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祖澜

中国乡村承载着复杂的历史元素，这不仅涉及诸如乡村如何发展之类的实践问题，更牵动着乡村法治进程中的法理证成问题。值得认真对待的是，乡村贫困与乡村法治间具有内在关联性。乡村贫困涉及乡村法治中的财富要素及其财富创造中的精英作用。从一国统治的角度而言，国家权力的末梢往往薄弱而容易失控，历史上的绅权可以提供某种镜鉴，作为乡村秩序研究的切入点。绅权总是在那些公权缺失而私权失范的界域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存续曾经引发历史上乡村社会的结构重组，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法律状况。鉴于此，本文借由绅权的法理探究当下乡村法治进程中“新乡贤”制度的利弊得失，尝试开拓一条基于中国传统与时势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平衡之路。

一、 绅权的自我形塑：文化权威

绅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起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其发生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形塑的过程，突出体现为绅权对自身文化权威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绅权不但要完成外在形象的塑造，还要从内涵与外延上界定自身并加以不断强化，从而达到可以明确为外界所辨认的目的。

对事物的认知顺序大多遵循从表象到实质的规律，绅权形塑的第一步自然是其主体的外在确认，即乡绅何以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区别于一般乡民。对乡绅外在形象的描述是多样的，历史的写实或是文学的渲染俯首皆是，但也容易使人感到迷惑，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对乡绅的描述更是千变万化，在评价上也是良莠不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