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可欣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一、引言

在《玻璃城》中，奥斯特借鉴并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后现代的故事。作家奎因(Quinn)在深夜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对方要找私家侦探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再三思量后，奎因冒用奥斯特的身份接下了案子。但在跟踪过程中，跟踪对象突然消失，雇主一家连夜搬走，案子变得扑朔迷离。与此同时，奎因却因为全身心投入其中，而逐渐迷失了自我。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其玄学侦探小说特点，比如失败的侦探、迷宫式的结构以及开放性结局。在这些分析中，物件承担的是叙事背景或故事线索的功能。它们是被动的、沉默的，只是为了衬托人物而存在。

但是，近年在西方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出现了明显的“物转向”(turn to things)趋势。“就哲学领域而言，2007年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使用的‘思辨实在论’成为这一热点的代名词。”[1]这一转向要求我们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下重新思考“物”的地位，以及重新思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物”理论视角观察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类物件，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不再被动，不再沉默，而是具有主体性，具有灵性与力量，影响人物选择与命运的存在。

因此，本文以“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中“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为理论基础，对《玻璃城》中的“物”进行分析。尹晓霞和唐伟胜对国内“物”叙事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几乎所有论文都停留对‘文化的物’这个功能的探讨，很少对‘生命的物’这个功能进行探讨，‘本体的物’在叙事中的功能则完全缺失，这无疑是目前国内‘物叙事’研究的一大缺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