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以来都是中华多民族文学从多元并置到多元一体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观照下重新认识和考察回族古代文学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元代著名的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为考察中心，剖析其诗作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并以此勾勒出中华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发展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代少数民族文学 丁鹤年 诗歌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众多民族频繁地交流、交往中，形成了以极具包容性和多元性为特点的元代文化。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是了解和研究各民族文化观的直接反映。而具体的文学作品则是作者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国家、民族等价值观念的一种集中体现。在多民族相互融合的社会结构形态以及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下，元代诗坛成就了一批以汉语创作为主的少数民族诗人。这些诗人精通儒家文化，深受传统汉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兼具着自身独特的民族气质，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文学作品。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

丁鹤年（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幼时聪颖，深受儒学熏陶。年十七便在家乡小负盛名，精通《诗》《礼》《书》等儒家经典。鹤年一生志不在仕，一心勤恳为学，著述丰厚，尤善诗歌。却因生逢元、明两朝更迭的战乱年代，兵燹之祸，仅存诗歌三百余首，有《丁鹤年集》传世。数百年来，丁鹤年的诗歌依旧在少数民族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清代学者顾嗣立在《元诗选》中誉丁鹤年为“元季后劲诗人”，并称赞其诗是“西北弟子”盛极一时的“力作”。[1]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力赞：“萨都剌而后，回回教诗人首推丁鹤年”[2]，评价同样是极高的。另外，在《新元史》（柯劭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中也均列有单节记述丁鹤年的传记及其诗歌作品。因此，本文将以丁鹤年诗歌为考察中心，探索这位少数民族作家诗歌创作背后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并借此还原出元、明时代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原貌。

一.伤痛哀叹，向往安定

丁鹤年生逢元末，朝代更迭、农民反抗斗争兴起，因此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为丁鹤年诗作“伤痛哀叹”的肇始。为躲避战乱，他的生活颠沛流离。战火纷飞的年代，万金难抵一封家书，家乡和亲人的安危让丁鹤年日夜牵挂，他发出：“十年澒洞家何在？万里清明客未归。”[3]（《异乡清明》）的惆怅。正因如此，丁鹤年的诗歌常常表现出郁郁不得志的伤感。面对“金银楼观郁嵯峨”[3]之景，他吟出：“徙倚危栏倍惆怅，月中犹见旧山河”[3]（《题万岁山玩月图》）的忧伤。这里看出，在孤独的月夜中，诗人倚栏而立，月色朦胧中仿佛还是战争前的安定;举目四望，丁鹤年眼见的是：“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3]（《避地》）的无奈。诗人孤身一人夜宿江城，梦回旧朝国都，无奈只是空欢喜一场，梦醒之时却是：“醒来独背寒灯坐，风送长空雁几声。”[3]的悲凉景象。梦醒夜残，寒灯独坐，此时几声雁鸣随风而逝，此情此景，更是弥漫着诗人有志难酬的无可奈何与政治失意后的凄凉。无奈归隐后诗人的处境更是凄然。《寄定海故将军邰公辅》中：“风尘随处严诃止，愁杀田间夜猎还。”[3]一句中引用了李广在赋闲时被霸陵尉呵止的典故。诗人在这里暗喻自己归隐后备受欺凌的境况。诗中语述虽然克制、含蓄，却仍能深刻描述出诗人当时的窘迫境遇。读来使人只觉惆怅与落寞。这种失落与痛苦的感受，在《腐儒》一詩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3]诗人异邦独自为客，面对空谷念旧国、怀故人，只恨自己不能为国效力。面对现实，诗人也曾感叹“有相皆虚妄，无才幸苟全。”[3]茫然不知所措中，鹤年也想要避世归隐，过上“栖云同白鹿，饮露效玄蝉。”[3]（《逃禅室述怀一十六韵》）的清闲日子。然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又让他面对冷酷的周遭反其道而唱：“岂意兵荒南北遍，化行沧海独升平”[3]（《观太守兄昌国劝农》）。也正是在这首诗中，作者一反常态，在乱世歌太平，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留下无限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因此，即便“九天驭日力已竭，两地看云愁倍增。”[3]（《雨中寄浙河杨彦常先生》）他也时常怀着“志国怀乡一寸心。”[3]（《九日登定海虎蹲山》）战乱年代，诗人看到的是元廷的昏暗腐朽与多次的农民反抗起义，以及战争频仍留下的满地疮痍和社会混乱。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诗人的政治理想是结束战争，祖国统一，人民得以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中。

由此可以看出，丁鹤年诗作始于对动荡年代的悯乱思治之意。他怀念故国、家园，感慨今昔巨变，但却不止步于一味地伤痛哀叹。转而跳出个人情感，为人民安定而大声疾呼，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家国统一的大国家观的体现。

二.深刻揭露，忧国忧民

元末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丁鹤年在诗歌创作中多体现的是对时政黑暗的深刻揭露，抒发对国家未来的命运与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的忧虑之感。丁鹤年年少便迫于漂泊，常年颠沛的经历使得他饱经风霜，从而也更接近底层人民生活。因此，他将所见所想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思考，为民疾呼。戴良曾在《鹤年吟稿序》中评价：“但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闵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4]面对残酷的社会动乱，诗人在《寄胡敬文县尹》中对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跃然纸上：“湖北衣冠蔼士林，十年兵革尽消沉。昆冈火后馀双璧，锦里书回抵万金。凫舄趋朝天阙近，《霓裳》度曲月宫深。谁知海上垂纶者，去国长悬万里心。”[3]末句“去国长悬万里心”一句，更是将诗人虽远离朝廷，却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忧君爱国之思呼之欲出。同样地，面对天灾人祸，他直指“桑田变海人为鱼”[3]（《题馀姚叶敬常州判海堤卷》）的残酷现实情境。而在同一首诗中，面对甘于奉献的治灾英雄，他也能一改以往的讥讽和悲痛的基调，并由衷地赞美道：“嶙峋老骨不肯朽，化作姚江捍海堤。”[3]（《题馀姚叶敬常州判海堤卷》）诗人一边痛指残暴的现实，却也赞叹功绩，甚至后来笔锋一转描写治灾之后人民安居乐业之景，将激烈矛盾与祥和的发展融合的恰到好处，使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有身临其境之感。

丁鹤年同情民生疾苦，心系家国命运，通过对所见所感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但他并不拘泥于个人困苦，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与千万处于水火之中的民众的情感融为一炉，再通过他的诗歌真真切切地反映出来。因此，在丁鹤年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将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融为一体，诗词衔接自然，诗境气势磅礴、浩大，艺术感染力极强。

三.寓情于景，卒章显志

关于丁鹤年诗作之“形”，元末著名文学家戴良称丁鹤年：“善诗歌，而尤工于唐律。”[4]或是开篇点题，或是卒章显志，亦或是引经据典，都显示出了他在诗歌创作上高超、娴熟的技巧。再进一步剖析，进入其作品内涵，即可见其诗歌善于用景，寓情于景、卒章显志的特点。因此，新竹数竿在他的眼中是：“钓鳖期大用，引凤压群音。”[3]（《题竹》）诗中“钓鳖”出自《列子·汤问》，“引凤”出自《列仙传》。这两句诗人引用经典，表面上说竹子将有大用，可以压倒其他音乐，引来凤凰，实际上一语双关，暗指种竹人的远大抱负。又如“一拳苍藓荒秋雨，惆怅无人解补天。”[3]（《题前人<竹石嘉树图>》）两句中，诗人借女娲补天的传说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郁心情。除此之外，丁鹤年的诗中也常常出现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抒发感慨之作。例如：“孤村月落群鸡叫，绝塞天清一雁横。”[3]（《送人归故园》）中可以看出，虽然战乱过后的故乡是“孤村月落”的寂静，却也有“群鸡”悠然鸣叫的景象。然后，作者又用“大雁”这一意象将自己不能归乡，只能寄思念于一行大雁的落寞之感表现出来，使人读之怆然。因此可以看出，丁鹤年的诗不只單纯描绘山水景物，而是与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人生经历相互联系，为诗歌增添了更浑厚的思想和意境。虽然诗人在抱病时也曾发出无力的感慨：“每因旧事增新感，独对寒灯拭泪痕。”[3]（《丙午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梦回书事》）但在他的诗歌中却几乎很少见到无病呻吟、装腔作势之语。他的诗歌不是单薄乏力的，无论是表达对故国的思念，或书写心系家国的情怀，或追忆旧友，或对现世的批判，丁鹤年用他的笔墨表达了出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导夫（马春宝）先生在他的《丁鹤年诗歌的主体思想倾向》一文中曾对丁鹤年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思想进行剖析，他指出：“丁鹤年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正直的文士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诗人继承了《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比兴”、“美刺”的传统，并在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加以张扬的结果。”[5]

由此可以看出，生于战乱的诗人，一方面为当时的民生政治痛心疾首，令一方面，在中华传统优秀典籍中汲取营养，为广大民众振臂高呼。因此，成就了丁鹤年心系家国、卒章显志的创作风格。作为元明之际的诗人，丁鹤年深受儒家诗教和风雅传统的影响，饱含着忧国爱民之心，充分显示了一个文人对所处社会以及战乱时代的关注与忧思。在动荡的乱世中，诗人依旧向往中华民族走向一体，渴望人民能够安定幸福。丁鹤年的诗歌中完整的体现出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中华民族文学长期以来所特有的文化的多样性和情感、审美的一致性。这正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文学营养培育出的“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体现。

四.余论

学界对于丁鹤年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对丁鹤年生平、族属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考证。该著中列专章考释了丁鹤年的族属、交游及著述等。对于丁鹤年诗歌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应属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丁鹤年集》。该著共4卷，对丁鹤年的诗作整理详备。各卷中又包含七言古诗、律诗、排律、绝句等。该著末附有题词、附录、跋、后跋、校伪、续校及《丁孝子传》，是目前研究丁鹤年诗歌不可或缺的文本资料。另有丁生俊的《丁鹤年诗辑注》，可谓是丁鹤年诗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著以丁鹤年诗集四卷本为蓝本，按照创作时间和诗歌内容，将丁鹤年的诗分为六大部分：《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续集》《补遗》《附录》。可以说是对丁鹤年诗集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辑录注释。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的精进，丁鹤年的诗歌研究开始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的态势。这其中导夫所作的《丁鹤年诗歌研究》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该著共包含7章内容，作者分别从丁诗的主题思想、情感结构、丁鹤年诗歌的美学及其辩证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赏析。另外，该著中作者秉持既立足于历史语境并结合当前的现实视野来品评丁鹤年其人、其诗，因此呈现出了很多新鲜的观点。在该著的启发下，王毓红、孙纪文、刘世杰等人均发表单篇论文以新的视角论述丁鹤年及其诗歌作品，使得丁鹤年诗歌研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进一步扩展。

综上所述，自20世纪至今，丁鹤年及其诗歌随着一代又一代学者、专家的不断深入研究而呈现出系统化、多元化、细致化的态势。通过对丁鹤年的诗歌创作的进一步整理也不难发现，其诗作既有继承儒家文化精神和经典诗歌的传统，又能够融入本民族的独特气质。这就使得他的诗歌既有儒学经典的对仗、工整之形，又兼有少数民族的洒脱、豪迈之情，因而彰显出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未来对于丁鹤年研究仍有但不局限于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是进一步开展对丁鹤年诗作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丁鹤年的诗歌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他的绝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淋漓尽致;他的律诗又娓娓道来，细致地描绘着景物，耐心的诉说着情怀，用充足的文字来进行精写和铺陈。深入研究丁鹤年的诗歌，对于促进元代少数民族诗歌研究有一定的裨益。同时，深刻感受诗人融入在诗歌中浓厚的“爱国爱家”的思想感情，也有助于理性认识回族文化及文学发展历程，理清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脉络。

二是丁鹤年的诗歌中既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强烈的认同意识，也流露出诗人对家国统一观念的强烈认同。应进一步分析丁鹤年的诗歌作品，探究其背后的人文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回族古代文学在中华民族观上深层次认同的原因以及中华文化独特的感召力的形成。

三是应由丁鹤年诗歌研究进一步扩大到古代少数民族诗歌对中国文学及中华文化的影响研究。各民族文化共同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以及中华文化特有的凝聚力和包容性铸就了源远流长、根深枝茂的中华文化。因此，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整体观照，去重新认识和考察回族古代文学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回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客观地位。当然，由此也能够反映出回族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顾嗣立.元诗选[M].中华书局：北京，1987.

[2]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0.

[3]丁生俊.丁鹤年诗辑注[M].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87.

[4]戴良.九灵山房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

[5]导夫.丁鹤年诗歌的主体思想倾向[J].民族文学研究，1997（03）：59-64.

（作者介绍：王璐，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