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19世纪拿破仑战争的历史令人警醒：曾经的英雄加冕为王，曾经的王者最终沦落为圣赫勒拿岛上的囚徒，但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却伴随着他的《法典》和军队扩散到当时整个欧洲。与此同时，音乐世界的浪漫主义者之战（War of the Romantics）则面临另一种主题：柏辽兹/瓦格纳还是舒曼/勃拉姆斯？新德意志乐派还是莱比锡乐派？标题音乐还是绝对音乐？歌剧还是交响乐？此起彼伏的问题接踵而来，使得每一个身处时代漩涡中的音乐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勃拉姆斯、柏辽兹相关交响乐创作中的铜管乐配器思维为例，探究其与此相关的思想观念与创作手法，以飨读者。

一、启蒙思想与贝多芬的“遗产”

贝多芬去世后，“绝对音乐”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停滞。“乐圣”离去的巨大阴影笼罩在后世几乎每一位作曲家的肩头，以至于舒伯特抱怨道：“在贝多芬之后，谁又能有所作为呢？”无疑，绝对音乐的“交响性”或“复调性”经由贝多芬的创作手法及其艺术成果，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完满，在理查・施特劳斯的笔下，这种“完满”转换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一句口号：“自由！”1904年，当理查・施特劳斯应邀修订和补充柏辽兹的巨著《现代乐器学和管弦乐法》①下文简称《配器法》。（Traite de l’ Instrumentation et d’ Orchestration Modernes）时，他在修订版的序言中写道：

在贝多芬最后的十部四重奏里，古典弦乐四重奏中那四个同等重要的声部所表现的优美旋律发展到这种自由的境地，以致比起巴赫的复调合唱曲来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