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忠

情理司法是中国司法传统的重要特征，在当代司法活动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裁判说理“要讲明情理，体现法理情相协调”，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中国学者最早对情理司法做出研究的是法律史界。〔1〕参见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第1-18页；邓勇：《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第63-72页；林端：《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韦伯与滋贺秀三的比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第26-40页；崔明石：《事实与规范之间：情理法的再认识——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依据》，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3-11页；汪雄涛：《明清判牍中的“情理”》，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1期，第148-154页；苏亦工：《清代“情理”听讼的文化意蕴——兼评滋贺秀三的中西诉讼观》，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178-192页。然后法理学者迅速跟进，对情法关系的现代转化做出了理论探讨。在这些探讨中，有的探讨了情理运用的正当性问题和可普遍化问题；〔2〕参见郭忠：《法理和情理》，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第11-19页；陈林林、王云清：《论情理裁判的可普遍化证成》，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22-29页。有的探讨了法律和情理的矛盾冲突问题；〔3〕参见郭星华、隋嘉滨：《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试论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18-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