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潇颖 朱雨沁

摘要：我国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劳动力流动对巩固脱贫成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梳理已有研究和模型，分别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的经典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理论研究，针对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现有问题包括流动者技能培训、农村社会保障、预防代际贫困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贫困;农村劳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习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的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绝对贫困消除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单一，脱贫人口经济、人力、社会资本不足，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由此可见，我国仍需对脱贫攻坚成果进行巩固。2021年，我国进入十四五规划，中央也提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划，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得知，2020年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六成，相较于2010年上升了14.2个百分点，而且将延续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流动。其中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化率突破63.9%的主要动力，人口流动较大的广东省也因此继续作为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劳动力大规模的在城乡中迁移，对贫困家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是否真的对家庭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

二、文献综述

1.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经典模型

首先是刘易斯等人（1954）提出的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初步揭示了劳动者在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流动的因素与关系[1]。后来拉尼斯、费景汉提出，原刘易斯模型中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2]。在此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更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学说界通称它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大量失业现象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的状况并存，导致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这些现象与刘易斯模型基本假设相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针对此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模型[3]。该模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行为，较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仍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但就中国而言，托达罗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相关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所处的转型特殊背景以及该模型的一些固有缺陷，其阐释力具有一定的局限。

2.劳动力流动影响

很多学者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沿着这两大模型，并针对两大模型的缺陷进行了修改。一些学者认为两大模型暗含劳动力同质性假设，没有考虑城乡及农民工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提出应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差别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伍向文 2004）[4];一些学者针对两大模型暗含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指出转轨经济国家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城乡经济联系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柯荣住 1998）[5]。鉴于此，陈会广（2013）[6]等分别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相应拓展和修正。以上的修改都可以看作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的修补，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阶段性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些学者指出建构于市场化理论的托達罗模型暗含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同步完成的假定（钟水映、李春香，2015）[7]，而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由于存在户籍的强制度约束，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已有模型缺乏解释力。鉴于此，蔡昉（2001）[8]等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两过程三环节”的理论“两过程”为迁出地转移、迁入地居住，其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农业人口非农化与农村人口城镇化同步完成。朱要龙（2018）针对此提出了土地依附效应，并将城镇化过程重新分解为：农业退出、城市进入和农村退出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个体决策行为分为乡城流动、城市留居和城市落户。这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应从决策主体变化、短期和长期以及制度变化等多种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

3.在贫困方面

国内将贫困人口划分为：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2020年脱贫攻坚战要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要通过打赢攻坚战探索经验，完善贫困测度方法，拓宽精准扶贫角度，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可能不定期调整，2020年贫困标准4000元/年。中国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举家搬迁，而是家庭部分青壮劳动力流动，其余成员留守的部分留守。

劳动力流动相比其他降低贫困的方法特别在人力资本的提升。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通过正规教育、流动、职业培训或非正规教育与健康投资得以实现。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途径与该理论不谋而合：通过在职培训以及工作及流动过程中社会阅历的增加，外出务工人员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能力或技术，我国学者（陈瑛，杨先明等，2019）在研究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东道国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时，采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的理论将能力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经过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流动有助于劳动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包括外向性和尽责性的提升，而在职培训对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数学运算和阅读能力。

我国欠发达区域劳动力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有着类似的境遇，他们在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方面积累薄弱，因此这些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人力资本还具有溢出效应，跟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主要通过学习他人和向他人学习。外出劳动力将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信息带入农村，并付诸实践，对农民增收，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

农村劳动力对外流动的精神作用主要体现在：1.注重对后代的教育，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中国目前处于产业升级的重要阶段，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提高对员工素质、学历的要求。外出务工者接收到这些信息，自然会提升对子女教育的投入。2.外出务工大幅增加了农民工的收入，农民靠自己的打拼提升了收入和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等靠要”的思想，进一步消除了精神贫困。3.外出务工突破了我国农民一贯的守土观念。在上个世纪，我国农民有着浓厚的守土观念，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外出经营工商业，单一的产业结构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而外出务工让很多农民家庭尝到了流动、工商业的甜头，大大减弱了传统的守土观念。

三、总结和启示

1.偏远地区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当地政府应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建立良好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外出务工者教育水平越高，务工收入越高。由此，应积极开展农民工继续教育，提升综合素质。外出务工农民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在就业及城市生活中常处于劣势地位，外出务工者常集中于劳动环境差、危险性高、收入低的行业，这些工作不仅影响着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还降低对自身以及对城市的认同感，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而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主要指农民生活条件、生活质量的市民化。因此，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尤为重要。而农民工群体大多处在青壮年，具备受教育的条件;并且也有强烈的学习提升的愿望，据调查显示，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他们大多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从而并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对城市生活依赖度高，对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充满了向往。此外，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较父辈有所提高，工作舒适度、发展空间等成为他们的主要考虑因素。反观就业市场，农民工大多集中于民营企业，它们绝大多数以盈利为核心，节省各种非必要活动的成本，而农民工本身流动性较强，对他们的培训活动被很多企业视为非必要活动，在有需要时一般采取的也是成本极低的学徒式培训，对农民工自身职业发展以及综合素质提升效果不明显。由此，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应积极承担起对农民工开展继续教育的责任，首先，政府与相关社会组织应积极与农民工群体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职业愿望以及就业需求，并与当地用工需求相比对，设计出相应的职业规划及职业路径，供农民工选择。其次，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效益及周边社区的和谐稳定，应督促用工单位在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上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适当降低各种培训机构的门槛，开展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培训，培训应同时具备全面性、层次性和专业性，既包括思想道德建设以及法律知识的普及，也包含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的提升。

2.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减轻家庭赡养和抚养负担。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存在低水平、不均衡、稳定性差的问题，社保资金依赖于政府补贴和农民自愿缴费，两者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比例，并且农民由于实物性收入居多，缴费能力低下。而对于欠发达省市的农村，还有政府能力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中央政策应继续对偏远地区进行偏斜，加大财政支持。在医疗保险方面，加大对大病以及农村慢性病的补偿规模;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我国目前低保仅是保吃饭的水平，应逐步提高低保水平，实现真正能为困难群众兜底，对于欠发达地区，在评定、核准其所需资金及供应能力的基础上，由上级财政弥补缺口;养老方面，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的侧重点还在医疗卫生服务上，包括上门医疗服务、健康体检、义诊、慢性病防治及管理。而欠发达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本身很弱，村卫生室和乡卫生院往往人手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专业水平不够，只能提供最简单的医疗服务，难以承接偏远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医疗服务，因此，要加大对偏远地区乡镇医疗的人力、物力、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医、养结合，以村、乡卫生室和卫生院为中心的辐射到周边地区家庭老人的服务体系，同时可以在卫生院内部设置老人服务部和老年病科室，以提高医疗养老的专业化水平。

3.加强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预防贫困的代际传递。城乡“二元化”加剧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越来越大。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务工，只能由父母单方、家里老人或亲戚照顾，由于缺乏家庭的关注和教育，很多留守儿童在学业、身心方面都存在着困惑，更有甚者在将来迈入社会后出现道德滑坡，甚至触犯法律。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偏远地区父母对孩子期望并不高，在潜意识里认为农村孩子成才可能性不大，因此，对孩子学习上的硬性管束不多。此外，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不涉足留守儿童的学习，尤其是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隔辈亲人一起生活，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文化程度也不高，只能对孩子起到看管作用，对孩子物质上满足，精神上宽松放任。因此，留守儿童的教育重担大部分落到了学校头上，而偏远地区乡村经济发展落后，信息闭塞，师资力量薄弱，仅仅解决教学问题已力不从心，更加无暇顾及学生心理健康和身心发展。基于此，当地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改变外出务工者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孩子教育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在外务工时，多与孩子及监护人电话沟通，多多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让孩子感受到温暖与亲情。其次，采取积极的政策如支教计划等为孩子们争取师资以及其他教育资源，提升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让更多的孩子能走出“山沟”。此外，定期对留守儿童开展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位。

4.从本文样本数据及其他数据，不难看出，在过拉地村为典型的偏远地区农村中，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占比依然较大。因此，在保证环境友好的同时，提升农业效益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有效手段。而现如今，偏远地区乡村村民普遍缺乏科技知识、缺乏科学意识，这也是新发展阶段乡村帮扶的重点，应有侧重点地引进相关科技人才进行一对一帮扶，因地制宜的制定农业现代化策略，提升当地农业生产质量及效益。

5.脱贫摘帽后，过拉地村等乡村面临着乡村振兴的任务，不仅包含各种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还包含提升乡村治理、乡风建设的软件建设。现如今，我国偏远地区农村村民普遍还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离土离乡，而外出务工者年轻力壮、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正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因此，首要问题是把人留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产业和项目，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在新一轮农村帮扶中，帮扶团队应为农民出谋划策，鼓励他们搞多种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附着其上，发展综合农业，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同时，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实现农产品产地精加工，抓住环保食品、有机食品等商机，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牌，采取现代营销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品牌和地区的知名度;以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文化为契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城市现代消费模式下乡，不断创新运营模式，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将传统的观光旅游、餐饮消费与现代体验式消费等新兴模式相融合。

作者简介：

陈潇颖（2000-），女，布依族，云南昆明人，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在读，金融学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京审计大学2020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1287029Z。

参考文献：

[1]Lewis， W. Arthur.The dual economy revisited.[J].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Gustav Ranis and John C.H.Fei .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1，Vol.51，No.4，p533-558.

[3]John R.Harris and Michael P.Todaro，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70，Vol.60，No.1，p126-142.

[4]伍向文，沈薇.托达罗模型的修正及其在中国的意义[J].开发研究，2004（02）：52-55.

[5]柯荣住.城市就业（人口）控制制度及其变革：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1998（04）：12-16+18-20.

[6]陈会广，刘忠原.土地承包權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托达罗模型的修正与实证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3（11）：12-23.

[7]钟水映，李春香.乡城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农村人口退出视角——托达罗模型的再修正[J].人口研究，2015，39（06）：13-21.

[8]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04）：4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