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灿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书院教育在我国现当代社会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边缘的状态。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批判与反思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也激发了教育界的“破旧立新”。“破旧”主要针对的是科举取士，但在废科举的过程中传统的书院教育也被弃如敝屣，书院遂逐渐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书院的废弃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精英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性产物，期间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全面落寞。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院教育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但实际上却只见其形，未得其神，并未传承书院教育的核心精神。传统书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视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书院教育的没落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但从书院自身内在的本质属性而言，也是因其未能遵循儒家“为己之学”的核心教学理念所导致的。当前，不少学者都关注到理学与书院之间的水乳联系，认识到书院在南宋已经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平台[1]。有学者进而明确指出：“理学教育的本质特点在于强调‘为己之学’、‘明道之学’，认为学者为学的目的不在于谋取外在的功利而在于扩充先天良知，修养自身的品德。提升精神境界，分明圣贤之道[2]。”也有学者指出：“书院只有坚持独立的文化品格，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造性的思想，才能成为社会文化认同的标志，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标杆和领军，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3]。”由此可见，研究者大多意识到书院教育具有不同于官学教育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倡导的“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及其对中国知名书院的影响和交互作用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事实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在书院教育中广泛而深入地提倡“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这对于我国书院教育影响颇大，基于“为己之学”教学理念的中国书院教育也因此而具有完全不同于科举教育的独特品格，而中国书院在“为己之学”的引导下具有超凡脱俗的文化取向及较大的社会价值。

一、朱熹“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对书院教育的影响

(一)朱熹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

“为己之学”是由孔子倡导，并被后世的儒家学者不断引申和发挥而形成的一种经典的教学理念。“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节选自《论语·宪问》，孔子倡导“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孟子、荀子、程颐、朱熹等后世著名的儒家学者均继承了孔子“为己之学”的思想。孟子也曾将古今进行对比，认为“古人”重主体的内在完善，强调“天爵”，而今人却重外在的功名利禄，追逐“人爵”，孟子认为应以“天爵”为先，则“人爵”自来，只有主体先注重自身的内在修养才能“学而优则仕”，达到“内圣而外王”，否则一味追逐外在名利而不顾内在的充实，最终亦难有大成就。荀子更是明确指出“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为人之学”乃“小人之学”，强调“学”之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提升自身的人生境界，以回馈国家及社会。朱熹更是在《论语集注》中引用程颐的话直斥“为人之学”在现实中的弊病，充分地肯定了“为己之学”的价值。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曾旗帜鲜明地提倡“为己之学”，批判“为人之学”，而“为己之学”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的推动下也逐渐成为传统的书院教育的核心教学理念。“为己之学”强调“学”不是为了外在的功利目的，而应是学者自我顺其自然的真实需求，强调了“学”之内在性，主体性及超越性。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阐发了儒家“为己之学”的教学传统，而且还致力于将“为己之学”的儒家核心的教学理念在当时的书院教育之中加以推广。

(二)朱熹在书院教育中对“为己之学”的提倡和推广

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领军人物，朱熹非常重视书院教育，他对中国书院教育的关注和推广是不遗余力的。除了在他的居住地建“精舍”讲学外，还主导、参与了许多知名书院的修复及讲学活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书院的修复、重建与发展都与朱熹的大力推动有关。朱熹正是依托这些名闻天下的书院才得以传播其理学思想，从而将其“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加以贯彻与实施。

淳熙六年(1179)，朱熹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从勘察遗址、修葺房屋到制定学规、设立课程、聘师招生，朱熹无不亲力亲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其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4]针对当时的科举教育一味追求外在世俗的功利目的这一弊端，朱熹指出真正的教育应当务实戒虚，所培养的学子既不为辞藻华美，也不为蜗角虚名，而应注重修身明德，这无疑为书院教育的办学宗旨及教学目的指明了方向，号召学子们摈弃“为人之学”的错误行径，重振了儒家“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

不仅如此，朱熹曾两次到岳麓书院讲学，与张栻切磋学问。绍熙五年(1194)，朱熹担任湖南安抚使，在此期间他致力于重建岳麓书院，并颁《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岳麓书院，世称《朱子书院教条》，这一书院教条后来被推广，且为历代书院所沿袭，成为中国书院教育的普遍学规。此外，朱熹对石鼓书院的重建与发展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淳熙十四年(1197)，朱熹在石鼓书院重修竣工后应邀作《衡州石鼓书院记》，在此记中他再度阐述了书院教育不同于科举教育的办学宗旨，要求学子们明“义利之辨”，重申“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兴盛与发展。朱熹曾与张栻“讲学揽胜合江亭”，后来明代官员黄希宪在其诗作中追述了二人在石鼓书院相聚的情景，明代衡州知府何珣更是在石鼓书院建立了“三贤祠”，以祭祀韩愈、朱熹、张栻。[5]朱熹及其所倡导的“为己之学”对石鼓书院产生了绵延不绝的影响。作为“石鼓七贤”之一，朱熹也一直为石鼓书院供奉和祭祀。

(三)朱熹“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与书院教育的交互作用

中国的书院教育萌芽于唐代，兴盛于宋代，书院教育的兴盛与宋代理学家的大力扶持有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书院作为其学术思想的前沿阵地和传播基地，在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知名理学家的影响下，南宋涌现了众多名闻天下的书院，这些书院之所以对后世影响深远乃是因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为己之学”作为书院教育的核心理念，正是“为己之学”这一儒家核心的教学理念为中国书院灌注了灵魂与生气，也使书院教育与官方的科举教育相比具有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教育的文化功能。

在此以前，尽管“为己之学”一直都是儒家的核心教学理念，但是却从未被如此广泛而深入地在教学活动中推广与实施。由于受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书院在宋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则利用了这一契机，通过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大力倡导“为己之学”，坚决反对“为人之学”，从而令中国的书院教育在彼时大放异彩。一方面，“为己之学”教学理念与中国书院的这种深层的联系促进了中国书院教育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书院教育的兴盛又反过来推动了“为己之学”教学理念的付诸实践，促进了传统儒学的复兴、争鸣、创新及传播。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书院在封建社会末期官学化倾向比较突出，书院教育与封建社会官方教育体系融通后乃渐失其“为己之学”的本真情怀及超功利的教学品性，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冲击，遂令今人忽视其历史贡献。因此，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是再度倡导儒家“为己之学”的传统教学理念，并总结基于“为己之学”的中国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才能促使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成为重塑现代高等教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实践动力。

二、基于“为己之学”的书院教育的主要特征

以宋儒“为己之学”为基石的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打破了封建社会科举教育的僵化体系，重视学习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突出学子求学的独立自主性，强化治学之路的审美属性，使书院具有极其独特的个性魅力。

(一)重视教学环境的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书院的选址大多倾向于空灵寂静的自然环境。“在中国古代教育的体系里，一直是官学在市井，书院在乡野。……青山绿水，云雾缭绕，树影婆娑，书声琅琅，无名利之心，无市井之喧闹，清幽淡雅……乡野是书院自由与独立精神的栖息地[6]。”这与“朱熹”等理学家提倡“为己之学”有关，正因为强调“学”不仅仅只为外在的功名利禄，不单纯为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应当首先是求学主体发自内心的真实需要，所以书院普遍建在远离闹市的山清水秀之地，白鹿洞书院“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岳麓书院“泉涧盘绕，诸峰叠秀”，石鼓书院“蒸湘之会，江流环带”，从而令学子们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自然而然地流连于书山学海之中，此自然环境与人文氛围交相辉映，令人乐而忘返，“纯粹”的求学之境由此产生。书院教育在选址上的此种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广泛存在着的，为了让莘莘学子们能够不为外物所惑，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对书院环境非常重视，认为此种清幽淡雅的环境才是“为己之学”得以生发的重要因素。

(二)学子求学的独立自主性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遵循“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在制定书院学规的时候强调儒家传统的求学路径，朱熹还确立了学、问、思、辨、行作为“为学之序”，注重培养学子们自学自修、答疑问难、学思结合、相互辩论、砥砺切磋、知行合一等学习习惯及品性，从而令学子们形成独立自主、求学若渴的学习状态。有学者非常中肯地指出，中国古代书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历代士大夫得以自由创建书院，书院具有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并且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内部管理上都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性[7]。由此，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挣脱了科举的束缚，解除了名缰利锁的限制，学子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潜心读书，这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品读经、史、子、集各类经典的文献，畅快地进行纯粹的学术交流。在此种高度自由、自治的状态下，中国的书院教育也培养了一批具有独立人格与自主精神的学者、思想家，最大程度激发了“为己之学”的求学精神，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完善与发展。

(三)强化治学之路的审美属性

以“为己之学”为教学理念的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不但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审美色彩”[8]，这使身处书院教育的学子们实现了某种超越性的生存方式。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不是把重心放在客观知识的传授上，而是重在探讨人生的智慧，强调“知行合一”，重视教师人格魅力的感性传递与情感交流。“旧的学府制度无论是乡塾还是书院(较高级的学府)，比起现在的大学制度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道理很简单，除了极具偶然性的科举考试之外，旧式学府制度从不依赖‘学分’和‘分数’。它是一种导师制，先生确切地知道学生已经读了什么，什么还没读，师生关系十分紧密和睦[9]。”中国古代书院集教学、藏书、祭祀、学术研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师生们朝夕相处，通过教师讲学、学生自修、师生问答、生生互动而克服了科举教育被动学习的弊病，志同道合的书院师生们聚集在一起谈学论道、举一反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文化的享受，而书院的教学活动乃是一种比世俗世界的声色犬马的物质生活更有趣味、更具吸引力的优雅的生活，学子们在教师人格魅力的长期熏染之下，不仅增长了学识，尤为重要的是提升了其人生境界。书院教育深深地植根于人生实践活动之中，此种教学相长的和谐之境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的交往及个性化的气息，教学活动可谓是主体自发、自然、自觉、自为的真情迸发的产物，“学”也因此拜托了强制性，成为了一种如沐春风的审美活动。

书院教育的这些独特品格在当今社会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娱乐场所遍地开花，即使是高校附近也未能幸免，加之网络、电游的诱惑与冲击，高校学生身处此浮躁的文化氛围中很难产生内在的主动求学之心，强制性的被动教学体制使他们难以萌发强烈的学习兴趣，这也导致很难培育出“高、精、尖”的顶级人才。在这种情势之下，有必要对当代的高等教育予以深入的反思，并恰当地吸取书院教育之精髓，推崇“为己之学”，保障高校运行经费，改善高校的生态环境，推动高校自治，强化高等教育之审美属性，促进当今高等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三、“为己之学”理念下传统书院教育的文化取向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思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书院教育曾一度不受重视。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经济、政治的复苏与重振，国人在寻求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书院教育开始重新被审视。实际上，中国传统书院众多，且声名显赫，有其鲜明的特征及文化取向，在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一)继承美善相乐的文化传统

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摈弃了外在的功利目的，既不同于科举教育，又有别于现代的分科教育，它以立德树人为第一要务，高扬儒家文化精髓，追求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素质教育。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书院教育坚持文史哲不分家的执教传统，学子们在经、史、子、集的书山学海之中自由漫步与翱翔，并将读书与展礼、祭祀、雅集、歌诗等各种活动融为一炉，礼教、诗教、乐教等各种丰富生动的教育方式令书院教育摆脱了“学”之劳苦与强制性。中国书院教育立足于“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注重在教学中发挥文学艺术“兴观群怨”的社会性功能，引导学子们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审美人生，于潜移默化之中令学子们的性情、人格得到熏染与提升，从而实现教育之真理想。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以“为己之学”为教学理念的中国书院教育继承了儒家美善相乐的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在审美教育中实现了有限无功利性与最高功利性的统一，令书院学子沉浸于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二)激发思想文化的创新与活力

不同于科举制度对学者、文人思想的钳制，以“为己之学”为核心教学理念的中国古代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书院鼓励教师、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索，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更是致力于推动不同学派之间纯粹的学术交流。朱熹不但勤于讲学，兴建书院，而且还摈弃门户之见，乐于与其他学者开展学术争鸣活动，大兴自由讲学之风。乾道三年(1167)，朱熹曾不远千里自福建赶赴长沙，与张栻切磋学术、辩难问疑，持续两月，两人在岳麓书院大开讲坛，就理学中一系列问题各抒己见，史称“朱张会讲”，引来众多学子前来聚会。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在鹅湖寺相聚，这场学术盛会持续了十几日，史称“鹅湖之会”，期间朱熹与陆九渊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吸引百余学子聚会鹅湖，盛况空前。可见，以“为己之学”为教学理念的中国书院教育激发了思想文化的创新与活力，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发展。宋代新儒学正是在吸取道、佛多种思想的基础上所孕育的新成果，并形成了“一体多元”[10]的文化格局。宋代及明清时期先后出现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变迁都与这种“多元”格局有关，也与传统书院教育乐于争鸣、勇于开拓的特质不无关系。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只有继承这种独立自由、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进行充分辨析，加以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并逐步建构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三)展现济世救民的家国情怀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儒家“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功利主义的科举教育，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决心和勇气催生了一批名扬四海的知名书院，不仅追求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且还引导书院学子关注现实人生，展现强烈的济世救民的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原始儒家信条被嵌入一代又一代书院学子的心中，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积极入仕，为民请命，“穷则独善其身”，讲学一方，传承儒家文化精髓，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南宋末年(1276)，在长沙保卫战中，岳麓书院的学子们为抵抗进犯的元兵几近全军覆没。明代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虽有满腔抱负却无以施展，遂回乡修复东林书院，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使不得志也忧心时政，针砭时弊，引领天下士子明辨是非，形成一股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亡国之痛中九死一生，抗清无果后在绍兴证人书院潜心讲学、著述，成为我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书院“为己之学”的核心理念在教学实践中对学子们的深远影响，此种忧国忧民之文化精神迄今为止仍是我国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不倒的弥足珍贵的思想源泉。

综上，正因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高扬儒家“为己之学”的教学理念，强调书院教育的主体自由性、内在自发性以及超现实功利性，所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知名书院才具有不同凡俗的鲜明特征及文化取向，并得以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发挥引领作用，书院教育的这种可贵的文化取向对推动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仍然不无裨益，为现代大学的长足进步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深刻的历史启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热衷于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及教学方式，当代中国人则因不满国内的应试教育而盲目追逐海外的国际教育，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也具有自由、独立、开放、创新之精神，书院教育所继承的美善相乐的文化传统，济世救民的家国情怀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及价值，有利于在全球化的时代提高民族凝聚力，促进我国现当代的本土高等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转型期，人们过度地重视物质性的外在价值，而忽视“学”对于主体的内在价值，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在商品经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也出现了世俗化、功利化等问题，高等教育也因历史的原因曾出现重理轻文、重技轻道的现象，大学一度成为滋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温床。高校学术和人才培养受到严重挑战。诚如朱汉民所言：“中国大学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9]。中国本土高等教育只有合理地吸收中国书院教育之精髓才能找回自己的文化之根，进而促使国人深入地反思风靡一时的海外留学浪潮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给中国的人才流失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只有在坚持本国文化之根的前提下吸纳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当代思想文化的进步，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得以真正成为为本国培养、储备一流人才的摇篮。故探讨“为己之学”教学理念与我国书院教育的内在联系及其所引导的文化取向将有助于应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促进高等教育实现其应有的文化功能及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