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爻川

内容摘要：古体诗写作活动贯穿了郁达夫的一生，而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却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小说、自传、日记、书信中，他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情感浓度，并且其中的情感发轫于个体内心对于生命体验的本真感受与剧烈激荡。郁达夫的诗人气质源于他继承于中国传统诗教中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赤子之心，生活经验中往往体现在他的至情至性，文学经验中常常体现在他对“风景的发现”;诗人气质也源于他生活中遭遇的各种苦闷，而对于苦闷的审美性超越铸就了他的文气;诗人气质更源于他的精神底色，即对自由和解放的向往与追求，沉醉是他进入狂放、自由幻境的媒介，沉醉之意不在酒，在于由此进入的诗意人生。

关键词：诗人气质 郁达夫 纯真 苦闷 沉醉

胡愈之评价郁达夫，说“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这不失为是十分恰当的一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文学作品的产生往往源于作者“不得不写”的情感的强烈触动，经过作者对于情感的梳理和选择判断行而成文，因而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与作者的性情才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正是由于作者各不相同的个性气质所形成的必然结果。郁达夫的作品带有明显的自叙性和颓废色彩，也因此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笔者认为，郁达夫作品中的这些特质，正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正是诗人气质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的赤子之心，让他无论是在生活和写作中做出极为真诚的袒露和磊落，也让他在“风景的发现”中转向“内在的自我”，完成自我品格的塑造;诗人气质中的苦闷以及“穷而后工”的超越性让他面对灵肉冲突时有了精神支撑和疏解;诗人气质中的沉醉和放浪形骸，一边弥补了他的孤寂与寂寞，一边将他带入诗意的人生中去。

一.纯真

1.袒露

“气质，主要指一个人直觉反应的快慢、情绪体验的强弱、心理活动指向的外倾与内倾等稳定性特征。”不同的人根据这些心理特性不同程度的调和即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华兹华斯在1802版的《抒情歌谣集》中增加了“诗人是什么”的论述：“诗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枕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质，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诗人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個“人的身份”，即具备有人的“本性”的、“纯真”的眼光，比一般人更敏感地接受并投射出这个客观世界带来的“热情、思想和感觉”，这种诗人气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更加倾向于观察与探索、幻想与造梦等非功利性的性格特征，他们总是能穿刺日常生活的硬壳，通过打开自己来拥抱世界，并在此间获得独特而丰富的感知。

在中国诗歌文化传统中，诗格即人格，文如其人，诗人的纯净心境，“超脱”“温雅”的性情气度是写诗作文的人格根基。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印象往往都离不开“真诚”“纯洁”等特质的印象，比如，陈翔鹤在《郁达夫回忆琐记》中提到“他对人之真诚无伪，与乎心有所感便不能不言，言之又必一点一滴的都不肯隐藏。”郭沫若也在《论郁达夫》中屡次提及他的坦率如何会被人利用。郁达夫的“坦率”、“真诚”正是由于他“开阔的灵魂”和“赤子之心”而生成出来，比如在《沉沦》中对于主人公的人格塑造，即通过对其极限私人的精神纠缠的展露来完成的，而这精神纠缠其实和郁达夫本人的生命体验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于是由于这样大胆地对于忧愁的袒露所形成的真挚感是文学中最动人的力量，也正因此在同时代的青年人中引起广泛的共鸣，正如匡亚明在《郁达夫印象记》中将郁达夫的作品即其中彰显的个人气质与时代的迷茫困惑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达夫的作品，便充分的供给给我们以认识这个时代的实际材料。他能现身说法的表白了这时代一部分青年人的苦闷。”针对具有时代特征的忧愁的极限袒露，使得郁达夫的作品极具现代感和引发大众情感共鸣的力量，郁达夫的诗人气质也可见一斑。

2.“风景”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的“风景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见解，郁达夫在塑造作品主人公个人人格时不仅仅将精神和欲望做出极限的向外袒露，他也在对外的“风景的发现”中同时建构出“内在的人”。

“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郁达夫在自述诗里这样描写他的故乡富春江，古体诗句中的故乡风景总是被作为一种具象的“优美”、“闲适”以及“开阔”的描写出现在他的笔下，而同样的故乡风景在他的散文和小说中却经常携带着如丝如缕的哀愁，风景与他的个人情绪总是形成柄谷行人所说的某种倒错，“阳炎颤动着的绿野桑田”、“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都成了他的情绪的背景，“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紧密联接在一起的”，正是这份内心的孤独感，让郁达夫“固守着自己的堡垒”，由外转向内，从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艺术养分，在艺术资源中逐渐构筑起一个孤独的自我。

“富春江两岸的乌桕树，槭树，枫树，振脱了许多病叶，显出了更疏匀更红艳的秋社后的浓妆;稻田割起了之后的那一种和平的气象，那一种洁净沉寂，欢欣干燥的农村气象，就是立在县城这面的江山，远远望去，也感觉得出来……”郁达夫在他的自传《悲剧的出生》中摘取了这样一个童年记忆的片段，作为他这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的人生的一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在这篇自传中回忆起种种辛酸的童年事件，这样对于风景的描写背后逐渐显现出一个孤独、感受、不安的叙述主体形象，但是风景本身的描写中又倾注了作者的无限爱意，自然风景比起不如意的人生人事，总是更能给人以心灵上的放松和慰藉的，于是富阳山水中能够引发人的“洁净沉寂”情调的春愁秋思的那部分特质，就在郁达夫身上显露出来，成为他独特的诗人气质的一部分。

风景诗学中有“地方感”这一概念，这是将某一处地理空间中融入个人的生命情感体验之后而诞生的一种感受，正是因为“地方感”的建立，故乡才得以拥有永恒的乡愁追思。富阳山水赋予郁达夫的不仅仅是作为自然景物的山水，更是在这如画风景中的人物、事件以及其中真实产生的各种情感，家人、童年伙伴们不断出现在郁达夫自传中，他们对于郁达夫诗人气质的养成自然也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苦闷

经济的贫困带来的生活上的困窘一直伴随着郁達夫，《悲剧的出生》中写道：“儿时的记忆……但我的回忆……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有学者指出，郁达夫早年家境的贫困与窘迫的实际状况，要远远超过他本人和一些评论者们所描述和认定的程度，“郁企曾以壮年下世，终其一生，除了养活一家八口之外，他亲手添置的唯一一份家业，就是‘把祖遗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围竹笆篱改成了一圈低矮的砖墙，”匡亚明在《郁达夫印象记》中也提及，“由于他在我脑子里的穷的印象，我不能不联想到其他比他还要穷的人们的景象。”惨淡的生命体验给郁达夫对于人生各种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关键而深刻的，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顿，郁达夫的兄弟关系、母子关系，甚至是夫妻婆媳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也常常冲击着他的精神。由于经济贫困，郁达夫的从小便体弱多病，“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郭沫若在《郁达夫论》中无不惋惜地写道：“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给胜任艰巨。”

郁达夫的苦闷十分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日本生活体验中，20世纪初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在郁达夫的笔下得到生动的再现，值得指出的是，郁达夫国家观念中地位落后的悲哀总是与个人情感中两性关系的龃龉情绪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的，如他所说：“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个人欲望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得他愤慨难当，尤其当国家的落后成为个人受挫的一个显形因素，正好顺应时代的潮流，个人的欲望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遮蔽，而郁达夫的苦闷的直抵人心的真实大概源于他对这一切的直率的言说，对于“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的精准揭露。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里写道：“动弹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压抑和强制的状态，是苦闷，而于此也生热。热是对于压抑的反应作用，是对于action的reaction。所以生命力越强，便比照着那强，愈盛，便比照着那盛，这热度也愈高。”这就是说生活中的一些苦闷对于人的生活其实是有促进作用的。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再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中国传统诗学中其实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揭示作家创作的源泉和动机的理论线索，尽管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各种逻辑差异，但是总还是在谈论作家遭遇生活中不如意事反而在创作中更能激发出成果的规律，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正如华兹华斯提出的“诗起于沉静中所回味得来的情绪，”唯有先处在“沉静”的状态中，具有审视的能力，判断选择需要被书写的情绪，才能产生诗歌。被苦闷、挫折支配包含的人无法书写苦闷和挫折，只有超越生活中的苦闷，才能“穷而后工”，达到审美境界中的苦闷，因此，郁达夫生活中的苦闷为他带来了许多悲惨辛酸的书写资源，超越苦闷的精神将这些生活经验升华成了具有时代和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而这种精神也正是他诗人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沉醉

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道：“许多人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诸如“所谓病态的性欲”、“感伤主义”、“颓废色彩”这些印象式批评固然具有时代的局限和偏见，却也的的确确是对郁达夫的一种误读，这其中所涉及到的文学观念和身体道德在此不做展开论述，但正如在南洋和郁达夫并肩作战的胡愈之以及郁达夫的至交郭沫若所评价的那样，“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香酒妇人做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

他二人的评价确切地指出郁达夫对待生活的真实态度，即分为表面的伪装和内里的真实，前者是一具保护性的硬壳，用来防御外部世界的各种攻讦，是无可奈何的策略之举，后者才是心灵的本色，只是需要通过非显性的表达委婉道出。郁达夫的作品里又的确充满了极具个人特质的惆怅气质，这是他以苦为美的艺术性转化，而作品中主人公的不平和激愤又具有强烈的生命力量，“春风沉醉”，郁达夫的“沉醉之境”中隐含着个体奔放和解放的色彩，这也是与“五四”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而能相互印证的。郁达夫喜欢喝酒，酒能够让人走上一条非理性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失控”似乎也具备了合法性，通过这样激情的喷发来稀释日常生活中繁琐的压抑与疲倦。

据郭沫若回忆，1921年夏天，他们从泰东书局得知《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不佳，边去饮酒，郁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狂放的语言动作，正是对自由意志和生命本能的强烈表达，年轻的怒火中最真实的部分便是爆发性力量，借着这股醉意，他能够酣畅淋漓地释放出心中的狂傲，不得不说是对一直以来加诸于郁达夫身上的“感伤”、“颓废”等刻板印象的叛离。

虽然郁达夫平时生活多克制甚至自卑，但是他的书写中时常透露出或紧张或迷狂的醉意与真意，引导读者进入他精心营造的沉醉之境。在自传篇章《水样的春愁》中，他描写自己在离家求学前与自己有好感的女同学道别的场景中，轻柔的醉意里饱含着生命意识的涌动：“我一边回味着刚才在月光里和她两人相对时的沉醉似得恍惚，一边在心的底里，忽儿又感受到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抒情的语调中揭露出亦真亦幻的个人感受，用月光、水、季节、情绪的杂糅混合，描绘出一副柔软荡漾的心灵图景，这是一股含蓄的生命之力，比起郭沫若狂吼爆发式的表达，郁达夫式诗意显然更加内敛低调，但强劲的抗争与生长意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这内敛低调所遮蔽的，如果没有反叛和自由精神作为内核，那么任何的浪漫主义都是面目可疑的。

王瑶曾经评价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情绪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这与他的诗人气质高度吻合，因为本性纯真，他不仅在生活中对人真诚，在文学书写中也不惮袒露，还在逆境中将自我与作为“他者”的风景进行对话式互相重建，面对生活的苦闷，他不仅体现出具有普遍性的忧郁，还将其转化为惆怅之美，完成审美性的超越，这也是他沉入醉境的一种精神释放，郁达夫的诗人气质在这几个方面纷纷得到有力的彰显。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3.陈云松：《诗穷而后工——唐人生平机遇对诗作成就影响的量化分析》，载《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5.黄德志：《郁达夫研究综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

6.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7.袁庆丰：《灵魂的震颤——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

8.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9.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