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静文，廖成霞

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华南文艺学院”)于1950年3月在广州成立，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华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1)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友会：《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转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24页。，设有文学部、音乐部、美术部、戏剧部，部分“部”下设“系”，其中音乐部下设“本科音乐系”“音乐教研组”“音乐创作组”“实验乐队”等。1953年，华南文艺学院办学3年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而停办，其中，音乐部迁往武汉与其它学校合并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中南音专”，即武汉音乐学院前身)。广州地区乃至广东省内的专业音乐教育因此而一度空缺，致使那些有志于从事音乐专业道路的学子们只能背井离乡到其它地方求学。基于以上原因，华南文艺学院停办实属近代广州地区音乐教育史上的大事件之一。

本文主要考察华南文艺学院的兴办及停办原因、停办后师资与学生的流向以及当时广州与附近地区的音乐教育状况。

一、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的兴办背景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下文简称“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同志宣布“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广州的各种机构进行全面接管。当时的华南分局宣传部、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等单位开展了对各类文教机构的接管工作，其中包括了原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2)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于1940年春，初名“广东省艺术馆”，地址在韶关市郊塘湾。馆长由当时的广东省教育厅黄麟书兼任，副馆长赵如琳兼戏剧系主任，教务主任胡根天兼任美术系主任，黄友棣任音乐系主任。学生来源是由机关、团体、学校保送有一定基础的艺术爱好者，再经考试录取，学习期限是3—6个月。1940年底，曾一度迁连县，1941年初又回迁韶关，在韶关市郊五里亭建校舍，改名为“广东省艺术院”，学会改为两年。1942年，由于院内科系尚未达到学院体制，再改名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年底迁校于韶关上窑。1944年底，因战事迁往连县，韶关沦陷后，再辗转迁于连山、梧州、开建、封川、郁南等县，后在罗定卢镜设校上课。1945年秋，日本投降，再迁校广州，暂借宝华路正中约第一小学设校。1946年，当局逼赵如琳辞职，派遣丁衍庸任校长，解聘进步教师四十余人，并将艺专迁往越秀山原中原图书馆设校，不久再迁光孝寺设校，招收二年制专科生及一年制训练班学生，仍设美术、音乐、戏剧三科。1947年8月，专科改为三年制，增设二年制图音师范科，在校学生有二百多人。资料参考曹思彬、林维熊、张至主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147页。(简称“省艺专”)和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3)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于1947年，校址初设在越秀山镇海楼，后迁海珠北路(光孝寺附近)，校长为高剑父。设本科和艺术师范科二部。本科设国画、西洋画组；师范科设美术、音乐组。有学生百多人。资料参考曹思彬、林维熊、张至主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简称“市艺专”)。12月份，华南分局召开了华南地区(含广东省、广西省及现在的海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华南文联筹备委员会，并通过“筹备会”酝酿成立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

“筹委会”经讨论后，决定将原“省艺专”“市艺专”两校合并改组，将原有的美术、音乐、戏剧专业保留，增加文学专业，办成华南地区综合性的新型文学艺术学院，校名定为“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学院在1950年3月1日成立，吸收原来“省艺专”“市艺专”的学生，在此基础上，又在社会上招收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学生，择优录取，3月15日即在广州光孝寺校址正式开学。

办学期间，一共招收了1952届、1953届、1954届共3期学生(4)《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原文与文艺学院校友的表述均为“52级、53级、54级”，但按通常习惯，“级”是入学年份，“届”是毕业年份，因此，本文按常规表述，以免读者混淆。另，“1952届”是1950年3月15日入学，“1953届”是1950年9月1日入学，“1954届”是1951年9月入学。据萧卓光致温凤文同学的私人信件，落款日期2011年5月9日。，学制为三年。办学后不久，文艺学院根据华南分局的指示，组织师生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底起，分批派出师生往高要、宝安、云浮、罗定、封开等地进行“土改运动”，仅留下小部分师生在校。

二、停办时间及原因

1953年夏天，前往广东省各地农村进行“土改运动”的师生陆续回到广州，此时他们接到通知，因全国院系调整需要，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停办，其中音乐部与美术部要调整到湖北，与其他学校的相关专业合并另建新校，文学部与戏剧部则另外分配到其他单位。

(一)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

由于华南文艺学院停办的直接原因是“院系调整”，此处简要回顾1953年院系调整概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逐步接管各地区遗留下来的各类学校，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有125所(1947年的数据)，私立学校有55所，约占大专院校总数的44%，在私立学校中，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有19所，约占私立学校总数的34%。学校基本上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中。在接管的初期，采取“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学校的原有教职工，基本上照常供职。(5)张健等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78—79页。

为了调整学校的院系架构和地域分布，国家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当时以华北、华东、中南为中心，实行全国一盘棋。通过院系调整，使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6)张健等主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80页。，并将全部私立学校改为公办。经调整后，全国高校分为综合类大学、专门院校和专科院校3类。(7)焦金波、李宝玉：《建国初期我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得与失》，《南都学坛》2002年第2期，第99—101页。

广州市其他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大致也是在1953年暑假进行，根据当时的报刊报道，以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8)华南工学院，即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为例，两校在暑假期间，根据中南地区高等学校调整委员会的决定，分别进行了部分院系或专业的院系调整工作。两校各有部分院系、专业的师生调往中南地区的其它高等学校。除了调离本地，也有中南地区的师生调入广州的高校。其中华南工学院接收了来自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6间院校调动前来的五百多名师生。(9)吴柏年、邓席智：《中山大学和华南工学院今年暑假分别进行部分院系专业调整》，《广州日报》1953年10月12日第1版。

(二)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音乐部迁往武汉的原因

华南文艺学院接受院系调整的时间大约是从1953年6月份开始，于当年9月底大致完成。

1953年6月，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的指导下，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建校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由中南文教委员会、中南文化局直接领导，组织专人安排接收华南文艺学院的师生和物资，其中的器材和图书由华南文艺学院派专人先行押送。9月底，华南文艺学院北上的音乐部师生与来自其它学校的师生逐步汇集于武汉，为成立新校作准备。(10)孙晓辉：《图书馆馆藏印章佐证武汉音乐学院多源汇流的校史》，《黄钟》2014年第4期，第139—146页。

关于广州方面基本完成调整的日期，则是参考了1953年9月17日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简答表，全文如下：

华南文艺学院：

编送本院停薪候职教职员及□□派出土改学生生活补助费预算。

报告及附件均悉。□于你院不能随赴新校与另派工作之遣散教职员工及学生，拟作适当照顾，另一次过补助原工薪三个月。我厅同意照办。欵另拨，附件存。(11)《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简答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作为华南文艺学院校友，黄容赞、潘焜墀分别回忆了这段历史，也佐证了华南文艺学院停办的时间、因由与大致过程。

据黄容赞自述，1952年到云浮县(现云浮市)参加“土改运动”：

直到1953年5月复查完毕后才回广州，回广州后又准备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华南文艺学院停办，迁到武汉办了中南音专、中南美专两学校，武汉当时是中南大区首府，所以设立在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的大专院校调整架构，课程设置是以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央有苏联文化顾问)，学校建立后，教学、生活较为稳定。(12)黄容赞：《黄容赞自述》，《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7—134页。

潘焜墀也回忆道：

1953年6月土改结束，我们返回广州，……音乐部没有留人，放假以后开始准备院系调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的时代结束，我们也毕业了。……好在音乐部和美术部将要北迁武汉(当时中南局的所在地)，组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准备北上。中秋节(13)1953年中秋节的公历日期为1953年9月22日。前有的人就已经押车北上，将那些图书资料、乐器装上火车运往武汉，他们中秋节都是在火车上过的。我们是过了中秋节才去的。到了中南音专以后，我学的专业是二胡和琵琶。(14)叶波、柏恒亮：《我的音乐人生——潘焜墀先生采访实录》，《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21—125页。

从黄容赞、潘焜墀二人的叙述中可知，他们认为院校调整时，选择将广州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迁往武汉的原因，大致是武汉为当时中南大区的首府、中南局的所在地，一般来说，也应该是中南区文化教育的中心。事实上，当时国家也确实在武汉投放了许多教育资源，其中包括在武汉新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

但是，随着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迁往武汉，广州专业音乐教育成为空白，也引起本地音乐界人士的不满，在院系调整结束几年后，他们仍然在追问北迁的根本原因。

广州本地的音乐界人士曾经质疑，是本地的领导者不重视音乐，才会导致本地专业音乐教育空白。1957年5月30日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广州分会举行的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陈卓莹、蔡曲旦等人认为，在当地文化领导部门提出“以戏剧为主”的方针后，就放弃了对音乐工作的重视。与会者认为：

广州是最适宜设立音乐学校的，可是，广州不但没有音专，而且两间可以设置音乐专业的高等学校都没有音乐系，甚至连“华南文艺学院”也被视为包袱而给丢掉。(15)《广州音乐工作者在慨叹——音乐之花落英缤纷——领导不闻不问工作者生活研究条件差》，《南方日报》1957年6月6日第1版。

6月11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陶铸与广州市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以及杂技团演员们举行座谈会。谭林综合广州音协会员的意见后再次在会上提出，广州有大批音乐教师和音乐专业的人才，却没有一间音乐学校，而私人音乐教师授课则被视为“散仔”。(16)《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邀请——文学艺术界人士济济一堂诚恳坦率向领导上提意见》，《南方日报》1957年6月12日第1版。

相关人员也对“领导不重视”的观点即时作出了回应。抛出质疑的第二天(6月12日)，陈残云(17)陈残云(1914—2002)，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羊城暗哨》等。1950—1952年，在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任职，曾率领部分师生到广东宝安县、云浮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在座谈会上公开回复了谭林的发言，他认为“领导上把文艺学院音乐部像包袱一样丢掉”是不符合事实的。陈残云说，1953年文艺学院结束，中南区要求把音乐和美术部搬到武汉时，广州领导上曾主张留在广州办专科学校，后来中南区的同志征得土改中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才决定北迁的(会后记者碰到谭林，谭林说丢包袱的话是杜埃同志说的)。(18)《陶铸继续听取文学艺术界的意见——两日来会议就一些问题初步展开争辩》，《南方日报》1957年6月13日第3版。

后来，谢功成回忆，政府在中南区新建一所音乐专科学校的时候，情况特殊，因为中南区(19)“中南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的行政区划之一，1949年建国时已经存在，1954年撤销。驻地在武汉市，管辖武汉市、广州市、河南省(开封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江西省(南昌市)、广东省(广州市)、广西省(南宁市)。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1949—1997》，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8月，第1—8页。在“建国前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艺术院校，特别是广州和武汉两地艺术教育的实力还相当强，建国前后又有各自的文艺学院”(20)谢功成：《中南音专纪事》，《黄钟》2008年第3期，第76页。。为了决定中南区新建音乐专科学校(即后来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的落户地点，国家文化部在1953年的春天，特派胡一川(21)胡一川(1910—2000)，革命美术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教育家、活动家、艺术家。1953年受命筹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学校成立后留任校长。来到广东华南文艺学院土改的乡下(那时华南文艺学院全体师生都还在高要、云浮两县搞土改)，传达文化部关于整合中南地区的艺术教育力量，分别建立“中南音专”和“中南美专”的决定，并为音专和美专的校址是设在广州还是设在武汉征求意见。当时华南文艺学院大部分师生都主张将学校设在武汉。主要理由是因为武汉是中南大区的首府。而学生私下议论时都说在华南文艺学院搞了两年多土改，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想乘这个机会能换个地方坐下来好好的学点专业。(22)谢功成：《中南音专纪事》，《黄钟》2008年第3期，第76—81页。

从陈残云、谢功成的叙述中可推断，当时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也有可能留在广州，发展为专门的音乐学校，但是受到“土改运动”中的师生意见影响，最终北迁武汉。至于学生们私下议论要“换个地方坐下来学习”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却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笔者根据所采集的资料推测：由于华南文艺学院参与“土改运动”多次延期，教师与学生对长期脱离业务学习的状况是有一些不满，将长期参与土改的因由归咎于校长欧阳山的决断上(事实上“土改运动”是当时的政策，各间高校都有参与，并非简单的个人决策)。因此，师生们为了摆脱欧阳山的影响，宁愿到武汉重新开始业务学习。(23)以上解释综合笔者两次采访张文倩老师，以及谭雪生撰文《文艺学院办学历程的回顾》。谭雪生：《文艺学院办学历程的回顾》，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三、师资与学生流向

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办学3年多来，共有教师25人，学生172人，至1953年办学结束时，师生们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留在广州，或北上武汉。当时交通不如现在发达，师生大多为来自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本地人，北上武汉，意味着背井离乡。学生大多孤身一人，若是没有收入来源，连买一张车票回广州都是奢望；而对于已经成家立室的教师来说，则是举家迁往武汉，也有可能是夫妇分居两地。因此，有部分师生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北上武汉。而另一部分的师生抱着对“教”与“学”的热情，服从组织安排，选择北迁武汉。日后，他们当中又有一部分师生回流广州，继续从事专业音乐教育事业。

(一)1953年迁往武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的师生

根据华南文艺学院校友们的回忆，当时转到武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继续学习的学生有八十多人，基本上都是来自1953届、1954届的学生。(24)校友会音乐部分会：《珠江长江再珠江——文艺学院校友在中南音专、广州音专和星海音乐学院》，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其中1953届学生因入学不久就投入“土改运动”，自觉没有达到最初学习的目的，因此尽管已经面临毕业，仍然有大部分学生选择到中南音专继续学习，其中包括有张文倩、崔其焜、阎惠端等人，鉴于这些学生辗转求学经历，时任中南音专校长程云在公开场合曾形容他们经历“六年大学，三大运动”。(25)见仇静文、廖成霞采访整理：《人间正道是沧桑——张文倩老师谈星海音乐学院的筹建情况兼及其他》，未发表。以及校友会音乐部分会：《珠江长江再珠江——文艺学院校友在中南音专、广州音专和星海音乐学院》，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教师方面，包括叶素、谢功成、俞薇、王义平、黄容赞、曾理中、罗炯之、何漂民、关慧棠、区晓、谭素容、陈婉、舒琛珍、杨匡民、徐潭、张育光、方耀梅、戴朝阳共18人同赴武汉，成为中南音专的老师。(26)参考自武汉音乐学院档案室档案资料，以及武汉音乐学院校史馆工作人员肖兰芳、阮晶晶于2020年4月22日所提供的信息。在新建的中南音专中，叶素曾任声乐系副主任，谢功成曾任作曲系副主任，俞薇曾任附中校长，其他老师也成为各个专业领域的教学骨干。(27)校友会音乐部分会：《珠江长江再珠江——文艺学院校友在中南音专、广州音专和星海音乐学院》，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315—316页。

(二)1953年不随赴武汉的师生

1953年夏天，文艺学院1952届、1953届的学生们面临毕业。

其中，1952届的学生们是1950年3月份入学，原本学制为一年，但因参加“土改运动”而耽误了毕业，为此在归来之后至转入“院系调整”之前的这段时间，上级部门安排他们毕业，并且已经分配工作。1952届音乐部有41人，除了2人留下继续学习及工作外，其余被分配到各个单位，情况如下：广州市委宣传部4人，广州市人民广播电台3人，华南歌舞团9人，中国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1人，粤剧团2人。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毕业生，则散布于全国各地：志愿军后勤部文工团4人，粤西区党委宣传部1人，海南区党委宣传部5人，各地文化馆4人，塑植局广西分局文工团5人，中央电视台1人。(28)华南文艺学院52级毕业生分配情况，参考《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五二级文音美剧四部五三五四级文剧部分配工作情况表(1953年6月15日)》，引自潘鹤、李伟彦主编：《化雨春风六十年——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校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正如前面所说，1953届、1954届的学生有80多人到武汉继续学习，除去1952届毕业分配外，整个音乐部学生仍有50多人留在广州，不随赴新校，等候安排，正如前文那封《简答表》公函所述，“不能随赴新校与另派工作之遣散教职员工及学生，拟作适当照顾，另一次过补助原工薪三个月”。

不随北上的教师，有苏克、梁芷琼、黄锦培、赵亮祖、马思荪和曾圣婉等6人。其中，苏克、梁芷琼两人日后成为“广州音乐学校筹备组”成员，是最早参与筹备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的骨干力量；黄锦培先是被调到华南歌舞团，后来又参加了广州市成立的广东音乐研究组，负责搜集广东音乐的原素材、整理分析，几年之后也回到广州音专民乐系任教。(29)王少明：《永远漂泊的缪司——访黄锦培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6—109页。

(三)分批回流至广州音乐专科学校

1953年到武汉新校教学和学习的文艺学院师生，有部分人回到广州，其中进入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工作的师生，大致可分为6个批次。

最早派回广州的是张文倩、雷琼、何绍松3人，他们是在中南音专经过本科3年的学习后，于1956年6月被派往广东省文化局的“广州音乐学校筹备处”，参加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属中学的筹备工作。

第二批是崔其焜、陈家骅和施尚圻(施金波)3人，他们是1957年夏秋之际回到广州，为准备开学的“广州音乐学校”(30)即广州音乐专科学校附属中学，因1957年夏天文化部仅批准广州新建一所音乐中学，因此原筹备的“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属中学”中只有“广州音乐专科学校附属中学”能够在1957年10月4日开学，并于次日(1957年10月5日)更名为“广州音乐学校”。增添师资。

第三批回流的时间是1958—1959年之间，正逢“广州音乐学校”升格为“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招收群众音乐系新生，需要充实和加强师资力量。中南音专对此大力支援，将教师关慧棠、区晓伉俪及学生谭明礼、卢兆豪、谢慧玲共5人调入广州音专。原华南文艺学院教师黄锦培也在此时调入广州音专。

第四批师生于1960—1966年回流，当时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正在稳步发展，调派回来的华南文艺学院校友也越来越多，包括教师俞薇、方耀梅，学生张梅玉、潘焜墀、江颐康、何蕴华、李美妮、陈慕禹共8人回流广州。

第五批师生是1977—1981年回来的。“文革”期间被合并的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在1977年得以恢复独立办学，并争取到本科办学资格，于1981年正式升格为“广州音乐学院”。自1977级学生入学开始(31)1977级入学确切时间为1978年3月。，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实质上已经按本科四年制的要求办学，因此为了增强师资，当年华南文艺学院的教师黄容赞、叶素及学生陈励强、阎惠端等4人都先后被调回广州。

第六批回流是1985年，正逢广州音乐学院为纪念冼星海而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之际，当年华南文艺学院的学生吕励明从哈尔滨返回，进入星海音乐学院任教。

据华南文艺学院校友会音乐部分会(后简称“校友会”)统计，从华南文艺学院辗转到星海音乐学院(及前身)的共有28人。根据前文所述，六个批次的师生有25人，再加上留在广州的苏克、梁芷琼2人，共27人。笔者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华南文艺学院校友会在文中将“施尚圻”的别名“施金波”按两个人并列，在此处有重复计算。按此核对，华南文艺学院音乐部师生到星海音乐学院(及前身)任职的人数应为27人。

四、停办后至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建立前本地音乐教育状况

近代广州曾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多所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由陈洪、马思聪、黄友棣等音乐家参与办学，聘任专门的音乐教师授课，培养专业学生超过300人。1931年，陈洪、马思聪在广州惠福东路创办了私立的“广州音乐院”，陈洪为首任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暂停招生，广州沦陷之后，广州音乐院停办。(32)曹思彬、林维熊、张至主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6页。另外还有公立的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前者于1940年在韶关创立，黄友棣任音乐系主任，后来校址辗转迁到广州光孝寺；后者于1947年在广州创立，在师范科下设音乐组，校址也在光孝寺附近的海珠北路。广州解放后，两所学校皆并入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当华南文艺学院停办后，广州乃至广东省内的专业音乐教育呈空缺状态。尽管如此，多年来培育的师资及学生仍然散布各个领域，积聚力量，培养后继的音乐人才。

(一)私人音乐教学

文艺学院停办后，当时最有针对性的音乐教育当属私人音乐教学，其中包括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一对一教学。

在钢琴方面，由于广州处于南部沿海地区，近代海外交流频繁，有利于接受西方音乐文化，在建国初期，许多本地钢琴教师都曾师从外籍钢琴家。这些外籍钢琴家中，又以夏理柯(Harry Ore，1886—1972)(33)夏理柯(Harry Ore，1886—1972)，立陶宛籍犹太人，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同班同学。见金莱：《概述广东钢琴音乐发展之路》，《钢琴艺术》2009年第9期，第42—48页。又，戴定澄：《夏理柯及其澳门关联钢琴作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85—97页。影响最大，他的学生李素心、蔡洁怡、赵碧珊等，在1949年前已经成为广州私人钢琴教学的主力。另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李翠贞的麦碧霞，也在1953—1957年间曾从事私人钢琴教学。除此之外，当时在广州多年从事私人钢琴教学的教师还有伍恩亚、何静意、黄佩贞等人。

1957年春夏，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筹备组在计划招聘钢琴教师时，对上述的私人钢琴教师们非常重视，筹备组在编写计划时曾这样介绍：“其中有李素心、何静意等，中央音乐(学)院都曾来聘请，她们因不愿离开广州而留下的。”(34)《广州音乐中学开办方案附：广州音专教师名单(草案)》，星海音乐学院档案室藏。尽管聘请社会人士的手续繁复，筹备组仍然有意聘请她们为新校教师。

另一方面，1957年暑假时考取成为广州音乐专科学校附中的学生们，大多在考前曾接受私人教师的培训，例如刘小明校友曾经学习钢琴，许美德校友曾经学习声乐和钢琴，卢春和校友曾经学习小提琴等等。另外，按李素心老师在当时一次会议上也曾介绍，全广州市有六七百位跟私人教师学习音乐的学生。(35)《灌溉施肥太少清规戒律过多》，《广州日报》1957年5月14日第1版。因此，在1953—1957年间，私人音乐教育是填补专业音乐教育空缺的重要支柱，这种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式，为日后成立的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培养了不少生源。

(二)中小学音乐教育

在1953年院系调整之前，广东省已经开始执行当时运行的中小学教学计划，计划中列明“音乐”科目的教学计划情况。

1951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通过改革学制的决定，在这个决定公布后，教育部制定了新的《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并在1952年3月18日公布。《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附有中小学教学计划，包括各科教学科目及时数。按这份教学计划中的“音乐”科目，小学一至三年级，每周有2个课时；小学四、五年级，初中一至三年级，每周有1个课时；高中不设音乐科，但规定于课外活动中有1小时的音乐活动。(36)曹思彬、林维熊、张至主编：《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63—387页。

当时，各间中学都按要求组织开展课外音乐活动，例如：广州市第十中学组织舞蹈、歌咏小组；广州市第四中学组织了舞蹈小组；荔湾中学则是每天下午都有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可以参加唱歌、跳舞等活动。(37)《本市各中学体育文娱活动蓬勃展开》，《广州日报》1953年11月12日第2版。后来考入广州音乐学院附中(即广州音乐学校)1957级校友梁妙嫦就曾参加小学的合唱团，并在其中接受最初的音乐训练。

由此可见，虽然专业音乐教育空缺，但在中小学教育阶段，音乐教育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在后来筹备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也曾经考虑从广州市中小学音乐教师中抽调师资，可见当时广州音乐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储备于中小学师资队伍中。

(三)少年宫、粤剧团等团体的音乐教育

除了中小学规定的音乐教育，少年宮、粤剧团等团体也纷纷开展音乐教育课程。

少年宫提供音乐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在暑假期间丰富本地孩童的课余生活。例如，广州少年儿童宮在1953年8月份曾组织570名少年儿童分别参加科学、体育、读课外书和音乐等四方面的小组活动。其中音乐方面，准备组织中学生30名成立口琴组，进行口琴的系统、基本练习和合奏歌曲；又组织中小学生100名，成立合唱团，练习合唱曲目，访问华南音乐工作者，并举行民间音乐故事会、音乐家冼星海故事会等。(38)曹婉娴：《少年儿童宮由明日起组织五百多名少年儿童参加各项暑假活动》，《广州日报》1953年8月11日第2版。

本地传统音乐教育也有在这段时期兴办短期学习班，其目的则是通过培训考察和选拔专业人才。广州市粤剧团曾举办演员学习班，目的是培养一批新的青年演员。学习班在1953年8月18日举行了开学礼，由时任团长白驹荣任班主任，教师有老艺人靓少英、刁婵月，名打武家陈朝光等。第一期的学习年限为半年，学员全是一些13—18岁的小伙子。(39)《市粤剧团演员学习班开学》，《广州日报》1953年8月21日第3版。

(四)媒体、社交中的音乐教育

上文所述的音乐教育情况，基本上属于音乐教育的一般范围，若以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可将音乐教育范围扩展至“媒体传播与社交传播”，而且这种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没有年龄和教室空间的限制，因此，在广东地区专业音乐教育空缺的状态下，考察媒体及社交中潜移默化的音乐教育情况，更显重要。

1.报刊、广播的相互作用

在报刊与广播相互配合，进行音乐教育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第1种是报纸刊登乐谱等文本，配合电台教唱；第2种是电台播放音乐节目，在报刊上刊登预告。

在20世纪50年代，本地报刊《广州日报》《南方日报》上不时刊登了一些乐谱，在乐谱之下也会注明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对应的教学节目，同一首作品，一周内至少教学3次，每次30分钟。

尤其每当遇上特定的节庆，报刊上都会刊登相关的歌曲，例如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广州日报》在1953年11月3日第3版同时刊登了舞蹈《中苏友好集体舞》和歌曲《中苏友好万万年》。

《中苏友好集体舞》(40)施明新作曲、张放编舞：《中苏友好集体舞》，《广州日报》1953年11月3日第3版。由施明新作曲，张放编舞，题目下先是刊登了编者注明：

为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刊登了这个舞蹈。各单位如需要学习这个舞蹈，可备函到岭南文物宮接洽。

然后是详细讲解舞蹈动作，并附有乐谱和图示。这是一种通过“报刊+电台+现场”来进行舞蹈教学的方式。

图1 《中苏友好集体舞》(41)施明新作曲，张放编：《中苏友好集体舞》，《广州日报》1953年11月3日第3版。

《中苏友好万万年》，由柯蓝填词，贺绿汀作曲，词谱下面注明：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本星期教唱这首歌，星期一、三、五六点十五分至六点四十五分教唱，星期二、四、六中午十二时三十分至一时由第二台播送教唱录音。(42)柯蓝词，贺绿汀曲：《中苏友好万万年》，《广州日报》1953年11月3日第3版。

按这首歌曲的教唱安排，词谱与音响结合，一周内教学6次，每次30分钟，如此密集的频次和时长，如果听众都有准时收听，基本可保证教学质量。

图2 《中苏友好万万年》(43)柯蓝词，贺绿汀曲：《中苏友好万万年》，《广州日报》1953年11月3日第3版。

当然，这种“报刊+电台”的普及方式并不是为了补充专业音乐教育空白而设，而是“建国”初期以来向民众宣传时事的一种方式。例如，在提出院系调整之前，为庆祝195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当年的4月29日《南方日报》上，在同一天刊登了4首歌曲，即《我们工人有力量》(马克词曲)、《消灭细菌战》(郭沫若词、吕骥词)、《全世界人民一条心》(招司词、瞿希贤曲)、《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李建清词、马华曲)，并在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从即日起每天下午6时30分到7时教唱。甚至同一首曲会在报刊上刊登多次，例如《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李建清词、马华曲)在同一月份内刊登了2次。(44)第一次刊登是《南方日报》1952年4月2日，第二次刊登是《南方日报》1952年4月29日。

如果是平常的日子，报纸和电台则是会每隔1—2周教唱一首歌曲，以1954年3—4月份为例，报纸刊登教唱《永恒的光荣》(高罗契夫词、亚历山大洛夫曲)(45)高罗契夫词，亚历山大洛夫曲：《永恒的光荣》，《广州日报》1954年3月3日第3版。，《北京—平壤》(田间词、晓河曲)(46)田间词，晓河曲：《北京—平壤》，《广州日报》1954年3月26日第3版。，《春耕曲》(山东民歌，雪峰、苗晶词，苗晶编曲)(47)雪峰、苗晶词，苗晶编曲：《山东民歌——春耕曲》，《广州日报》1954年4月6日第3版。，《建设祖国之歌》(王莘词曲)(48)王莘词曲：《建设祖国之歌》，《广州日报》1954年4月27日第3版。，《节日的晚上》(安娥词、马克曲)(49)安娥词，马克曲：《节日的晚上》，《广州日报》1954年4月30日第3版。等歌曲。

上述例子是报纸与电台普及音乐的第一种方式，由于普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其影响力在本地专业音乐教育空缺状态下不可忽视。

前文提及报纸与电台普及音乐的第二种方式，是电台每天播放曲目，在报纸上刊登节目预告。例如，在《广州日报》1954年3月6日第三版的最下面栏目，刊登了《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今日要目》，具体如下：

8∶10，星期音乐会：音乐：贝多芬《降E长调第三交响乐》，《艾格蒙特序曲》。

10∶30，京剧：梅兰芳唱：玉堂春、宝莲灯、洛神。

11∶00，潮州音乐。

16∶10，文艺节目：1.广播剧《在柏林美国占领区》；2.小说朗诵《女儿的诞生》。

17∶45，粤曲《赵师傅退休》。

21∶30，一周时事。

第二台：

10∶00，粤剧《买怪鱼龟山起祸》。

16∶30，播送蒙古人民共和国艺术团在本市演出的实况录音。

17∶30，群众点唱节目：1.沪剧《罗汉钱》；2.歌曲《我等你到明天》；3.粤剧《钗头凤》。

图3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今日要目》(50)《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今日要目》，《广州日报》1954年3月6日第3版。

从这天的节目安排来看，电台自制的节目很少，仅有广播剧与小说朗诵，其余时间都是播放各种音乐。音乐类别包括：一，西方古典音乐，以贝多芬等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为主；二，中国传统戏曲，包括京剧、沪剧，以及本地的粤曲粤剧；三，回播演出实况，即上例中的蒙古国在广州市的演出实况；四，听众点播。

这种节目预告每天都刊登在报纸上，每天的节目类型基本相似，也是向大众民众普及音乐的方式之一。

2.音乐会演出、音乐主题电影与报刊评论的相互作用

“建国”初期，每次音乐会与电影的上演，都是值得期许的事情。一方面是上演的音乐会和电影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当时在本地上演的电影都是引进苏联的优秀电影作品，而音乐会演出一部分是友好国家文艺团体的来访演出，一部分则是精心准备颇久的本地团体演出，无论是哪种情况，音乐会演出和电影上演都是值得在报刊上评论的事情。

音乐会方面，本地演出团体曾经举办《聂耳逝世十八周年纪念晚会》(51)《省、市文化局今日举行聂耳逝世十八周年纪念晚会》，《广州日报》1953年7月17日第2版。《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八周年的音乐会》(52)严金萱：《从纪念冼星海音乐会上看广州市音乐活动》，《广州日报》1953年11月13日第3版。《华南歌舞团首次公演》(53)《华南歌舞团首次公演》，《广州日报》1953年12月13日第3版。等等大型演出。演出之后，本地报章会刊登相应的评论：例如纪念冼星海音乐会前后，刊登了谭林《纪念冼星海同志》(54)谭林：《纪念冼星海同志》，《广州日报》1953年10月30日第3版。、严金萱《从纪念冼星海音乐会上看广州市音乐活动》，也刊登了李波创作的冼星海木刻头像画(55)李波：《天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木刻)》，《广州日报》1953年10月30日第3版。；又如，在新建立的华南歌舞团首次公演前后，刊登了振伟《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介绍华南歌舞团首次公演节目》(56)振伟：《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介绍华南歌舞团首次公演节目》，《广州日报》1953年12月29日第3版。，倪路《关于“莫歌”舞——华南歌舞团公演舞蹈之一》(57)倪路：《关于“莫歌舞”——华南歌舞团公演舞蹈之一》，《广州日报》1954年1月5日第3版。。这些音乐会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音乐会的背景知识，使音乐会的影响力得以延长。

电影方面，由于大部分引进自苏联，当中有部分是音乐题材的电影，例如《作曲家莫索尔斯基》(58)《作曲家莫索尔斯基》，《广州日报》1953年7月11日第4版广告栏。《大音乐会》(59)《大音乐会》在广州上演时间是1953年10月12日，至少11各院线同时上演，详情可见《广州日报》1953年10月9日第3版。和《乌克兰艺术音乐会》(60)《乌克兰艺术音乐会》(电影上演广告)，《广州日报》1953年11月2日第3版。。

《作曲家莫索尔斯基》，即以俄国音乐家穆索尔斯基(Mussorgsky Modest Petrovich，1839—1881)创作生涯为题材的电影，由格里戈里·罗沙利(Grigori Roshal，1899—1983)导演，列宁电影制片厂1950年出品。这是二战后，由苏联电影工作者制作、描写作曲家的系列影片之一，于1953年暑假在我国上演，上演后，本地媒体《广州日报》刊登了张碧夫《莫索尔斯基的道路——影片莫索尔斯基观后谈》(61)张碧夫：《莫索尔斯基的道路——影片莫索尔斯基观后谈》，《广州日报》1953年7月18日第3版。来回顾这部影片。

《大音乐会》在广州上演前，已经提前在报章广告栏上刊登了广告，介绍影片内容：

编剧Я·马柯昔明柯，总导演B·斯特罗耶娃，这是一部以新颖首发编导的彩色艺术片。它介绍了《伊戈尔王》、《天鹅湖》、《柔密欧与幽丽叶》等五个优秀歌剧与舞蹈的精华……

并专门刊登文章介绍这部影片，例如钱博《苏联人民艺术的光辉——介绍影片“大音乐会”》(62)钱博：《苏联人民艺术的光辉——介绍影片“大音乐会”》，《广州日报》1953年10月7日第3版。。在影片上演后，又陆续刊登了两篇影评，即麦浪《苏联人民艺术的结晶——〈大音乐会〉观后》(63)麦浪：《苏联人民艺术的结晶——〈大音乐会〉观后》，《广州日报》1953年10月13日第3版。、严金萱《〈大音乐会〉中之舞剧——天鹅湖》(64)严金萱：《〈大音乐会〉中之舞剧——天鹅湖》，《广州日报》1953年10月16日第3版。。

类似的影片推介方式还用在影片《乌克兰音乐艺术会》上。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为了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6周年，主办了“苏联电影周”，《乌克兰音乐艺术会》正是在这个活动中上演的影片之一，广州有超过12家院线在当年11月7—18日轮流上演。上演之前，除了在本地报刊登广告外，还刊登了麦浪《多姿多彩的乌克兰民族艺术——介绍〈乌克兰艺术音乐会〉》(65)麦浪：《多姿多彩的乌克兰民族艺术——介绍〈乌克兰艺术音乐会〉》，《广州日报》1953年11月5日第3版。一文来专门介绍。影片上演之后，则是刊登梁伦《令人心醉的民间艺术——对苏联电影〈乌克兰艺术音乐会〉一些感想》(66)梁伦:《令人心醉的民间艺术——对苏联电影〈乌克兰艺术音乐会〉一些感想》，《广州日报》1953年11月17日第3版。来继续讨论。

这种通过“电影+报纸影评”向大众普及的是音乐家生平和作品背景，虽然不是音乐表演技能的直接教学，但这种普及方式却是对音乐的更深层次的讨论和认识，也应看作广义上的音乐教育。

3.音乐沙龙

广州本地音乐爱好者当时有一个固定的社交活动，每逢周六日晚上，在十三行故衣街(67)交响乐团地点，详见《广州日报》1953年7月25日第3版。及永汉北路(68)音乐沙龙地点，详见《广州日报》1953年10月7日第3版。的某个地点，会播放各种西方音乐作品的唱片，并且固定在《广州日报》周六第3版的广告栏目上刊登这两晚播放的曲目。其中“音乐沙龙”已经持续了多年，按1953年9月初刊登“四周年纪念，举行音乐月，增设星期三、四晚欣赏会”的说法，这个活动甚至在1949年广州解放前就已经开始，至少在1954年还在延续。音乐沙龙播放的作品大多以西方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为主，既有专门播放交响乐曲的专题，也有其他主题，例如小提琴曲选、室内乐曲选等等。在平时，音乐沙龙也会出售各种唱片，包括歌剧、交响乐、协奏曲、跳舞曲等种类，也出让德国提琴等乐器。由此看来，音乐沙龙固定举办音乐欣赏会，实质上是商业销售的手法之一，但客观上来看，这也是本地人少有的接触西方音乐的渠道之一。

结 语

综上所述，华南文艺学院在1950年建立之时，吸收了原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和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两所学校的师资和学生，1953年因院系调整而停办，其中音乐部按当时政策和师生的意愿，北迁武汉，成为新成立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的来源之一。北迁后，至广州音乐专科学校附中(即广州音乐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建立前，广州市乃至广东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呈现空缺状态，但仍然维持一定的音乐教育活动，不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教育来自私人音乐教育、中小学的音乐课程以及少年宫等团体的音乐培训，还来自社交活动、媒体普及等广义上的音乐教育活动，为日后成立的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及附中创造环境过以及培育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