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深入认识传播技术革新和传播理论阈限呈现的巨大思想张力基础上，经历了跨文化传播思想史语境前置、实践问题语境错置和全球传播实践主体空置的尴尬之后，全面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探索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成为一个目前隐而未发但迟早要发的问题。笔者不揣鄙陋，对既往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批判，对这个领域的认知无奈和实践沼泽进行了深描，对跨文化传播领域理论性变迁和学科自觉做了探索性建构，进而从叙事重建的视角呼吁是时候开启跨文化传播学建设，商榷于领域方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学 国际传播 语境 叙事 重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06-10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01

一、问题意识和研究缘起

人是文化边界的凝结体。所以，任何视角下的跨文化行为均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为始终。由此，个体与家庭、学校、教会、机构、组织、地区、国家等社会空间单位的耦合和互动，衍生出人的集合（群体）性互动，带有个体的特质但又超越个体生成了一般主体特性。进而，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交流，除考虑个体特质因素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变量，如空间、时间（历史、朝代）、权力（技术、资本、政治）、文化（语言、种族、习俗、宗教等）等构筑的文化边界。

迄今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大体上是上述个体、组织、国家/地区三个主体性维度视角上，综合考虑多元变量要素基础上个体/主体跨越文化边界的行为实践与理论思考。具体到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朝向某种思潮或者理论的过程中，还需考虑几个超级变量：研究主体——谁来研究和谁跨越谁;问题意识——谁的问题以及研究范式决定了问题解决朝向的方向;技术/通道——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任何研究范式下，信息在不同文化边界间的运动都涉及一个共同的均质性问题，就是信息传播技术和通道状态。

如对于传播问题的认识决定了跨文化多学科维度中共同的词根——communication翻译的角度，也决定了其背后理论原点的落点。如果将原点落在语言学和教育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与实践;将原点落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交流的理论与实践;将原点落在新闻学和传播学，形成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同学科维度代表（或呈现出）不同研究范式的侧重点，形成比较、民族志/种族志和哲学三大范式。

超越学科视野，将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置放到全球和國际关系视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过程和结果也需要敏感地意识到其自身的“五W”：第一，主体（who，for whom）——谁跨越谁，谁针对谁建构的理论;第二，时间（when）——什么时候/时代背景下建构以及理论时间有效性问题;第三，内核（what）——任何人谈及的跨文化传播（交际、交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形成什么研究和实践框架;第四，适用地区（where）——这个思潮或者理论从哪里衍生出来，又能适用于什么地区，理论的空间适配性问题;第五，原因（why）——为什么会在上述特定的“五W”语境下诞生这样/那样的跨文化理论，为什么他者的理论可以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在全球语境化传播，为什么特定理论已经失去理论解释力，而实践指导力依然被特定主体援用，理论作为实践经验和问题意识的概要与提升由特定主体假以时日生成的过程，为什么被统一到特定的理论生成机制（话语）下甚或需要加大精神药剂（理论自信）才可以复苏。

还有专业之上的视野，就是超越学科，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别的人文视角。理论上，似乎有理由、有信心在任何一个阶段和节点上面向任何主体说：跨文化传播（交际、交流、交往）就是信息借由多元化渠道（媒介）在全球跨越边界的流动行为。只是上述这些“五W”要素，原本应然性、自发性促进信息流动和理论提升的要素，本可以无目的而愉快地奔向一个近乎美学的客观行为（结果）——文化对话、文化和谐共处。但事实上，这一跨文化传播哲学或者美学目标，缘何被搁置、规制、分裂、随意援用而又随手抛弃，致使跨文化传播研究（学）像个孤儿一样飘荡在语言学、教育学、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哲学等学科的边界，似是而非地被述说，若有若无地被建构。是否需要一种勇敢的行为点破跨文化传播这种存在状态，为进一步的理论提升（进行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建设）和实践导引化作碎石委身铺地，以期涅槃重生？

二、既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化批判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和传播格局，综合实力拉开差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界定产生某种程度的话语张力，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需要在反思历史、反思话语、反思知识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的基础上重树历史观，进而指导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如中国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一定程度，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何与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老朋友求同存异，增加共性，消解西方媒体嵌入的文化认同压力和张力，演变成跨文化传播的重大理论方向。中国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上是否能够有文化自觉，深刻认识并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实践障碍归约到认知层面的自我问题，是否深刻批判殖民主义导致认知层面的文化前置，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共同经历的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同这些国家一起批判殖民主义非人性的历史，变得无比重要。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成功源于思想和理论上的深度批判，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方可部分消解历史语境的“毒性”，规避观点和实践的错置，规避语境搁置带来的传播指导思想混乱，规避语境悬置带来的国际传播方向走偏，规避语境前置带来的新的奴役和发展道路方向的原地打转，为重建传播格局和重塑话语做出探索。

1.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认知无奈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作者彼得斯认为，“交流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产生的接触”，[1]其落脚点是接触，包括肢体、语言和思想衍生的符号，通过人际、组织、国别/地区范畴实现。彼得斯将交流界定在接触的层面而没有说是交融、交汇或共同体，表现了他对于交流/传播的消极认知侧面，一如其英文标题——Speak To The Air，翻译为“对空言说”或者“交流的无奈”都很恰切地再现了作者的意思。

这是一种从思想和认知层面对交流或传播的界定。有这样思想的人群不在少数。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如果再在交流/传播这个术语前面加上特定的修饰语，如国际，变成国际传播，将传播的主体从“两颗脑袋”扩展到两个国家/地区N“多个脑袋”间的借助符号产生的接触，其“交流的无奈”更趋强烈甚至有可能是不可能的。于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在国际传播领域看到这样的景观：大家都努力地谈论着彼此，这在实践层面是好操作的。从传播者的角度来说，有这样一个假设前提的逻辑链条：第一，谈论彼此之前在谈论方式和内容设计上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目标受众会去收看收听;第二，有关内容传送渠道和终端是自由、开放和对等①的;第三，再进一步的假设和前提是，目标受众会相对客观地收听收看（而非带着刻板印象以及预设前提来收听收看）;第四，更进一步的理想假设和前提是，国际目标受众对内容感兴趣，在第一时间和第一落点都达到传播者的预期而没有时延。

但任何对于传播和传播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上述四个逻辑假设和前提是理论层面的理想状态，当传播术语前面添加了国际变成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复杂、内容的包罗万象、传播渠道的政策规定和经济阈限以及信息传播基础结构发展的不对称、历史和政治因素导致的认知障碍与文化边界，再加上政治和军事等复杂要素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波诡云谲，都最大限度地放大了传播的“对空言说”特点，使得国际传播宏观的、一般性的、具象化的呈现仅是相互谈论层面的简单实践。

但国际传播主体可尝试就某一现象朝向某个主体群进行传播，类似“国际喊话”，也就是传播行为是在特定的传播设计指导下，要说给某个特定主体群听，并期待某种效果——目前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效果导向，基本上就是在后者的层面上。无论是经济上的投入还是人力聚焦都自然而然地迫使单纯意义上的交流/传播随意性空间不断后退，通过计算来衡量传播效果的行为不断前进——通过计算“揪出”最核心的传播对象（战略传播），以最小的投入期冀最大的产出。这个精准传播效果导向的陷阱是以态度转变和行为发生（期待性行为）为目标灌注到认知填充行为的。也就是说，talk about others类似撒传单，如果能够，当且仅当某个传播行为被受众接受进入其信息储备甚至是认知空间，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了。但talk to others不仅仅需要改变信息储备、认知空间，还要在态度上有所转变，在行为上有所动作或不动作。①

即便是talk to others也有不同的操作，如大众模式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人际模式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国际传播模式从大众传播转向小众或者分众的战略传播，其本质转向是目标受众设定转向关键舆论领袖，是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折中模式，本质上还是国际传播的思路和模式，但受众收缩聚焦，只能算是国际传播范式的更新和延伸，亟须调整的是从思路和模式上引入跨文化传播，一国一策，一族一策，一群一策，甚至一人一策。本质差别就在于对leaders的认知，因为文化他者有两种，一种是均质文化背景下的另外一个你/我，是小写的other;另一种是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他者，是大写的Other。均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信息编码、解码的过程是相对开放的，文化的边界是相对清晰可辨的，传播语境是相对浅淡的，由此带来信息传递的折扣是较低的。而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上述三个方面几乎都是反的，带来的结果是，如果用均质文化背景下朝向另外一個你/我（邻居）的方式，面对无论是肤色、语言、国籍、历史都与你/我迥异的主体，传播的效果研究可能就不仅仅是在信息传递折扣多少这样一个层面上，而是需要增加对于传播效果观测的立体层次②和视阈象限③——这让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到，国际传播的宏观无奈对应的是国际传播的深水区，也可能是跨文化传播的精细活，是跨文化传播的真正工作区。

2.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践沼泽

（1）跨文化传播实践语境搁置反映认知层面价值沼泽。将国际传播整体的理论语境搁置，兑换为理论上的无视，或者不能看见，或者决定不看，或者折中公允姑且认为它的存在至多是和我们要做的和所想的是平行的，会因为跨文化他者意识的阙如将国际传播实践导向意识沼泽。如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的理念，我们基本是无视的，或者说是不认可的，在中国的范围内，新闻观秉承的是列宁提出的“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定位，新闻是启蒙、教育、引导。历史地看，党派和利益为导向的平衡与公众、利益和未来为导向的平衡，势必带来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设计。在前者基础上，新闻和新闻业被宏观树立为政权话语权旁的监督者角色，避免政权话语权领导者决策失误或导向失误，波及在野主体的利益;中观层面设立了迄今为止人们听到看到和正在讲授的新闻专业主义及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建构的学理合法性占据了新闻传播领域的道德高地，至于微观层面的新闻传播实践，则演变成了传播战略，包括“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背后无论是政治资本，还是金融资本、能源资本如何操控，引导国内和国际舆论，就演变成个案研究，似乎与此前鼎立的新闻价值观集体隐退价值无涉了。从学理层面来说，对于这种两张皮和双标行为，如果客观地多一些他者意识，就可以相对清晰地显现背后的逻辑。其实，负面新闻理念和正面引导新闻理念，本质上是新闻认知的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类似一个硬币的两面，任何将其理论张力放大到本质性矛盾的过程都可能演变为一种传播的政治，[2]具有临时性和话语暴力。无法正确看待“他者”也就无法恰切放置“我者”。出现“我者”与“他者”的张力大到两极分化甚或对立，事件和事件的传播实践和话语之间的张力就会加大，反过来会将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话语悬空（高蹈踩空）甚至异化，这是当前提出某种超越一般主体价值观之上的价值观高地话语实践过程中需要警醒的话语和话语实践的张力冲突。

（2）跨文化传播认知语境错置导致实践层面经验平移。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历史上的问题意识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认为别人曾经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将绕不过，进而套用他者的理论和比照自我问题。具体个案背景下文化他者经验平移行为本身是一种默认，引发传播过程中传播资源大量投入，结果导致“大力无着”的失落感和传播话语“弦断无人听”的失语感也是自然。引进的国际传播理论和跨文化传播思想，基本上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实践，从主体视角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与殖民时期的宗主国结构基本重合的，他们在殖民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中一直都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无论话语和修辞如何更新，他们对于世界控制体制机制的延续事实是无可辩驳的。那么，既有的传媒秩序的延续和在中国的延伸，与中国在向世界说明有关中国的文化事实的时候，与这个旧有的秩序如何调和，有没有可能调和，中国的国际传播从哪里出发，走向哪里，都需要从宏观层面定位和重新建构，如果过于聚焦在策略和能力建设等微观层面，有可能南辕北辙。事实上，也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深刻反思这样的问题：对于殖民主义建构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全球传播格局不进行深入全面持续的批判，对于基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新殖民）的传播制度设计没有进行全面深入持续的批判，对于文化他者微观层面传播结构和操作手法的学习和观摩，把他者经验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和路径简单移植过来，都是语境错置、经验平移的风险性行为——就像没有验校血型就开始输血，没有做皮试就开始静脉输送青霉素。这样的话语实质和实践结果不仅仅是默认既有的世界传媒秩序和国际传播宏观格局。因为，任何悬置宏观语境和历史，只对中观理论进行诠释和学习，似乎都不由自主地衍生出认同和承继，对既有物理秩序的维护，实现历史文化和心理秩序的延伸，进而加大那些新兴国家宏观层面的文化冲突，并在文化心理上加剧异化的风险。一个直接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移居中国、[3]进入中国的课堂，是向他们讲授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还是按照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标准，进行某种多元文化主义范式的教育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观念没有问题，是用西方新闻观来讲，还是用中国新闻观来讲;在将中国故事编织进入世界故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价值观的统一性，即处理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手法和处置发生在中国的新闻实践的手法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3）跨文化传播认知语境前置导致实践层面主体空置。语境悬置或者搁置的直接结果，是将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主体性空置，而将他者文化经验经典化和前置化美化处理。无论是在教科书，还是在相关政策话语层面，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前现代、现代、现代化的时间轴，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的二元对立分野，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置放到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差别判断序列，自觉不自觉地将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绑定叙事等，都属于一种将他者文化经验经典化、认知前置化过程，进而将文化我者的主体性空置的显现和结果。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在文化层面衍生出对本土文化创新和文化自觉的前摄抑制（后摄抑制），①进而波及文化我者的文化生产和文化记忆机制，出现文化交往的副产品——文化自卑不可抑制地集体泛滥，具体到每个个体，对于被经典化的文化没有做任何温馨提醒和有效的跨文化培训时，任何一次个体跨文化交际经验几乎都可以视为一种跨文化冒险——如学者所概括的，“我与活动、物体、地方、观点、任务、情绪等种种‘他者的每一次相遇，于我的视域而言都是一次冒险”，之所以用类似耸人听闻的术语——冒险，是因为借由历史和政治传播深深嵌入交际主体的刻板印象中，存在一种文化高低贵贱标准的前置效应;同时，个体视域下跨文化素养上的积累差异和全球范围内跨文化素养均势/平衡根本就无法期待，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大大加剧了文化个体彼此相遇时的文化震荡烈度和冲突的风险。如今，这样的冒险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尤其是旅游和社交媒体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经济增长以后国人大规模出境游带来诸多的文化冲突事件，似乎可以找到理解的端口了。

三、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变迁与学科自觉的开启

跨文化传播，从微观、宏观和中观三个层面上来看，全球性的研究与实践积累的丰富内涵和广阔外延都明示了研究视角的深度变迁轨迹。

从微观层面回归个体出生和发展的客观生态。跨文化传播是伴随着人类诞生就开始存在的——每个个体都带着与他人迥异的遗传密码来到这个世界，在不同的家庭、社区、学校、教会等初级群体的综合作用，[4]个体特征（生理/心理）、集体记忆、时代进程和空间文化在个体主体性凝塑方面发挥着同构作用，这些要素和过程在与其他个体②交往过程中的分别呈现、梯次呈现和交替呈现，即可视为某种微观层面的跨文化。

从宏观层面重置文化定义和文化生态。个体用复数性群体和超验性主体的视野来观照，空间用历史、认知和物理（国家/地区）等多维层面来观照，话语用超乎一般句子/句群之上的文化话语来观照。在宏观层面的一个明显变化，在汉语语境下，研究者一般倾向于用交流取代人际互动性的交际术语;同时，在宏观层面谈跨文化时的“文化”定义，也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初所定义的诸多类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行为习惯③的总和的简单物理性并置的观察视角，转变为这些主体行为和价值观化合作用层面，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视角由此注入文化定义，进而将跨文化传播领域生成过程复杂化，构成跨文化传播的“五W”要素彼此之间连接逻辑进一步语境化。

从中观层面隐现大传播视角下一般信息和媒介视角理论探索。融汇个体跨文化交际经验和宏观跨文化交流思想维度，基于但不局限于偶发个体和特定主体性视角理论和知识，将观察视角超脱主体性建构过程和结果的文化边界阈限，用超验性主体概念、一般性媒介和信息视角重新建构相对客观的文化传播，“平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5]可从信息传播视角重新发现和建构跨文化传播领域。所谓一般性媒介和信息视角，首先需要突破的是特殊性媒介和信息概念，如大众传播媒体和经过编辑的信息，就是特殊性媒体和特殊性信息;突破更大程度上是人文意义上的，意思是保留这些社会属性，同时需要关注信息的一般性，如人际交往手机短信，以及需要机器辅助才可以发现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数据，此外，还有诸如博物馆信息的传播——媒体的信息传播总体特征是偶然性并置以及动态传播性的，区别于此，博物馆的知识呈现是一种必然性并置和静态传播，将信息用多元传播媒介必然性并置且持续存在的静止性传播，亟须超越大众媒体传播信息规律，更需一种历史性和超验性视角来组织这些信息，方可在可以被反复推敲的前提下践行这些信息的传播功能，这些都需要在大传播的视角下纳入跨文化传播研究范畴。

从信息传播和媒体视角建构的跨文化传播，是对于微观和宏观视角研究跨文化的重新审视，其学理合法性建构在某种区隔性——区别于个体和教育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区别于利益主体和政治国际关系视角下的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研究借由媒体和媒介重塑其自身的思想史脉络和理论视角。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从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时代，到社交媒体的“群众传播”[6]时代，借由媒介/渠道的特性，似乎开启、呈现了一个对既往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以及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立体重构的过程。

传播学视角下的受众概念，既是作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具有领域特色的核心概念，也是有效补充进入比较文学和跨文化领域的读者概念;政治学领域的 “市民”“大众/民众”“公民”“人民”等概念对这些传统概念进行深度重构。同时，受众概念经历自身的演变——读者、观众、阅听人、受众、用户、集内容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产消者。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众”（选民）的养成/界定，包括文学文化领域读者内容战略投放、群体的分布，与特定媒体的选择和内容生产、受众消费偏好深度共谋。由此，作为跨文化研究对象的文化他者已随着媒体和传播技术的演进“悄然长成”，“女大十八变”，回过头来在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研究呈现出强大的主体性在场，建构了媒体/媒介视角下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的全息主体合法性。

从社会主体生态整体来看，基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变迁，不同国别、种族和地区的主体生存形态增加了一個媒介化生存或数字化生存的叙事，形成新兴话语范式。不管你愿意与否，媒介就存在于你的五官旁边，触手可及;不管你意识到与否，你口中发出的话语几乎无一例外地源于各种媒介，包括你站立在去媒介化的立场为自己辩护的所有修辞，也无法从媒介海洋游离，因为你对面的听众耳朵的辨识和理解能力已经媒介化，除非你放弃任何辩论。迥异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黑格尔曾将媒体衍生出一些被纳入艺术门类产品的出现视作“艺术的终结”，在“诗与远方”的巨大张力下，信息传播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解构掉“诗”与“诗性”生存生态，在多大程度上将个体五官的频道调整到媒体和媒介，就在多大程度上建构着某种被远方裹挟着的新话语、新生态，这就意味着跨文化的研究，已非以往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流研究将媒介及其内容视作语境/环境的视角，媒介话语已具有了跨文化研究的主体合法性，架构着跨文化传播理论新话语。这种新话语的传播生态基本特征是，建基于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快捷、高效和高速，但却在这些技术朝向基本全球化普及的基础上超越技术的阈限，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充分偶然性并置，由之最大限度地消解内容自身以及话语设置的文化边界——局部和相对暂停的时点上，这些边界以及对边界探寻的努力还依然存在，如在课堂上，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内容的讲解以及反复温习，还是会深刻奠基和延续文化的边界意识，但从宏观整体来看，从信息在全球的流动来看，这样的边界意识的认知空间被无限压缩，更多地被新信息和新知识无穷无尽、无时不在地覆盖，进而推动学界思考，既往的边界和结构意识该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重构有关边界和结构的意识形态，值得探究。

从内容视角来看，基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无论是从形式、风格还是内容、内容修辞呈现方式上，都最大限度地向媒体属性妥协，无论是微博限定的140个字上限，还是短视频留住眼球的前10秒规律建构的内在传播逻辑，以及微信单条语音发送59秒的上限时间，其他还有社交媒体上的“沙发”、点赞、即时互动对于内容生产的“倒摄抑制”①、基于不同国别传播政策导致传播内容在全球的“外溢”“倒灌”等现象，都事实性重构了全球内容生态。换句话说，如果还有谁在说他/她的内容生产完全不考虑媒体形式、渠道和规制，完全忽视媒介化生存对内容生产“空气”和“水”的集约管理、精细管理，那么，在媒体和传播学者看来都可以归入“大言不惭”的范畴。从媒体视角看国别和地区的跨文化交流，就需要在以往的内容设计之初纳入传播属性和传播规律，考虑字詞的媒体适配性（如“给力”这样一个网络术语被主流媒体采用），考虑内容与传播语境的适配性（如针对不同平台属性的内容调整），考虑内容与文化语境的传播适配性（如针对不同国别/地区历史记忆和文化禁忌的精准传播），这些从形式上似乎都是对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交流研究的一种有效补充，但旧袋装不下新酒，新酒还需要一个新袋子，也就是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从文化视角来看，“二战”结束至今，信息技术、跨国资本和国际政治共同建构了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但引起全球生态同频共振的核心变量还是文化，文化决定了国际传播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而基于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文化变迁从以前国际传播窄幅波动演变到当前发生着量变到质变的巨幅转型。信息传播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传统媒体作为“二战”后国际传播的传统舞台，被视为传统外交的延伸，即媒介外交或文化外交聚焦表层政治结构和利益焦点形成国际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研究聚焦信息传播新技术和文化内涵，其所诱发的国内文化价值形态巨幅变迁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深度变迁，在以往政治结构、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深入融汇传播过程性结构和文化深层结构的研究，尝试探讨传播过程性规律对于文化深层结构所进行的“水滴石穿”式影响，探讨文化窄幅/巨幅转型对于传播主体和过程的“风化”式影响。[7]

从政治视角来看，传播参与国内和国际治理，传播制度与政治制度并列进入治理核心体系。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联合国宪章》奠定国与国的关系模式和世界格局，时间已经证明了一个道理，即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决定了文化思想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文化思想又绝非单纯的“诗与远方”，它又是与特定的资本和利益主体深度媾和形成深层文化结构，并由之在经济政策、政治原则、社会生态上衍生出相对应的制度安排，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还增加了传播制度安排这样一个重大而又涵盖性、引领性比较强的视角。近百年来全球传播格局的博弈也证明了传播领域的基本道理，即法国学者贝尔纳·瓦耶纳所说的“新闻是政治的延伸，是经济的附属品”，“凡是有诚意的人都不会否认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应当指出，同其他任何领域相比，有秩序的新闻更需要从本国做起”。[8]于是，基于新闻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在全球的流动，所谓国际传播就借助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等，通过持续信息提供机制、特定修辞范式、话语和叙事模式建构和不断强化着“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模式和格局。与之形成镜像的，正是国际传播对面那些话语的客体（受体）——文化自卑、政治混乱、经济失衡、社会失序，其成为现代化文明的黑色底片，刺激着所有跨文化传播学术思考者。

四、跨文化传播学建设：叙事重建的机遇、基础与路径

百多年来的国际传播视角旁边，有无一种看待和处置国际问题的新视角？新兴国家崛起后基于特定的全球性文化抱负而不得不援用千疮百孔的、已经演变成一个特定称谓的国际传播理论，与其如此无奈，有秩序的国际、有思想的文化可能更需要从本国做起，从跨文化传播尝试推进。中国特定的发展历史和实践是否可以再明证一个道理，某种超越国际传播视角，从跨文化传播的、相对客观的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否可以化解这样的历史性尴尬，为世界提供某种审慎客观的替代方案（视角）？

1. 信息传播技术革命为重置传播本身信用和跨文化传播信用结构创造了历史性机遇

从政治和利益主体来看，信息传播技术的变迁和广泛应用，已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愈加有效的可控性被全球价值主体所青睐。传播学诞生，不客气地说，完全得益于电报、电缆以及在无线电技术基础上诞生的广播和电视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从两次世界大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宣传/军方经验演变成现在全球课堂传授的传播理论;从冷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信息跨越国家和地区、文化的边界进行超越传统外交的媒介外交、文化外交经验到现在传播学理论分支的国际传播理论，后者甚至已对前者全覆盖。换句话说，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理论已充分媾和，从以往服务于战争状态到服务于特定国家内部的利益诉求，再到服从于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抱负/野心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的距离，传播的叙事重构功能被流于字面和形式地看待、理解和使用。

从大历史观来看，媒体之成为今天的媒体，传播之成为今天的传播，本身是在特定的技术原点支撑下，在上述理论诞生的思想原点基础上，假以时日，辅之以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广泛深入修辞运动的结果，是被建构起来的所谓媒体和传播领域信用。如今，特定的技术原点发生数字化转型和革命性更新，上述这一系列的修辞运动生态也发生转型，那么，媒体和媒介在全球范围内的信用建构和发挥作用过程势必面临重建。

媒体和媒介信用的建构，形式上类似银行商业信用建构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一家银行诞生，个体愿意把自己辛劳所得的收入存入这家银行的前提，就是这家银行有信用保证，随时存也可以随时取，破产的风险非常小。而一个读者愿意把他一天中有限的获取信息的时间投入给一家媒体，前提是这家媒体此前持续且客观地传递了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读者对世界和自我语境认知的不确定性，甚至不仅仅是信息劳动搬运做得好，而且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看待世界的视角，实现了从某种简单的信息消费到深刻的价值认同的惊险跳跃。

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读者愿意消费你的信息，这是所有媒体机构获得信用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个条件，价值认同和从观点到认知到行动的链条无所依托。其次才是持续和稳定地使曝光于你的信息流聆听和领会你的观点，乃至践行。如果说传统媒体成就了美国甚至西方的信息传播结构并建构了全球话语权，那么基于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领域在技术层面的突破，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传播局限于媒体领域的潜能，而以大传播的视野开始在媒介平台甚至商业平台上发挥信息提供和文化生产功能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信用结构，在技术支撑下发生联动效应，信息新技术释放的无边界传播潜能攻克文化边界壁垒，甚至绕过文化边界壁垒，用巨量信息和无边界传播颠覆既往借由传播建构的文化信用认知体系，为新兴国家进入传播领域提供端口，为新兴国家重构文化传播信用提供平台和机遇。对于这样来自实践领域的巨大机遇不可不知，不可不想。

2. 學科自觉：跨文化传播学有必要思考如何成为看待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有用视角

传播的基础结构带来传播流程和内在支撑信用结构巨幅变革，从而带来跨文化传播领域学科重构的自觉意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学和国际传播学，迄今为止要么是社会学的分支，要么是政治学的属下。即便是基于信息传播新技术带来传播领域主体性的高扬，但信息传播规律和国际传播实践总体来看还是既往社会治理半径和手臂的延伸，是政治利益主体的跨边界实践，依附和仆从的地位明显。

但是，诞生传播学理论和国际传播理论的表层国际社会结构已经转型，信息传播新技术已过程性地重构了国际政治深层结构，新的主体、新的议程、新的路径、新的空间观和时间观正在逐步形成，新的实践已经最大限度地呼啸着把霍尔那一代人的理论压缩到奠基的基本属性而非跨文化传播理论全部内涵和框架。这就意味着，既往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曾经被视为国际传播领域的有效补充的地位，已需要重新看待——综合了社会学、文化研究、传播学以及新型信息传播新技术之后，跨文化传播拓展了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延伸了观察的纵深，增益了治理和管控的效果，正在演变成看待和解决传播问题、看待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一种历史新视角，或可用跨文化传播学来冠名也不为过。

也就是说，从思想史脉络来梳理的结果是：文化蒙昧时期的人类利用手中不断升级的器具从敬畏自然、利用自然逐步演化到滥用自然——今天，《巴黎协定》见证了人类的集体反思和共识自觉，也就是新的自然观正在孵化;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观察和提炼从文明的“文化化”——将特定国家在物质文明层面的历史成功话语性提到价值观层面并借由国际传播关联到学理合法性，文化这个原本代表人与动物区别的显性标志，被用到了区隔不同的人群——文化的优劣观导致文化的冲突化，文化进而被滥用，这一切开始被认真反思和批判。文明相互借鉴、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视野为中国、印度和其他走向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探索新时代、新语境下介入、从事和建构符合各自国情和世界生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和理论提供了历史新舞台和新框架。同时，介入全球传播生态，希冀通过新兴媒介下的跨文化传播为世界所了解、所理解的过程，也已通过诸多事实证伪了那个假设——“照直走，转弯处就是美国”的道理路径。那么，今天的你我，涛声依旧，如何不重复昨天的故事，不重复经验、理论和思想的“旧船票”，利用新机遇，开启新思考，以新兴主体精神打造“理想的客船”，这样的问题意识像游魂一样，目前就飘荡在世界的上空——这是一个近乎灵魂拷问的问题，绝非一篇文章所能覆盖，但却期待这样的呼唤能启发更多的人尝试探索人类文化间传播的思想史演进脉络，勾勒出“旧船票”之旧，进而朝向“理想的客船”进行理论上的全新探索。

3. 当前有效的可行性路径是文化解放、文化更新基础上的叙事重建

从人出生就被置放到一个基于血缘和社会关系双重路径的叙事海洋之中，每个个体也是在历史和现实形成的叙事框架下被叙事、接着叙事、创新叙事或重新叙事的，社会稳定限定的领域和结构由此形成。个体在叙事中成为某种主体或集体的一员，借由信息提供和知识传播延续历史叙事记忆，于是我们有了制度、规范、义务/责任等基本叙事概念和范畴。同时，从跨主体、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有了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文明—野蛮、自由—专权等国际叙事框架。就像是个体经验所呈现的，在一个团队中如何发现并沿着团队认可的规范来行事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安全感、认同感和利益最大化。同理，在全球交往经验中，国际叙事框架也发挥着规约国际主体的功能——在特定事件面前发声的关键词的选择、内容的选择、语气语调与哪些主体带节奏，既有着国际传播政治正确的形式，也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质，由此形成了跨文化传播叙事结构。

但是，任何叙事都是阻止叙事。一个新入职的个体面临着新岗位挑战，具体的工作似乎可以通过学习而克服，但横亘在他和群体（包括同事和社会）之间的话语叙事似乎不是一时半会儿或通过学习可以获得，还需要诸多的个体体验，也就是说自己亲自下河才知道深浅，不断跌倒才知道如何站立和体会站立的意义，经过这诸多的体悟之后才可以领悟所谓个体叙事与社会标准叙事之间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个借助某种力学过程阻止个体叙事、延续社会叙事的过程。对于一个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主体来说，殖民历史是需要深度批判的，而批判的重点就在于文化自卑、文化高下之分的机制性生产历史。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强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伟大，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在认知层面的解放，有效规避文化自信之后自我伟大化。从外围祛除导致今天这样的文化状态的篱笆和压力的同时，还要将一种文化自我升级的认识机制灌注到跨文化传播研究和实践的过程。

力学视野下的平衡点和相互制衡过程，体现在社会力学中，就是通过教育、传播等信息传递过程，逐步被建构、传递和传承下去的某种集体记忆、某种标准规范。从表象上来看，它代表着某种合理性或者合法性标准——出席集体活动无论是正装、商务套装，还是便装，这些修辞和术语背后本身就是确保一个人的言行符合标准，不被人歧视和议论，不被视为异端他者的基本逻辑和准则。①假以时日，这些逻辑就演化成一种社会力学的隐形准则而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一旦个体体悟到这个隐性准则，熟练运用而获致个人目的的时候，他/她就已经将社会叙事进行了最简单的分层，即标准叙事和非标准叙事。标准叙事是一种平均叙事，是大众传播理论诞生的平均人假设的现实版。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从社会中找到一个平均人，但却可以通过一群人叙事的平均性中折射平均人的影儿并为其画像。而在什么样的语境下采用什么样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本身就折射着文化的边界，折射出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影儿。

結语

跨文化传播的重新叙事，是一种文化力学理论，可以称为文化物理学理论。跨文化传播一直都是一种延续历史叙事，不断通过微创手段，修正着叙事的过程;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段，还需要某种话语的更新，甚至是话语的革命，通过新知识的生产和新话语范式的建构重构叙事。简言之，跨文化传播就是跨文化叙事，或叙事的跨文化传播。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人的努力，从现在开始，带着理想主义的采风精神，重新设置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语境，重新发现在中国从事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平均现象和平均人，深入中国的田间地头，以无论是个体、家庭、集体还是政府面对的文化冲突问题的化解经验为观察对象，运用新技术衍生出来的新思潮和新理论视野，提炼新的关键词，缔造新逻辑和新学理的合法性，在深度诠释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新知识的生产。

对于当前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者来说，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是新知识的生产。反之，没有新知识生产支撑下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就没有思想性的支撑，其理论势必会演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深厚思想支撑的国际传播，轻则落入微观事务性沼泽，重则跌入中观话语陷阱，更严重的，是主体性在反复演算别人的数学题和用别人的大棚覆盖我们新土地（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彻底异化甚至丧失自我，以一种貌似极端清醒和镇定的样态做着自我解构的事。如此，就更推动着学者思考中国在地的跨文化传播学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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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the Cognitive Frustration and Practice Difficulty：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JIANG Fei（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fter experiencing the embarrassment caused by the pre-positioning of the context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dislocation of the context in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he vacancy of "the bod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we are heading towards the two "one hundred years" and striving for the revival on the basis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huge thought tension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threshold.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and how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a hidden problem at present， but it will emerge sooner or later. Hoping to discuss with the experts in this field， this author has tentatively made cultural criticism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 in-deep depiction of the cognitive frustration and practice difficulty in this field，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disciplinary self-consciousness as well， with the final purpose to explore the cal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ext;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① 对等，是信息传播基础结构上的物理性对等，引入第一和第二传播灰色地带的概念。

① 任何言说（speech）的目的都是朝向特定受众和收获特定效果，但是语言（language）本身就设定了这一传播目标的文化边界，这是一种自然边界，所以，他是说给他的国民听，说给英语世界听的。但翻译是一种将speech和language运用discourse（话语）的方式将句子（sentence）说给另外一种语言的人群的过程和结果，这就涉及俗称的跨文化，跨越话语和人文边界，即如何运用话语知识、能力并与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context）进行高度契合，既不违背言语的本来意思太多，也有效达到传播效果，本身就是传播美学的范畴或艺术传播行为，是一种行为艺术。回到根本，彼此对空喊话talk about others，但有多少是talk to others，还要根据我们的一贯经验，“听其言，观其行”，也就是说，通过行为实践折射、反观言语背后的思想和政策。

② 国际异质文化传播受众的立体层次，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物理层面，二是精神层面。物理层面包括具象化的语言、肤色、种族/民族差异;精神层面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在认知层面构筑的文化边界。换句话说，异质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目标受众自身的物理特质和精神差异要求传播者在意识层面统筹兼顾这些差异背后的要素视域边界和融合度，不是委曲求全（曲意逢迎）的主体收缩（或主体虚化），不单单是把脚放在对方鞋子里的“设身处地”，还需真切地树立他者意识，是在“你—我”视野下朝向“咱”及“你们—我们”视野下朝向“咱們”传播设计的过程中，纳入“他和他们”，是主体层面上的第三者，是话语空间里大家都舒适的“第三空间”，是超越地球之外居住在月球之上的“他们—咱们”的体量。

③ 视阈象限包括历史遗产和政治负熵。如研究某一位政治领袖著述或言论的当今传播效果以及对于国家形象的效果增损补益，需要同时考虑历史上曾被广为传播和认知的同类型领袖著述或言论的历史遗产，综合比较二者的加减法。研究特定事件的国际传播效果，即便是这个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综合虑及个体、国家/组织的生命、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具有加强版的客观正确性，也需要考虑这样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基于媒体的政治立场和国家/地区的地缘政治带来的政治负熵的综合乘数效应。

① 从心理学来看，前摄抑制是指先学材料对回忆后学材料的干扰，后摄抑制是指后学材料对回忆先学材料的干扰。前摄抑制与后摄抑制都是一种学习现象，即材料间会造成抑制或干扰作用。

② 这样的个体包括文化他人和文化他者。文化他人（cultural other）特指均质文化背景下另外一个“我”;而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中的Other的首字母是大写的，特指异质文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迥异于“我”和“我者文化”的，用集成性、历史性视角从意识上建构起来作为另外一个文化群体表征的个体。cultural other指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种族）中的作为该种文化代表的主体，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组织。详见姜飞《走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密林》（选自《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年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他认为，人文、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当个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得到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含有整个性的丛体”。详见爱德华.B.泰勒《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卷第1页）、乌格朋《社会变迁》（选自《费孝通全集》第18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① 笔者借用了心理学的倒摄抑制，用这个表面上非常“强悍”的字面意思，尝试表达互动符号和即时反馈对于内容生产的强大制约作用。

① 之所以说是基本逻辑，是因为做到这些，还只是他者出现的最低标准，是一种初级传播规范;而一个着正装的猴子，无论如何也还是无法和其他人一样端着鸡尾酒穿梭在人群中而不被注意和叙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初级传播规范是一种初级认同，但是朝向认可却还有更抽象的距离概念需要跨越。一个完全符合宴会标准的出席者，不被放在聚光灯下通体审视已是认同的第一步，运用他者的语言和言语进行流利地传播而不被隔壁桌子转头凝视和议论，是朝向对话语境认同的第二步;在进一步的交换观点和信息的过程中运用语境通用的价值观与交谈者实现顺畅交流，甚至还饶有兴致，是跨越文化边界朝向认可的第三步;最后一步，涉及双方利益的谈判和协商，彼此能够在前三步进一步语境化和最大限度退隐的情况下进行沟通，无论结果如何，都已是跨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了，因为利益是不可以妥协的，在利益面前能够用通用的规范和小范围适当的叙事创新达成各自的目的，本身就是G7正在做的。国际传播的初级错误，似乎就是根据上述逻辑衍生出来的。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19ZDA323）

作者信息：姜飞（1971— ），男，河北昌黎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传播思想史、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