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鹏鹏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642）

一、引 言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土地流转制度是重要的政策性转变。学界普遍认为，农地流转能够改善农业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经营绩效。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开始鼓励农地向种田能手转移；2002 年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权利；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继承及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为了明晰与稳定产权并以此来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中央政府于2013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地确权政策。

无论是理论共识还是政策期许，通过农地流转来改善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性已被视为化解我国农地细碎化、小规模和低效率格局的重要策略。然而，理论与政策导向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实践的一致性响应。近年来，农业规模经营中出现的“毁约弃耕”、“种植大户跑路” 等新闻屡见报端，与土地流转的政策努力形成强烈反差。已有研究指出，农地转入户“毁约弃耕” 的重要诱因在于不断上涨的农地经营成本，尤其是大幅上涨的土地租金（全世文等，2018）。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显示，2005—2015 年我国农地流转率以年均20.53%的速度提升，明显低于同期地租年均24.60%的上升速度，虽然土地流转年均增长从2009 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但流转租金依然呈现快速上涨趋势（朱文珏和罗必良，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