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历史意识与文学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意识“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意识，它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过程，它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表现”。[1]489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策略主张把历史意识“当作重要的出发点来理解文学生产、文学批评、文学的意识形态运作”，[1]489并且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文学批评原则。由此可见，历史意识也是评判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尺度。历史意识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与尊重，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与评价。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已经由“有”化为“无”，留下的只是受历史事实影响的情感、思想或精神。历史“所‘有’的东西，除了创造历史、传承历史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心灵、情感和思想，甚至精神以外，我们同样找不到任何‘实体’意义上的存在痕迹。”[2]因而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历史意识，不仅要看作品中是否具有历史事件或历史文化的客观呈现，更重要的是看作品中是否存在着与历史相关的情感倾向、认知评价以及价值取向等主观倾向。

张炜中篇小说创作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多为现实主义作品，但在作者历史意识的影响下，特定时期的历史魅影不断地进入到小说叙写的现实空间，极大地影响着叙事主体对当下生活的判断以及对未来时空的构想。在张炜看来，走出历史魅影不仅要批判，更重要的是建构。因而张炜的历史批判中蕴含着积极建构未来的历史精神，其悲情的历史叙写中饱含着心系天下的忧患情怀。张炜对历史意识的彰显与敬重，对于当前回避、逃逸或虚化历史的创作倾向，无疑是具有启示性的。

但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张炜小说中的历史性内容、历史文化语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叙事方式等，很少关注张炜作为创作主体自身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偶有涉及者也仅限于对具体作品的历史意识进行单向度分析，未能把历史意识与张炜丰富复杂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考察。本文试图探寻张炜中篇小说中历史意识的多维呈现方式，将张炜的历史批判意识、大地意识、自然史观、主体性重建以及乌托邦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对其中篇小说进行综合性考察，以建构多维立体的小说阐释空间。

一、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评

张炜在对现实日常生活的关照与叙写中，以反思与批判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审视，予人以某种警示或激励。于是，历史便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存在进入了小说的现实关照以及未来的建构之中，历史、现实与未来共同建构了张炜摇曳生姿的艺术时空。张炜的中篇小说《护秋之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你好！本林同志》《黄沙》《葡萄园》《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蘑菇七种》等创作于80年代，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伤痕文学特别是反思文学的影响，这些小说几乎贯穿着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反思或批判意识，既呈现出鲜明的情感倾向，也蕴涵着深刻的理性认知。“历史批判意识具有更多否定性意味和斗争性色彩，历史批判的目的不是批判本身，而是通过批判洞悉事物的本质，从而摒弃错误、获得教益、坚守正道。”[3]张炜中篇小说反思历史与“坚守正道”有三种方式：一种如《葡萄园》和《蘑菇七种》等，讲述极“左”时期的悲剧性故事，这是对“文革”历史的直接叙写；一种如《远行之嘱》，通过人物的大量回忆重现历史生活；另一种如《护秋之夜》《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你好！本林同志》《黄沙》《请挽救艺术家》《远行之嘱》等，写“文革”结束后现实生活中所遗留的历史阴影。前两种侧重对过去的呈现，后一种侧重对现实的观照，但它们都是对历史真相的深度反思与追问。

《葡萄园》讲述的是“文革”期间发生在芦清河两岸的故事。极“左”分子老黑刀，他以革命为借口，滥用权力，对葡萄园原主人——明槐一家进行迫害。明槐妻子安兰，被老黑刀糟蹋，最后也蒙羞而死。明槐家的狗也成了“阶级敌人”，最后被老黑刀枪杀。明槐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找老黑刀拼命，狠狠教训了老黑刀，然后远走他乡。这篇小说带有鲜明的伤痕文学痕迹，明槐一家的遭遇充满了社会历史的悲剧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人物关系的设置，即明槐视老黑刀为仇敌，而老黑刀的侄女曼曼则是明槐的恋人，这种亦敌亦友、亦仇亦亲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不仅增添了小说的悲剧内涵，而且揭示了“文革”期间极端的政治运动对乡土伦理和自然人性的扭曲、异化乃至严重破坏。

如果说《葡萄园》是在悲剧中凸显了正义者复仇的力量，那么《蘑菇七种》则是在喜剧中抹上了悲剧的底色。该小说的故事仍发生于“文革”期间，护林员老丁是一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革命前辈，其为人正直，拒绝迎和权力，主动回到自己曾经打游击的林子护林。老丁无拘无束，以植物为邻，以动物为友，吸纳森林菁华，虽年逾六十，却身体强悍，精力旺盛，且乐于助人，在林场以及周边村庄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他自喻为林中之王，并毫不客气地对上级派来的场长小六进行“夺权”，自封为林场场长。作者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血统论”或“阶级论”视角，以谐谑的笔调写老丁与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喜剧色彩，老丁成了一位既善良正直又一本正经地“玩弄权术”的滑稽人物。张炜采用了反讽的手法，使小说又增添了很强的讽刺色彩与悲剧意味：一个极力反对极“左”思潮、极具独立意识和血性的老革命，却又不得不借助权力崇拜和“阴谋诡计”，以此抵御外来压力与威胁。小说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于喜剧的表象下寄托了严肃的悲剧情愫。这种形喜实悲的戏谑式叙写方法，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也赋予了小说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

张炜多数中篇则是通过叙写极“左”思潮对“现实”留下的遗毒来反思历史的。《护秋之夜》的故事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其中的反面人物老混混还试图凭借贫农身份不劳而获。《秋天的愤怒》中的大队书记肖万昌和民兵连长仍然滥用职权并戕害人命，其姊妹篇《秋天的思索》中的王三江横蛮霸道且沉迷于权力。以上两篇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其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滥用显然属于“文革”后遗症。《黄沙》揭示了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但其中谎报材料、浮夸伪饰、以组织名义干涉职工私生活等问题，仍属于“文革”历史遗留下来的思想问题。创作于1987年的《请挽救艺术家》，其叙事视野不再局限于对“文革”等极“左”思潮的历史反思与批判，而是上升到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思与追问，作品揭示了一种被异化的文化心理，它是“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修造出来的一张奇怪的、富有弹性又极为执拗的网络”。[4]这“网络”便是历史文化中非人性的异在之物，是民族文化性格中的病态存在。可以说《请挽救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的寻根文学潮流的回应，也是张炜对自己前期伤痕小说的超越。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瀛洲思絮录》则完全摆脱了“文革”历史阴影的影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笔触去诊断民族历史文化的病灶，对欲望过度膨胀的现代物化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把历史批判上升到了文化批判的高度，这也是张炜创作观念提升与成熟的标志。

二、自然史观的敬重与重构

张炜小说的历史意识并不局限于社会层面，而是拓展延伸到了自然历史层面，即在小说中强化了自己的自然史观，这大大增强了其历史批判的广度与深度。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人类历史始终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而人的活动离不开时空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环境并不在于人之外，它们总是会以一定的方式对进行生产活动的人们施加影响，人类主体性的发展总会受到环境状况的制约，而这种影响主体性的环境就是实践的历史性。”[6]29就此种意义而言，历史意识同样包括了对人的活动本身及其所在的时空环境的认知，也包括了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塑造及其结果的认知。张炜在对历史事件或社会文化进行批评反思的同时，还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的极大关注，这使其小说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历史反思更显深刻。张炜始终秉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并借助现代生态观，对现代文明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审视与批判。

自然的演进历史显得漫长而复杂，并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这种规律，一个作家更应该具有正确的自然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展开，而且本身也是自然演进的一部分，深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与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儒家侧重于将自然观人伦化，强调了人类的主体性，属于人类中心主义，道家侧重于人对自然的归化，强调人天浑然一体，属于自然中心主义，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自然观，都始终尊重与遵从“物我一体”或“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但随着人类的贪欲与权欲的不断膨胀，人类加快了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放弃了对自然的尊重，漠视自然而让自然退出人类历史深层思索的视界，“削弱了人与自然在情感、道德、精神全方位的融洽与沟通……淡化了对自然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7]从而给人类与自然带来悲剧。因此，有学者倡导“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8]人类需要明白的是，自然并不能按照人类的心愿线性机械地向前快速发展，“当人们最终明白不可能使整个世界进行直线运动时，当动植物的复杂性已经充分地抵制了广延实体的种种单一形式时，自然就必须在自己所有奇异的丰富多彩性中表现自身”。[9]因此，人类不能过分狂妄而毫无自知之明地过度地干预自然或“征服”自然，而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守护自然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使自然进入历史，重构自然史观，藉此思考与审视人类发展史与自然演进史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

张炜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抱着敬畏尊重自然、守护融入自然的自然史观。因此，其小说中除了传达社会历史观念外，还常常强调或凸显自然历史意识，把自然的演进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进行融合审视，从而形成了对“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回应。其中篇小说较能集中体现张炜自然史观的是1985年的《黄沙》，小说中的坷垃叔前往城里告状，但是城里的人弄不明白他告状的内容，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自然演进的历史进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它们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和现实诉求，因此，坷垃叔的告状便变得异常艰难。张炜非常巧妙地把农民坷垃叔置于城市之中，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坷垃叔连行走都变得比较困难。坷垃叔在城市中的生存处境，是现代生态环境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隐喻性抒写。在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坷垃叔的申诉显得多么无力与无助。他所要告的姜洪吉只是现代权力的一种代表，姜洪吉为了眼前利益破坏了环境，造成黄沙弥漫，并逐渐侵蚀了柳林，而坷垃叔则是这片林地的捍卫者，他一筐又一筐地把柳林中的黄沙运走，这种守护自然的可贵品质，正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真正体现。

在《护秋之夜》中夜色笼罩的庄稼地与护夜的人群融为一体，《秋天的思索》中的葡萄园硕果累累，鸟虫在园中自由快乐地飞翔鸣叫，劳动者歌声缭绕其间。主人公老得开始思索黄沙地与葡萄的联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明白了人应给像植物那样扎根泥土，才能稳稳地立于大地之上。《海边的风》中的老筋头等人，始终是与大海相伴相生融为一体的。《你好！本林同志》中的本林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后，回到芦清河的怀抱中，在此便能获得极大的安慰，并治愈心灵的创伤。小说表达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相互融合的理念。《葡萄园》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葡萄园中流溢着植物与果实的清香，自由自在的动物逡巡其间，劳作的农人笑声缭绕不绝，海边还传来年轻人的嬉闹声，这完全是一幅绝美的葡萄园田园风景画，作者称之为“美丽的城堡”。除此以外，张炜怀着万物齐一的理念叙写葡萄园，他以动物的视角叙写葡萄园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宁静之美，使得这篇小说具有了童话色彩。张炜在这篇小说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融入大地的生态意识和自然史观。张炜这种万物齐一、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在后来的《蘑菇七种》中展现得更加充分，张炜同样采用了动物(一条名叫宝物的护林狗)视角，赋予动物植物灵性，从而使小说带有了童话色彩。另外，张炜在《海边的歌手》《镶牙馆美谈》《小爱物》《狐狸老婆》等儿童小说中，也贯穿了万物平等且富有灵性的泛神论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回归“天人合一”的自然史观。

三、历史主体性的探寻与建构

张炜的小说具有深广的历史忧患意识，他不仅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影响其形成的环境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同时还把历史文化批评与人性批评结合起来，因为人性特别是人的主体性或者历史主体性才是影响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键性因素。“主体性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6]28对人的主体性的探寻与重建的努力，不但使张炜小说获得了历史反思的深度，同时也表达出融入大地、回归自然而重获健康人性的理性诉求。

张炜的中篇小说中，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均失去了历史的主体性，因而也缺乏历史的反思能力。但张炜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些追寻自我意识和历史主体性的人物形象，比如《秋天的思索》中的青年护园人老得，他一直想弄清王三江霸道横蛮的“原理”，老得具有了对社会本质追问的主动性，这是“自我意识”与历史主体性回归的开始。老得与《葡萄园》中的明槐、《护秋之夜》中的大贞子、《黄沙》中的罗宁、《蘑菇七种》中的老丁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文革”后的新时期初期个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历史主体性逐渐回归的真实过程。不仅如此，以公社书记卢达(《你好！本林同志》)为代表的权力主体也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卢达在极左时期伤害了本林一家，新时期政策调整后，卢达深感内疚，屡次帮助本林，试图弥补自己的过错。卢达对自己“文革”期间错误言行的反思与忏悔，正是历史主体性回归表现。而权力主体对历史的反思与纠过，则是整个社会历史主体性重建的关键。历史主体性重建除了对历史进行反思外，还需要宽容与谅解，需要放下对历史的成见甚至仇恨，从而突破固有的历史成见或思维定势，获得历史的主体性并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张炜在小说《远行之嘱》中便赋予了人物宽容的胸怀与品质。十九岁的弟弟在出门远行前与姐姐告别，姐姐的叮嘱既是对作为革命者的父辈悲剧命运的重述与缅怀，更是在对父辈往事的回顾中达成的对历史的宽容与谅解。姐姐认为，既不能回避父辈的历史，也不能为父辈历史所捆绑或为此而纠缠不休，她激励弟弟放下既有的历史重负而轻装远行。姐姐的叮嘱让弟弟从对父亲的曲解与“仇恨”转向对父亲的理解与接纳，这既是父子两代人亲情回归的真实叙写，也是文化血脉与民族精神代际重续的象征性表达。

张炜在其小说中把生命力的回归作为重建历史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张炜小说中的生命力与现代权力、现代科技力量无关，而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与生俱有的生存力与意志力，是内在于人的原始的自然力量。张炜通过对本源于人的野性和生命力的礼赞，深刻地反思了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和生命伟力的损害，从而赋予小说纵深的历时性向度和超越时空的审视视角。《以护秋之夜》中的大贞子为代表的青年农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憧憬，敢于与歪风邪气斗争。大贞子敢作敢为，无拘无束，身上体现出野性之美，这种野性正是乡土大地赋予她的自然属性。在《你好！本林同志》中，本林离开芦清河，则会陷入紧张病变的精神状态，而一旦回到芦清河的怀抱，便能洗去尘垢，治愈创伤，重获生机。张炜认为，只有大自然才能恢复现代人日渐颓靡的生命力和精神血气，因此，他主张回归自然，做纯粹的自然之子。在《蘑菇七种》中张炜极力赞美了护林员老丁强悍的生命力。张炜在《葡萄园》中很明确地指出，美丽的葡萄园是人们辛勤与智慧的成果，其中建设葡萄园的第一代人具有拓荒精神，他们在自然之中吸取了生命力量和创造激情，具有强悍的生命力，他们天然地与大自然的伟力相通，他们属于自然之子。但这些拓荒者的后代则逐渐倦怠，他们“虽有拓荒者的血统，却失去了拓荒者的情感”。他们因为某种利益或因自身的狭隘愚昧而相互争斗，不但糟蹋与玷污了葡萄园，而且还沉迷于物质化、功利化了的现实争斗的漩涡之中，不能走出其固化的物欲空间，也就不能回归真正的大自然，他们的生命力和感受力也日渐委顿。对自然而健康的人性的呼唤与渴求，正是张炜历史意识中较为深层的内涵。他希望我们民族恢复那种自然伟力和生命激情，这也是他融入大地、融入自然的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张炜将昔日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通过个人记忆与反思，再转化为公共记忆，试图把个体记忆特别是“文革”期间个体受害的创伤性记忆通过艺术形式共存于民众的记忆结构之中，将那些原本只能封存于私人记忆中的历史事实，整合到了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当小说家们以不同的意义模式和叙述逻辑将个人的文革体验转化为文学故事时，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有意无意参与了文革集体记忆建构工程。”[10]总体而言，张炜多数小说中贯穿着将历史回忆、现实反思与未来想象融合统一的历史意识，这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引力，从而促进具有共同民族历史记忆以及相同文化心理的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并以此摆脱那些具有负面心理的历史魅影。

四、多维时空构筑的乌托邦家园

张炜中篇小说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其时空的跨越性方面。其小说中的故事或人物既是时代的，又是超时代的。张炜把这些人物或故事还原到历史长河之中，使其与历史、现实与未来相互贯通。因此，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动鲜活的人物或故事，而且也是民族历史演进逻辑中的某个环节或场景，它们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携带着历史发展的逻辑密码并能映照出历史演变的轮廓。因此，张炜的小说才具较强的历史感，而理解其小说，也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时间维度入手。

首先，张炜小说是现实的，其80年代的中篇小说的精神气质与80年代的新启蒙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张炜小说也是历史的，张炜让现实与历史相互碰撞与交融，这不仅使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还在二者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梳理出历史发展演变的文化逻辑。再次，张炜小说是指向未来的，它们是作者人文理想的表达，其中始终贯穿着乌托邦精神冲动。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时空维度中，以儒家伦理观与道家自然观为基础的优秀历史文化是构建张炜乌托邦世界的思想基础，而现实存在(作者所处当下)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以及社会伦理则是其展开想象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对现实的观照，最终都指向未来理想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也即是说，张炜的理想家园是借助历史和现实的既有资源构建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艺术世界，这个乌托邦世界仍然处处闪现着历史的魔影。因此，张炜的乌托邦家园是立足传统的回望式建构，而不是弃绝传统另起炉灶式的破坏式建构，其本身便潜藏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深沉的乡愁意识。“‘乡愁’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它与现代都市的出现、与现代工业的出现相联系，也包括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相联系。”[11]在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主义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人文主义，人性日益受到逐渐膨胀的物质欲望的压抑或扭曲，人们对自然不断征服欲索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遭到破坏，从“自然之子”变成了自然的“逆子”，人的精神也逐渐委顿颓靡。因此，重竖人文旗帜和重建乡愁家园，便成为张炜乌托邦精神冲动的内在动力，这与其小说一以贯之的社会历史批评与自然史观重构在本质上是一致。

张炜的乌托邦冲动与乡愁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表现。张炜在《黄沙》中对理想的城市家园展开了想象：那里“水是绿莹莹的，满山满城都是黄花。城里的草坪像绒毯一样，空气绝对透明。……这是个没有尘埃的城市”。[12]而《海边的风》则借助主人公老筋头展开了对乡土家园的想象：这是一个美丽的水上世界，是渔船连接起来的和谐宁静安详的世界。这里晶莹透亮、纯净无尘、万物平等、鲜花盛开、人人友好，万物遵循自己的物性，自由成长，互不妨碍，各得其所。这里也是祛除了中心和尊卑的理想之所，每个生命都受到尊重与重视。而在《蘑菇七种》同样为读者描画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充满生机的理想家园形态，其中充满了浓厚的乡愁色彩。作者指出，这篇小说是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这个森林王国是“另一个世界”，“它与眼下的生活相去如此遥远。它是一个完整的、与外部世界丝络相连又独立自主的一个天地”。[13]而童年的梦想一直伴随着张炜，成为他建构现代乡愁家园的精神内核。除了用“森林”及其相关意象外，张炜还常用“葡萄园”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家园想象。在小说《葡萄园》中，葡萄园中花果飘香，且充满了自由与欢笑，一切显得生机勃勃，张炜称之为“美丽的城堡”，它实际上是张炜乌托邦想象中建构的乡愁家园。

20世纪90年代，乡愁乌托邦精神在其历史小说《瀛洲思絮录》中体现最为充分。小说创作时间在1992年至1996年之间，这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市场化的深化阶段，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乡土空间均遭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消费主义浪潮对乡土社会与人际关系的破坏，使张炜充满了家园将逝的忧患意识。于是他通过文学形式来传达自己重建家园的美好理想，把乡愁意识转换为充满悲剧意味的美学形式。《瀛洲思絮录》是张炜对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远渡日本的传统故事的改写。小说中的徐市(徐福)为了在日本能扎根生活下去，费尽了心思。他反对自己称王，他试图把瀛洲建设成理想的乐土，使其成为一个完美之境：这里充满了随意与自由、有着“纵横驰骋的辽阔与旷远”，有着“既不自囚又不他囚的安定从容”，有着“日月巡回般的美好节奏”，有着“四季轮回的斑斓色彩”。[14]30这样的社会不仅重视“人事”，而且还重视“山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的栖居者与自然属于“母”与“子”的关系。[14]30小说集中体现了张炜重建家园的乡愁意识，具有浓郁的乡愁乌托邦色彩。小说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对优秀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缅怀、应照与重述。

尽管以徐市为代表的寻梦者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世俗欲望与习惯势力的罗网，但张炜的小说却始终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高扬着人文精神的大旗。张炜在《瀛洲思絮录》中借助徐市之口指出，“想念”(即理想或梦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而“给众多的、如春日繁花般绚烂的想念找下一个去处，也就是时代的大善”。[14]132-133张炜在自己的小说中用语言文字构筑的乌托邦精神家园，不正是他为当代人的“想念”所寻找到的栖居之地吗，这也正是张炜的大善。

总之，张炜的中篇小说内涵丰富，其中既有对道德伦理的坚守、对自然物性的尊重以及对强悍生命力的赞美，也有对历史丑行的批评、对人性退变的喟叹以及对懦弱谄媚者的鞭挞；既体现出厚重的人文情怀，也蕴含着严肃的生态意识；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既饱含着丰富的现实观照，也缠绕着阴霾般的历史魅影。历史意识、现实关怀和未来憧憬共同建构了张炜小说的三维立体艺术空间，彰显出独特的审美魅力。张炜对历史主体精神的坚持，本质上是对现代消费主义历史逻辑的消解以及对历史切割变形后的消费趋势的一种抵抗，是对历史真实性与整体性的守护。因而面对当前小说创作不断回避、逃逸、虚化历史的现状，重新理解和阐释张炜中篇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对于激发创作者从琐碎的生活表象中探寻本质的历史使命感或历史意识，无疑是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