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荣

(1.延安大学 校史研究中心；2.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陕西 延安 716000)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气质。延安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本领恐慌”，[1]178中国共产党构建包括两小时学习制度、(1)参见陈福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两小时学习制度》，《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笔记制度、检查制度、考试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制度，并把笔记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从中共中央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再到边区各机关和学校，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均要求党员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过程中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同时要求对干部的学习笔记和反省笔记进行检查抽阅。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按照中央精神和要求，刊载了大量关于笔记的报道、文章，促进了笔记制度的推广。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推广学习笔记制度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提出学习文件记笔记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主要领导人还以身作则，践行写笔记制。这一制度逐步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推广开来。

(一)中共中央、毛泽东适时提出学习文件记笔记要求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提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任务；[2]2月28日，中共中央强调贯彻党的整风精神，整风学习逐渐形成为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3]在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学习文件记笔记制。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即“四·三决定”)，要求各机关、学校及党员干部在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时“逐件写笔记”。[4]3614月18日，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1942年4月13日正式成立)负责人要求中央直属各机关和军委直属部队在学习每个文件时要写笔记，并重申，必须写反省笔记，“运用文件反省自己”，[5]107而且反省笔记的内容要多写“阅读(文件)后的心得”和“反省”。[5]107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学习时为什么要“写笔记”，[1]416进一步明确提出写笔记这一要求，认为这是机关、学校及党员干部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的要求和体现。毛泽东指出，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已经要求“要写笔记”“规定要写笔记”，[1]416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1]416写笔记作为铁的纪律和“紧箍咒”“非执行不可”。[1]416毛泽东要求所有人，不管是首长还是班长、小组长，不管是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过去有功劳的，不管文化人还是“武化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新干部还是老干部，不管学校还是机关，包括他本人，“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1]416毛泽东还要求，不能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中央的决议、马列主义，“要写笔记”和“反省”。[1]417-418毛泽东认为，如果干部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时没有写笔记，行政首长要负责任。[1]4215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反省自己》的社论，强调“在学习中，精读，笔记，讨论都是重要的”。[6]6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师、军区、纵队以上主要负责干部的反省笔记及自我批评语录，应摘要电告军委”。[7]6月，根据中央总学委的分工，由王稼祥、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系统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王稼祥亲自检查反省笔记并写上批语。[8]7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一次明确提出学习文件记笔记这一要求，决定，中央学习组学习规定文件时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9]

毛泽东还于1943年6月6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在党风学习中“发动各人专门对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写一次反省笔记”。[10]刘少奇曾指出，延安党内整风中“在各单位组织学习委员会领导党员学习毛主席报告及指定的文件”，[11]606后“由党员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写出反省笔记，或在一定的会议上作反省报告”。[11]606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重视写笔记制的又一有力佐证。

(二)陕甘宁边区推广学习文件记笔记制度

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学习文件记笔记决定后，中央部分直属机关，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以及边区各机关、学校先后作出作笔记的要求。

1942年4月6日，关中分区在职干部学习委员要求对规定的上课、报告、讨论和精读的书籍作笔记。[5]97-984月11日，中央西北局宣传部要求在讨论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整风文件中，要详细看文件，作笔记。[5]1004月1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在熟读深思每一个学习文件后要作阅读笔记。[5]104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首道在书记处工作人员大会上要求，阅读和研究文件的方法是“眼到、心到、手到、口到”，[5]111其中“手到”就是写读书札记，将自己的心得、意见、感想和反省等作笔记或写墙报。[5]111同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召开部务会议，决定，学习小组长的职责是帮助组员阅读和督促作笔记，等。[5]1184月28日，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就学习笔记的内容确定为“本文中心内容”“个人心得”“理论依据”“和实际工作的联系”“对本文的意见和批评”“提出问题”等。[5]1275月1日，中央党校对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作出补充决定，要求在第一步精读和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第二步把整风学习文件全部阅览后，第三步把所有整风文件分类逐件精读和作笔记，并要求，凡是能记笔记的都必须写笔记。[5]129-1305月3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在笔记方面决定，每人可以根据其程度选用学习委员会指出的笔记方式。[5]1335月上中旬，白求恩医院和护士学校规定在该月15日以后按文件精读并作笔记；[5]135新华化学工厂每周交笔记一次，程度低的，采取上课方式，并尽量争取作笔记。[5]1455月12日，西北党校学习委员会规定：能作笔记的都必须详细作笔记，不能敷衍了事。[5]1415月15日，吴堡县新选的学习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规定，把参加学习的36人按照政治文化水平分为甲、乙两班，甲班以自学为主，并作笔记。甲、乙两班除学校文件外，每周学习新文字两小时，以提高干部作笔记的能力。[5]143-1445月16日，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关于作笔记的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写法。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就是每个人的笔记(凡能写笔记的)，都必须包括自己对于文件的感想以及对于自己的反省。每个能够读文件写笔记的同志，必须逐件地精读，并且作笔记。[12]2615月17日，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召开学习分会扩大会议，要求以后笔记至少要作两次以上。[5]145-1465月18日，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部召开第一期学习总结大会，决定每人每天都要作笔记，而且要及时改进作笔记的方法。[5]1475月25日，金盆湾驻军规定研究整风文件的学习纪律之一就是一定要作笔记。[5]1565月27日，宜君、铜川、耀县县级全体在职干部和警卫队班长以上干部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决定每人必须有笔记。[5]1655月底，民族学院学习委员会决定进行一次看文件、作笔记、开讨论会的学习检查，并着重检查每个人在研究文件时反省本身的情形；几天后，即6月2日，民族学院学习委员会还召开学习方法座谈会交流阅读文件和作笔记的方法。[5]173同日，陕甘宁边区学习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各单位的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的联席会议，提出，作笔记应该经过摘要、感想、反省和讨论后的综合补充等过程。[5]179-1806月12日，中共绥德米脂警区特委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期学习总结，认为，学习开始后进行了准备工作，如特委小组事先召开如何写笔记和读文件的座谈会；党委系统做到“逐渐精读，逐渐记笔记”的只有几个人，一般记的笔记是摘录多，发挥少。[5]1786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检查第一期学习整风文件的学习，认为存在笔记上反省少的缺点，决定要纠正冗长的笔记，笔记内容应多是心得和反省，要提倡传阅笔记、修改笔记。[5]199根据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期学风学习计划，在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第一次考试前，中央党校教务处令各支部按照季米特洛夫所定“挑选干部标准”写成反省笔记，作为此次考试成绩之一。[12]262-2636月27日，绥德市党、政、军机关干部召开本市总学委会，决定：参加学习的每个党员，必须逐渐作笔记，方式不拘，但内容一定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本部门工作作深刻反省。[5]2127月，清涧县决定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要求“笔记能记的一定记”，[13]“甲组须记读后感，克服过去能记的不记，或记得太简单(有的一个长文件，只记了廿七个字)的现象。并要联系实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3]同月，中央研究院在第一阶段党风学习进行完毕后，“为了巩固发展已得成果”，“以两星期时间进行笔记整理”，并要求整理笔记“必须重温文件”“必须依据文件，用新的精神更具体跟深入地反省不足”。[14]中央研究院还决定，“以每位同志整理好的笔记，对每一个文件提出的问题，其他的思想检讨作为考试的成绩”。[14]8月20日，鲁迅艺术文学院学委会号召各部门人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出反省笔记。[15]

1943年后，陕甘宁边区继续要求实施写笔记制。如：参加西北高干会议的王恩茂，在1943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除了参加西北高干会之外，我还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如“看了一些同志反省笔记”。[16]甘泉县1943年春节期间召开的学习动员大会，要求县级干部“参加听课者，一律要有专作学习的笔记。不得乱记或不记”，[17]等。

(三)其他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积极贯彻执行学习文件记笔记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学习文件写笔记的要求。如：1942年8月18日，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向毛泽东等报告办事处整风运动情况：“研究方法以精读文件与作笔记为了解文件内容的主要方法”，[18]131采用“学习检查注重检查笔记，指导笔记作法与指正错误，并定期地或临时地测验”和“传达模范笔记、交换研究心得”[18]131等方法。1943年3月13日，中央太行分局制定1943年整风计划，规定：乙种干部“在研究与阅读文件时，必须不断地作反省笔记”。[19]213并指出：太行区部队团以上干部“学风”已经读完，都作了初步反省笔记。[19]2151943年6月23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在《大众日报》刊出直属系统整风学习计划，指出“精读时间内包括精读、反省及笔记”。[20]3651943年7月4日，中共淮北区委召开扩大座谈会，彭雪枫指出，“根据陕北的例子”，[21]558“从个人思想检查到工作总检查”可分为“思想酝酿”“启发时期”“坦白运动展开时期”“深入时期”四个阶段，[21]558其中“深入时期”要“加强组织领导，集中意见，深入坦白运动，写反省笔记，更有系统地进行反省”。[21]558并认为“这个经验我们可以采用”。[21]5581943年10月1日，中共淮北区党委作出关于加强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严格建立学习制度”，[22]264其中，“读文件必须进行点滴反省”“在精读或讨论后，按时写反省笔记”。[22]2651944年4月，中共冀热边特委计划通过“按时交读书笔记与反省笔记”等来“发动整风学习”。[23]

(四)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践行写笔记制

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是践行写笔记制度的楷模。

毛泽东是延安时期写笔记制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有着边摘抄、批注边思考的习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以其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亲笔著述的丰富的手稿为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毛泽东研读十本哲学著作批注和一篇读书摘要等，其中八本哲学著作批注是在延安时期留下的。如：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半年的时间，毛泽东用毛笔、红、蓝、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12000多字的批语，最长的一段批注文字有1200多字。[24]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约3700字，并特地写信给艾思奇，认为《哲学与生活》这本书是艾思奇著作中“更深刻的书”，[25]112“读了得益很多”，[25]112但在思考后“有一些疑点”，[25]112要艾思奇“再考虑一下”。[25]112

1943年9月，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的周恩来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先后写下总字数达五万的四篇学习笔记。其中，第一篇《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写于9月16日至20日，是在对1928年至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的学习笔记；[26]577第二篇《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写于9月21日至27日，是在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后而作的笔记；[26]577第三篇《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也是写于9月21日至27日，是在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后写出的学习笔记；[26]578第四篇《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写于9月28日至29日，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26]578-579周恩来还写下两万多字的反省笔记，并在1943年11月底至12月初多次作整风发言。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下近四万字的《反省笔记》[27](后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审阅。在笔记中，张闻天曾这样“反省”：“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28]毛泽东一口气把该笔记读完，认为张闻天“写得很好”。[29]此外，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及到张闻天的《反省笔记》：“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30]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在领导中宣部整风运动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时，和相关人员学习整风文件，并联系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作了大量学习笔记，如《读中宣部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毛泽东绝对平均主义》《学习杂记之一：“矢与的”的方针》《学习杂记之二：动机与立场》《谈学习态度》等。其中，《谈学习态度》是李维汉在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时写下的笔记，记下了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31]487

谢觉哉分别于1942年5月4日、5月7日、5月10日、7月10日在《解放日报》刊载其七则笔记摘要。其中，第一、第二则是谢觉哉学习整风文件《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倾向》而作的笔记，[32]30-31第三、第四则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及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941年三四月)而作的笔记，[32]33-35第五、第六则是学习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而作的笔记，[32]339第七则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21日)而作的笔记。[32]39-41谢觉哉还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笔记《读整风文件随记》一文。[32]161-162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整风总结，从“林伯渠、谢觉哉等主要负责同志的学习情形来看”，[33]11“对部分文件作了笔记”。[33]11

(五)《解放日报》刊载大量关于学习笔记的报道，推广笔记制度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了多篇关于学习笔记的报道、文章，这极大促进了笔记制度在全党全军中的宣传、推广和实施。

这些文章，有介绍笔记类型的，如：1942年4月28日，刘敏在《记笔记的几种方式》一文中认为记笔记有“摘要式”“提纲式”和“心得式”三种方式。[34]其中，“摘要式”是“逐段逐节摘重要意思记下，然后写一段读后感，及对文件的认识了解与如何运用”，[34]“这种方式可以增加记忆力，理解力，又可随时复习”；[34]“提纲式”是“将全篇或逐段写成提纲”，[34]“这种记法，不仅增强记忆力，并能组织思想，帮助写作”；[34]“心得式”是“用自己的见地，把文件分析一下，再结合起来加以发挥与批判”，[34]这种方式“非有较高的理解力是办不到的”。[34]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某班班长的三份笔记，分别有三种作笔记的方法：“把文件的大意写成一篇文章”“摘记要点解释发挥”“写成大纲”。[35]

有介绍如何记笔记的。1942年4月28日，何其芳撰写《研究文件的时候怎样作笔记》一文。在该文中，何其芳认为，一般的作笔记有四种不同的性质：备忘录性质的，如上课、听报告记的笔记；分析性质的，如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给其作一个提要；储蓄材料性质的，如读书的时候碰到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就记录下来准备将来参考或做文章用；记自己的心得、见解新的发现。学习、研究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改变别人，改进工作，作笔记“应该服从这个目的”；[36]作笔记是“为了使我们把真理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一些，使它们打进我们的脑子里去更深刻一些，使那些由于读它们而浮现出来的问题更凸出一些，而且使我们更能正确地去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一些”；[36]1942年6月29日，谢觉哉在《论写笔记》(2)1942年4月11日起，谢觉哉以“焕南”的笔名，在《解放日报》“一得书”专栏连续发表60篇文章。中写道：“笔记和作文，一样是黑字写在白纸上。但‘文’与‘笔’是有区别的。”[37]笔记是“随笔记录”，“为着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着别人需要”。[37]“笔记可有各种各样：文化不很高的，多记字或句以求深解或备质疑；以求把握住全篇意义的中心的，可以来个表解，或每段加以概括重要句子，可以摘抄一首。”[37]“写的方式也可以各种各样：这里写几个字，那里写若干句，读过一篇文件的笔记，并不用连笔成章。”[37]谢觉哉还认为，“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是研究的两阶段”；[37]建议“不要在精读时心里只计划怎样写笔记，”[37]认为只有在“感觉自己有什么必要——记心得，备不忘，备质疑”才能“拿笔记起来”。[37]

有介绍记笔记活动及其经验的，如：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每个人都一定要作笔记，认为作笔记是“‘伏案’的功夫”，[38]“有了这个初步功夫，才不会夸夸其谈”。[38]社论提出，要“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38]笔记；要求上级领导“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38]并且必要时找下级同志“来个别谈话”，[38]以及“要发给充分的作笔记的纸张笔墨”；[38]要“互相借看笔记”和“传观最好的笔记”。[38]《解放日报》还报道了延安市一级学委会第一期笔记展览活动的情况：“参观者在笔记的空白处互相留字批评。展览后并举行批评座谈会，都认为笔记残缺不全者很多，有的仅写了一二个文件，多为摘录反省，但部分的笔记还很好，尤其是低级组的同志学习精神很好，抄摘文件很为工整，费了很大的苦心，使人钦佩。”[39]

此外，《解放日报》先后刊登有关个人学习笔记的文章，如：1942年5月5日石汶的学习笔记[40]、1942年5月13日陶铸的学习笔记[41]、1942年6月27日刘代胤的笔记[42]、1942年12月19日沈友谷的学习笔记[43]、1945年10月17日孙杰的学习笔记[44]、1945年10月23日云风的学习笔记[45]、1946年10月30日鲍侃的学习笔记[46]，等。

作为党员干部记笔记的主要物质载体，笔记本还是中国共产党奖励先进典型的奖品。1944年5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安塞县委、县府奖给马家沟读报组每个组员笔记本一册，以及用来记笔记的铅笔一支。[47]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写笔记的表率作用下，在《解放日报》的大力推广下，党内逐步兴起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写笔记之风，“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作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48]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推广笔记检查抽阅制度

在要求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求对党员干部学习笔记进行检查抽阅，作为记笔记制的补充。而且检查抽阅的形式灵活、审查严格，(3)谭虎娃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学习笔记进行组织检查，“检查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检查内容标准从高，要求从严”，“笔记检查不讲面子、只讲纪律”。参见谭虎娃《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光明日报》2017年5月31日，第11版。实行学习部门领导负责制。

(一)中共中央、毛泽东要求对笔记进行检查抽阅

中共中央、毛泽东多次要求对学习笔记进行检查抽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担任抽阅学习笔记的负责人，这为党内进一步推进干部笔记检查抽阅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2年4月18日，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5]1074月20日，毛泽东要求，“要检查笔记”。[1]4166月2日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决定在学习时期由其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人员的笔记。[5]1786月7日，中央总学委会议决定，准备调阅中央学习组全体人员的笔记。会议还决定，李富春、杨尚昆等五人为抽阅中央直属系统学习笔记的负责人；王稼祥、陈云、陶铸等四人为抽阅中央军直直属系统学习笔记的负责人；毛泽东、彭真为抽阅中央党校学习笔记的负责人；凯丰等三人为抽阅各学校与“文抗”系统学习笔记的负责人；任弼时等四人为抽阅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笔记的负责人。[49]同日，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最近期间举行第一次测验并须调阅笔记。[5]1906月23日，中央总学委秘书处发出通知，中央总学委决定到7月7日以后再举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及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的调阅笔记和测验。[5]190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要求，在文风的学习中每个同志要“认真去检查过去与现在”[4]472所写的整风笔记等文件作品，“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4]472谢觉哉在《论写笔记》一文中写道“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要逐渐精读逐件写笔记，总学习委员会正在检查笔记，学习委员会也在抽查笔记，调谁的？临时通知。这是怕人不作笔记，‘走马观花’，没有心得”，[37]这也佐证了中共中央对笔记检查抽阅制的严格执行。

(二)中央直属机关、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严格执行笔记检查抽阅制度

在中央明确作出干部学习笔记抽阅规定的前后，中央直属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各个部门也出台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笔记检查抽阅制度。1942年4月3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整风学习分会规定：每人必须写笔记，小组长可以随时检查每人的笔记。[5]126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认为“讨论时没有笔记没有发言权”，[50]决定：“检查笔记为学习检查的中心，每次讨论会必须抽查笔记，并应记下笔记者了解问题情形及对笔记的批评与观感。”[50]1942年5月2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机关直属学校学习委员会决定，学习委员会随时可以调阅任何人员的笔记。[5]1331942年5月8日，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检查直属各单位的整风学习情况时发现：林务局中级组已经开始看文件作笔记，林务局负责人每两天检查笔记一次；合作指导局规定学习委员会可以临时抽查学习笔记。[5]138-1391942年5月18日，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会议决定，各单位负责人和学习委员会指导和抽阅干部的笔记。[5]1461942年5月19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妇女联合会决定，各学习小组互相交看笔记，学习委员会委员每周抽阅笔记两份。[5]1491942年6月2日，陕甘宁边区学习委员会提出，笔记应该检查和传阅。[5]179-1801943年晋绥分局要求各学委负责人“必须以身作则，亲身领导，参加会议，抽看批改笔记”。[51]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学校学习委员会决定，对笔记的检查办法，学习委员会随时可以调阅任何人员的笔记。[5]133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决定：边区法院学习小组组长负责经常检查笔记，在检查中帮助改正缺点，好的笔记拿出来让大家观摩；[5]133-134延安大学学习委员会成立后，各学习分会“对学习计划之保证及对各小组之帮助方法”[52]之一就是“按期检查各组员之笔记”，[52]并且“各小组长应有计划的组织互阅反省笔记”。[53]针对在总结过程中发现阅读文件不精深、学习方法上缺少启发诱导、在讨论过程中因联系实际不恰当或琐碎而使讨论会往往转移中心、个人反省自己不够等缺点，延安行政学院提出“规定小组长随时检查笔记”[54]“联系实际，多注意实际工作和自我反省”[54]“组员可以自由交换看笔记，互相帮助”等改进方法。[54]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也纷纷提出抽阅反省笔记的要求。如：1943年2月20日，认为“必须首先将整风运动提高到思想革命的原则高度”[55]545的邓小平，在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曾指出：所有高级干部的反省笔记必须遵照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整风要求，“每月交上级党委审查，或由上级党委抽调审阅”。[55]5471943年3月13日，中央太行分局规定，反省笔记“按期送交上级审阅，或由上级抽查审阅”。[19]213-2141943年6月23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要求“必须写整风学习笔记为求能交换意见，可自由交上级批阅或同志间互相传阅”。[20]3651943年8月8日，中央北方局要求：一般干部深入整风，审查其思想自传，批阅其反省笔记，“而不是长期迟滞于文件圈子中”。[56]1943年10月9日，中央山东分局再次要求所属各区党委在整风中审查干部时要审查“远区干部”[57]368并“指名调训或调阅反省笔记”，[57]368等。

三、笔记制度对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促进

鉴于写笔记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时加强记忆、加深理解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的写笔记制度及检查抽阅学习笔记制度，为及时了解、掌握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与动态，督促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学习理论起了良好作用，保证了干部理论学习的深入发展。

(一)及时纠正写笔记时的错误做法和偏差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文化水平、理论知识的参差不齐等问题，这一时期存在为笔记而笔记或者写笔记不深刻的现象，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笔记制度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何其芳认为，他在作笔记时也可以算是在认真地记了一些感想和见解，却没有在读完每个文件后整个地思索其全貌和主要精神，“这是一个缺点”。[36]1942年6月7日，延安大学新入党学生韩作黎写下《我是怎样反省自己的》一文，写道：“在记笔记的时候，我明明没有心得，但为着要表示自己对文件的用心，非硬要皱着眉头非常艰难地记出一些实际上不是自己的心得的‘心得’来。有时候，一篇笔记，明明只能记二三百字，但为着怕人家说自己偷懒，就故意拉长到七八百字以至千把字。”[58]1942年6月29日，谢觉哉在《论写笔记》中写道：“然而，若是作笔记的人是为着应付，为着给人家看，写作的时间，超过精读，写作的内容不尽是捉住某一刹那的所得。这样的研究未必深刻，笔记也未必不很好(不是全不好)。这样为笔记而笔记的现象，相当多，应该改变才是。”[37]并指出：“然大多数人的笔记即写的好的笔记，也大抵是‘学’而不是‘想’。”[32]1381942年10月15日，刘伯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直干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反省笔记，有些同志作了，但不十分深刻，联系实际问题反省不够。”[59]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整风总结指出：边区政府整风活动中“的确有些办法”，[33]2如“统计笔记的字数等之机械办法”，[33]2“是有些形式主义”。[33]2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延安大学学委会发现部分师生在学习中央二十二个文件时存在“记起笔记不能把握重心”、[52]“笔记重形式”等“偏向”。[52]延安行政学院工作人员在第一期文件学习中，存在“各人反省自己、联系实际都不够，表现在讨论会上、笔记上，往往不能依文件检查自己”的缺点。[54]延安自然科学院总结第一期整风学习时，曾“指出过去学习文件开始情绪低，进步慢，笔记长而空”。[60]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了纠正。李富春要求“笔记应当少而精”，[61]“主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心得与反省”，[61]要“减少作笔记的时间”“增加‘想’的时间”。[61]比较注重写学习笔记的李维汉认为，“笔记只是学习心得的记录，而心得深浅，归根结蒂决定于学习态度”；[31]487“写学习笔记不但对自己的学习是不断地将军，又同时能对自己的思考起着启发和明辨的作用。”[31]487谢觉哉也指出：“想！有所得，用笔记起。”[32]138并举例说明“想”的“好处”：“过去认为对的，经过想仍以为对，但对的认识已全不同。比如统一战线，行了若干年，讲了千百次，也许没有疑义了；然把毛主席在参议会的演说想一想：如何是‘固定不变’，如何是‘永久不变’，把中国革命诸特点来证明一下，把各种理论来证明一下，就会知道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还浅。”[32]139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学委会鉴于该处四个月来的学习尚不够深入，也于1942年8月特别提出“笔记少而精”的口号。[62]

(二)笔记制度促进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

毛泽东、陈云、谢觉哉等纷纷强调记笔记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在学习斯大林的十二条时“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1]416陈云也认为，写笔记对广大党员干部学理论“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干部“多读几次”[63]189文件，二是逼迫党员干部学文件时“聚精会神，认真思索”，[63]189了解文件“深刻些”。[63]189在实践中，陈云所领导的学习小组在学习理论时“就书论书”，[64]162“每周读一章或半章”，[64]162并“作笔记”。[64]162这个方法，“保证每个干部在一二年内能够将基本课程初步地读完，以便打下自我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64]162是“少到多，浅入深”原则的运用，“是一个好的方法”，[64]162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64]162谢觉哉在笔记摘要中写道：“民主集中四字，听熟了，但总有点不清楚。”[65]并表示自己通过记笔记终于“在这个文件上弄清楚了”。[65]谢觉哉后来又认为：“‘心记不如笔记’，有所得，用笔记记起，可以不忘，可以锻炼思考。”[37]

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也认为笔记对党员干部学习理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942年6月2日，北岳区各群众团体召开整风动员大会，针对在学习上部分人只空喊理论和实际结合，实际上仍未联系，更有某些人专记一些痛快淋漓的讽刺语句，没有真正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实质的现象，决定要有计划地研究整风文件和有计划地作笔记。[5]1821943年3月10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在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主办的《党的工作》发表《如何以整风的精神去整风》一文，认为：“笔记是精读与反省后的总结记录，故中心问题不在于摘录原文，摘得如何详细，而在读后感想与自我反省笔记之是否正确充实。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综合研究以后再着手写作。”[66]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作出各单位互相参观学习材料、笔记的决定后，行政学院组织学工人员参观团到西北党校参观，在看了西北党校的笔记后，一致认为互相参观的办法收获不少，取得很多经验。[5]193-194固临县学习委员会规定，乙组在学习每个文件时，首先把文件读一遍，把不了解的字、句、名词或段落用笔划出，再由指定帮助乙组的同志就文件解释一遍并解答提出的问题，然后大家再精读作笔记。这种学习方法经过测验证明对乙组帮助较大。[5]197-198

此外，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曾涌泉回忆，1942年“整风开始阶段是精读文件，写心得，对照文件写反省笔记”，[67]97王稼祥把军委各个部门负责人的笔记统统收去，亲自检查并写上批语，“推动了各部门整风学习，效果很好”。[67]97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历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萧一平的回忆，在其整风学习过程中，“是一面读书，一面讨论，一面反省、检查，一面写学习笔记”。[68]

(三)检查抽阅反省笔记有助于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与动态

通过检查抽阅笔记，及时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和动态，准确把握其思想脉络，是做好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进而实现“更精确地审查与鉴定干部的品质”[55]547的目的。邓小平1943年2月20日曾指出：“整风的反省笔记，必须注意其经常性的继续坚持下去，扼要的简略的记载，这对于我们整风进度的检查与对于自己的思想的改进，都是很有帮助的。”[55]547刘少奇在1943年6月2日致陈毅等的电文中，也指出，中共中央在整风运动中要求每个党员就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行动，写反省笔记，写详细的思想自传及自己的详细履历，配合各人的表现及侦察所得材料，加以研究，由此在整风及反省中使大多数党员在认识上、党性上有了极大的进步。[69]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制度，意义在于：在把全党的思想学习纳入到毛泽东所指明的方向后，以党的纪律为约束，再通过每个党员的自我反省，引导和督促全党接受和内化毛泽东的命题。[70]

这一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把检查抽阅笔记制度作为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与动态的主要举措之一。1942年4月24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决定：学习小组长的职责是帮助组员阅读和督促作笔记；高、中两级干部要一律作笔记，笔记不能是条文式的摘记，其内容要着重于检讨在工作、思想上的优缺点，以及研读文件的帮助等。[5]1181942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总支委员会明确提出，要从笔记、发言和行动中了解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转变情形；[5]196-1971943年4月18日至6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学习整风文件，联系实际进行讨论、研究；写出读书笔记，检查自己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风”不正的表现，开展互相批评，然后写历史的、思想的反省笔记。通过此次整风，山东分局广大党员干部在端正思想，增强党性，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方面有很大收获。[71]1943年5月，周小舟在冀中党政军民整风学习讨论会上发言，认为，一般高级干部的整风，“主要在于自己研究规定文件(计划另定之)，必从文件研究与追想到自己之工作及思想方法，再到自己思想意识之检讨与改造”。[72]5-6具体办法为“反省笔记之记述及抽阅反省笔记”等。[72]61943年12月26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常委、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在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耐心研究每一干部之反省笔记等，不是走马看花，而要下苦工夫，点滴的工作，参加干部讨论，看他所写文章，了解他在思想上所表现的问题。”[73]1944年2月1日，中央华中局要求所属各区党委“整党风时应当与联系各人实际作为反省阶段的开始，即根据文件进行坦白反省，写反省笔记，填各种调查表格，指出各类型干部在大会作思想反省示范，与发动一切干部在小组会中反省、讨论、发问”，[74]251认为“这样既可联系实际，深入思想行动的检讨，又可迅速暴露问题，收集材料，发现大批积极分子，使之为新的骨干”。[74]251此外，《解放日报》刊发关于干部进行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心得体会笔记，也很能说明问题。如，刘白羽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刊发的学习笔记中，首先在文艺面向工农兵的方向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写道：“我很久以来感到了这种责任”，[75]并表示要清算其作为文艺工作者“不正确的立场在群众事业上所做的错误”，[75]要走到“以工农兵为主的真正属于群众的文艺方向”中间去。[75]

同时，笔记检查抽阅的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如上述的临时抽查学习笔记或随时检查笔记、交换读书笔记；严格笔记抽阅纪律，如，1942年6月8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召开科长联席会议，决定各部处、各科科长督促科员的学习并审阅他们的笔记，如果学习委员会检查出笔记上没有科长的签名、删改或意见时，该科长应受到严格批评，[5]192等。这都使干部学习笔记抽阅制落在实处，而没有流于形式。

四、延安时期笔记制度的时代价值

自省是中国传统思想修养方式，这种方式与先进的理论、科学的信仰相结合，就是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途径，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建党原则的表现。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具有延安特质的记笔记制，就是这种结合的极佳方式，这对在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央文件精神并领会其精髓，尤其是在“两学一做”中学习党章党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十九大报告、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献时，以及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中，对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坚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76]674“经常自省修身，打扫思想灰尘、进行‘党性体检’”，[76]676进而实现自我革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以反省笔记为例，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77]“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78]“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79]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发现“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进而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对此，习近平要求“一日三省”。[79]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强调自我反省是掌握文件精神和实质的必要条件，要求把学习文件与自我联系起来，“用文件中所说的道理”“来审查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6]并从中“审查出自己的思想和作风，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6]强调，自我反省是“理论和实际联系”[80]的练习，文件是理论，反省是实际，“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80]才能把文件变为自己所有；[80]要求党员干部开展自我检查，深刻反思自己缺点、错误的思想根源，剖析自身真实想法和不当行为，把内心活动讲透，最后形成书面文字形式的反省笔记，并交由负责该项问题的上级领导部门批阅。很明显，反省笔记包含有自我批评的因素，但又不同于日常性的自我批评和一般工作的自我批评，是正视自身“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真实写照，是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自我批评、实现自我革命的“有力武器”。正如刘少奇所认为的，包括写反省笔记在内的延安整风“是一个学习反省、自我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思想上的互助运动”。[11]607李富春也指出：“枣园(4)延安一个机关的番号。及其他有些机关，在总结学风学习中要每人作总的反省笔记，并且经过小组组员的轮阅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暴露每个人的思想根底，暴露过去学习中的缺点与成绩，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值得效法。”[61]可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毛泽东要求的反省笔记制度，是学习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党员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