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源于20世纪末“三农”问题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实践内容之一是学生社团支农下乡，其目的在于一方面通过青年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助力他们自身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促成他们关注并致力于改善身处其中的社会状况。随着20年来的发展，乡村建设青年通過“下乡”获得精神成长资源的途径已不再那么有效，面对新的现实状况，有必要重新探索乡村建设青年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乡村建设青年;理想主义;“三农”问题;精神困境

在今年（2021年）7月25日—26日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孟登迎老师组织、“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贺照田等老师们协助的“90年代以来的青年理想主义工作坊”线上讨论中，几位老师特别关注乡村建设青年的成长历程，为此邀请了十几位曾经或者一直参与乡村建设实践的老师们分享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经验。孟登迎自2000年以来，就通过参与环保、乡村建设等社会实践和志愿公益服务的方式，与青年一代有更多思想和行动上的联系;而贺照田则一直关注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有助于推进青年理想主义者有效介入当下社会。{1}贺照田聚焦的参与运动的青年自身成长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参与者大多并没有自我确认为“理想主义者”，但毫无疑问，这些常到乡村社会开展社会实践、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们的确更加关注社会平等与正义，善于发现社会问题，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就是“理想主义者”。那么，20余年来，这些乡村建设青年们的主体精神状态如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介入社会的方式与个人生命的成长之间面临着什么样的张力？笔者在大学期间参与“三农社团”{2}，就职高校后仍然关注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行动③，通过与各位与会者的互动，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今天更多关怀社会的青年汲取有效的经验，更好地处理参与社会建设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关系。

一

当代乡村建设运动源于“三农”问题。2000年，长期参与农村改革的温铁军从农业部调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中国改革》这个杂志，吸引各地对乡村建设感兴趣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支农调研小组，从2001年到2004年，不仅在各地培育出多个学生社团，还组织了几十个农民合作社。{1}可以说，最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源于现实问题的促发，政策界、知识界和大学生自发结合，希望推动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改善。2021年7月，作为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引领者和长期志愿者之一的戴锦华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南南论坛”上提到：“新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作为志愿者长期参与的社会实验，是去寻找现代主义文明的另类可能性的一个努力……我们要学会的是降低我们的欲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接受我们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减少和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主义、历史目的论这种扩张，而更多的经由自然回到我们自身。”{2}

从温铁军的“下乡组织农民、改善农民处境”的“乡村建设”到戴锦华的“回到我们自身、反省发展主义”的“乡村建设”，应该说都是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呈现出来的乡村建设主体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变化的环境导致的最初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弱化。从2000年到完全取消农业税费的2006年，这一时期的青年人显然怀抱着明确的社会目标——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在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着协调沟通的作用，这无疑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改善社会的理想。2006年后，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农村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长期参与社会实践的乡村建设青年还是下乡的学生，他们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2007—2008年河南大学“三农”社团骨干的一场持续至少两年的争论中明显看出：当时社团的骨干们围绕社团宗旨应该是“锻炼自身才干”还是“促进三农发展”争论不休，最终还是将“锻炼自身才干”作为社团的首要目标。这场争论的背景是“乡村不再那么需要我们”，新的现实状况是“我们需要乡村获得个人成长”。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00—2006年，全国有那么多大学生或直接休学或毕业后即投入到乡村建设工作，而2006年之后，大多数青年学生则开始转向“考研”深造，以探求更深入地认识乡村以及提高自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与此同时，温铁军开始建议各个全职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队从社会组织转向社会企业维持生存，也使得很多长期以志愿服务形式开展农村工作的青年人对此不适应甚至抵触。这场转型催生了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以及后来孵化的“分享收获农场”等社会企业，但相当一部分人仍没能从以往的“宏大理想”中走出来。这使得很多人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没法过好，作为乡村建设者之一的丽丽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联想到2013年我回到老家后到县和乡镇开展支农对接、参与地方合作社发展、对接乡建和农禾之家活动和培训时……（就有很多的困惑）成家之后挣扎了5年之后，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及自己的成长困惑，发现竟然无法适应家庭生活，无法把基本的生活过好，虽然也不间断地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乡建的活动，（感觉）非常吃力。③

2006年之后整个环境给予青年在乡村从事社会运动的空间逐渐狭窄，不仅是青年学生，就是以往的老骨干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情也持续低落。有些指导老师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固有特点”来批评这些参与者的生活顾虑和激情不再，但这些年轻人显然也觉得委屈：

对于那些特别诚恳的青年实践者而言，越是感到这些现实问题给自己的压力，就越是归咎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就越是自我否弃，其结果是让自己更加郁结。{4}

从上文至少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乡村建设的三个阶段中青年人的不同状态：第一个阶段中的青年人更富有理想主义、奉献社会、锐意进取的精神，而乡村对他们的需要巩固了他们自身的理想价值，因此对改善社会的目标更为坚定;第二个阶段的青年人仍然关注社会，但在遭遇一定程度的挫折后，已经开始通过将自己的核心目标调整为“下乡”有助于增强自身才干等，来维持自己的精神热情;第三个阶段的青年人虽然也试图关怀社会，但受到的社会压力更大，导致内在的焦虑感与郁结感更强。这表明，以往那种主要通过“下乡”而获得精神成长资源的途径已不再那么有效，甚至有一些乡村也不再欢迎这些青年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青年人的心态变化其实与农民和农村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集体组织逐渐弱化，农村经济组织进一步原子化、分散化，这种情况随着20世纪90年代税费负担的加重，“三农”问题凸显，农民才作为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广泛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并不断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2015年脱贫攻坚的大力推进，整个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人用“小有产者”形容现在的农民。该如何认识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在历史巨变过程中的“农民”的特点，似乎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了。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2015年后这些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们开始寻求在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与开展乡村建设事业之间相结合的方式。以梁少雄等2015年扎根到山西蒲韩乡村社区的乡村建设青年们为例，梁提到：

如果说来到蒲韩后，我们提出“不是逃避，也没有光环，而是以生活的心态为理想奋斗”是一种理念和原则的鞭策的话，那当下我们的踏实与自信则是呈现了一种理想主义事业和生活的真实存在。{1}

转向以“自我生活”改造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运动并非只体现为从城市扎根到农村这样一种方式，同时也有一些青年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到高校深造、在各行各业踏实工作等方式。也许上文提到的丽丽的实践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她在上文提到陷入困境之后自身的改变：

两年前（2018年）开始从孩子的教育、自己的成长一点点扎扎实实地去学习并践行的时候，并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融入当地的圈层环境里，到现在心态平和了很多，反而能够随时切入社区联合當地的家庭教育深入家庭，做一些家庭成长服务的小事了，也稍微能理解一点并能跟得上乡建的一些新思路了……格局与大爱的方面，在落实到个人成长和家庭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打开的。{2}

这段总结曾引发了不少乡村建设参与者的共鸣，如果将关于乡村建设的宏大理论和大爱落实到个人成长和家庭关系方面，就会开启另外一个与此前不同的个人理想的空间，进而帮助他们改善、创造不同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这个路径或许对很多怀有社会理想的青年人有所启发。如果理想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有效联结，则难免会出现“悬空”的危险，一旦理想和生活都“悬空”的时候，就难以避免我们曾目睹的那些较为激进的青年面对“不顺利”而导致的悲剧。

二

目前无论是乡村建设内部的讨论还是思想界的知识生产，都还没有能对这个已经长期存在并且数量不少的青年人群体的实践探索进行有力的回应和指导。这导致大量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的青年人在摸索人生的道路时缺乏体制领域和知识界的有效支撑，而只能凭借个人的思考与经验默默探索。据观察，这些深受当代乡村建设思潮影响的青年人选择的人生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第一，认同乡村建设的宏观理念，并持续在乡村建设领域做实践和科研活动，但很多人仍在摸索合适的道路;第二，受过一段时间的影响，而后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以充满良知和希望的状态工作生活;第三，感到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根本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最终仍然按照一般的市场和消费主义逻辑生活和工作;第四，较为激进的、反抗的左翼青年，认为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太过改良，转而寻求其他更为激进的思想资源，其中有一部分人因偏重“社会批判”维度而陷入困境。

以21岁开始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人才计划”二期学员刘良为例，看看他是如何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逐渐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刘良大学毕业时在考公务员和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农村人才培养计划”之间选择了后者。2006年下半年，经过半年培训后开始在山东微山一个村里驻点工作，这次工作对刘良印象最深刻的是“与村干部和地方精英的两次冲突，以及冲突过后两次心情和境遇不同的哭泣”。第一次哭，源于50万元扶贫款分配的艰难，村民代表拍桌子为自己村组争夺资金而相互对骂，这场对骂最后竟全部对准刘良本人，最终不得不听任他们将项目规划改得面目全非。他总结道：“这一次，他们原谅了我的毛躁，我接受了他们的‘自私’;这一次，我吞下了委屈，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利益……让我明白在现实的利益中，不能再抱有浪漫的幻想。”第二次哭，是因为项目剩余资金的分配，刘良说：“真正体会了理想在利益面前被碾压的绝望和说不出委屈的伤心”，“这次的哭，是委屈，但更多的是绝望，是理想坍塌的绝望，在利益面前，我所追求的理想，我要追求的公平，并不是他们需要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收到的却是恶语相向，甚至威胁或者滚蛋”。经过两年多的锻炼，等项目结束后，刘良一度想要离开乡村建设领域，但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广州工作机会少，后经朋友推荐去了国际扶贫机构从事行动援助，此时的刘良，在驻乡工作中也已经慢慢有所调整，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三年后，随着国际援助资金的减少，刘良离开广西，又相继到过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江苏的项目点以及本部工作过几年，虽然有诸多冲突与不顺利，但最终他总结道：“不论事情大小，都去做一做，希望能在平静和细微中，慢慢磨炼自己的心性，毕竟任何宏大理想，都必须建基于细小的一砖一瓦之中。”{1}

刘良的个案与上文中的丽丽一样，都经过了艰苦的个人探索，付出的是20岁—30岁的十年时间代价。那么如何认识他们在农村的实际探索过程，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思想与实践指导能使他们的个人成长与社会参与都能更加顺畅发展呢？这种状况之所以普遍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宏观指导思想与微观实践之间的距离未能很好弥合，同时在思想理论上也没有对其进行及时、准确、有效的梳理和总结。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思想内核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与实践，而如何将其思想内核有效地运用到实践中，是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中，确实能看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形式，但很多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其形成的具体背景与历史脉络，而仅仅是在形式上继承了我们党曾经成功开展工作的优良传统。大多数青年人因为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感而未能找到如何激发具有向善向好的“农民主体性”的方法，正因如此，挖掘已经探索出来的但没有被有效归纳的社会经验就尤其重要。贺照田在《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2}（下简称“欢欢文”）一文中对此提供了重要的、可供参考的方法论。“欢欢文”描述了一个受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影响的农村媳妇如何“突破既有观念规定而焕发出强烈‘精神能量’、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新人’的故事”③，其中包含了当代知识分子（何慧丽所带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处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欢欢”人生变化的关键契机源于何慧丽到罗家村（她自己的家乡）开展乡村建设工作，“欢欢”在偶然被激发出“主体力量”后，没有仅仅停留在她的家庭层面，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参与村里的乡村建设工作，这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社会结构改善的结果。{1}贺照田在“欢欢文”中细致地展现了“欢欢”的个人主体成长过程，并深入个人经验层面分析了“欢欢”个人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贺文提醒我们：知识分子只有从“被帮助对象”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形成正确的对历史、社会和他人的认识，才能实现经由主体生命状态的改变而达到对不理想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才能让每个人的生命以尽可能舒展的状态参与到社会结构改良的大洪流中。这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有效激发具有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青年的“主体力量”，使他们在身心舒畅的状态下建设性地激发农民的“主体力量”，从而在二者都能获得自我培力的条件下达到对社会结构的改善。这是“欢欢文”提供给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开展青年人才培养和农民主体性培养的重要方法论，乡村建设实践者如果能依据地方性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脉络，从青年和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就可以找到开展乡村建设行动的更顺畅的道路。

三

当代乡村建设青年参与现实的有效途径不应该仅止于主体身心疗愈与安宁，或者个人德性的培育成长层面。正如宋少鹏所指出的：“欢欢认为她的孝亲行动与齐家行为可以影响到其他家庭，并从而改造所在乡村，甚至影响到乡村之外更大的世界。”{2}如何将青年与农民这两个群体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们可能的结合方式处理好，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作用。

在新的情势下重构当代乡村建设青年的社会理想，使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引导具有理想主义的青年参與乡村建设或者其他社会实践之时，首要的问题是重构他们的理想主义以及揭示他们通向该理想主义的有效路径。正如贺照田在研究1980年代初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历程时提到：“这新的困难是，如果有关新世界的思想原理、组织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也就是新世界能否存在、如何存在便是个问题，那，以过去陈映真自以为存在的新世界为理由和目标的致力，就不管是革命式致力还是改良式的致力，其实都是虚妄。”③如果没有对未来世界的合理想象，青年人的奋斗不免沦为虚妄。当代参与乡村建设的青年的理想主义演进与个人曲折的成长经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关注。把贺照田对“欢欢”和陈映真的研究文章合读，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欢欢文”以“青年农民”为研究对象，所提供的方法论是沿着农民自身的心理和情感脉络出发，在深入把握历史内在演变机制和社会现实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可以激发“主体力量”的实际经验;对陈映真的研究文章，从怀抱“社会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入手，通过对陈映真1980年代初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历程的分析，对于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怀抱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参与社会改良，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激发“工作对象”的“主体力量”等重要问题作出了深刻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怀抱理想的乡村建设青年如何参与“乡村改造”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代青年努力关怀社会、参与社会实践的探索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也必然会不断遭遇各种问题和挑战，如何给这些具有一定理想的青年提供更好的平台和空间，营造一个适宜他们身心发展的环境，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作者简介：张艺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史、当代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①  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2}  刘雅静、宋少鹏、李静：《围绕贺照田〈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文的讨论》，微信公众号：《论文衡史》。

{3}  贺照田：《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二）》，《开放时代》，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