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扬

摘  要：系统功能语法从孕育、诞生到成长、壮大，前后历经70余年，体系丰富庞杂，影响广泛深远。作为Halliday理论构建的前期重要成果，系统语法为整个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良好基础。以系统语法与中国的渊源和回归为切入点，围绕系统语法的“实用性”“社会性”与“选择”思想展开多维讨论，从中发现系统语法的精髓与局限。系统语法描写性较强，作为适用语言学的价值更加显著，其实用性要强于理论性。系统语法更关注生物体间的语言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物体内部的心理现实与人脑中语言生成的现实。系统语法今后的发展，需要坚持系统与功能两大基本观点。

关键词：系统语法;中国渊源;实用性;社会;选择

系统功能语法从孕育、诞生到成长、壮大，前后历经70余年，其理论体系丰富而庞杂，研究团体广泛且巨大，对汉语语言学界影响深远而持久。语法学70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系统语法、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篇语义学几个阶段[1]（P78）。作为系统功能语法的前期理论，系统语法是Halliday对Firth思想继承、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对“系统”观念一脉相承并发展到极致的成果，不仅为后来的功能语法乃至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的建构做了良好铺垫，也为整个系统功能学派在前期构建描写词汇语法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系统语法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这时Halliday发表了《“深层”语法札记》一文，在阶和范畴语法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结构”和“系统”分别代表“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系统与聚合关系相关，从而构成了语言中基本的深层关系[2]（P319）。系统语法由此从阶和范畴语法脱胎而成。系统语法与中国渊源极深，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社会联系紧密，并认为“选择”思想是理论的关键内核。本文以系统语法与中国的渊源为起点，对系统语法展开关于实用性、社会性和选择思想的多维思考，尝试发掘该理论的精华和缺陷所在， 以期对系统功能语法的发展带来些许启示。

一、系统语法与中国渊源

Halliday曾于20世纪40年代来华学习，师从北京大学的罗常培先生与岭南大学的王力先生。求学期间，陈望道、朱自清、高名凯等学者的学术观点也曾对Halliday的语言学研究和后期的理论建构产生过重要影响[3]（P9）。Halliday曾表示，王力先生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王力先生指导下，Halliday对中国方言进行了研究，而正是方言研究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语言的社会性、语法的合法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以及语言中的概率思想，在王力先生的著作中皆有所体现，这些观点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也得到呼应。可以说，王力先生等中国学者对Halliday的语言理论研究贡献很大，也正是這样的师友渊源，让我们看到了系统功能语法的中国血脉，并在其理论不断修正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具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思想内核。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为了表示范畴的区别与详细程度，Halliday引入了精密度的概念，使得对语言系统的描写更加精密入微，而当对某一项语法通过精密度不断精密描写区分到极限之后，对该系统的描写将精密到对词汇进行区别。也就是说，在语法精密到一定程度时，精密度阶和说明阶趋于一致。此时，词汇其实是最精密的语法，而语法也成为了最一般的词汇。精密度可以为我们展示词汇—语法的关系，同时也体现出Halliday习惯采用“连续体”概念来解释语言事实，而反对以两分法看待语言现象的观念。这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

其次，Halliday曾指出：“我们不需要证明一个理论是错的，而是要把它变得更好——通常是一步步的，有时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变化。”[4]（P47）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采取的是“进化的”而不是“革命的”路径[5]（P18）。Halliday本人一直坚守着Firth的“语境观”和“系统”思想，并不断对其修正、完善，而不是推倒重建，破而后立，这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动态观和进化观颇为契合。

再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Halliday的语言思想中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谦逊与包容精神。系统功能语法自诞生以来，即秉持与生成学派不同的语言观念：系统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选择的描写系统，而转换生成学派则认为语言是规定的规则系统[6]（P7），因此，生成学派通常被认为是与其针锋相对的。即使如此，Halliday也没有全盘否定转换生成学派的理性主义观点。Halliday指出，Chomsky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率先向人们显示，自然语言可以被纳入形式化的范围之中，可以把自然语言当作一个形式系统来研究[7]（P37）。Halliday从未否完全定过“对手”的理论，相反，他在肯定对方理论可取之处的同时，也尝试将它与自己的“系统”思想生发联结，展现出包容的态度和宽阔的视野。这也是系统功能语法广受学者欢迎的原因之一。

二、系统语法与实用性

系统语法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英语深层结构的认识，对整个语言学内部研究的理论探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在系统思想的观照下，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系统网络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描写，Halliday本人就绘制了数百个系统网络，这在语言学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8]（P7）。对语言系统进行大规模的描写和网络的绘制，主要是得益于系统语法的实用性，或者说是工具性。事实上，Halliday一直致力于将他的语言学理论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工具性的适用语言学。这就意味着系统语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语言活动的描写和分析中，对语言教学、作品翻译和文学赏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将系统思想与语言元功能的融合，语篇可以被抽丝剥茧，将其中的要义、态度、情感与信息提取出来。Halliday本人就曾通过及物性系统对《继承者》的及物过程进行分析，以探索小说人物对事物的认识。《功能语法导论》[9]的出版，标志着系统功能语法已进入成熟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对语言的描写从词汇语法发展到了篇章语义结构和语篇语言资源[2]（P321-322）。《孟子·公孙丑上》：“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通过对语篇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偏颇的言辞中体现的片面因素，放荡的言辞中体现的沉溺因素，邪辟的言辞中体现的狡辩因素，躲闪的言辞中体现的理屈因素[10]（P24）。通过大量的网络绘制工作，隐藏的“意义潜势”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定位，这对语言意义本身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此外，通过实体化/层次化矩阵的应用，系统语法还可以用来分析新闻语言的资源分布和信息传递重点等。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道路不仅注重探讨作为系统的语言，而且还重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事实上，对很多中国学者和英语教师来说，该理论的吸引力就在于其实用性[11]（P26）。可以说，实用性是系统功能语法在中国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系统语法虽然展现出了对语言的强大描写能力，但其主要缺陷也同样是源自于此。首先，语言是系统的系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对语言的子系统进行大量的描写。不过，语言系统数量巨大且极为复杂，即使对一个语言的系统进行再大量的描写，也仍然不能确定能否穷尽这一语言中所有的系统;同时，对任何语言子系统的描写都可能会不尽一致：子系统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以英语时态系统为例，既可以将其描写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也可以将其划分为过去时和非过去时。因此，对于语言的描写往往存在变数。另一方面，语言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有些差异还非常突出，这就导致在不同语言下同一名称的子系统大小不同、内涵有别。因此，虽然语言学家们在描写系统上有着较大的自由，但描写的差异可能会使语言研究难以达成一致。这样一来，通过系统描写来反映语言世界的运作过程将会产生很大困难，那么，系统语法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价值则会减弱。

有学者指出，想要对语言系统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描写，并掌握其动态运作模式是非常困难的[12]（P72）。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往往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长年累月的细微变化会使语言的面貌发生很大改观，此时的变化不仅表现在词汇方面，更主要的是体现于语法结构的差异。《史记》中的文法与《狂人日记》不同，《狂人日记》又和《三体》中的语言用法有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描写。但是这样的描写工作只能为语言的历时变化提供“证据”，而很难抽象出其内在机制或规律。语言本体以及相关问题一直都是语言研究的终极任务，如果对语言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无尽的描写上，那么，对于语言的观察也只能停留在共时层面，从而缺少动态变化的研究和历时视角的观照。就此而言，客观而全面地描写语言系统的动态运作模式是极其艰巨的，这一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解决这个难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还必须下很大的功夫[8]（P15）。

系统语法主张对语言进行自下而上的描写和观察，与规定性质的范式互为对立。对语言的研究，规定的只有一种，而待描写的变体却不计其数。因此，规定性的内容属于语言，描写出来的变体则属于言语，对Halliday来说这两者则没有差别。研究语言自然应重视规定的成分;而描写语言则要求我们注意不同的变体，但是个体差异不应过分夸大，否则，是不宜于语言理论的建设的。虽然系统功能语言学既是普通语言学，也是适用语言学，它是一个理论模式的两个截面，但显然它的实用性更强[5]（P18）。不过，实用性强并不代表系统语法本身的理论价值低;相反，语法学就是在应用于不同任务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也应该是语言学的整个系统理论走过的路子[13]（P6）。这里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其理论本身的实用性应如何平衡，应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

三、系统语法与社会

系统语法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4]（P7）。也就是说，语言系统应该是社会文化意义系统中极为特殊且非常重要、但又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语言与社会彼此交互，双向影响，语言系统的变化和发展受制于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发生变化，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反之亦然。如果只认为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就会忽略语言本身所具备的调节社会的能力。

以禁忌语为例，语言禁忌是一种社会心理活动，制约人们的言语行为。人们会出于对某种未知事物的畏惧或者由于某些特定场合的规约，根据当时语境作出适当的选择，将不适合的语言资源屏蔽，语言系统由此产生紧缩，即社会对语言系统产生调节作用。反过来看，当人们对事物产生厌恶或恐惧情绪时，情绪经验会内化为认知记忆，一个社会群体或民族的认知具有同构性、相似性，同一社会群体可以生成共同的认知记忆，以此形成一致的禁忌语使用规约。而当委婉语被创造出来替代禁忌语时，社会观念亦会产生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在考虑语言生成机制时，应看到语言对社会所具有的调节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系统语法所坚守的语言观更加重视社会对语言的作用，而相对忽略了语言本身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此外，Halliday特别强调语言学的社会责任，认为语言学必须是一种有社会责任的语言学。这就意味着，首先应将语言置于社会环境之中，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干预方式，以肩负起其社会责任。我们认为，无论是语言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在其内部的运作方向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但是语言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如何与上层系统产生联系和互动，Halliday似乎并没有作出充分解释或提出相关假说。

四、系统语法与“选择”思想

Halliday指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是一个语义发生系统[15]。“选择”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起着关键作用，表达意义就是在作出选择[16]。语言使用者通过语言系统表达意义，被看作是从系统网络中进行各种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语言的表意能力就来自于“选择”。“选择”概念构筑起了语言系统中纵向聚合和横向组合之间的桥梁，通过“选择”意义潜势得以产生具体的语言结构，這一过程被认为是意义的产生方式。不过，“选择”概念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主要体现在对其心理现实性的阐释不够充分，因而受到不少批评[17]、[18]。心理现实性的缺失源自对语言生成机制的忽视，也就是说，系统语法考察的范围没有包含意义资源选择的深层机制——语言的心理和认知加工过程。因此，系统语法的“选择”仅仅是人类的外部行为。

在系统功能学派内部，“选择”一直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定则，被默认为一种基础性假设或者理论的应用，因此，并未对它进行详细阐述和深入探讨，更未明确其核心地位。目前，学界对“选择”的研究亦鲜有涉足，很少关注如何对语言系统中的选择过程进行清晰描写。我们认为，在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真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观性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历史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同时，也会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19]（P8）。因此，只关注某一方面的因素而忽略另一部分因素，对语言实质的揭示必然是不全面、不客观的。语料库语言学的诞生离不开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的滋养和支持，人们可以通过语料库对自然语言进行检索和观察，对语言资源的选择趋势进行描述与阐释。比如，在语义韵研究中，就可以从频率等视角对选择现象达成相当深入的描写和概括。但系统语法对语义韵的解释只能停留在“选择”现象上，而不能深入到“选择”机制或“选择”的原因。如果尝试借助以往的语言实例进行解释，“选择”只能是规约与延续，而“选择”本身的生成以及与可观察的表征之间的界面，系统语法则很难触及。今后对语言系统运作的详细描写也许会成为可能，但是目前我们对这一过程认识不足，也不能确定系统网络这种描写方式能否为语言生成提供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系统语法主要是遵循生物体间的研究路径，但即便如此，它对选择的研究似乎也不够充分。生物体间的语言意味着单个生物体自身即为一个独立系统，系统语法可以精细描写独立系统之间的交际过程。理解是交际的目的，要达成理解便意味着交际双方的两个系统必须有形成对应关系的选择，但选择在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接收、吸取、理解、反馈等过程，系统语法似乎没有解答。也就是说，生物体间的语言研究无法全面解释语言事实。因此，还需考虑生物体内部的机制，才可能进一步接近语言本质。随着科技的发展，语言存在于人脑的事实基本上已被确定。Huth等通过实验发现，语义系统在人脑中被组织成复杂的模式，这些模式在人脑的映射上基本是一致的[20]（P453）。人脑中的不同区域显现出特定的语义场信息，相似或相联的概念信息在脑区中的储存位置基本一致，这就证明了语言与人脑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在通过“选择”进行表述时，其过程应该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系统语法未来可能还要借助神经科学的辅助来展开跨学科探索。

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将系统语法看作是普通语言学理论，其解释力和影响力似乎不如与之相对的唯理语法更易于被学界接受。从语法的角度來看，唯理语法的贡献首先是在于，它可以在已有的分类基础上逐类说明它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它是如何帮助人更好地认识世界的;其次，系统语法作为实证语法讨论具体的语法事实，因语言不同而不同，唯理语法说明语法的理，同一解释可以适用不同的语言[21]（P4）。因此，系统语法的解释力要弱于唯理语法。值得注意的是，系统功能语法现在已经延展至多个领域：教育、语言发展、理论探讨、语言类型学、文体学、翻译，甚至包括医学、法律和人工智能等[22]、[23]。它的跨学科活性主要来自于实用性，并不是所有语言学派都能够将其理论放在实践中去检验，并根据实际运用的需要有目的地去（重新）建构理论，因此，系统语法作为适用语言学的地位和实用价值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系统语法的理论价值。任何语言理论都不应该只是作为描写语言和分析语篇的工具，而应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语言的实质。系统语法本身的强实用性是一种必然，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弱理论性也是一种遗憾。当前，国内的外语研究问题意识缺席，主要表现在：1.“有问题，无理论”，研究对象大都是对事实的发现和澄清，着眼于描写而不是阐释，主要以经验和对策为研究旨归;2.“有理论装饰，无理论建构”，用理论装点门面，既没有尊重知识劳动，也无助于问题深化[24]（P2）。

还需指出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虽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它毕竟是源自西方，而西方知识范式的话语指涉不一定完全契合中国的语言、文学经验和理念，这可能会削弱对中国语言理论建设的阐释能力。因此，建构适应中国语境、具备中国特色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已开始关注生态语言学研究，尝试揭示语言结构所隐含的生态意义，考察语言如何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学者提出“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25]（P13），似乎系统语法在中国特色的研究上正在开辟新路，但生态语言学今后能否成为系统功能语法的“接班人”，仍需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系统功能语法开拓出怎样的新路径，其自身通过系统与功能的核心视角描写语言的使命都不会改变，这才是系统功能语法生命力的源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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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 on Systemic Grammar

Liu Ya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Within approximate 70 years， SFG has undergone conception， birth， and its final growth into a complex， more importantly， influential theory. As the early theory of Halliday， Systemic Grammar could be said to have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SFG.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hinese origin of SFG， attempting to discuss the limitation of S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main ideas of applicability， sociality， and choice. Applicable linguistics as it is， SG shows greater value in its applicability than it does in theory. Moreover， SG emphasizes inter-organism activity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inner-organism， the physiological reality of human mind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language generation. SFG should hold firm the original standpoints of system and function.

Key words：Systemic Grammar;Chinese origin;applicability;society;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