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体变迁三题

2021-12-09吴大平

西部学刊 2021年21期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变迁丰富多样。其诗体变迁的历史主要表现为形式之变、内容之变和风格之变。其变迁的特点主要有：一是诗体观念的成熟发展，二是对形式之美的高度关注，三是对诗体革新的全面探索。究其原因，主要是：文学自觉是其关键的理论背景，社会文化环境是其诗体变迁的重要现实条件，前代有关诗体的探索是其不可或缺的诗学渊源。作为一个文体自觉的时代，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诗歌，有助于从诗体发展的角度厘清该时期的诗歌历史，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认识。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诗体变迁;历史;特点;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26-03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在这个极为痛苦的时代，文学却在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诗歌可谓是这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样式，也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成就。而其中诗体的变迁，应该是最为显著的标志。

所谓诗体，或者说文体，也有多重内涵。童庆炳认为文体有三个层次：体裁、语体以及风格[1]。其实，诗体不仅与诗歌本身的形式有关，还与诗歌内容选择、诗人创作特色和时代精神风貌也有一定的关系。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变迁历史的考察，不仅揭示了我国诗体发展的诸多信息，同样也有利于从诗体发展的角度丰富我们对于时代、诗人以及作品的认识。

一、其体屡迁：魏晋南北朝诗体变迁的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的变迁非常活跃，情况也比较复杂。在这个时期，诗体既在形式体制上有所革新，在内容思想上也有所拓展，在诗体风格上更是发生着多样的变化。

首先是形式之变。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我国已然创造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诗学传统。在两汉，更是出现了五言乐府民歌和少见的七言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出现了短暂的复兴，曹操、嵇康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相继出现。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2]五言诗从民间走向文人案台，文人五言诗开始蓬勃发展，并成为古体诗的最重要的体制。创作于此时的《古诗十九首》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建安七子、陶渊明等成为文人五言诗创作的大纛。《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3]60正是对于这一时期五言诗创作全面发展的真实描述。七言诗虽然起源比较复杂，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体制完整成熟、文人独立创作的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便是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其后，鲍照对七言诗的写作模式、音节用韵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成熟。庾信的创作更是成为突出代表，对唐代七言诗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四声的发现和确立，对声律和用韵的讲求成为重要的诗体形式要求，于是格律诗最初的样式——“永明体”便诞生了。不仅如此，此时的文人还对诗歌声律进行了有效的探索，提出了“四声八病”等诗律理论，为近体诗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正如《新唐书·宋之问传》所言：“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4]

其次是内容之变。从思想内容上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诗体形式。由于玄学清谈的影响，玄言诗开始出现，孙绰、许询是创作者中重要的代表。游仙诗最早起源于秦汉，主要描写遨游仙境的经历。至于魏晋南北朝，完成了游仙诗体制的定型，由专门的游仙叙事，变为借游仙以抒坎壈之怀，曹植、郭璞等都是这类诗体创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许多文人纷纷逃避现实。同时由于文学自觉意识的觉醒，文人审美视野逐渐扩大，山水田园成为诗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乐园。于是，田园诗、山水诗相继出现。陶渊明寄意田园的悠然之作，以及谢灵运模山范水的雕刻之句开启了我国山水田园诗的先河。齐梁宫廷文人生活奢靡、纵情声色，纷纷关注闺房艳情。因此，文学价值不高的宫体诗也在此时成为一种特殊的诗体样式。咏史诗、政治抒情诗等都发端于前代，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左思创作的《咏史》八首，阮籍创作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分别是这两种诗体发展的重要创作成就。另外，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新变。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吴歌西曲”成为此时期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这种乐府新歌与两汉时表现人民生活、淳朴清新的乐府诗迥然有别，是一种市民经济不断发展之后的结果，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追求。《宋书·乐志》说：“吴歌西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5]550

最后是风格之变。“时运交移，质文代变。”[3]396风格流变是诗体变迁的重要内涵。随着社会局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风格有着明显的整体流变的特点。建安风骨以慷慨奇伟、积极进取为主要风格。建安文人们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并高扬建功立业的壮志理想与豪情。曹植《白马篇》就是在理想中高扬建功的热情，饶有风骨。而后由于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再加之玄风大炙，正始时期的文学则寄托遥深、词旨含蓄。正始詩人们主动逃避社会现实，喜爱清谈，在诗中多表现对名教礼法的反叛，以及人生的无奈与幻灭。阮籍的诗歌往往隐晦含蓄，便是乱世之下诗人创作的无奈选择。齐梁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声律形式之美得到进一步的关注。因此，齐梁文学的最大特点便是表现声色，讲究声律。齐梁文人极力描摹器物、艳情，在华丽的辞藻和整齐的声律下，追求一种雕琢的声色之美，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普遍崇尚。诗风的变化是与诗人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从“三曹七子”①到“竹林七贤”②，再到“竞陵八友”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群体之变正是诗风追求之变的深刻体现。而诗风的丰富变化，更是有力说明了诗体的多样流变。

二、体有万殊：魏晋南北朝诗体变迁的特点

作为诗体样式变化极为多样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变迁有一定的特点，既有其诗体变迁内部的普遍共性，也有其外部诗学环境的总体趋势，共同昭示着这一时期诗体变迁的独特价值。

一是诗体观念的成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客观上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进而促进了人的觉醒，这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文学自觉的不断深化。文学自觉有着诸多内涵，而诗歌从广义的文化中独立出来，并发展为多样的诗体观念和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诗体区分，更别说系统的诗体的著作。真正的文体观念在此时还没有形成发展起来，曹丕《典论·论文》开始关注文体特点和诗人风格，陆机《文赋》则从语言特色、语体风格、内容特点等方面深入区分各类文体。刘勰《文心雕龙》更是系统进行文体论研究，辨别各类文体特点与功能。钟嵘《诗品》注重解释诗人风格特色，进而由诗歌体貌来论述其渊源所自，判断其高下优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分为三体来讨论南齐文章，并分别指出这三体分别起源于谢灵运、傅咸和应璩、鲍照的作品。这一系列文体学著作的出现，正是这个时代诗体观念成熟发展的佐证。而诗体观念的成熟发展表现在文学实践上，自然就呈现出诗体变迁的多样与丰富。与前代相比，文学自觉下的诗体观念成熟，是这个时代诗体变迁的最为主要的特点。

二是对形式之美的高度关注。诗体的形式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诗体的语言体制、篇制规模、结构层次、声律用韵等。由于审美意识的觉醒，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广泛地关注这些诗体的形式要素。首先，大部分诗人开始主动创新诗体语言体制，从五言的学习到七言的初创，无不在说明诗人自觉地从事诗歌语体的创制。其次，此时期进行了广泛的诗体篇制规模和结构层次的探索。如五言诗从最早的篇無定制，发展到主要以八句为主。从这些规律的探索中，找出最适宜的篇制与结构。再次，对辞藻的追求，雕字琢句成为一时风气。萧子显说：“雕藻淫艳，眩倾心魄，亦尤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6]正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描述。华丽辞藻的背后就是诗人们对形式之美的自觉追求，而这种审美崇尚又深刻地影响了当时诗体的发展，成为诗体变迁中重要的因素。最后，确立“四声”，强调对偶，构建了格律诗的雏形。用韵和对偶最能体现中国诗歌的形式之美，对它们的关注与探索不仅丰富了中国诗学的审美内涵，更促进了诗体的发展，为近体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沈约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5]1779由此可见，六朝文人对诗歌形式之美的认识和追求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是对诗体之变的全面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探索是全面而深入的，不仅体现在对前代诗体风格的创新和发展，也表现为对新诗体的创造与确立。一方面，魏晋南北时期发展了前代创设的政治抒情诗、招隐诗、咏史诗、行役诗等诗体形态，并中兴了四言诗，促进了五言诗的文人化创作。另一方面，在新诗体的建构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宫体诗等诗体形态。同时，完成了独立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的创立，确立了格律诗这一全新的诗体样式，并初步开展了诗体声律的探索。这些对诗体之变的探索，既有形式的革新，也有内容的拓展，诗体变迁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此时期的诗体风格和诗人特点也是多样变化的，有其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探索的规模和程度，几乎涉及诗体流变的所有领域，是前代和后世都无法比拟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学史价值。

三、体随代变：魏晋南北朝诗体变迁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变迁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文学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有现实的环境因素，也有理论的条件，更有前代诗体探索的渊源。探讨其变迁的原因，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文学自觉促进了诗体观念的成熟。社会动荡和人生痛苦的现实体验促使魏晋文人人性意识的觉醒，从而审美意识不断强化，进而在文化领域达成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离，并具有了独立的价值。由此，使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实践得到了突破式的发展。诗体观念、诗体分类意识等在这样的理论条件下逐渐成熟，为实践领域的诗体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当然，文学自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发展和深入的时代进程。因此，此时期诗体变迁的发展也为丰富诗体理论提供了实践支撑。应该说，文学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变迁最为重要的理论背景，同时也是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发展不可或缺的视野和维度。只有在分析框架中引入文学自觉的视域，魏晋南北朝的诗体变迁才更能体现其独特意义与价值。

其次，社会文化环境是其重要的现实因素。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诗体变迁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到诗体的革新之中。建安时期，汉室倾颓，为了结束乱世，时世英雄相继崛起。积极进取、昂扬向上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崇尚。所以，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就产生了慷慨奇伟的建安文学。刘勰这样论述这一时代之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3]404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文人纷纷崇尚清谈。由此，玄谈的相关内容进入诗歌创作，玄言诗便由此产生。随着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受其影响和启发，文人们不仅发现了“四声”，同时还由此将诸多佛教词语与思想引入诗歌创作，格律诗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的黑暗，促使许多文人逃离现实，隐居山水田园，并在其中发现了山水田园之美，由此开始创作山水诗和田园诗。陶渊明正是在隐居之后，深情描绘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才有那么多优秀的田园诗作。总之，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变迁非常重要的现实因素、内容源泉和外在动力。

最后，前代的诗体探索是重要的诗学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变迁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其前代的诗体探索的基础上开始的。五言乐府民歌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五言诗和“吴歌西曲”等乐府新歌的重要渊源。七言诗虽然起源多样，既有说起源于诗骚楚辞，也有说起源“委巷歌谣”，更有说起源于《柏梁联句》。但无论如何，前代的楚辞体和汉赋后的附诗是其成为独立的文人诗体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游仙诗早在秦汉时就已经产生，但只是叙述游仙访道之事，而魏晋南北朝诗人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借游仙以抒怀。另外，诗体观念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全面的成熟，但是在之前孔子就曾有关诗的本体论和功能论的相关论述。应该说，正是由于前代在诗体探索上所提供的丰富的诗学资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体变迁才如此全面而深入。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体变迁的历史是丰富多样的，其本质是文学自觉下的文体探索。这种变迁深受先秦以来的诗体实践的影响，同时也为隋唐以后近体诗的辉煌，乃至其他诗体的多样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一个文体自觉的时代，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诗歌，有助于从诗体发展的角度厘清该时期的诗歌历史，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认识。

注释：

①三曹七子：曹操、曹丕、曹植，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②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③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8-10.

[2]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103.

[3] 刘勰.文心雕龙今译[M].杨世民，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51.

[5]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60.

作者简介：吴大平（1988—），男，汉族，湖南平江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