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雄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熊十力(1885—1968)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大师，是现代新儒学关键性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任继愈言：“熊先生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其说它讲的哲学问题，不如说它讲的文化问题，传统文化的前途、出路问题。”[1]熊十力“酷好哲学”，专精于哲学的玄思，就哲学而谈文化，“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是终其一生思考和解答的核心问题。处时代风云之际会，以其对中国文化极度的热忱与孤往贵创的学术精神，熊十力一生孜孜以求中国文化之新生，一生提撕警觉于斯文再造，成就了现代以来奇葩独秀的文化哲学体系。此体系与他独创的体用哲学体系相伴而生，甚至水乳交融，高度展现了他对文化问题哲学追根究极式的审察与反思。

一、文化哲学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化诉求

面对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熊十力感叹道：“中国文化在大地上自为一种体系，……清季迄民国，凡固有学术废绝已久。”[2]775为了使此斯文勿坠，熊十力取哲学之进路来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所成就者即其文化哲学。在其文化哲学的思考与构建中，始终强调和贯穿了三个基本思想原则：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或根柢)、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三个方面是其文化哲学立论的逻辑基点，亦是其文化哲学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

通过诠释“文化”的含义，熊十力提出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或根柢)的基本原理：

夫言一国底文化，则其所包络者，广漠无垠，一砖一石，亦莫非其文化的表现。然究其根荄，必于哲学思想方面。[3]102

文化一词，包含至广，而哲学思想是其根柢。其他一切学问及一切制度，无不与哲学思想有关。[3]690

熊十力从广义的角度言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及制度文化等层面，可看作是对《周易》“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另一种表述。熊十力并非泛论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根柢这一思想命题，而是就自己的哲学观进行了深度的说明与论证。熊十力认为哲学本体论建本立极是科学无法承担且摇夺不去的，笃定“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4]14极力推崇哲学本体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学不究体，自宇宙论言之，万化无源，万物无本。……学不究体，自人生论言之，无有归宿。……学不究体，道德无内在根源。……学不究体，治化无基。……学不究体，知识论上无有知源”。[5]6-7由此得出结论：“哲学毕竟是一切学问之归墟，评判一切知识而复为一切知识之总汇。……若无哲学，则知不冥其极，理不究其至，学不由其统，奚其可哉？”[5]241也即，若无究体的哲学，世间一切学问便成无根源、无头脑的学问，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从本体论探究的重大意义角度，熊十力阐明了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根柢。此说与马一浮“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之说虽貌似但实质大不同。(1)马一浮言：“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马一浮认为哲学这一学科是西学特有的，并且在西学语境下理解哲学之含义，其言的“思想”显然不同于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参见马一浮《泰和会语》，《马一浮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提出此基本原理，并作了自己独特的阐释论证，是熊十力文化哲学的重要创见，也奠定了其就哲学而论文化的基本理路。(2)熊十力这一思想观点又是借鉴梁漱溟论文化之不足而发，其批评梁氏“虽云谈文化与专讲哲学者不同，然文化根源处总须提及才好。”参见熊十力《熊十力论文书札》，《熊十力全集》第8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页。

就文化的民族性，熊十力通过哲学的国民性予以说明和解释。“夫哲学有国民性，凡有高深文化之民族，其哲学上家派纵多，而其一国家或一族类特有之精神必彼此不约而皆能尽量表现之，此之谓国民性。”[6]207哲学有国民性，以哲学思想为根荄、根柢的文化亦必然具有国民性。熊十力所言的国民性相当于民族性或民族精神，体现于每个国民即是其常说的“民质”“民性”。同时，他又强调：“凡一有文化之国家，其哲学思想界之主流尤为其特殊精神之宝藏。此等宝藏可以随时演变与扩充，断无可根本遣弃之理。”[6]209在西学的冲击下，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居主流的儒家哲学所内蕴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坚守以及对之的随时演进和扩充，于熊十力是辩证统一的，也是其文化哲学的重要使命。熊十力通过经权、常变之辩证关联来说明这种辩证统一。“夫道有经有权，经立大常，权应万变。变体其常，故可于变而知常。权本于经，守贞常而不穷于变。故权行，而后见经之所以称常道者，正以其为众妙之门耳。”[7]590就此而言，中国文化内蕴的民族性、根本精神为经为常不可根本遣弃，但可随时演变与扩充。随时演变与扩充乃权变之方，而且于此权变正可透显民族精神之贞常。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熊十力明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熊十力清醒认识到“学术不能不受时代化，亦不能不容纳异派底思想”，[5]513强调吾国人努力发扬本土文化亦必吸收西洋现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原素而有所改造。于熊十力，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其实也就是随着西学的传入以至逐渐占据思想界主流地位而日益逼显的现代化问题。熊十力承认吸收西学固为理势之必然，但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之为标准。在他看来，值西学侵凌、中学衰微之际，中国文化的时代性诉求与民族性坚守其实一样迫切和重要，两者若缺其一，中学也将不成其为中学。对于“尚嫌空洞”的“现代化”，熊十力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现代化云云者，又不能截断过去及不计未来而仅说现代化也。既曰现代化，则必根据过去，又远瞩将来，方能决定现前应取之主张而实行之，以成其所谓现代化。否则只是一时苟且敷衍，决不能立定脚跟，而何现代化可言哉！[3]48-49

熊十力从一独立文化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联系与动态发展的角度审视现代化问题。那么，在实质意义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文化历经过去而奔趋未来过程中自身适应时代的不断更新与创造。如此，熊十力就跳出了经由激烈反传统之途而谋求全面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者与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的保守派之思想窠臼与局限。于熊十力，面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其被动的选择和接受，不如主动地创造和开辟。转被动为主动、转他觉为自觉、转模仿为创辟，他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归诸中国文化本身，现代化是中国文化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根本精神又要时代化地随时演变和扩充的内在根本要求。而且，中国文化必然要有也当有自身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精神，即刚健、独立、自由、创新的根本精神，这是国人所急需的精神资粮。

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6]25

熊十力以“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发自辟”概论阳明心学精神，[6]8其倡导的刚健、独立、自由、创新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根本精神可视作是对阳明心学精神时代化的发挥与弘扬。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化所注重的理性、自由、创新等精神，还融会、改造了佛家的“依自不依他”、(3)佛家言“依自不依他”主要就自性修养而言。近代以来，章太炎因盛张革命而发挥佛家“依自不依他”所内蕴的独立、自主精神，熊十力则是继承章太炎而有新的发挥。道家倡自由的思想及精神。就此根本精神，由佛转儒、归宗于《易》的熊十力以儒家为本融合西学与佛老，根本依据是儒家《周易》刚健日新、生生不已的精神。在熊十力看来，唯有刚健才能生生，生生即是刚健。唯有刚健生生才会有独立和自由可言，才会有独立、自由的创造日新。此根本精神，是熊十力根柢《周易》而会通中西印、融合儒释道哲学极为重大的思想创发，体现了其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随时演变与扩充。

熊十力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指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意涵，并提出了刚健、独立、自由、创新的现代化精神(也可视作是启蒙精神)，如此的思想创发和远见卓识，就当下而言，既不过时，反而愈加具有震耳发聩之警示意义。

熊十力言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根柢，即是主张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要以哲学的创新为根本与先导。言文化的民族性，既是在西学冲击下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坚守，又是指向对长期以来“劣质化”的国民性的改造与重铸。(4)熊十力言：“吾华民质之劣，国力之弱，乃自魏晋始耳。”又言：“今日中国人之生活力最贫乏，其生活内容甚空虚，故遇事皆表见其虚诳、诈伪、自私、自利、卑怯、无耻、下贱、贪小利而无远计。盖自清末以来，浮嚣之论纷纭而起，其信仰已摧残殆尽。”参见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4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168页。言文化的时代性，则是以西学为镜反思中学长期之积弊，同时又积极吸收西学以自广，引导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为中国文化开发新生命。透过熊十力的阐述，可看出此三方面虽各有不同的意义侧重，但在实质上是交相参互相涵的，是贯通一体的。立足于此三大基本原理，熊十力进一步明确了其文化哲学建构所要实现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方向和思想诉求，或者说是基本任务和目标。那么，如何实现呢？

二、“返本开新”与中、西、印会通创新之途

熊十力批评注重文化的时代性有余但民族性不足的“全盘西化论”：“哲学有国民性，……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绝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6]24并批评其移来主义绝非创新之途，是消灭自家创造力而自暴自弃之举。因而，其主张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走“返本开新”之途。返本是坚守民族性的必然要求，开新是因应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民族性与时代性并行不悖而辩证统一，返本与开新非截成两段亦辩证统一，可谓“知本而创新，创新而返本”。[4]419(5)参见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熊十力的这种思想观点，关键在于其对性体的新诠释，即以性体是创化日新的，基于此性体方有“知本而创新，创新而返本”。对于返本和开新的辩证理解、一体化理解意义极其重大，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其新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体一贯。这是熊十力论“返本开新”高明的地方，亦是其重要的思想创发。熊十力的“返本开新”主张其实与其所认为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实质是一致的。

熊十力的“返本开新”，首先就是返回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以回应现代化之诉求，而非一意袭外人肤表以成所谓的现代化。再进一步就是返回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处，从本源处开发新用。“中国学术文化毕竟当求之于吕秦以前。”[8]332熊十力极重晚周文化的生机活力与文化创造于现代的再现与重光，这在精神上与雅斯贝斯“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9]之说深度契合。熊十力如此认定中国文化的本源处，“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做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2]757于是，熊十力的“返本”便根本地归落于孔子返本体仁的六经之学，“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6]63由此可见，熊十力“返本开新”主张之根本意涵，即是以儒家反己体仁之学立本而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用，如科学、民主。其中“依自性而起大用”乃是问题的关键，“无逐末之患”乃是规避西方科学、民主之失之弊。总体而言，“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7]556可谓是熊十力“返本开新”主张最为精炼的表达。“寻晚周之遗轨”即复兴晚周文化；“辟当代之弘基”，即赓续中国文化慧命而会通中、西、印文化；“定将来之趋向”，即在整体的世界文化生生之流中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由此可见，熊十力的“返本开新”主张已然内在地包含了中、西、印文化会通创新之途。事实上，“返本开新”的实现也必然要历经此途，而中、西、印文化会通创新必然要体现和贯穿“返本开新”的根本要求。侧重原则性的“返本开新”与强调方法性的中、西、印文化会通创新其实并非截然两途，而是一体的，共同体现于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化的自我更新创造过程中。(6)以上所论熊十力的“返本开新”主张，也可参见马亚雄《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去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20日。熊十力一再强调会通中、西、印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创新的重要意义：

夫思辨精密，莫善于西洋；极论空有，荡除知见，莫妙于印度佛法；尽人合天，体神化不测之妙于人伦日用之中，莫美于中国。游乎西洋，清思明辨；游乎印度佛法，荡一切执；归乎吾儒，默与道契。三方者备，而学乃大成。夏虫井蛙，学者宜戒。[5]3-4

就中、西、印文化如何会通，熊十力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其言：“余主张哲学贵融通之意……就原则上言之，则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二语，实学者所当奉为金科玉律。”[6]18熊十力对《论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创造性地作了方法论角度的新诠释。“博文而能约礼，即是博治乎百氏之学而一皆运之以敬慎之思，于彼于此，各求其真是真非，而后乃于彼此之是是非非，可任其各止一隅而大通之道见。”[6]19熊十力“博文约礼”的方法重在涤除曲说、浅见和成心，客观地博治众学而各求其真是真非。在此前提下，于中、西、印文化察异观同，睽而观其通、异而知其类。此方法主要就会通所必需的文化或哲学比较而言。熊十力以中、西、印三家概莫能外的体用问题为哲学之根本问题，并以此根本问题为纲、为核心而体系化地展开中、西、印间的文化与哲学比较。在熊十力看来，儒释道三家皆为证体之学，皆主体认方法，虽有同而不能无异。佛老谈体虽各有甚深理趣，但或耽空或溺寂，皆流于谈体而遗用。佛家性相分离即是体用分离而道家于体用义确未彻了。佛家是出世主义的宗教，道家无出世之主张，而主无为而无不为、法自然、倡自由。佛家归趣寂灭，违逆宇宙人生生生之大洪流，“蔽于灭而不知生”，卒归于反宇宙反人生。道家委任自然，“蔽于天而不知人”，遂流于放任颓废。道家虽反知(绝圣弃智)但不及佛家破除知见或情识之境界高。西学精于思辨但体认之功未宏，强于物而弱于德，遂致逐物而不反，流于“蔽于用而不见体”。因而，佛老与西学皆有所长但偏而不正，唯有以《周易》为代表的孔子儒家体用兼备，崇知而不反知，中正广大而生生活泼。近代以来，儒学衰微正是因为失却了孔子儒学之真精神，置孔子明体达用之学而不究，而且尤为封建专制所误。以体用关系为纲、为核心的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比较是熊十力文化哲学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但熊十力不止于比较，其比较的目的在于会通创新。

熊十力强调要在比较的基础上见得“大通之道”，否则就只是杂乱的知解堆砌。得此“大通之道”才能将比较所得的真知真解予以体系化的统贯与会通，由此方有新创的物事。通过中、西、印文化与哲学之比较而悟得自认为是“确尔无疑”的“最高原理”——“体用不二”这一“大通之道”，是熊十力得以会通中、西、印而建构其文化哲学体系的关键。(7)参见马亚雄《“体用不二”抑或“中体西用”——熊十力中西会通的思想理路及间架结构析论》，《人文杂志》2019年第6期。

熊十力特重《周易》在会通中、西、印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其称举“《大易》正是融会中西之学”，[5]439极力表彰《周易》的会通性，“孔子《大易》之道，强于智周万物，备物致用，而必归于继善成性，反本立极，辨小而究于物则，默识而全其天性，科学知能与哲学智慧之修养二者并进，本末兼赅，源流共贯。此《易》道之所以大中至正而无弊也”。[10]571熊十力主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挥易理来融摄佛老、晚周至近代诸子以及西学而建构其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其所言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原则、辩证的察异观同的方法、冥契至道的会通等等皆依赖并且具体地落实于可会通中、西、印的《周易》之学。

此外，熊十力文化哲学的构建还重点强调了两大原则。其一，基于哲学与文化的国民性，会通中、西、印的创新要以中学为本。其二，基于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根荄、根柢，文化创新要以哲学创新为导源。

创新的文化哲学观、人文精神及方法论，皆是熊十力自己的体悟所得，也贯穿和体现在其文化与哲学的创新实践之中。接下来论熊十力具体如何以“体用不二”的大通之道会通众家而系统地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同时系统地回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问题。

三、“体用不二”理路下的立新体开新用

熊十力认为，“体与用本不二而究有分，虽分而仍不二”，称道阳明“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之言确是见道语。[4]277在其“体用不二”的语境中，用的转变开新、显发盛大必然源自体的生生日新、宏富不竭。体的生生日新、宏富不竭必然显现为用的转变开新、显发盛大。在“体用不二”的逻辑理路下，熊十力试图通过体系化的立新体开新用方式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无论其立新体，还是开新用，都有对佛老与西学不同程度的吸收融摄，绝非仅在用的层面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科学与民主。否则，也只是步其曾严厉批评为“立辞欠妥”“未免语病”且以一体一用将中西文化人为割裂的“中体西用”说之后尘。(8)较之严复，熊十力对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说有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批评，参见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564页。积极吸收融摄佛老与西学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文化成就现代化而又自成体系的新体新用，以此再造斯文、更新中国传统文化。

熊十力以“体用不二”新释内圣外王之一体一贯，其“体用不二”理路下的立新体开新用实质上就是儒家内圣外王学的新构。于熊十力，有体就有用，体与用无时间之先后。但在逻辑上，体则具有先在性，立了新体方有新用可言，有了新内圣才有新外王。

熊十力的立新体，在根本上是就中国文化的根荄、根柢的新诠释和新建构。首先，熊十力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以及中心思想，这就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鉴于传统文化中封建专制的内容与现代化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熊十力以非孔子真儒学的方式时代化地清理了两千多年来传统儒学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内容(即帝制化儒学)。这体现了其时代化重构中国文化的意图，有学者就认为，“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中清除封建思想最力、近现代意识最强的一位”，[11]但其主观独断且非历史主义的偏失亦难免。其次，熊十力苦心孤诣地阐发孔子内圣外王之学的根极之道，即宇宙本体，其常称之为乾元本体。就此体，熊十力发挥易道，融道家之虚静且“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4]526而言本体空寂而生生；以《易》之“不易而变易”融摄道家之“无为而无不为”；又以《易》生生观念融会佛家刹那生灭与柏格森生命哲学生命之流的理念来阐发本体大生广生、生命力涌流而创化日新不已。以此昭示中国文化之体非兀然僵固之死体，而是变易灵动之体，是刚健生生之体，是能开出新用之体。而且，乾元本体于人而言即是人之真性，熊十力常称为“乾元性海”或性体。每个人平等且独立地具有此性体。本体刚健生生而有创造之自由及自由之创造，即是人之本性刚健生生而有创造之自由及自由之创造。于是，其新立之体体现了平等、独立、自由、创造等现代价值。乾元本体的新立即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重构，亦是新的“立人极”，指向国人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重构，也即国民性的改造与重铸。而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熊十力以自证“乾元性海”之说将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落实到国人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创自辟的自我创造和价值实现过程中，也即落实于科学、民主等大用的开拓创新过程中。

由此，熊十力完成了为中国文化“滋植固有根荄”的理论工作，先破再立、先颠覆再重构是其基本思路。对帝制儒学时代化的过滤，即是对传统文化时代化的廓清，熊十力试图以既延承先哲血脉又时代化新植根荄的方式来革故鼎新中国文化之大厦。而且，熊十力创造性地会通中、西、印的立新体在中国文化的根本处已然实现了很大程度的现代转型。也即，熊十力将所追寻的现代性深植于中国文化的根荄、根柢处。这是熊十力在回应“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过程中最深刻、也最具价值意义的思想创发。

开新用，即是其新立的乾元本体显现为新的大用的过程，解决的是其思想体系中的外王学问题，以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出科学、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熊十力坚称中国文化本有科学、民主之端绪，并认为只是未发展而已。那么，如何将此端绪发展出来呢？

熊十力认为“中国科学当以固有儒家哲学即《大易》之道为其根荄而不可斩伐”，[10]564这就申明了中国科学之用虽未发展但自有其体，并认为以此为基方可吸收西方科学之长。在熊十力看来，西方科学之弊端在于“征服之强力从欲发”，虽勇于求知但逐物而不返。而源于《周易》的中国科学精神是“裁辅之强力自性生”，[10]583既努力求知又超知返本。中、西科学立基不同，但在其“体用不二”理路下可以会通。

率性，则欲皆中节，而欲亦成性。[7]587

性体之发用流行、感物而动即是欲，即欲显性，欲亦成性。率性即是最大之节欲，欲不必绝也不可绝。于是，基于“欲”的西学科学之用不仅中学固有之还为中学之“性”所统率。而且，中国科学之用的显发流行自有中学“生生之仁”的特质，可避免西方科学逐物而不返、人殉于物的弊端。“夫六经之言治，德治也。……其异于西人言法治者，则不从欲上立基，而直从性上立基。”[7]587熊十力会通各从“性”“欲”立基的中、西治道也同此思路。这样，熊十力为科学在中国的独立发展确立了根本精神指向，即做了价值论意义上的奠基。就认识论意义上的奠基，熊十力特别重视“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这一关键与核心问题，欲作《量论》一书而详论，其思想确有诸多创造性的发挥，可观概要，但遗憾的是其书终未及作。

“于宇宙论中，悟得体用不二，……推之治化论，则道器为一。”[12]于民主政治，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贯彻“体用不二”理路构建了以“治道九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九义”中“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等皆是其“体用不二”大义的逻辑推衍。又基于“仁以为体”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且会通于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8]450在晚期，熊十力更是通过发挥源自《周易》的以现象为主、“摄体归用”的“体用不二”大义创造性地推论出了独立、平等、自主、自由等民主政治所倚重的重个体性的现代价值理念：

摄体归用……人生一切皆得自主自在，一切皆得自创自造。[13]549

“圣人于《大易》创发‘群龙无首’之根本原理，‘无首’则万物各各自主，亦复彼此平等互助，犹如一体。此人道之极则，治化之隆轨也。”[13]629借助对《周易》“群龙无首”的新诠释，熊十力将此等重个体性的价值与重互助、和谐的群体性价值相结合。既从中国文化本身创发出独立、平等、自由、创造等现代价值，又将个体性与群体性相结合，以避免西方因重个体而导致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及个体对社会整体撕裂的弊端，这是熊十力为中国文化立新体开新用、走向现代化开出的极有价值意义的生机。为中国文化开新用，熊十力实则指出了科学与民主政治在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虽未竞其业，但也尽力做了初步的理论设计，其诸多的思想创发则是后来者继续前行的新的思想生长点。

秉持“体用不二”的逻辑理路，熊十力致力于会通中、西、印，并以立新体开新用的方式创造性地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哲学体系。“体用不二”，是其文化哲学的立言宗旨。“改造现实世界，即是实现本体；现实世界发展不已，即是本体发展无竭”，[8]643是熊十力的文化哲学在“体用不二”理路下为中国文化立新体开新用以求现代转型的关键与灵枢所在。

主创、贵创与现代性追寻是熊十力文化哲学的显著特色。熊十力可谓是中国之立场、世界之视野，其文化哲学融会中西印而自成一体。而且，其文化哲学之哲学性极为突出，深深融入了《周易》哲学刚健生生、创化日新、精进不已的精神，较之于同时期的梁漱溟和马一浮等的文化哲学，更具坚实的形上支撑与哲理基础，(9)贺麟先生曾言梁漱溟论文化问题的弱点在于“不是基于文化哲学的普遍原理”“缺乏文化哲学坚实的基础”。梁漱溟的这一弱点在马一浮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页。更具生命刚健奋进之力量。尽管其文化哲学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尤其在会通西方科学、民主方面遗留了诸多问题，但其思想创发意义更大，特别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以“体用不二”为核心与要义而迥异于“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新路。这条新路的开辟，也就是熊十力通过文化哲学的体系化建构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问题理论化、系统化的回应。

熊先生“投出其生命的全部以为中国文化尽其继绝存亡之责”，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开辟了先路。其如此地注重中国文化的开拓创新，近现代以来确实罕有能及者。“生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动。所以，熊先生的生命，即是中国文化活生生的长城。”[14]而且，“儒学之复兴，中国文化之昭苏，至先生始真奠其基、造其模，使后来者可接得上，继之而前进”。[15]熊先生以“返本开新”与会通创新为主题的文化哲学体系建构对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回答，可谓是树立宏规而开启理想，后继者当弘其旨而造其微。对于当下国人树立于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肯，进而寻求中国文化自本自根、自创自辟的创新发展，熊先生的文化哲学无论在精神生命还是思想方法方面都具有很大启发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