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建明（南京艺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江苏 南京 210013）

引 言

一种地方文化对于外来元素的兼收并蓄，通常始于当地社会的习俗变化与居民的认同维度，相比其他文化活动，音乐行为与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乐记》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王制》有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伴随全球化发展，我国万千缤纷的传统民歌，在以当下语境反映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场景时，也常常令人对描述中的历史文化、社会观念、生活方式及民俗风情等产生多样性联想或反思。毕竟，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一定社会个体、群体与相关音乐行为（本体规律与文化形态等）的联系并非始终处于静止之中，正确了解和揭示其中的特质与变化维度，是切实性、动态性反映其源流与生存样式，以及传播和发展规律的重要条件之一。

作为长江下游河口段南北岸不同地区移民与原住民共同拓植开荒、生息繁衍的一个历史见证与现实延伸，夹江临海地理环境下的海门山歌及其展衍方式，近年来成为人们较关注的一个音乐文化事象，并引发了有关“江南民歌江北说”“江海文化”与“海派文化”之关联性等探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一孔之见。

一、飞地：沙地与沙地人

“飞地”原是一个地理学概念，系指位于其他国家境内却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却受另一行政区划管辖的土地，伴随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飞地”成为城镇化和卫星城建设的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之一。[1]笔者视域下，海门一带“沙地人”先民依托移民历史和“飞地”环境，顺势而为的世代生活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长江下游一带汉族居民置身“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2]5的社会生活特点，通过劳动生产、习俗交融等，形塑自身文化分层和历史轨迹的过程。

（一）沙地环境

本文视域下的沙地环境，系指长江中下游水域与东海、黄海等水域因水流共同冲击和泥沙堆积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陆地部分，今江苏海门、启东及通州一带，是其中历经自然变迁和历史演变，较早形成沙洲与内陆连接而又频繁遭遇岸基涨塌的一个区域。

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其顶点坐落于江苏省仪征附近，由此向东，沿扬州、泰州、海安、拼茶一线，为三角洲北界，由顶点延伸至东南，经大茅山、天目山东麓及至杭州湾，为其西南界和南界。其中，镇江至江口，长约312公里，江阴附近江面狭窄（宽约1200米），向东至长江口宽为91公里，呈“喇叭口”状，年均挟带入海约486亿吨泥沙，称为长江下游河口段[3]，与之对应的南岸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及九段沙以及北岸的海门、启东、通州等成陆延展，均与这一带落淤成洲之历史相关联。

受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阻隔，长江在入海口内侧被分为三个分支：北流（南岸的崇明岛，以及因淤沙沉积而形成的北岸海门、启东）；北港水道（崇明岛与长兴岛间）；南港水道（长兴岛与南汇间，亦为今海上进入上海市之主航道）。随着马驮沙逐渐归拢北岸，江流合二为一，江水对下游的今如皋、南通、海门土地形成水流侵蚀，致使这一片耕地大量损失。研究显示，六朝时期，这一地区长江以北岸线主要分布在泰兴、如皋以南至白蒲以东一线，其最东端为廖家嘴（今南通位置当时尚在海中）。从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考古来看，在今南通至海门间江中曾有一沙洲，名湖逗洲，《梁书・侯景传》称后景败走时曾经过此洲。宋代《太平寰宇记》载，唐代，该沙洲岸外又涨出两处沙地，史称“东洲”“布洲”，二者合拢后并称“东布洲”。此后，“湖逗洲”和附近的南布洲等小沙洲连成一体，成为今南通市区及通州市兴仁、平潮等地最早的陆地。五代时，以此为基础设海门县。[4]

作为明清以来海门厅所辖最年轻的沙地环境之一，海门紧邻启东，是近两百多年来由长江下游泓道封淤而联并成陆的。其中，吕四港有“西连通泰，东及扶桑，北负沧海，南襟长江”之说。清嘉庆年间，长江主流重入南泓道，南蒿枝港以北涨出吕复新沙、灶界沙、日照沙等几块沙洲，南部长江口更涨积大片江心沙洲。据《如皋县志》载，该县南端原有摩珂山，早在明末就因“江岸崩圮，山去岸已五十余里”，岸线退至今葛市、石庄、九华、平潮一带。[5]另据乾隆《直隶通州志》载，南通“狼山唐以前在巨浸中，宋初涨为田，山田十余里皆肥美，名为白米庄，元明以来复塌于江。”[6]此外，处于河口地段的海门江岸，则坍塌更为严重。据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当时该县原有土地一千五百多顷，人口120里（明代120为一里），至清康熙十一年，全县仅剩土地39.5顷，人口不足20里，县治经三迁后寄住于南通境内，最后只能合并于通州。[7]

东晋时期，长江口南岸沙嘴向东扩张，至唐代，已到达宝山、吴淞一带，即今上海市除杨树浦以东及复兴岛以外，所及均已成为陆地。至宋代，海岸线已向东到达川沙、南汇一线。而北岸江口段及崇明岛地区，则因为长江主流运动中的不稳定双向摆动，以及潮汐变化等不规律浪涌侵蚀，轮番形成江岸坍塌和淤沙堆积等局面。据史料记载，早在7世纪时，今崇明岛以西就已形成两个十几平方千米的小沙丘（西沙与东沙）。13—14世纪，长江这一流域主流摇摆偏至南岸，造成南岸坍塌，北岸淤沙大量堆积，以及东沙附近的“姚刘沙”，并相继出现了崇明沙、三沙。14—18世纪，长江主流摆动偏北，带来沙洲“北坍南涨”。随着泥沙大量沉积和延伸，各处沙洲相互连接，至明清时期，已形成“南北长百四十余里，东西阔四十余里”之地理条件（即今崇明岛雏形）。18世纪中期以后，长江主流重回南侧，北岸沙洲随之大涨，今启东及海门地区便由此成陆。在海潮的持续回流下，崇明和启东、海门之间的沉沙积淤不断发展，崇明岛渐渐朝西北方向扩展。至20世纪中后期，崇明岛面积已从600多平方千米增加到1083平方千米，并仍处于向海门、启东靠拢的过程中（最窄处仅1.5千米左右），两岸间江底的沙洲堆积不断提升，并有部分已经露出水面，其北侧已呈现出与苏北平原相连接的趋势。[8]

应当提到的是，今南通一带作为六朝以后地处黄海之滨、长江北岸，因涨沙与内陆相连、并持续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的一个陆地平原，其历史形成及其地貌发展，不仅对于其周边环境影响至深，而且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平原及江淮平原的基本规律。南通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滨江临海，地势低平，除南部少量基岩山体（狼山、剑山一带）外，地表均为第四纪松散沉积物所覆盖。贲培琪《南通地区地貌论文报告》将其由北至南划分的地貌区分别是：里下河低洼泻湖沉积平原、北岸古沙嘴高沙土平原、南通古河汊区、通吕水脊区、海积低地平原、新三角洲冲击海积平原、狼山基岩残丘区、海岸滩涂区共八个部分。其中，海潮冲击沉沙性土质环境中的海积低平原区，由通州、如东和海门接壤，包括三余湾、如东绝东区和掘港沿海一带构成，为长江入海口的“马蹄形”海湾（今通州湾新区一线）。11世纪后，由于范公堤的修筑，该海湾逐渐与陆地相连。20世纪初，人们在此新筑海堤垦殖，逐渐形成大片农田。新三角洲冲击海积平原位于南通南部，其东端为通吕水脊之南的启（东）海（门）平原，系由明代中期这一带江岸坍塌后重新涨沙形成的陆地，是长江河口地带泥沙淤积、堆砌而成的新生土地。其中，沿海门、启东至最南端的惠安沙，于20世纪初方归并成陆，其西端则与如皋的石庄以及南通市的九圩港、芦泾港等相连。[9]

（二）沙地人流布

本文视域下的沙地人，是伴随长江下游河口段沙地环境环境变化，以及相关历史条件下，由于国家疆域拓展、资源开发或战乱流入等原因而出现的一系列汉民族移民群体。作为历史上与江南崇明岛沙洲相接、江道紧倚的一个凸出部分，今海门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江南地区移民经由崇明岛渡过江道，抵达长江口北岸的交通要冲与聚居地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在夹江临海的南通地区水积平原和土积平原，如今居住有两百余万“沙地人”，海门、启东及通州的通海、通州湾新区一带，还有如东的掘东地区等，均为“沙地人”聚居区。由于历史原因，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沙地人”迄今对于自身称谓并无统一共识。例如，海门、启东及张家港人虽自称为“沙上人”（音“索朗宁”），但崇明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个“第一人称”带有“贬义性”），崇明人自称“本沙人”“大沙人”“南沙人”“内沙人”，只有在贬称外沙人时，才称之为“沙上人”，而将北岸的海门、启东、通州和如东等地相关人群统称为“北沙人”“外沙人”（原隶属崇明岛的“外沙”，即启东南部的群沙地带，并与现北岸相连，于1928年归入启东县）。与此同时，海门、启东一带居民多称自己为“南沙人”，而称通东人为“北沙人”或“江北人”。随着20世纪以来这一带行政区划相对明确和稳定，与此相关的沙地人分别被称为“启海人（启东人、海门人）”和“常阴沙人”，亦已成为当地惯例之一。

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元代末年的战争和动乱，并未波及长江河口段南岸的崇明岛，不受兵戈袭扰的宁静生活，使得该岛垦殖扩大，人口繁衍加速。但由于该岛系由长江出海口若干沙滩汇聚而成，不仅面积狭小，而且时因江道变更、岸线漂移而缺乏生活保障，故洪武以来，居民多探寻外移生计。据《大明实录》卷216、231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崇明岛有2，700户“民无田者”迁入江北；二年后，又有500余户无田的崇明农民迁至昆山县居住。从2， 700户崇明岛无田户“迁入”江北的记载来看，该“无田户”应为跨江移民。因洪武八年之前，地处长江河口段南岸的崇明岛为扬州府辖地之一，崇明人按照扬州府指令迁徙他处应属顺理成章，而其目的地则多为“一衣带水”的北岸近邻海门、通州（今南通市内）等地。另据嘉靖《惟杨志》载，来自崇明岛的2700户移民约合13， 500人。截止洪武九年，海门与通州的原住民有25， 735户，计111， 199口，至洪武二十五年，其总人口已达118， 533。仅就人口增长数字而言，来自崇明岛的移民及其后裔已占其中11。以两次历史记录中崇明岛移民的不同目的地及不同历史影响来看，前次他们由于在时间上会同于“洪武赶散”之较大规模移民潮，而且隶属扬州府辖区内居民的正常迁徙活动，因而多不为世人关注，而后一次500户移民，显然由于扬州府辖区变化，致使这些移民迁至昆山等地，而不是此前的长江北岸。[10]

明洪武以来，海门、通州、启东及周边一带居民祖先多数来自崇明岛等江南一带移民，是当地较为普遍的一种共识。崇明于唐代积沙成岛，宋时设崇明镇，隶属通州（今南通），明代属南直隶苏州府，清代则归江苏省太仓州管辖。《清史稿》载：康熙六年，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雍正二年，升太仓、邳、海、通四州为直隶州。乾隆二十五年，移安徽布政使司安庆，增设布政使司，析江宁、淮安、徐、杨四府，通、海二直隶州属之，与江苏布政使司对治，三十二年，增海门直隶厅，属江宁。[11]1983通过《明太祖实录》记载的2， 700户崇明岛移民“北迁”，结合《清史稿》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历史时期江苏一带行政区划和治制调整，不难看出以下两个共性：其一，清代三个时期治制的沿袭与整合总体上保持了包括崇明岛、海门与通州在内的地理环境、区域结构的相对一致性。其中，康熙时期江苏布政使司治下的苏州、江宁、常州、松江、镇江、扬州等地不仅拥有江南平原共同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农业经济特点，而且具有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或滨江临海、或河湖港汊交织等综合特点，加上明洪武时期扬州府就曾一度下辖崇明、海门、通州等地，明清时期崇明岛移民依托行政区划和地理条件迁往江北，应属顺理成章。

长江出海口的北岸沿线，早在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就已设县名海门。然而，元、明、清三代数百年间，海门县内长江北岸由涨而坍、由坍而涨，周而复始。明正德九年（1514），海门旧县土地坍塌殆尽，官民竟被逼流亡通州。及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全县人口仅剩2200余人，朝廷将海门撤县为乡，归属通州名下。据《崇明县志》载，清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由于长江下游河口段的江道改变，北岸复又开始淤沙涨积，其后六七十年间，逐渐涨浮几十个沙洲，绵亘百余里。其中有个三角沙，位于崇明排衙镇陈朝玉老家以北较近距离，遂成为他的首垦地。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17岁的陈朝玉带上农具、炊具、纺车，和妻子一起出发，踏上了跨江移民的垦荒之旅。康熙五十一年（1712），已垦荒数千亩，消息传到崇明岛，众人得知陈朝玉开荒发家，纷纷拖儿带女举家投奔陈朝玉，人们“斩刈葭菼（芦苇），广泛垦田，开生成熟”。几年后，三角沙人口竟达二三千人，陈朝玉垦田45万亩，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被海门人称为沙地“田祖”。此外，明末清初时的通州东南部原为一大片泥沙堆涨地，前来此地开垦的一批崇明人可能更早于陈朝玉抵达江北，被认为是这一区域最早的另一批移民。[12]

海门、通州及苏北沿海一带移民来自太仓、常熟、句容等地，是历年来当地人们较为流行的另一种说法。太仓地处东海之滨，长江下游之河口一带，以天然良港和鱼稻文化闻名于世，秦时属会稽郡，汉为吴郡娄县惠安乡，三国时，吴国在此屯粮置仓，因之而得名。明初镇海卫置此，屯兵驻防。弘治十年（1497），辖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建太仓州。清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11]1992常熟与太仓一样，地处长江下游河口段内陆，并有崧泽、良渚遗址多处，西晋太康四年（283）建城，是唐代江南地区街市兴旺、商业发达的一座名城。句容于西汉朔元年建县，隶属丹阳郡，《明史・地理志》载，句容府东，南有茅山，北有华山，秦淮水源于此；《清史稿》（江苏）载：清顺治二年，“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上述内容显示，作为同一地理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江南名城，无论从地理条件、历史背景、交通距离，还是从明清以来两地地区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等来看，通过苏州府所辖之区间往来、以太仓居民、常熟、句容居民等身份或经历，与崇明岛居民混居生活（或会同崇明岛居民），一起越过重重叠叠的大小沙洲，再次迁往长江北岸拓荒垦殖，并充分发挥江南居民在农耕和多种农副产业方面的优势与经验，均是理所当然的。

可见，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沙地环境”与“沙地人流布”本是一个移民文化产物。伴随时空条件变迁，其中所蕴含的物与物、人与人、物与人、人与物及其历史性、社会性关联，以及浓缩在个体“蜕变”和社会“蜕变”之中的文化特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居民置身“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2]5的诸多生活特点。人们通过劳动生产、习俗交融等，在历史演变中形塑自身文化分层和生活目标。

二、南音：沙地人的“田歌叙事”

传统的海门山歌，是海门一带“沙地人”祖辈相传的田野之歌，也属南音，各地各方因“风气所限”“错用乡音”而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吴歌分支之一。就《左传•成公九年》“使与之琴，操南音”及《吕氏春秋•音初》所谓“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而言，这种南音吴歌的描述与歌唱[13]，既折射出历代文人“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之情怀与吟咏，亦见证了这一带“飞地”居民通过诸多乡音所呈现的“同音共律”以及特有的民系元素。

（一）亚吴语“方言岛”

以南通地区历史所包含“沙地”人文形成与发展轨迹而言，其方言地理与历代政区划分的并行与重叠不仅显而易见，而且为崇（明）、海（门）、启（东）、通（州）各地以“飞地文化”融入吴语太湖区苏沪嘉小片，并由此衍生亚吴语“方言岛”及其所影响的“田歌叙事”，提供了依据和条件。

较之吴语太湖大片（苏沪嘉）一带方言，海门话的声母变异，主要体现在“顺同”与“逆同”两个方面。前者即指前一声母（或韵尾）将后一声母“同化”，致使后一声母与前字声母的发音和声调趋于相近或相同。例如，日常交流中的“送人情”，其中，“情”在单读时为dʐin24，而在被前字“人”（nin24）之韵尾n同化，其i介音就发声成nin24，因而，“送人情”连读时就变成：son23nin24-0nin24-55；“娘两个”（娘儿俩）则读成：niã24-424ŋiã242-0ga0。后者恰好相反，即指后一声母以自身发音过程将前字声母加以“同化”，例如，“恶连头”（屡屡），其中，“连”单读时为lie24，受后字“头”的声母d影响，也变成die24，而在连读时则成为：u33die24-0daø0；类似的还有“烂泥”（泥土）读成：nae313ni24-35(烂lae313)，以及“芋艿”读成ni424-0na242-33、“学堂里”（学校）读成：hfio?2lã24-55li424-0等。[14]

海门话中的声母省略（也称声母“脱落”，或声母“丢失”）在一些句子中更具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例如，“新妇”（儿媳）原为ɕin55u313-0，其中，“妇”单读为fvu313，与“新”组合之后，fv被省略，变成了u313。再如：豆腐连读时变成daø24u313-0(腐fvu313)；“伤寒”读成sã55ø24-55（寒hfia24）；“开学”读成kae55o?2-5（学hfio?2）等。此外，海门话中的声母加强，是这一方言表述中的另一特点。例如，声音一词中的“声”与“音”，前者单读为san55，后者单独为in55，合并以后读成sa?5nin55，其中，“声”省略的韵尾n，被延伸至后一音节，因无独立的韵母而变成入声韵；又如“苍蝇”读成tsã55nin33-55（蝇in33）等。

海门话韵母的“音变”，同样体现在其“顺同”与“逆同”两方面。所谓韵母的“顺同”，即指前字韵母将后字韵母的发音趋于相同或相似。例如，“怕羞人”（害羞）po242ɕiaø55-33ŋaø24-55，其中，“人”单读为nin24，被前字“羞”顺同之后，读成“牛”。在韵母的“逆同化”中，类似“犯差误”（犯错误）fvæ242-313ts´u55u313-0，其中，“差”单读为ts´o55，与“误”组合时，其韵母被同化成为ts´u55等。

韵母中增加介音等其他现象，是海门话“音变”又一特征。例如“婆阿”（外婆、外祖母，或其他相当年龄的老妇人）bu24ua0，其中，“阿”和“婆”组合后受其韵母影响，增加了介音u，类似例子还包括：“皮鞋”bi24ia24-55(鞋hfia24，省略声母，加i介音)以及“有限相”（有限的）fiiaø242-313ie242-33ɕiã55（限hfiæ242海门话中无iæ韵，取近似音ie）。值得注意的是，海门话的韵母省略（含介音、韵腹、韵尾等的省略），尤其是介音的省略，均具有鲜明的特征，后者如“快”单读为k´ua33，而在词组“快活”时，介音 u被省略。韵尾省略的不同情况下，例如“总归”tsoŋ424kue35，其中，“归”单读为kuei35，组词后省略韵尾i音。同样的规律，还出现在韵腹省略中，例如，“谈恋爱”dæ24li313-oɛi55-0中的“恋”，单读为lie313，在组词“谈恋爱”中，则被省略了韵腹e。

此外，韵母入声化与韵尾鼻化，以及韵母的“异化”等，在海门话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特征。前者如“寻皵疤”（找茬儿），其中，“疤”单读为po55，组词后读成入声，与此类似的其他例子还包括：阎罗王（阎王）、无数目（没把握）、勾肩搭背、交关（很多）、瘌痢头（丑态）等，后者包括搞七乜三（胡乱）、石白铁硬（坚硬）等，其韵尾的鼻化均十分明显。韵母的“异化”，同样具有这样的规律，例如“上半天”，其中的“半”，单读为pie424，“天”单读为t´ie55，虽两字韵母相同，但组此时“半”变成入声字，与“天”的韵尾相同。

以上内容显示，以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移民为主体所构成的环吴语边缘地带“崇海启通”方言岛，历经多样性时空拓展与乡俗民情，已然形成了自身声、韵及语法特征鲜明的复杂体系，伴随民间约定俗成的“同音同义”或“同音异义”等，其词义、语义及语音等衍展，不仅与崇（明）、海（门）、启（东）及通（州）等地江南移民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变迁及生活习俗所贯穿的诸多相似相通的方言基础紧密相关，而且由于移民历史、居民聚居地民间习俗等衍变，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作为环吴语边缘地带方言的进一步分解与分化，并对伴随长江下游河口段北上移民活动而流传的“海门山歌”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海门话形容词中颇具地方特征的ABB型叠音后缀（白雾雾、白煞煞、白潮潮等）及AABB型重叠句（大大胆胆、结结棍棍、干干松松等）。就此而言，无论是海门一带与崇明岛居民一脉相承的沙地话，还是海门北部地区的吕四话及“通东话”，抑或是靠近北部内陆平原的通州及沿黄海北岸延伸的其他交融性“沙地话”，总体上均不同程度与“崇海启通”方言岛相联系，也就不奇怪了。

表1.海门话声调统计

（二）田歌叙事

以“崇海启通”之亚吴语方言岛特色描述和咏唱的沙地人情怀、习俗及音乐语言等，是传统海门山歌较早的“田歌叙事”。就本文视域所涉及的移民生活而言，以“南音”为标志的海门一带田歌叙事，既是一种“飞地文化”元素，亦是某一地区民间乡俗与历史传承的延续与见证之一。从“山歌是产生在山野劳动生活中，声调高亢、嘹亮，节奏较自由，具有直畅而自由地抒发感情特点的民间歌曲”[15]等角度来看，今海门市之海界河以南地区的“田歌”及其“沙地山歌”展衍，恰恰是以历时与共时场景的更迭，凸显这一区域沙地人“内引外联”之群体性角色转换写照之一。就此而言，其音乐行为可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谱例1.[16]

谱例2.[17]43

其次是大多数作家生活窘迫。国内文学刊物稿酬在很长一个时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稿酬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写作者队伍分化，收入差距十分明显。除了少数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普通作家仅靠纯文学创作难以维持生计。在江苏、陕西等作家群体较为集中的地区，不少靠纯文学创作为生的人甚至还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些写作者走向旁门左道，出现“触电作家”“工具作家”，纯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不断被弱化。

谱例3.[17]41

1.移植与模仿

移植与模仿是海门一带先民自“田歌叙事”走向“海门山歌”较早的民间途径之一。今海门一带地理环境与移民历史显示，海界河以南沙地人的“山歌”概念及其角色演变，并非如同通东地区绵延了千余年的内陆文化元素那样，具有相对久远而又稳定的田耕习俗，而是更多依托沙地人聚居地的移民历史等背景，在音乐形态和方言习惯等方面，时常兼具长江南岸一带吴歌的辐射与变异等特征。换言之，海门一带沙地人聚居地与生产劳动方式所伴随的早期“海门山歌”，多为伴随江南地区移民生产劳动、生活习俗的移植产物。因而，不少沙地“山歌”无论在音调元素、民歌结构，还是方言特征等方面，更具有与崇明、常熟、句容等地区相关民歌特质、流传规律相似或相对应的特点。

谱例1为“起、承、转、合”四句体，五声音阶羽（E）调式，核心音调：D―E―B―G―A；结构布局：5∕4（1+1）+（1+1）+2∕4（1）。

谱例2同样是“起、承、转、合”四句体为基础，五声音阶羽（D）调式，核心音调：C-D-A-G-F；结构布局：起3∕4（1）+2∕4（1）+3∕4（1）+承2∕4（2）+3∕4（1）+2∕4（3+3）转2∕4（3+2）+合2∕4（3+2）。由此可以看出，谱例2（郎在河南走）虽然是海门南部一首流传较广的沙地山歌，但与谱例1（基本男调）不仅结构相对吻合，而且除了歌词内容不同，以及起、承、转、合的结构有所不同之外（谱例2在谱例1基础上，通过三连音、附点节拍等，对各分句进行节拍重组和时值延伸，以满足相关歌词与音乐结构扩充的需要），二者在旋法规律、节拍组合以及装饰性、即兴性咏诵和传唱方面，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出一辙。

与崇明山歌《基本男调》形影相随、并在海门沙地山歌及其素材展衍中屡见不鲜的例子还有很多，下例“摇船郎山歌”（谱例3）的主题特征及旋法规律同样与谱例1紧密相联系。其中，核心音调形成与展衍以及结构类型的扩展与延伸，更体现出海门沙地山歌对于前者诸多音乐元素的模仿与兼容能力。

谱例3以“起、承、转、合”加尾声延展的调性及整体布局如下：

调式调性与节拍：#F羽调式、2∕4与3∕4；

五声音阶核心音调：C-D-A-F-G

结构框架：起2∕4（3+4+2）+承（2+2+2）+转3∕4（1）+2∕4（3+3+2+2+3+2+3+4+2+3）+合（2+3+2+4+2+2+4+2+2+2+2）+尾声3∕4（1）+2∕4（2+2+2+2）+3∕4（1）+2∕4（3）+3∕4（1）+2∕4（2）+3∕4（2）+2∕4（3+3）

通过谱例3与谱例1相比不难看出，在主题形态、旋法规律及结构布局等方面，二者有着诸多相似相通之处。首先，较之谱例1以羽（E）调式为基础的旋法构成，谱例3以#F为羽调式起点的旋法规律，在凸显五声音阶羽调式的调性功能、音区布局及音程运动等方面，更具音调性格与发展态势上的开放性和动力性；其次，较之谱例1，谱例3的音调形态浓缩于八分音符为骨干和基本时值的级进音程中，其调性与旋法规律交相呼应，以D、A、C（羽音、角音与徵音）为旋法基础的调式调性特质，伴随婉转起伏、连绵流畅的线性织体，时而隐伏、时而鲜明，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叙事山歌”特有的音乐性格和“口述性”特征。

2.根植与发散

根植与发散是“田歌叙事”走向“海门山歌”通过兼收并蓄和深耕播种，完成外来民歌“本土化”角色转换，并逐步形成某种“曲牌”特征的音调和形态规律的另一标志。总体来看，与此相关联的音调主要包括如下。

（1）山歌调

山歌调是海门一带沙地人田间劳动、农闲娱乐时即兴哼唱的一种抒情民歌，也是一种以五声音阶羽调式为基础，具有“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特征的民歌类型。客观地看，尽管这里的“山歌调”与长江口南岸地区吴语聚居地人群所流传的相关音调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联，但其“跨江而居”的根植结果却更具有自身的交融性与发散性等特征。

从调式调性与旋法构成来看，谱例1为代表的起、承、转、合四句体，既具有江南山歌体例和形态规律等方面的典型特征，也是海门沙地山歌调依托该谱例基本规律，根植并发散自身音乐特质的前提和“母源”，由于后者抒情性、叙事性相结合的结构扩充与歌词拓展，其基于“母源”的发散性音调、音程起伏与乐句结构等，才会变得更具旋法动力和结构张力，相关音乐形象的塑造与发展，也因此更具逻辑性和感染力。对照下例（谱例4）主题与旋法规律与谱例1的异同，我们不难看出，同为羽（e）调式的谱例1和谱例4不仅属于同样的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而且节拍组合、四句的句尾落音亦几近一致（A—E—G—E），相比之下，谱例4由于主题所涉及的人物形象、背景设计和情绪渲染等需要，通过装饰音、倚音和时值延长处理，使得海门山歌调语境下的音乐陈述变得更婉转、更具“口语性”感染力。

谱例4.[17]7

谱例5.[17]59

（2）对花调

对花调是今海门一带流行的一种咏唱性、叙事性民歌，具有旋律舒展、节奏明快、形象生动等特征，在民间传播尤为广泛，谱例5为对花调基本素材。

谱例6.[17]63

谱例7.①亦称“唱牌名”（通东地区称“唱牌经”或“牌经调”），多为即兴哼唱的音调，即以手上的牌序暗示对家的一种习惯。[17]74

（3）其他小调

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变迁，现今海门南部（海界河以南）地区及南通市崇川区南部地区，直至清代后期才分别划归当时的海门县和通州县（当时的启东则归属崇明县）。因而，较之海界河以北的广大内陆区域，通过崇明岛辗转北渡的江南（及其他方向）移民及其民间小调，虽比不上原先“江北人”那样拥有悠久的农耕经历及与之相适应的歌谣与习俗，却相对集中和完整地保留了部分“江南”民风和吴歌元素，并使之在相对从容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身民歌系统的“本土性”观念与思维方式。根据海门地区部分民歌专家的归纳，海门沙地人小调主要包括香袋调、游湖调、佛祈调及唱牌名等民间音调及其展衍素材（见谱例6、谱例7）。

由此可见，直畅性、即兴性及其相对单纯的表情目的与劳作特点，是海门一带沙地人借传统民歌抒发情怀、交流心绪的总体特征之一。尽管大部分来自江南地区的移民先辈，早已从四句头“耥稻山歌”“薅草山歌”及“摇船山歌”等中承继并移植了众多风格清丽、委婉含蓄的“南音吴声”韵味，但由于地理环境、移民结构及生产劳动方式等的变迁，源自汉乐府《江南可采莲》及清商乐相关联的“行歌樵互答”文采，在沙地人先辈中虽有一定的的根植与延展，但在地域流布与生活习俗等方面，则更多形成了与拓荒垦殖、南北交融相联系的多样化形态模式。以笔者迄今所及资料和分析，及至20世纪中期，这一区域传统民歌承继与传播方式，总体上并非为了表演或娱乐，而是更多地与抒发情感、记录生产劳动场景等相联系，本文所列部分谱例显示，这种“田歌叙事”多不讲究形式的修饰与提炼，而是通过“即兴”发挥，力求音调直白、言简意赅。较之江南地区流传久远的其他传统民歌，往往在清秀隽永、温婉缠绵之外，更增添了婉约与憨直相融、直白与内涵并举等沙地移民特有的音乐性格与情感元素。

此外，“田歌叙事”唱词叙述和情感抒咏的相对独立与相辅相成，是广义上的海门山歌“自主性”与“个性化”特质的另一特征。因而，基于自然语音与自然声区的唱法及其“叙事性”“直观性”所描述的生活场景、人物性格以及抒情优美、高亢嘹亮的“真假声”结合与“润声”所带来的抒情宽广的风俗歌、叙事山歌等，通过传统山歌与现场即兴发挥的不同“对比”，争奇斗艳、各得其所。不少当地人只要一听到《小阿姐看中摇船郎》《小珍抄米下河淘》等旋律音调，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沙地人家喻户晓的“山歌调”“对花调”；一听到六声音阶徵调式为基础的“游湖调”（或填词）等，亦会从中心领神会、倍感亲切地领略到村坊乡间的习俗情景和亲朋好友间的交流互动，原因即在于此。

应当重视的是，沙地人“田歌叙事”以自身“亚吴语地带”方言和习俗文化，见证和参与了海门山歌的历史形成和相关本体属性，已成为长江下游河口段南北岸居民依托自身移民历史、地缘条件及社会环境，在南来北往、相互兼容中立足本土、推陈出新的一种文化地标。相比我国南北方其他地区的传统民歌生存与发展方式，这种与海门及其周边地区“沙地人”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民歌体裁及其展衍规律，正在脱离千百年来人们凭借田野劳作、农家作坊、河港船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口传心授、祖辈相传等传统模式，加速进入生活休闲、风俗礼仪、学校传唱与舞台演唱、商业活动等多样性结合的创作表演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以这一“田歌叙事”为舞台艺术起点的“海门山歌剧”，已成为我国地方戏曲剧种的一个年轻成员，并积累了包括《淘米记》《采桃》《俩媳妇》《唐伯虎与沈九娘》《俞丽娜之死》《青龙角》《临海风云》《田园新梦》等在内的两百余个经典剧目。20世纪70年代至今，相关领域逐步加大海门一带民歌挖掘整理和创新发展的力度，基于传统海门山歌风格、反映现实沙地人多样性社会生活景观的“海门山歌”创作表演不仅唱出了海门，唱出了江浙沪，还唱到了中央电视台，唱到了海外[17]83，其动因与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每个地区的居民均是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类不同的群体有理由使自己成为自身历史的主体，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这样做的理由和方式。[18]

三、离散群体：海门人的集体记忆

希腊文“离散”（Diaspora）与英文Displaced之寓意联系，源于学界对于20世纪犹太民族流落世界各地、与家园记忆与情结割舍不断的乡愁文化的一种表述。如今，全球化视野下的“离散群体”，则泛指那些基于多样性原因，主动或被动地背井离乡，或个体或祖辈生活在家乡之外，却又不能隔断家园与乡愁纽带的一种移民现象。笔者视域下，长江下游河口段历史形成的江南移民跨江北上，以及崇（明）、海（门）、启（东）、通（州）等“亚吴语地带”所形成的海门山歌及其展衍活动，就其社会发生源与认知维度而言，总体上与这一意义上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相关联。

（一）沙地人的“江口情结”

历时地看，从唐代诗人李益《送人南归》的“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白居易《琵琶行》的“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到明嘉靖《海门县志》载“山歌悠咽闻清昼，芦笛高低吹暮烟”，以及清光绪《海门厅志》载“万籁无声孤月悬，垄畔时时赛俚曲”等，相关文献无不从地理环境、俚俗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流传背景，折射出海门山歌形成与流传较早的乡俗民情和历史影响，以及世代移民及其后裔兼收并蓄的“集体记忆”与“身份符号”。

20世纪以来，这一带沙地人的集体记忆及其“江口情结”，可追溯至《江口情歌集》（管剑阁、丁仲皋）记录的有关海门、启东一带民俗背景、方言元素与民间歌谣相互对应、相互参照的一部珍贵文献（该歌集于 1931年代由原上海大厦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管剑阁原名管思九，1911年出生于海门三和镇，1930年考入上海大厦大学，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有关民间歌谣研究倡导下，受顾颉刚《吴歌甲集》等影响，在业师吴泽霖的指导下，与同学丁仲皋（启东人）分工合作，在家乡的田头村坊遍访山歌手及相关民间艺人，于千余首民歌中精选了近百首山歌辑录出版，该歌集由吴泽霖作序，赵元任订音正字。[17]549-552前者在序中指出，歌集所及民谣、情歌、风俗等内容，足以体现编者将民歌采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其思想与观念十分难能可贵。对于为何将该歌集命名为“江口情歌集”，笔者认为，以“江口”作为歌集的“地理”定语，主要在于“表明江南移民的线索地与长江口”（即“长江下游河口段”）南北岸民歌文化相联系这一既有现实。此外，就笔者研究视域下长江下游河口段民歌传播的历史规律而言，流传于这一带南岸的江南山歌与北岸的海门山歌，在音乐形态等方面既相互联系，又尚存一些区别。简言之，其特征与规律诚如后人所评价：海启一带虽接近江南，但海门山歌的纤巧浮华的成分很少，其“呒郎呒姐勿成歌”的乡野之情与质朴清丽的歌谣性格，恰恰就是编者期望表达的长江河口段北岸一带沙地人沿自身历史足迹一路走来的情爱之歌的真实反映之一。①本文作者：邹仁岳访谈录，海门图书馆，2020年6月。

《江口情歌集》以所辑题材折射“江口”一带沙地人“山野劳动生活场合”的自然环境与生活习俗，既是编者从历史视角描述这一代移民和原住民聚居地从“多维共生”至“自成一体”的文化切入点之一，也是编者以此地山歌的“胸襟开阔”和“无拘无束”，展现这一方水土所养育的沙地人祖辈相伴的民间音乐的“元生态”的需要。其所辑山歌共计99首，涉及不同“情歌”题材的内容与类别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种：

1.相思眷念

如“结识私情隔一块田”“结识私情隔一条江”“结识私情隔一条浜”“结识私情里恩亲里亲”“结识私情南头南海海南仓”“结识私情东海东头东海东”“约郎约在灶口头”“约郎约在屋檐头”“约郎约在宅外头”“小阿姐妮细小蚂蚁腰”等。

2.以物拟人

如“西太湖里一盏菊花灯”“小阿姐妮着著红裤子白合档”“姐妮跑出路来像搓纤里来”“姐勒南园窗外织白绫”“姐勒园里摘青梅”“姐勒园里摘菜心”“姐勒园里拔蒜苗”“姐勒园里绣花鞋”“日落西山暗沉沉”等。

3.以“情”比兴

如“我唱山歌随口开”“搭奴奴手倒软绵绵”“结识私情竹园西”“结识私情落雨里来”“小阿姐妮勒东南宅角拔柴烧”“姐妮生来嘻田田”“娘又乖来姐又乖”等。

4.插科讥讽

如“隔沟看见野花红”“隔沟看见一只花野鸡”“恩爱私情讲啥钱”“一位姐妮结识两个郎”“结识私情要结识小娘心”“结识私情勿曾相打相骂开”“小姐脚小轿子来扛”“姐勒床上忽呼呼”“银壶瓶筛酒爱吃双”“三月里桃花开罢杨柳青”等。

值得注意的是，《江口情歌集》的选题、编辑等，并非基于一般的“情歌”罗列与陈述，而是如同该歌集编者管剑阁、丁仲皋的指导老师所说，从一开始就是以“明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动向，”将“民歌采集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立意。[17]549-552其相关采集、编辑立场和文化视野，亦如丁仲皋所说：从自然地理来讲，本集所录歌谣，当然是江北之歌，但在歌词的语调上、性格上，有很多江南痕迹……海门和启东都是近世江海冲击形成的新土壤。当涨成的时候，一望蔓草，为鸟兽所栖止。而有一部分崇明太仓的居民，丢失了故土的安适，相率到新土壤，开辟草莱，经营住下，所以启东和海门最初都属太仓和崇明管辖（启东于“民国”十七年方由崇明分出）。启海的语言，差不多和崇明完全相同，这大概因为崇明人多来自句容移民的混合，而启海人则又加崇太嘉…移民的混合。故启海的风尚虽接近江南，但纤巧浮华的成分很少。[17]454

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一带沙地人聚居地的快速形成与发展，客观上为崇（明）、海（门）、启（东）、通（州）一带外来移民与当地原住民在生息繁衍、相互融合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除了《江口情歌集》所记述的种种生活场景之外，这一带沙地人的“集体记忆”，还可以从百余年前张謇在南通州、海门、上海，以及黄海北岸一带兴办实业的历史影响中，得到更多验证。

作为常熟移民迁居江口北岸的后裔之一、出身于海门常乐镇的清末状元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金融家、慈善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盐政、水利与交通行业的大家。公元1895年5月（清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时任通海团练总理的张謇在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拟就的《条陈自强疏》中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此乃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进而，更提出了“实业、教育为国家的富强之本”的口号。同年10—11月间，张謇联络了广东人潘鹤琴、福建人郭茂之、浙江人樊时薰、通州人刘一山、沈敬夫、陈楚涛等，开始在长江口南北岸一线按规划运作实体经济。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张謇已先后创办、经营的实体已包括：大生纺织公司、广生榨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阜生染织公司、颐生酿酒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三十余家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公元1895年8月（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张謇在向张之洞汇报通海团练工作时提到，“通海地区海滨有大片荒滩”，并因之向张之洞建议大力开垦沿海荒滩，发展农牧业生产，得到张之洞的肯定和赞赏。1901年8月，时值大生纺织公司初见成效，张謇联络汤寿潜、郑孝胥、罗振玉等好友共同创办的垦牧公司，在获得清廷商部批准后正式成立并付诸实施，以通海垦牧公司为主导的黄海北岸沿线沙地开发，进而形成体系性产业链，并吸引了大江南北大量有识之士以及江口北岸一带崇（明）、海（门）、启（东）人参与用工并拓展出自己的新生计。[19]

20世纪初，通海垦牧公司等实体经济推动之下，江口北岸一带沙地人的拓荒垦殖活动，已从海门、启东、吕四一带延展至黄海之滨的大丰、东台、建湖、射阳等地，今黄海北岸沿线一带至崇（明）、海（门）、启（东）通（州）等沙地人后裔，至今仍相当程度地保留着初始的淳朴民风，以及包括部分“海门山歌”传唱在内的诸多生活习惯，亦可视为其祖辈相传的“江口情结”记忆。

（二）沙地人的“新大陆”——海门新山歌

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海门山歌“新大陆”，是海门及其周边（今南通市崇川区、通州区，以及启东、如东、大丰、东台、射阳、建湖等地）“离散人群”及其后裔基于“亚吴语地带”地理环境变迁以及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现代沙地人身份感、文化归属感等综合因素，而设计和归纳的一种乡土观念和社会元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社会维度与传播方式，催生和促进了主流文化、区域文化交叉影响下，融南北方民歌于一体、时代性和时尚性等兼具的海门新山歌之创作观念、表演方式的形成与发展。

1957年，海门县举办民间文艺汇演，所有节目中仅山歌手就来了近三百人；1962年，当地文化部门通过民间文学收集整理，陆续整理编印了部分《海门山歌》曲集，由此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了海门山歌的传唱，并使海门山歌传唱与文艺演出活动相结合，成为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影响逐渐扩大到长江三角洲一线。据调查和统计，姜庭湘、顾玉思、赵树勋、郁再相、周三姐、王爱琳、宋成礼、管金海、张志明、朱庙根、杨汉祥、赵有新、黄耀贤、黄秀华、李大龙、张淑兰、崔利民等300余位，均为20世纪50—80年代间当地人们家喻户晓的知名歌手。

20世纪70—80年代，海门文化馆根据上级有关进一步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统一部署，组织梁学平、陈卫平、崔立民等人对海门地区民歌进行系统性采集与整理，于1979年编印了《海门民歌选》（部分内容入选《南通地区民歌集》《江苏民歌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而1987年出版的《海门山歌选》，则以更加多样化的沙地人题材和生活品格，反映出这一方水土所构建和滋润的沙地人社会结构；2006年，“海门山歌”被江苏省政府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海门山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Ⅱ—94）；2018年，海门山歌手宋卫香获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称号。值得注意的是，自1985年海门县主办首届“海门山歌会唱”以来，以相关主题为契机的大型海门山歌会演已持续了六届，这一方水土汇聚而来的 “沙地人”情结，通过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主流文化和区域文化，不仅记录了海门南部沙地独特地理环境、移民结构的传统生活特点，以及20世纪以来相关地区社会文化变迁、民风习俗演变等多样性影响下，当地人们在自身民歌文化宗源交错的历史背景下，通过音乐语言的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构建和凸显以“海门山歌”创作表演为时代标志的新生代海门“山歌人”形象的努力，以及海门山歌通过历时与共时条件的交叉共融，从方言习俗与民歌俚调等多方面，为后代们凝聚和传递“沙地人”身份元素和社会文化的历史情结现实影响。其间，梁学平、崔立民、邹仁岳、陆汝江、韦树森、李翔、钱梅、沈裕辉、姜国华、何惠石、周士林、张建新、庄子良、张垣、王美萍、俞仁礼、冯军、徐环宙等所作歌词，以及高扬、崔立民、盛永康、陈卫平、龙飞、汤炳枢、刘森才、周一新、瞿文广、刘国基、黎立、杜庆红、周耀斌、龚正新、郁雷、王文兴、江树忠、卞瑞娟等所谱曲（编曲）的大量山歌体裁作品，均从不同主题思想和生活景观，讴歌和凸显了这一时期沙地人特有的家乡情怀和社会风尚。

海门一带沙地人的“新山歌”具有多样性创作特征。就体裁种类而言，“新山歌”总体上保留了江南水乡山歌直达、顺畅的音乐语言特征以及开门见山，不迂回和不假设等手法，以简练精致的旋法及音乐特质，体现出与主题紧密关联的组织形态与运动规律。

谱例8旋法基础来自江南“山歌调”，六声音阶（d）羽调式，核心音调分别为D—F—G—A—C—E。即兴自由、张弛有度的旋律，在级进、跳进（最宽至十度音域）中时而密集紧凑、时而开放舒展，凭借自身旋法规律或凝聚成真挚而又含蓄的中低音区，或将生动有趣的旋法元素放飞于高亢热情的高音区（最高音为f2），加上“海门山歌交关多哎，只只山歌多红火哎”等直率坦诚、真情描述的歌词表达，该曲区别于传统民歌自然音区平铺直叙惯例的创作特征跃然而出。

谱例8.[17]96

歌词生动、内容多样，凸显“新山歌”旋律性格变化、主题形象对比等，成为“新山歌”创作表演的又一特色。例如，谱例7以“亚吴语地带”方言为发声基础，通过陈述句、感叹句及“虚字”“衬字”“铸字”相结合等方式，生动而又巧妙地将“乡音一转而即合昆调者，惟姑苏一郡”之由来，与“新山歌”旋法紧密关联。

较之传统海门山歌多以单一节奏（或相近节拍）承载“抒情性”“叙事性”内容，这一时期人们创作（改编）的作品，多将速度变化和对比等，作为贴近和刻画主题思想、音乐形象的一种手法，使得“新山歌”更加贴近时代脉搏，具有多样性社会风尚与生活气息。例如，《只因为心中有了伊》（陆汝江词、崔立民曲）、《小夫妻一配做人家》（梁学平词、汤炳书曲）、《声声山歌颂家乡》（邹仁岳词、瞿文广曲）、《砺蚜山传说》（龚正新词曲）、《想起老家布机声》（邹仁岳词、汤炳书曲）、《海门腌齑汤》（姜国华词、周耀斌曲）等。

以舞台表演、乐队伴奏及舞美灯光音响等结合多样化“润声”与“腔音”，形塑一种都市化艺术形式，是“新山歌”依托海门及其周边地区“亚吴语地带”社会环境及突出的艺术成果，逐步进入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交叉而又交融的新阶段的又一特征。从1957年海门举行全县民间文艺会演至1985年始的海门山歌会唱（前后共计六届），以及世纪之交，《声声山歌颂家乡》获“首届江苏中国民间艺术节”民歌大赛银奖（2002）、《江风海韵东洲美》（李翔词，杜庆洪、宋卫香曲）获第五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银奖（2003）、《打工妹》《迷人的海门》获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举办的创作歌曲大赛金奖（2005—2006）。世纪之交，《小阿姐看中摇船郎》（梁学平改词、陈卫平编曲），《海门山歌交关多》（梁学平词、陈卫平编曲）、《江海对歌》（邹仁岳词、汤炳书曲）、《站在桥上看风景》（卞之琳词、吴小平曲）、《海门特产》（邹仁岳词、汤炳书曲）、《海门地界四只角》（邹仁岳词、严荣曲）、《走南闯北海门人》（邹仁岳词、周一新曲）以及海门山歌音乐剧《草莓红了》（策划与作曲：黎立；作词：邹仁岳）等，更是不同程度结合现代舞台表演程式与艺术特征，或将悠久的吴歌元素与浓郁的丝竹乐融入江南风情之中。较之六朝以来江南“徒歌”的“行歌互答”，已然具有另一番“山歌悠咽闻清昼，芦笛高低吹暮烟”的美感。

可见，作为笔者视域下“离散人群”历史传承、移民文化和现实需要的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反映，历史形成的海门山歌及其所承载的沙地人“集体记忆”，不仅体现了现实国情下游河口段北岸移民群体及其后裔的“乡愁”等情感元素，而且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移民人口、文化结构等不断变迁，人们通过各种社会机缘与族群规律，不断穿梭于社会主流与边缘之间，并在持续深耕本我、他我等各种传统与现代文化土壤的同时，探索和守望自身集体记忆、文化身份、社会价值等的各种努力，正如社会学家所说，文化的一贯性与延续性具有一种“意义共享的共同体”特征，即文化成分之间的内在相容程度取决于“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观念的社会影响程度”。换言之，由于文化的分层与系统性的归属与差异，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的族群与社区活动，基于社会观念、习俗和审美需要，面对某些文化张力或冲突，或选择集群式扎根方式，或趋向于离群性边缘存在，均可理解为“文化认同”中的一种“竞争性协调与提升”[20]。

结 语

就本选题研究而言，中国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历代政权更迭、疆域变化所导致的多样性社会文化关系，对于“江南文化”形成、发展及传播等，具有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多维度影响，上述“飞地文化”及其部分案例选点，正是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

作为江南文化跨江北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海门山歌及其展衍虽起于长江下游河口段北岸部分吴语系移民的不同社会行为与文化样式，其历史与现实的源头则可上溯至六朝以来历经淘洗的江南文化遗产，以及“六朝四学”历史返照的“子夜吴歌”及其多样性人文景观。就此而言，沙地人的“田歌叙事”，从口头形成和口头传播的“南蛮鴃舌之音”发展为近现代行政区划更迭与重合下的“海门山歌”，无论是“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还是“山歌悠咽闻清昼，芦笛高低吹暮烟”等，无不从地理环境和俚俗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流传背景下，折射出这一民歌类型形成与流传的乡俗民情。

管剑阁、丁仲皋所编《江口情歌集》距今已近百年，“田歌叙事”记录的“沙地人”伴随沧海桑田而矢口寄兴、曼声吟唱，早已汇入海门一带“亚吴语”群体的“新山歌”之中。如今，作为这一基础之上衍伸的一张地方名片，海门山歌及其多样性艺术展衍探索与实践，不仅进一步折射出这一带居民通过共同奋斗拓展生活空间、持续融入江海平原之四方先民大家庭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理想，而且反映了长江下游河口段南北岸居民共享吴地资源、共同传承和发展长江下游河口段两岸民歌文化的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场景。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多种原因，作为吴越文化和江淮文化长期碰撞、兼容并蓄的一种区域性民歌类别，以及作为不同历时条件下，海门、通东、吕四，以及南通地区原住民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中原、荆楚、齐鲁等地 ）而形成的“五方杂居”方言岛（不同分支），面对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的海门“新山歌”，如何恰当判断与评价该类别与“传统海门山歌”的关系、如何把握受众审美范畴的“集体记忆”维度等，其内涵和外延，在相关领域迄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所谓“江南民歌江北说”“江海文化”与“海派文化”之关联性等，仍处于进一步考证和探索之中。

可以肯定，无论是先期自各地迁徙至海门一带的通东人，抑或是后来跨江北上的“沙地人”等，人们通过“海门山歌”之社会发生源与认同维度融汇于“江海平原”的历史与现实，早已殊途同归、难分伯仲。作为特定“离散群体”及其历史延伸的一种“飞地文化”，海门山歌及其展衍带给我们的启示，正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