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与人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可见其著《史记》有大雄心、大理想。汉武帝时期是一个富裕而豪迈的时代，此时，国家“蓄积岁增，户口寝息”，而《史记》也是从这繁华盛世中诞生。但司马迁本人的经历却实非容易。武帝登位，大力推行制度改革，对人才极度重视，为此“群士慕响，异人并出”，这是一个群雄争辉的时代，因而司马迁内心渴慕英雄，向往兴功造业，但不想遭李陵之祸，受宫刑凌辱。他一度想过自裁，却不舍心中丘壑，所以《史记》又是司马迁的人格寄托与精神向往。司马迁对屈原的感情是深厚的，屈原是司马迁心中最理想的英雄之一，也是自身的意念化身。

一、司马迁写作的悲剧英雄人物情结

失意时候压抑的欲望，是作家不断做“白日梦”的动力。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那些很难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会不断的发出诉求。幻想的动力是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对一个愿望的满足，是对未满足的现实的补偿。同样的这番理论放在司马迁身上，揭示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情结。他深切感受到“李陵之祸”所带来的痛苦与及对他撰写《史记》带来的影响。他的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这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這些人生经历造就了司马迁最初的悲剧情结，这种悲剧情结伴随着司马迁的写作而深深地隐藏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