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彦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杜甫因所处时代环境和人生境遇，形成独到的“沉郁顿挫”风格。君臣、家国、战乱、民生等宏大的现实主题，在杜诗中得到了最大体现。从社稷苍生的纲常序乱到细致入微的个人生命抒怀都在杜诗中得到和谐地兼顾。杜诗的“沉郁”风格实则包涵了思想情感、创作题材、审美意境等内容，既包含社会、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遭遇和生命体验。杜甫生于“奉儒守官”官僚世家，笃信儒教，在初唐儒家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到的“沉郁顿挫”诗风。

一、初盛唐的儒学社会背境促成“沉郁”情感基调的形成

初唐吸取了两晋及隋代重文轻儒的历史教训，看到了国家治理中儒教的重要价值。在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制定了重儒、崇道、尊佛三教并行的国家政策，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儒家的君臣之道、民本思想、礼法并治等这些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策略，最终决定了重儒居于首位。唐太宗以重儒来确立和构建国家治理的主体和秩序，使儒学在唐初得到了大力发展。魏征在《隋书·经籍志绪论》中说：“夫经籍也者，……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1]《儒林传序》中载：“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2]唐代虽称三教并重，但初唐高祖、太宗两朝更重视儒学。唐初除官定《五经正义》外，还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杨世勋注《春秋谷梁传疏》、贾公彦注《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等，这些儒家的经典教材，为科举考试规范儒家基本经义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