华学校，先后就读中等科与高等科，在清华求学八载。这段青少年读书生涯中，有几位老师对梁实秋影响颇深，其中包括周士棻、陈敬侯、巢堃霖、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成、徐镜澄等先生。这些老师中，清华学校的徐镜澄先生可谓梁实秋国文教育及文学创作真正的启蒙者，梁实秋在多篇文章中对他有反复提及，尤以《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有细致描述。文中写到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也有白话，然后油印分给大家，“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由此而提高了不少”③。徐镜澄对梁实秋的影响除了课堂教学方面的与众不同，更深刻的还在于作文方法上的训练，即要求作文时“文笔要挺拔，要有锋骨，要虎虎有生气”。梁实秋在晚年回忆清华生活时，仍一再感念徐先生教法得当，由于徐先生的教诲，使他“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割爱’，作文须要少说废话，文字要简练，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4}。“割爱”对于作文的重要性让梁实秋体验深刻，他在《作文的三个阶段》指出，学会“割爱”才能让写作进入更高的阶段，从而使文章显得简洁有精神，清楚有姿态，简单有力量，达到“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境界。{5}其实，这篇《我怎样学习作文》的文章，核心指向作文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问题，既包含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也包含情感、修养与作文的关系。这篇文章体现了梁实秋在文艺创作中通达涵容及博采众长的实践与姿态。白话文运动的刺激让其明了自己过去古文学习训练中的弊端，即“形式与内容”脱节的问题，也很快意识到白话文的进步与优势，发生对新思想的快速接受与转向，而英文的训练又让他领悟到新的写作路径;同时，他也并非一味拒斥古文，主张在明了通行的道理、方法得当时，古文或白话皆可成为作文训练的材料或门径，所谓“懂得作文的基本道理，用文言可，用白话亦可，既能适用之于文言，然亦能通用之于白话”。他更推崇的在于作文训练特别是白话文写作要直抒胸臆，意义简明，要言之有物，文字真挚，也要层次清晰，引人入胜，兼顾读者兴味等。

至于作文要有学者风度，言之有据，言责有关，不浮泛不夸张的领悟，与他所谓的在清华的周刊上发表文章的文学经历有密切的关联，此“周刊”即当时的《清华周刊》。1921年，梁实秋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时，逐渐热衷于文学活动，与同学顾毓琇、吴文藻等人组成“小说研究社”，后改组为“清华文学社”。1922年，梁实秋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事务，开启了从事编辑生涯的起点，这为其此后担任多家报刊之副刊的编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训练。《清华周刊》是清华学生会的主要活动，有社论、通讯、新闻、文艺、专论等，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学生负责编辑刊行，梁实秋在高等科四年级时在这上面用力甚勤。他早年的多篇作品，包括诗歌、译文、散文、批评等皆发表于该刊物，梁实秋回忆这段生活时指出：“我之喜欢和人辩驳问难，盖此时始，我对于写稿和编辑刊物也都在此际得到初步练习的机会。”{1}这段经历不但激发了梁实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兴趣，并让他对写作应具备的责任、态度与立场有了更切身的理解。至于文中所提到的作者的作风、修养与作文及文风的关系，确乎是超出技艺而与作者的学识、性情、情感态度攸关的了。

二

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

——六月十八日在本处中央电台播讲

北京大学教授 梁实秋

诸位听众：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这里所要说的是中国翻译的事情对于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们人类的语言有许多种，有时候一个国家就有许多的方言，这种语言的区别，对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妨碍，因此翻译就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翻译可以把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意思，介绍给另外的一个民族，另外的一种人。因为有了上述的作用，我们中国的翻译在历史上就有了两次很的大运动：

第一次翻译运动是佛经的翻译，这种经典的翻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从东汉一直到南北朝，才告一段落。但是担任这佛经伟大翻译工作的，多半是外国人——印度人;这种翻译运动予中国文化以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以前是没有过这种有系统的宗教思想;经过这次佛经的翻译，中国宗教上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影响到中国人一般的人生观，影响到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能把这些印度的思想、文化、宗教、人生观传到中国来的，这我们不得不归功于当时的翻译家，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的大翻译运动，翻译的成绩留到现在的就在一万五千种以上。

第二次翻译运动是在中日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最近的几十年来的翻译，使中国人的思想上感受了很大的刺激;当时的人觉得中国的文化有参考西洋文化的必要，所以在光绪年间遂有同文馆的设立，专门从事于翻译的事业，在这个机关里面并训练各种语言的人才;有了这种机关的设立，中国才有许多人开始研究外国的文字，用翻译做工具，以便于了解外国的知识。这种翻译的工作我们可以分三部分来说说：

第一部分是科学的，就是声光化电等学之类的初步科学知识的翻译——中国有了这种翻译作品，就开始认识西洋科学;第二部分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使中国社会科学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第三部分是文藝的作品，如林琴南等大量的翻译，大量的介绍，对当时中国的文学上，甚至一般的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贡献。这三部分的翻译工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还在继续着以前同文馆的翻译事业，但是现在与几十年前不同了，现在的中国正要经过一个大的关键——要把中国现代化，这最根本的方法是要从思想上入手;所以不能不籍重翻译的工作。譬如我们现在中国要建设一种民主政治的国家，在一般思想上，就要提倡科学的精神，这科学的精神，就需要参考外国以往的思想和以往的成绩;所以现在翻译在中国所担负的责任，在几十年来是有过无不及的。我们既知道他的重要，现在就提出几点来说说：

一、翻译的技术——翻译技术的标准不外乎是信、达、雅，能依照这个标准去翻译的，才是好的翻译作品;但这中间最要紧的标准还是“信”与“达”;现在举个例子说，譬如在西洋，在英国，从前所用的圣经都是从拉丁文翻译的，但是从拉丁文翻成英文，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而是曾经经过一段很长久的历史;最初译成的英文圣经句子是生硬的，是不合英国文法的，一直到最后一次的改译，圣经才有那种好的形式。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凡是一种翻译技术，都是从一个生疏幼稚的阶段，而走入合于本国文法的阶段;所以翻译最好的文字，第一要铲除翻译不好的痕迹，成为很自然而合于本国文法的，才是好的翻译。关于翻译技术方面我们现在正需要多多的研究，凡是注意翻译运动的人，都应注意这一点。

二、翻译的内容——翻译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翻译哪种作品，这是很值得我们商量的;现在有许多翻译的作品，并不是最需要的，而且亦不是西洋最好的作品;我觉得有几种作品，是我们应该优先大量翻译出来的莫如教科书，因为现在有许多大学用的，还是原版的外国文，甚至中学的教科书也是如此;这不但不合理，而且不经济，譬如有许多不懂外国文的人，就无从了解外国的知识，想要了解外国知识，那就先要去懂外国文，这是一件很不经济的事。所以我们翻译西洋的作品，无论是社会科学，或是文学、艺术，我们都应该翻译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最有用处的，而是能使思想滋长的作品;凡是一些西洋贵族的，或者是少数人娱乐的作品，或者是使人堕落的，不合于中国人的人生作品，我们是不需要大量的翻;把不必要的作品翻译出来，那实在是枉费精力;凡是思想健全，而是中国所需要的作品，那才是有价值的翻译。

三、翻译的组织——以后的翻译运动，我们应该要使他组织化，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以往的翻译都是私人分别去干的事，这是不会十分良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政府领导我们，做个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应该要把各种人才集中起来，把热心这种事业的人联络起来，甚至把这种事业使他们做为终身的职业;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加以研究后，使担任翻译我们中国所最需要的东西，这样翻译的成绩，一定会比以往要好得多。

目前从事于翻译运动的人，大概总是属于几个学术团体，例如几个翻译的研究会，或者是几个书铺的编辑，或者是少数的私人，像这样分头的活动，往往会把作品的翻译重复了，这都是因为事前没有商量，而又因为各方面的情形都是混乱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政府把各种人才统制一下，调查一下，而分配一下他们的工作。

现在还有一些从事翻译运动的人，大都是在学校里担任教授职务的;他们是可以负一部分责任的，最好督促他们使每一个人把翻译当做副业，但不过我们只少要负担他们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利用他们能够翻译的知识能力，传达给一般不懂外国语文的人们，来共同的建设起一个新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昌铭速记）

——《广播周报》1937年第147期（1937年7月24日）

梁实秋于1937年6月18日受邀在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一场题为《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的广播讲座，其讲座内容被刊登于《广播周报》{1}1937年第147期之《特约讲座》栏目，同期刊登的还有郭沫若的《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广播周报》由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创办，1934年9月创刊，1948年12月终刊，中间由于战争等因素休刊兩次并重新复刊，前后刊行14年，共出版312期。{1}作为国民党中央电台所属报刊，该媒介除了大量刊发国民党党政要员的言论、讲话，尚刊发了一些作家学者如罗家伦、蔡元培、顾颉刚、宗白华、叶绍钧、胡适、俞平伯、老舍、郭沫若等的文章或讲座。中央电台会经常请一些名人名家开讲，然后将讲座内容在该报纸上予以刊载，梁实秋的这篇广播讲话是被“速记”后刊登的，“速记”具有即时性的特征，更能保持讲话的完整、风格与原貌。

晚清民国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演替的过程中，翻译特别是西学中译成为推动思想启蒙、文学变革和新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手段。在清华求学时，梁实秋已开始文学翻译的尝试，此后留学美国并渐以文学批评见长，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转而投入大量心力进行翻译事业，在翻译批评/理论以及翻译实践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梁实秋在中央电台播讲的这场《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的广播，乃是向普通民众宣讲推介翻译工作的活动，内容虽不长，但简明、系统地传达出翻译事业与文化建设之间密切的联系。在讲座中，梁实秋扼要概述了翻译对促进中国文化进步和社会现代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两次规模巨大的翻译运动：绵延久远的佛经翻译和鸦片战争后日益蓬勃的各类翻译实践。他讲座的重点在于倡导从事翻译事业时应该努力的方向或阐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即翻译的技术，涉及怎样翻译才是好的翻译。梁实秋重申翻译首要标准是“信”和“达”，要合乎本国的文法，即他之前强调过的“‘信而不顺’与‘顺而不信’”是一样的糟”{2}，“翻译要忠于原文，如能不但对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能对于‘语气’忠实，这是最好的翻译”③;翻译的内容，即翻译对象、题材或资源的选择，其中所提到的教科书的翻译，对于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梁实秋而言具有切身的体会，也有很强的现实性。翻译的组织，这显然是针对翻译界人员匮乏且各自为战的现状而提出的改进方法。就以中国作品英译而言，梁实秋赴台之后回顾此事业不足时仍忧心不已：“一百多年来译作虽多，但缺乏系统，几乎全是私人兴之所之，东鳞西爪，随时随地刊行，我们欲加搜购绝非易事，普通图书馆亦未必能大量庋藏。”{4}值得注意的是，从翻译家所认可或接受的翻译组织与赞助中也能进一步探究其文艺思想的倾向与立场问题。此外，梁实秋与鲁迅论战乃学界公案，二者彼此辩驳问难往来回应文章百余篇，“战辞的激烈，战文的繁密，战时的长久，为中国文史所罕见”{5}。二人论战的焦点之一在于翻译问题，尤以“翻译的技术”为核心。总体上二者在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态度等层面均有较大差异。在“翻译论战”中二人各自比较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诸如对“硬译”、语言文法、翻译对象等具体问题的激烈论辩，其差异未必在于两者翻译主张与实践孰优孰劣，背后指向意识形态、文艺思想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问题，也更深层地涉及在特定历史阶段两人思想立场、文学观念及所持文学标准的不同。梁实秋所服膺的西方新人文主义立场，所坚守的文学人性论，所秉持文学理性与纪律的主张，与鲁迅的文艺观念之间有着较难调和的差距。《中国译事与中国文化》这篇文章对于考察梁实秋的翻译思想并进而反观梁实秋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争当不无助益。

三

莎士比亚

——梁实秋先生讲学记要

寒原

莎士比亚于其本国，上至学人士夫，下逮工艺杂流，莫不奉为偶像而崇拜之，三百年来，抵今不衰。尝有某学者为之语曰：“莎氏与印度，皆英国所不可或少者也。二者若不得兼，则吾人宁取莎氏，而舍印度”，其言虽似不伦，然亦可见彼邦人士倾倒之深为如何矣。以下将分四段依次叙之：

（一）时代之背景

吾人欲明了莎士文学上之成就，首应就其时代背景加以考察。三百年前，方女皇伊利莎白在位，励精图治，对外则大败西段牙海军称雄海上。对内则力谋统一，旧时诸侯势力，剥夺殆尽，封建制度于焉告终。同时新大陆之发现，尤与国民以精神上之刺激。不过此时国势虽腾赫如此，但国内则仍未脱黑暗时代，尤以巫术盛行，大为平民之害。此时之伦敦城，依泰晤士河而筑，城垣狭小，屋舍亦尚未装安玻璃，人民无糖与香料之享用，尤以卫生与防火设备，均行缺乏，故大疫一起则死亡相继;大火一发，则半城沦为灰烬。大学教育虽有名，但不普及。初等教育，尤无可称。复次新旧教之争，极为剧烈，大狱时兴，株连甚众。总之此时英国，一方面国势发扬，国民精神蓬勃;一面则黑暗未去社会扰攘不宁，人心震怖。凡此均与莎氏之作品有关，故不惮顾镂言之。

（二）演剧之环境

在莎氏以前英国戏剧之发展已有相当之历史，但有近代剧场之规模，则断以莎氏为嚆矢。英政府以剧场中易于传染疾病，又易致教徒间之冲突，故禁止搬演。此时剧班主人，多求庇于贵族之家以求保护，莎氏领导之剧班，亦莫能外，后演技于宫廷中，成为皇室剧团焉。迩时限于物资环境，故其剧本之结构，颇与近代不同，如不分幕，即其一端。剧场无屋顶，故遇风雨即散。亦有楼，可以坐听，然只限于贵族，平民不得与焉。又无灯，夜间不能演。故欲聆佳奏，非在宫廷中殆不可矣。开场之先有人立楼头吹号角，听众则闻声往焉。又多乘马而往，莎氏始而与人牵马，乃不数年间夤缘而成剧团主人，亦异数矣。又以收费甚廉，故平民得纵观焉。

大凡文艺作品，必须能为民众所能接受，始能获享盛誉，莎氏其著例矣。演剧时有人立台侧指示剧情，如故事之地点，现在罗马，现在埃及，随时报告于众。演剧时间大约自二时起，六时止，约四小时之久，听众鹄立台下，始终不倦，可以想见剧情之如何动人，同时表演技术之佳，亦可逆知。且幽扬之音乐及良肇之服饰，皆民众所不易听睹者，则其受人欢迎，非无故矣。

（三）莎氏之生平

莎氏出自田间，父业商，切时受教育甚少，亦曾入学校——相当中学程度——其后来之成就，率以自力得之，个人教育不可专恃学校，于莎氏征之矣。十岁时偶游伦敦，遂留连剧场不返，始而与人牵马，不久即与剧班结缘，担任杂物。亦曾登台，所饰有四五种角色，皆系偏角。后不再演剧，专事改编剧本。此时各剧班所上演之剧本，大都雷同，惟彼此情节，则微有出入，盖为号召计，不得不然也。莎氏在伦敦之寓址，曾有人以八年之时光考索档案得之。或有疑莎氏并无其人者，然皆揣摩影响之谈，不足置信。莎氏一生共寫三十七个剧本，皆就旧已流行之剧本删润而成，于以文学之伟大，初不在故事之新奇，而在描写之深刻生动从可知矣。莎氏成名后，收入甚丰，乃投资剧团以自裕，又尝建室庐于故乡，晚年即退隐于此，以终老焉。

（四）莎氏之伟大安在

莎氏所作剧本，有史剧喜剧悲剧三种：以言史剧，能将历代史实与以戏剧化趣味化，以灌输于平民意识中，而发其爱国之热情，阙功最伟。复次，其剧本内容，大都在表演皇室与封建制度之斗争，而使皇室居于有利地位，于促进英国内部之统一，亦不无微劳。以言悲剧，四十岁以后之作品虽为成熟，嬉笑怒骂之情，死生哀乐之感，无不刻画入微，淋漓尽致。在人类之情感，初无古今之变，则其作品历久而弥新亦勿怪矣。以言喜剧，则多富幽默之感，如威尼斯商一剧，系表演基督徒压迫犹太人之故事，笔锋时带幽默，凡熟读斯剧着，自能体会得之。

以上将莎士比亚之生平及其伟大处，略加阐述，以下略引名家统计及赞语以结束本文。尝有人取莎氏所用之词字，勒为字典，据云有八万字左右。用字之多，为后世作家所未有，然莎氏初未受高深之教育，其文学之成就皆自力以得之，旁搜博采，溶为己有，其用力之勤，功候之深，足以震博雅而骇庸俗，用能成，一代文学之精英，万世推奉之宗匠，岂无故哉。莎氏殁后七年，其友人江森尝梓其遗集而题数语于前云：“莎翁，非为一时代而生者也;乃为一切时代而生者也。”

附记

本月九日，梁实秋先生应张总经理之约，欣然来总公司讲学。此笔者聆听之纪录也。然笔者于莎氏文学，向未涉猎，于先生所举人地名等，悉皆茫然，又不暇参考他书，故于此等处，均以不知为知，略而不记，又其他细节或有出入，大体容或不谬，如有同仁为之补益指正，尤所感祷！

——《冀光半月刊》1946年第2卷第3期（1946年9月15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由于交通工具优先被权贵占用，出蜀不便，梁实秋不得不滞留重庆一年，直至1946年夏季才回到南京。初到南京，他感到“气氛不对”，不愿卷入政治纷争，作短暂停留，又于8月份返回阔别已久的北平，在北师大英文系担任教职。此后为了维持生计，假期他还去沈阳的东北私立中正大学兼课，并兼编天津《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这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讲座是梁实秋返回北平初期从事文艺活动的一个小小侧影。在梁实秋的文章中未发现关于这场讲座的相关记载，结合刊载此文的《冀光半月刊》和文末的《附记》可考证出此讲座活动的大致背景。《冀光半月刊》1946年3月创刊，由冀北电力北平分公司发行，冀光杂志社编辑，属于公司内部刊物。在《投稿简则》中有如下定位和介绍：“本刊为综合性刊物。内分论说，文艺，小说，游艺，妇女，工人园地，青年，农业，法律，电器，戏剧，科学，各地通讯，杂俎，介绍，访问，批评，新闻，问答及读者呼声等。”{1}从该刊所属机构、栏目设置并结合刊物所刊文章观察，则此刊重要功能在于服务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特别是北平分公司的事业发展，主要刊登关于电力事业和资源、原子能原理的文章和论文，介绍电力行业工会活动情况，讨论有关法律问题，也刊有部分文艺作品。该刊刊载的直接与公司事务相关的文章，诸如公司动态、公司领导言论活动、公司内部事务报道等，在行文方式或习惯上径自以“公司/本公司/总公司”或“本分公司”称之，被默认为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总公司）或北平分公司，比如1946年8月15日所刊《公司动态》中有关于“本公司足球队”的报道，另有通知通告文如《倾总公司通知》《总公司特规定》等数则，本期还刊有《本分公司沿革概略》等文章。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总公司）1946年时任总经理为张家祉{2}，该刊物上与其相关的活动报道皆以“张总经理”尊称之，如1946年5月1日刊有短讯《张总经理关怀工友召开工人代表茶会》等。由此推测，《附记》中记载的“梁实秋先生应张总经理之约，欣然来总公司讲学”，其中的“总公司”并非其他单位，而是指与《冀光半月刊》举办机构密切相关的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由此可知，梁实秋是受总经理张家祉邀请，到该公司开展讲座。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原是伪华北电业公司，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接收改组，于1946年3月更名，总部位于北平③。到1946年9月份，北平总公司职员工有340人，北平分公司职员工扩充到两千余人，规模较大。{4}为丰富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该公司会举办一些文艺娱乐活动，如《冀光半月刊》1946年8月15日刊登有“娱乐消息”，预告公司近期将放映电影，并上演平剧、话剧、音乐、杂耍等节目。依此情形，梁实秋受邀到该公司举办文学讲座，实不足为奇。此外，《附记》中的“本月九日”，应指讲座的具体时间为1946年9月9日。

由上所述，梁实秋由南京返回北平不久，受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家祉邀请，于1946年9月9日在该公司进行了一场题为《莎士比亚》的讲座，被署名为“寒原”的职员记录后发表于当月出版的下属刊物《冀光半月刊》之《文苑》栏目。《附记》中记录者所谓“于莎氏文学，向未涉猎……又其他细节或有出入，大体容或不谬”，此言既为自谦，也或为实情。从行文风格上看，该记要带有文言化特点，未必忠实于现场实况，应是记录者个人书面行文习惯或方式，与梁实秋现场口头的讲座风格会有较大出入;从内容及篇幅上观察，应为原讲学主要内容的概述。梁实秋在莎士比亚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莎评和莎译两个方面。本次演讲面对的是普通听众，其内容较为通俗易懂，且所讲议题观点在其莎评文章或讲座中多有论及，如1937年发表于《北京晨报·文艺》第11期的《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文中，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伟大的秘密在于其作品是“表现基本、普遍的人性的”，是有“普遍性的”，且“完全变成‘世界的文学’了”;另如梁实秋赴台之后的1959年在青年文学史年会一场题为《莎士比亚的思想》的讲座中，对莎士比亚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其思想成就在文艺复兴精神方面的体现等有更为深入的分析。无论如何，该佚作对于补充考察梁实秋莎评特质及思想，并观察梁实秋抗战胜利后在北平的文艺活动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郭俊超，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