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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回声室”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转型

2021-12-08姬德强

编辑之友 2021年11期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社交媒体

【摘要】全球传播的平台化正在引发广泛的“超文化回声室”效应。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由于明显的技术盲区,无法有效解读这一技术与资本共同驱动的数字断连现象。因此,文章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数字平台给跨文化传播带来的生产性、部落化等结构性影响。以“超文化回声室”为语境,文章讨论了中国的国际传播如何超越文化本质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技术中立主义,关注数字平台的商业基因与不做保证的公共性、渠道功能与生产本质、文化的脱域和超域,以及如何实现国际传播的降维与跨文化传播的增维、从大众传播到共创传播、从技术的中立性到技术的生产性等一系列理念转型问题。

【关键词】“超文化回声室” 平台化 跨文化传播 国际传播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16-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02

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加速了互联网在全球、地区和行业内的系统性渗透,进一步将数字化生存从生存叙事(神话)升级为生存状态;[1]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着数字鸿沟,从接入程度的差异到话语权力的高低再到虚拟空间的群集化、圈层化和行动化,加剧着数字断连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挑战着全球传播的开放性和无边界预设。这一破界基础上的重新勘界现象可以称为“超文化回声室”,是“回声室”效应突破个体和群体的信息生活的边界,在文化场域和全球空间内的延伸,对跨文化传播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笔者曾就这一现象做过如下定义:“社交媒体正在更广阔的虚拟空间中生产着回声室效应,把特定的信息、情感和信仰在超越参与者传统文化身份的前提下集中在一起,形成超文化回声室新景观……这一景观以情感经济绑定、均质化内容的算法推荐和极化或日常生活化的平台政治为特征。”[2]在这个前提下,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认识论来实现自身的数字化乃至平台化转向。

基于这一对数字化进程的历史性、辩证性和批判性的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将聚焦后疫情时代涉及跨文化传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包括在数字平台成为全球传播新型基础设施的新阶段,跨文化传播在现象层面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超越简单的线上和线下的二元论,如何思考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催化的全球传播的平台化进程,及其所生成的跨文化传播的新边界?被广泛采纳的参与范式或参与文化,是否存在解釋力的缺陷,能否在民主化的技术想象中突破乃至消弭文化差异?超越经典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对数字平台主导的虚拟空间内的跨文化信息流动的解释是否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如更多借助聚焦于把平台作为基础设施[3]以及信息和网络生产力进行宏观批判分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力量。在梳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文献和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阐释“超文化回声室”的概念,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意义。对处于加强和改进中的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而言,“超文化回声室”效应的出现呼唤以数字平台而不是单一的传播或媒介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理念转型,而核心是如何超越“我者”和“他者”之间的传受或交往逻辑,进而处理好国际传播场域中技术、文化和资本的互构关系。

一、技术的边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盲点

对起源于人类学的解释性传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技术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往往并不是研究的重心。技术本身与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的深刻互构关系,也使得文化的逻辑很难在技术的理性主义轨道上找到落脚之地。反而,文明的概念似乎更切中技术的进化论内涵,为不断出现的技术革命及其在全球的扩散和移植做合法性背书。这背后是文化的异质性与文明的同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源自西方世界的 “文化—文明话语方式”[4]的霸权式存在。这一元概念层面的区别一直延续至今,导致了如今的大多数跨文化传播研究要么继续忽视对技术力量的纳入,要么坚持一种客体化的立场,仅将其作为文化实践的从属性工具。如朱迪斯·马丁和托马斯·那卡雅玛在《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中仅用了极少的篇幅讨论了学习跨文化传播的技术动因,特别是互联网对人类传播的影响,包括提供了更多有关他者的信息,帮助建立与相似或差异群体的联系,重新思考身份问题,尤其是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以及传播技术的近用问题等。[5]因此,如何把技术视角深度嵌入一个以数字化和平台化为背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对理解以社交网络、搜索引擎、音视频流媒体、电子游戏等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关系构建和意义生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并不是单纯地破除文化边界的工具,而是创造新的交往樊篱的网络化生产力。

卢嘉和史安斌曾从一个规范性的角度梳理了技术变迁与国际传播范式转移的互动关系,其中涉及了文化和身份两个概念,提出在移动新媒体技术的条件下,国际传播进入了以世界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文化杂糅和动态的、创设性的身份认同为特征的网络化新阶段。[6]这一表述与姜飞和黄廓对跨文化传播理论两类、四种理论研究分野的廓清有着互补之处。如果说前者聚焦于具象层面,后者则关注跨文化传播在哲学意义上的超越性和文化传播的超方向性问题。[7]这一超越经典的二元比较、相互介入逻辑——实为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和文明等级论,进而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型和全球共同体[8]的立场,对重构数字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有着哲学上的指导意义,而不是在赛博空间里简单重复或机械重置对于多元文化的比较和介入研究,反而忽视了看似超越地域界限和文化栅栏的技术体系的生产性特征。

与国内学者致力于打通哲学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整体性思路不同,国外学者更希望找寻到技术与文化的具体链接,并对新媒介这一泛化的概念偏爱有加,这也暗示了媒介概念或媒介思维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新兴地位。如陈国明曾撰文梳理了新媒介对全球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基于对新媒介所带来的连接性和复杂性的认知,他梳理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关注的三个新议题,分别是民族文化和族群文化对新媒介发展的影响、新媒介对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新媒介(特别是社交媒介)对跨文化传播不同方面的影响,如文化间关系、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9]按照这一思路,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首先关注到媒介在文化中的嵌入性,然后反过来影响文化实践。换句话说,深层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差异是技术应用的边界。罗伯特·舒特的观点更具有突破性,其提出了跨文化新媒介研究的概念,认为这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应致力于探寻跨文化接触的数字理论,以及修订和拓展20世纪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考察它们在一个数字化世界中的重要性。[10]这一表述关注到了技术力量对文化边界的反作用力,甚至是作为跨文化传播新环境的结构化效应。因此,面对信息与传播技术对文化间传播的转型性影响,媒介研究逐渐进入跨文化传播的视野,扮演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增长极的角色。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国外的相关研究一方面仍然无法处理超越差异的哲学问题,而是局限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框架里,并将互联网看作一个矛盾的场域,呈现着身份的本质性或流动性、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解放性的认知政治或平均主义的分配政治;[11]另一方面也没有深入技术进程的内里,考察技术在突破跨文化传播的物理边界,创造跨文化传播的虚拟边界上的生产性作用。

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理论视野,跨文化传播研究确实已经开始将技术和媒介作为新的理论增长点,也关注到新媒介技术对于跨文化接触的广泛影响,从而反过来推动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媒介化延伸。然而,三个主要的认知局限仍然困扰着跨文化传播研究容纳更加深刻的技术分析和更加丰富的媒介维度,并基于此理清技术的边界:其一,文化逻辑,即以语言为核心的象征互动,较少关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其二,功能主义,即对技术的客体化和工具化立场,忽视技术体系的自主性或主体性问题;其三,技术理性,即强调技术创新和使用的合理性,较少关注技术进程中内涵的价值问题和权力关系。面对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加速、平台化成熟的现实,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须走出技术与文化、工具与价值的二元论,从更加中观乃至微观的角度重新发现新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尤其是以跨国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在创造连接的同时如何生产着超越旧文化边界的全球传播新景观,也就是“超文化回声室”效应,而这一新景观的创设往往并不以打破文化边界、寻求沟通共识为目的,而是追随着流量经济的逻辑,在赛博空间里离心化、碎片式、瞬间性地聚集着用户注意力和网上行动力。对于这一新兴领域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前沿探讨可以作为跨学科的视角补充和知识借鉴。

二、平台的神話:“超文化回声室”的政治经济学

数字平台并不是一个扁平化、自由化或民主化的隐喻,被广泛应用于一个看似去中心化的新传播生态中,而是具体指向一个“拥有重新配置各种相关要素能力,为企业和用户创造新的应用的基础设施”。[12]如对跨文化传播影响更深的社交平台(如脸书和微信)已借助对关系和网络的打造进入社会生活的基础运行层面;搜索引擎(如谷歌和百度)已垄断了通往知识世界的网络入口;算法新闻(如今日头条)和音视频应用(如抖音和快手)已发展成为实时定制和推送内容的自动化平台,将用户深刻绑定在“自己”的数据化轨迹中,以及被计算的画像、被制造的习惯之中;以电商(如淘宝、拼多多和美团)、出行(如携程和滴滴)、评价(如大众点评)和支付(如支付宝)为代表的服务类应用已全面整合了数字化的日常生活,推动以全天候依赖为特征的平台化生存成为新常态。这个意义上,平台(技术)与文化的嵌入关系可能需要新的认知框架。如果说之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进行一定的媒介化转向,从而有效回应一个基于新媒介环境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现实,如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则需要进行平台化转向,在认识到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角色的前提下,将研究对象定位在数字平台如何生产跨文化传播内容、打造跨文化传播新边界、形成“超文化回声室”效应上来。

罗宾·曼赛尔曾指出,平台是一种中介 ,其拥有者的目的是聚集尽可能多的内容,从而影响数据流动,并最终获取利润,以及在媒介市场生态中获得掌控权,而大多数平台企业是商业机构。[13]基于此,平台化就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搭建过程,这一过程由商业属性的、垄断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所主导,其内生的权变性使得它可以随时应对社会各个部门、群体乃至个体的需求从而调整供给,而完成这一多维匹配关系的力量就是算法。商业性的数字平台更像“八爪鱼”,不仅借助本土化运营策略牢牢把握住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内的市场垄断权,而且借助信息自由流动原则这一政治护身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扩张,在提升全球连接水平的同时,加强了同时具有向心力和离心力的文化间互动,也加速了跨文化传播新形态的孵化和生产进程。

那么,如何理解数字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本文认为至少需要破除两个主导性的概念神话或理论范式,才能窥视数字平台在生产而不是再现文化隔离和交往矛盾上的结构性作用。

首先是连接性的神话。从诞生至今,建立连接就成为互联网的核心技术话语。人与网络的连接,网络搭建的人的连接,都使得如何理解连接和评估连接的效果成为传播研究的核心,也成为早期的互联网公司和如今的平台公司的中立性主张的合法性来源。然而,连接是否是数字平台存在的唯一目的,连接的话语背后是否隐藏着反连接的动力机制?把连接当作一个神话,我们可以解读出平台所隐藏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大众劝服型叙事:第一,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即平台赋予了任何连接者,尤其是赋予了建制化体系之外的行动者以发声的权利;第二,扁平化的内容产销机制,即平台拉平了传统的等级制传播秩序,实现了连接者之间的平等互联,而不管其在传播系统内外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寡;第三,去中心化的规制转型,即广泛的连接和多边的互动挑战了过往集中化的传媒规制方式,推动以自我规制和联合规制为代表的去规制化转型;第四,基于个体主义的参与文化,即基于连接的个体参与成为数字平台的新文化样态。这一系列暗含的劝服型和动员型叙事将连接包裹成一个单向度的、进步式的技术革命,在封闭了话语空间的同时也遮蔽了平台打造连接的商业动机——用户利用连接的私域目的、无处不在的监视权力,以及物理连接之上的虚拟分隔或分裂。

其次是对融合和参与的欢呼。对亨利·詹金斯等人来说,融合须被理解为两个过程,一个是由上而下的公司驱动,一个是由下而上的消费者驱动;而当下的全球数字文化是一种合成或合成性文化,其中,用户生成内容既存在于商业体系之内,也存在于商业体系之外,既支撑也颠覆着企业控制。[14]由此可见,詹金斯对于公司控制是有觉察的,但他更强调用户自身的主体性,及其在商业体系内外的“盗猎者”角色,以一种拼贴的方式和集体的智慧,塑造着以粉丝文化为代表的参与性文化。参与性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文化形式,而更是一种权力,一种消费者与媒介拥有者之间的博弈”。[15]然而,正如艾琳·米汉所说,詹金斯的《融合文化》一书为一些特定的粉丝/消费者勾画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人拥有闲暇时间、文化资本、技术渠道、足够多的可支配收入,成为广告商和企业眼中拥有足够吸引力的潜在市场目标;更重要的是,詹金斯希望每个人都有选择参与细分市场、虚拟社群,以及一个复活的民主制度的权利。[16]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技术和平台融合的个体参与,既是技术性的,也是经济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当这一融合趋势走向全球,跨越政治疆域和文化边界的个体参与将有机会游猎式地生产、拼贴和散布信息,自组织和自管理虚拟社群,并最终挑战既有的建制化当然也是反民主的传播秩序。然而,与这一乐观的“参与即解放”的立场相伴随的,是互联网世界的集中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市场结构和技术权力的垄断化,这也是本文所聚焦的平台化的核心要义。正如阿兰·马西亚诺、安东尼奥·尼基塔和乔瓦尼·拉梅洛所说,这一平台资本主义体系展现出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结构,一方面是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是中心化。[17]这种矛盾带来了这个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多方向性。即便是被誉为媒介融合概念的早期定义者的伊契尔·德·索拉·普尔,也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提醒道:“融合绝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或统一,而是扮演了一个致力于统一的持续性的力量,但也与变化保持了紧张的互动关系……对融合而言,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变化的过程更加复杂。”[18]因此,对理解融合来说,需要一个历史的视野和去本质主义的思路,关注融合的外部结构和内部动能,尤其是连接性和统一性叙事所遮蔽的围绕政治、社会、文化等维度而重塑的传播边界。这一现象除了建基于个体的“信息茧房”、社交圈层,还发生在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全球传播范围内,尤以摆脱传统文化差异、形成新的文化隔离的“超文化回声室”为甚。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互联网本身并不一开始就致力于广泛连接或新旧媒介融合,或者即便如今也不完全以连接和融合为唯一目的。只有走出将互联网及其垄断化变体——数字平台看作单一渠道或媒介的认知困境,才能深入这一技术架构的内里,发现其复杂的生产性本质。

基于上述讨论,理解数字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至少走过了工具主义(互联网是文化表达的渠道和工具,先文化后媒介)和建构主义(互联网参与文化建构和转型,先媒介后文化)两个阶段,而需要深入数字平台的内里。本文将其称为文化脱嵌和内容培育,主要指的是数字平台会依据自身的技术优势和经济动能,培育特定的表达内容和关系类型,从而使得传统的跨文化传播逐渐与其原生结构和语境脱钩,进入流量逻辑驱动的群集化的超文化互动。这一新的互动方式更注重自我表达、情感传递和身份维护。正如塔尔顿·吉莱斯皮所洞察的,平台积极地培育和选择内容,即便这一做法与其所展示的单一管道形象相悖;作为类似传统媒体的新守门人,平台不断根据现状调适内容,以给用户一种愉悦的体验。[19]为了提升这一体验感,避免负载过多的来自语境的接收和解读压力,平台大多聚焦于两类内容的培育,并注重围绕不同主题内容的用户关系的打造,一类是去语境化的内容,包括单纯的知识型信息或浮掠式展演,在第一时间使多元文化背景的用户能够有效索取信息和获得愉悦;另一类是极端语境化的内容,即便往往充满伦理失范,如仇恨言论、极化政治和情感绑架等,也能有效引爆流量生产,在释放极端声音的同时进一步绑定了社会舆论场。长期而言,前者的文化脱嵌式内容培育是常态,从而最大可能获得用户流量的加持,后者往往随着社会政治氛围和舆论气候的骤变而偶尔出现,但却能有效带来对于平台集聚能力的关注。

除此之外,借用麦克卢汉的部落化概念,在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介将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为一个“地球村”的基础上,数字平台携其融合化的传播要素将这一虚拟的村落进一步打碎,在超越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流动性而非固定性、短暂地而非长久地聚集着拥有着相似信仰、立场和兴趣的用户,打造出一个流动的、散点的、游猎式的“新部落化”景象。这一“新部落化”过程基于更全面和更多维的互联,充斥着更加复杂多变的身份认同,甚至是更加极端的身份政治和更加激烈的身份冲突,因此也变得愈加不稳定。因此,将数字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认知为基于固定文化结构和文化价值的线上交往,实际上忽视了这一平台生产的权变性和流动性。从一个更加根本的角度而言,数字平台本身并不致力于跨文化传播或多元文化间的交往,而是在扩张技术基础和市场规模的过程中重组了跨文化传播主体间的关系,将最大化流量规模和最稳定用户使用作为运营目标,与此同时,也就消弭了文化交往的沟通目的,仅是围绕特定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故事,聚集着短暂的注意力和表达力。在这个“超文化回声室”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跨文化传播往往化约为跨文化信息或情感消费,正如李子柒和丁真在全球社交网络的流行所展示的那样。如果硬要把他/她们的流行看作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提升,显然是在用一个民族中心主义的叙事叠加一种建制化的传播视野,而与全球社交平台的运营逻辑,尤其是超越文化差异的在地化战略相去甚远,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跨文化想象。

三、“超文化回声室”与中国国际传播理念的转型

基于以上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讨论的分析,本文延续了对“超文化回声室”现象的关注,并试图将其作为中国国际传播所面对的新挑战和所努力的新方向来加以提炼。从互联网思维到平台化思维的转向应成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國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要求一方面延续了国际范围内的大众传播逻辑,突出了更加精准的传受关系的建立,并借之突破意识形态藩篱和多元文化差异,实现由传到通;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国际传播的离散化和群集性特征,从而实现跨文化共情。在跨国数字平台的技术资本动力加持下,后者在虚拟世界里日益变得具有主导性。基于这一判断,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理念转型或理论创新。

首先,基于全球数字平台对跨文化传播的转型式影响,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念需要实现三个层面的超越:超越文化本质主义,一是走出以“中—外”和“东—西”为代表的二元式、简化的、对立性框架,关注文化本身的在地化和生成性,这也是数字平台实行全球本土化运营的地缘逻辑。聚焦于文化表达主体的流动性和群集性,尤其是多元主体如何借助脱嵌的社交媒体平台编织和解读与中华文化有关的故事,需要明确的是,此类故事大多仍然是他者的故事;二是超越或者不断自省民族中心主义,在一个全球化中国的框架下理解中国故事的全球生成机制,在关注自身讲述者合法性的同时,赋予他者更多的解释空间,更不用说那些有效借助中国热度推动流量经济的商业化做法;三是超越技术中立主义,摆脱简单的工具主义思维,把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当作内容的生产者和关系的塑造者,将之视为跨文化传播的内容生产力,从而积极理解和主动驾驭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培育机制,有效实现特定“超文化回声室”的触发和维持。

其次,需要充分认识到“超文化回声室”的三个特征,也是跨国数字平台自身的系统性问题。第一,数字平台的商业基因与不做保证的公共性。换句话说,以形象塑造、共识打造、文化沟通以及舆论斗争等为目标的国际传播工作如何与数字平台的商业运作机制实现咬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而大多从事国际传播的决策者和实践者对跨国数字平台的技术倾向并不了解,与此同时,数字平台是否如传统媒体或文化机构般可靠也是一个未知数,至少在其保守的政治态度和被期待的传播潜力之间,可以轻易地发现裂痕。第二,数字平台的渠道功能与生产本质。如果之前的媒介化逻辑更多聚焦于平台作为渠道的增量和扩容功能,那么新的理念应关注这一非客观的传播主体在主动生产着怎样的内容和关系,从而在超越文化差异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生成充满聚集效应和边界色彩的多样化的回声室,而中国的国际传播就是要去参与各类“超文化回声室”的构建,激发各类虚拟群里内部的正向动能。第三,文化模式的脱域和超域。如果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要义是在跨文化接触中实现从比较到转化再到超越的目的,那么基于数字平台的“超文化回声室”则更多聚焦于超越,即在脱离原初文化语境,甚至绕开文化间接触的前提下,塑造着新的互动和意义空间,而这个空间的话语基石则是吸引或困扰全球网众[20]的共同问题,如环保、健康、发展、工作、性别、种族等。

再次,基于上述讨论,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在战略层面实现三个方面的理念转型:国际传播的降维与跨文化传播的增维问题,即在不断紧张的地缘关系深度锁定国际传播格局的困境下,将更多精力投向跨文化传播,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跨文化传播这个增量空间,以寻求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更多共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聚焦于全球数字平台在其中扮演的生产性角色,这对培育下一代的中国故事讲述者和聆听者都有着重要意义;从大众传播到共创传播的问题,即将中国故事的产制深度全球化,形成开放而包容地看待中国议题的全球传播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站在一个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延续一种单一的传受模式,而忽视了全球平台用户在参与中国故事编织过程中的自我意义赋予和自我目的达成,后者更多是一个网上群体传播或虚拟社群的问题;从技术中立到技术非中立或技术生产性的问题,尤其是在算法主导、自动化内容产制不断成熟的当下,将技术体系主体化,识别其动能和方向,才能有效融入或借力,促使国际传播真正转型为全球传播。

结语

数字平台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由于其之于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角色,不得不深入其内里分析信息流动、关系打造和意义生成的新机制,但仍然需要避免某种本质化的视角,因为平台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无时无刻的变动性与计算性。这一计算的信息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变了稳定的文化间交往格局,将之化约为供需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也让广大用户与其文化背景脱嵌,在消费脱域化内容的同时生产着新的文化现象及其边界,夯实流量经济的运行模式。这一看似与文化无关的传播体制正在系统地重构着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由此,我们的国际传播理念亟须作出调整,否则只会成为一个几何级数扩大的全球信息流量池中不断缩小的那部分,或者用陈旧的跨文化语汇为“超文化回声室”的商业动机进行合法性背书,客观上夯实了跨国数字平台支撑全球传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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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ultural Echo Chamber": Conceptual Innovation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I De-qiang(Institute for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latformization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is generating a massive effect of "transcultural echo chamber". Due to the blind spot of technical perspectives, class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incapable of interpreting the "digital disconnection" phenomenon driven by a rising techno-capital allianc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que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dismantles the mythologies associated with the wid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including connectivit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investigates how digital platforms influe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 productive and tribalized manner. In the new context of transcultural echo chamber,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in need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s to better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This article offers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first, keep reflecting on cultural essentialism, ethno-centrism, and technical objectivism; second, further analyzing major attributes of digital platform including commercial motivation, public service without guarantee, productive nature, and cultural dis-embedding; third, promote conceptual shift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mass communication to co-creation, from technical objectivity to technical productivity, and so on.

Keywords: "transcultural echo chamber"; platformiz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20&ZD315)

作者信息:姬德强(1982— ),男,山东东营人,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传播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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