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丽丽

“反贫困干预”的社会学含义

当“反贫困干预”成为国家战略，“扶贫”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范畴，这不仅激发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领域多元行动主体的“跨界协同”，更撬动了资本、技术、土地、劳力等要素的再组合，进而重构了地方社会的图景。贫困治理的意义也超出减贫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治理含义。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在“扶贫”作为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始终存在着一对难以分割又颇具张力的命题，即政策话语实践中作为“社会分类”的贫困者和政策干预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贫困者。

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是国家大力推动产业扶贫的结果

作为“社会分类”的穷人是扶贫识别与瞄准机制的产物。长期以来，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识别框架一直主宰着世界反贫困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贫困线”在贫困人口规模测定以及减贫资源的投入中都是重要的操作性工具。可以说，作为“社会分类”的穷人群体通常是由抽象的统计数据来呈现的。[1]从国内来看，1986年以来，我国的扶贫瞄准机制经历了从贫困县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三个阶段的逐级深入。[2]特别是2013年以来，“精准扶贫”机制通过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进而将扶贫瞄准对象落实到户到人。建档立卡的识别标准是2013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736元的贫困家庭和人口。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全国有8249万贫困人口，然后再按照各省和县的贫困发生率估算出建档立卡的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