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东亮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一般意义上，人类的计时体系根源于规范和协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需要。“时间是人类在深层次上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赋予的需要。”[1]3在汉语语境中，“时”指天象、气象、物候等自然环境所构成的情势处境，这种情势处境对人世有制约和规范作用。由于天人相通，顺天应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遵循。计“时”体系总是意味着何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可见，时间在原初意义上具有规范性、协调性功能，禀赋特定的伦理意蕴。但是，在现代性进程中，时间在新的结构转型中却与伦理道德渐行渐远。“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的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看起来某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时间，可是支配者又受着时间的支配。不再是某些人垄断了时间体制，而是时间体制支配着所有的人。时间开始显示它的暴政(tyranny)。”[3]121现代性时间的这一“暴政”特质，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逻辑、市场-资本逻辑和需求-消费逻辑等来形塑的。建构一种时间伦理，是消解现代性时间伦理困境和时间“暴政”的重要环节。

一、“科学-技术时间”与生命时间伦理

前现代思想家关注事物为何运动，在目的论视域中追求事物的永恒存在，认为只有超时间的存在才是完美的，他们因此否定时间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4]近代科学打破了传统目的论宇宙观，注目事物如何运动，把精确的数学方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强调运动是空间的变动，在机能上依赖于时间。“对如何运动的数学研究不可避免会使时间和空间概念突出出来。当我用数学来处理任何运动情形时，我们把它分解为在某些时间单元里走过的某些距离单元。”[5]现代科学强调时间与运动之关系的量的方面，时间成为一个均匀的、可量化的纯粹流逝，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几何参量。时间被分割为等同的、定量的、无性质的、可公度的单位，具有运动性、连续性、一维性、不可逆性、无限延伸性等特征。经典物理学的时间概念是测度时间、标度时间，爱因斯坦视野中的相对论时间是测度时间的精致化。[3]141

通过现代技术，时间被数字化和刻度化，成为一种物理时间。“时间变成了一个‘硬件’的问题，人类能够对这一硬件加以发明、建造、使用和控制。”[6]技术自身构成要素的日趋复杂和多样，以及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社会领域的协同性和一体化趋向，使得技术发展、技术体系越来越具有强大的自我进化逻辑，技术因此也越来越成为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引擎。就技术进化及其效应和趋势而言，“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中，不如说它构造时间”。[7]机器成为自然时间的载体，物理学的运动过程被建构到机器之中，机器由此成为人类必须遵守的社会时间秩序的调节器。通过机器，线性的、均质化的、可以被任意划分的连续体时间结构被从自然领域传送到社会领域。钟表是技术“构造时间”的典范机器，它是现代理性主义物理时间的具象，呈现了工业时代的“技术”本质。时钟把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在工业时代，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从一定意义上说，钟表是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肇始阶段，钟表已经充分扮演了它在行将到来的技术时代的开创者的角色：它是一切机器之母，是机械自然观的模型，是社会生活快节奏的创造者。(1)参见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4-113页。

在技术所形塑的“钟表世界”，时间不再与日出日落、潮起潮落、季节交替等自然节律相联系，而是成为一个量化、高效、快速、可预见的人工平面，它要求机器与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准确守时、整齐划一的绝对时间原则来协调。技术具有缩短时间的能力，但是，“这种时间压缩能力对于我们的主体性来说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其本身就是我们主体性的组成部分……技术作为时间压缩的手段对我们如何体验我们的主观性、对我们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主体具有深远的意义”。[8]3这里的悖谬在于，人类在谋求通过技术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技术时间的奴隶。“钟表时间代替了由人类的生命节律进化而来的时间决断。我们也变成工具化的了。我们的愿望和需求服从于技术复合体特别是时间的需要。”[8]72在现代社会，时间被现代人精心计算和分配，人被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控和支配。德国学者罗萨用“社会加速逻辑”指称这种时间体制。“社会加速逻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2)参见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28页。科技加速可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的“输出”的增加，如每小时公里数、每天生产量等，它集中表现于运输革命(超音速、磁悬浮、真空管等)、传播沟通(计算机、互联网、5G等)、生物移植(基因工程、器官移植等)、人工智能(人机对弈、模式识别、自动工程等)等。一般地说，科技加速理应增加自由时间，但事实上，伴随科技加速而来的是社会变迁的加速，人类事务总量急剧扩张，“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缩短或萎缩，从而使人产生一种“时间压缩”和“时间匮乏”，进而造成一种“时间压力”。于是，人们希望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成就。工作和生活步调因此加速，快节奏、忙碌等成为生活的常态。今天，“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9]“定时”是现代人的最大宿命，“守时”是现代人的最高律令。现代人被时间控制和绑架，“技术压缩时间的倾向预示着使有意义的实践边缘化的危险”。[8]10在现代性进程的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时间的技术化表现为时间的数字化和刻度化，时间总体上成为一种抽象时间、物理时间。在时间的技术化进程中，时间就是一切，人不过是时间的体现者，人们遗忘了时间的生命意义和人文意义。

当然，在人类时间意识的现代性进程中，与现代性科学-技术的时间规范不同，现代主体哲学极力推崇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内在化和主体化的时间观念，(3)在西方时间思想史上，奥古斯丁开启了通过内省方式理解时间之先河，但由于奥古斯丁主要在神学意义上展开时间内在化之路，因而他的内在化时间观念在大约两个世纪无人问津。彰显时间之于人的生命的本质特性和价值意义。笛卡尔、洛克、贝克莱等都试图确证时间的内在化和主观化，但只是到康德那里，时间才真正被从自然科学引入哲学认识论，被提升为哲学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康德认同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间观念，但他认为时间的绝对性不在于它的独立性，而在于它是人的感性的先天认知形式，是人类存在的主观条件。在康德看来，“时间是在同一空间中的众多存在者得以表现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10]黑格尔把时间性看作是人的存在高于自然存在的最重要优点之一，绝对精神在人的精神中才出现了时间性和历史。20世纪初，哲学家们日益关注主观的时间知觉与客观的可测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内在的”亲身经历的时间和“外在的”事先给定的时间之间的张力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时间范畴和空间范畴，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存在日历上的公共时间，而且存在人们感觉上的和身体上的私人时间”。[1]13-1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基于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关于客观时间的科学研究相并行，人类的内在时间经验成为这一时期主体性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柏格森立足生命哲学，批判物理学时间，把作为人的意识状态的相互融合和逐渐成长的“纯绵延”看做真正的时间，强调真正的时间是生命冲动，是发展中的自我，是无限的创造之流。柏格森凸显了时间的创造性本质，并据此推崇自由意志，建构“创造进化论”。胡塞尔在现象学意义上，把柏格森的主观心理体验的“内在时间”提升为一种纯粹意识的“内在时间”，这个内在时间在意识中构造自身。胡塞尔把这种时间称为“内时间意识”，并提出一种“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把时间视为理解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视野”，[11]1通过时间理解和规定存在，凸显“存在”的时间意义。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先验主体解构为时间生成中的“此在”，强调时间性是人的生存结构的自身显现，并在现身(过去)-沉沦(现在)-领悟(未来)的时间结构中透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海德格尔批评现代技术及其思维方式使人遗忘了“此在”的存在本身，他力图从时间去领会“此在”的存在及其意义。“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11]25但是，海德格尔通过时间维度只是领会到了此在的烦、畏等“消极存在”。马克思强调，“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2]532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说人是时间性存在，但人的时间性存在不是单纯物理学或生物学意义的时间性存在，而是一种文化学或社会学意义的时间性存在。只有在实践中，时间对人来说才成为真正的积极的存在。人的时间性即人的实践性，人在实践中通过时间的延展，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既是人的生物学意义的生命的尺度，更是人的社会学意义的生命的尺度。作为生物学意义的生命时间是既定的、有限的，但作为社会学意义的生命时间则是生成的、无限的。这种社会学意义的生命时间的生成性源于人的实践。人在实践中创造了自身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的生命时间由此成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现代人的生命时间由工作时间、生活时间、自由时间等构成。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工作时间与剩余时间、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个人时间与公共时间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间的占有、分配和享用，也常常成为现代人纠结的问题。积极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时间伦理的基本任务。

二、“市场-资本时间”与工作时间伦理

现代“科学-技术”逻辑的物理主义时间观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成为现代人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商品生产、商品流通、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围绕工作日的斗争等等，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时间的度量问题，推动了作为人类活动抽象尺度的时间的社会建构。“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时间形式，抽象时间的‘发展’与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13]247

在传统农耕社会，劳动时间的单位是白日。在欧洲，从13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夜间劳动。于是，关于工作日的定义、计量以及围绕工作时长的社会冲突等，成为社会冲突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在14世纪上半叶，小时作为劳动时间的单位代替了日，由此产生了一种以精确计算的时间为基础的德行，即“时间感和对时间的善加利用”。[14]15世纪以来，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中，时间被赋予更为鲜明的经济意义，时间日益商品化、资本化。时间成为人的劳动的标尺，劳动时间成为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然而，“尽管时间是价值的尺度，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达的整体性中介并不是一种时间的运动，而是一种实质时间在空间中向抽象时间的变形，也就是说，从特殊变成普遍再变回特殊。这一空间中的中介建构了一种抽象的、同质化的时间框架，它保持不变，并被作为运动的尺度。由此，个体的行动发生在抽象时间之中，且以抽象时间为参照尺度，但无法改变这一时间”。[13]341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构造为一个‘客观的’时间规范，而对生产者施以外在强制，时间本身也被构造为绝对的与抽象的。规定了单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时间量是一个应变量。然而，时间本身却独立于各种活动——不论是个体的活动、社会的活动，还是自然的活动。它成了一个自变量，由定量的、连续的、可公度的、可替换的惯用单位(小时、分、秒)所度量，这些单位成为绝对的尺度，度量着运动和劳动耗费。普遍意义上的事件与行动，以及特殊意义上的劳动和生产，现在都发生在时间之内，为时间所规定——这一时间已经成了抽象的、绝对的、均质的时间”。[13]249这种抽象时间成为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服务于资本盈利的需要。时间成为经济行为精打细算的对象，资本增值、利润提升归结为产品成本的降低，而产品成本的降低则归结为时间的节约。从人类时间史的演变来看，只有当资本主义到来，时间能够转化成金钱的时候，典型的工业社会的时间态度才出现，对生命时间的拆解过程才真正开始。生命时间完全用工作时间来测量，一个人的个人时间同他人的个人时间的关系、同社会时间的关系，已经处于经济法则——时间经济学(theeconomyoftime)的支配之下。[1]25-26

在这种“市场-资本”时间框架中，市场通过所要做的工作以及时间与资本的交换关系来安排时间。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15]时间只有作为物、作为每个人都能用于“投资”的由年、月、周、日构成的计时资本，才是有意义的。时间作为一种资本，呈现出巨大的可塑性、建构性和高效能。“时间作为交换价值和生产力的这一规律并不关注休闲，以至于后者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切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束缚。(生产)系统的规则都不考虑休假。它们持续地在任何地方——在路上、在海滩上、在俱乐部中——再生产作为生产力的时间。表面上一分为二变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后者打开了自由的先验领域——这是一个神话。这种在消费社会中的极为对立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基础、越来越形式化。”[16]149工作日结构与工人生产的产品和被支付的货币一样变得抽象。

针对现代社会的时间统治、时间剥削和时间剥夺现象，我们需要建构一种工作日伦理，揭示时间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本质，探究和推进时间正义。马克思可谓工作时间(工作日)伦理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的暴政是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一个核心维度。”[13]24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日”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作日有两个最高界限，即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但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逐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资本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17]306-30720世纪前后兴起的泰勒“科学管理”把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从技术层面发挥到极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方法论内核是秒表。泰勒从不同的工厂找到10到15个不同的人，这些人对所要分析的工种具有特殊的专长。其中，第二、第三和第四步对于他的分析是决定性的。“第二，研究其中每个人在做被调查的工作时所应用的基本动作或意图的确切次序，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第三，用秒表去检查做这些基本动作的每一步所需要的时间，进而选择能用最快速度去干活的动作的每个组成部分。第四，排除一切假动作、慢动作和无用的动作。”[18]7620世纪晚期以来，以长时间工作作为成功标志的新的“无闲阶级”，[18]313已经糟糕到连卧室也不再被视为私密空间的地步。有调查显示，美国纽约80%的年轻专业人士经常在床上工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出现了一种可调节床：在床垫上提供内置电源插座，以插入灯具、电视机或笔记本电脑。电源插座和床的运动都可以用手持遥控器操作，也可以通过内置WiFi和蓝牙与用户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相连来进行操作。[18]314

马克思深刻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剥削及其本质：“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指的只是他人的劳动时间，用最准确的语言来说，这种时间当然是资本的金钱。”[19]23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时间”。[19]101具体说，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立社会，“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因此，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过度劳动时间，受劳动奴役的时间——他们只是作为劳动能力存在和起作用的时间……可见，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20]214-215马克思指出，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为财富创造了无数可能，这仅仅是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19]104

消灭时间剥削，实现时间正义，是马克思工作时间伦理思想的根本宗旨。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1866年8月，马克思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9点建议，其中第3点是“工作日的限制”，“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能够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2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限制工作日的意义。他认为，限制工作日能够表明，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使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限终于清楚了。由于工人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350页。因此，马克思强调，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中，“工作日的缩短是的根本条件”。[12]929

三、“闲暇-消费时间”与自由时间伦理

“由商品和资本的形式所建构的时间统治并不限于生产过程，它延伸入所有生活领域。”[13]249罗萨所言的“社会加速逻辑”，并不仅仅意味着物资、人力、能源、信息等社会流动性的提速，“并不局限于可优化的(即技术——经济上可实现的)具体技术特征。更确切地说，流动性已经被提升为一种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时间规范”。[1]72在这种流动性加速时间规范中，过去和未来变换为瞬间的碎片。这种流动性加速时间规范，促成快餐、快时尚、即时通讯、高速网络、高频交易、快闪交易、闪电约会等现代生活方式。同时，在现代社会，竞争逻辑既是人们的基本生存原则，也是社会加速的主要推动力。时间节约是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谋求低成本高业绩和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最直接手段。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得现代人时刻处于奔波忙碌、只争朝夕、你追我赶、高度紧张的状态，少有甚至没有正常的或充足的休闲、娱乐、交往、自我发展等“自由时间”。互联网、万维网、iPad、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让人们的生活充斥“速度崇拜”。“速度的代价就是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本身。当所有的事情都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忙得停不下来，就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我们走得越快，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越没有时间，我们就越觉得我们需要走得更快。我们越是努力去节约时间，我们就越是浪费了我们仅剩的一点空闲。”[18]3市场-资本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也支配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闲暇与自由似乎无缘。“不要相信关于休闲中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从来就只是生产循环中的一个‘模糊’阶段。而且，这种功能互补性并非其核心的规定性。休闲受到制约是因为它在无动机的表象下，忠实地再生产着本属于生产时间和被奴役的日常性在精神上和实践上的一切束缚。”[16]151因此，现代人的休闲并非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而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16]154

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使现代人把人生的意义更多寄托于现实世界，幸福生活就是在“有限生命”中能够充分体验和享受“无限”财富、名利与成就，能够最大化实现诸多可能生活。于是，面对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面对个体生命时间的极限与张力，现代人更加注目“当下”“瞬时”“刹那”的体验，把“加速”作为解决得与失、有限与无限的主要策略，从而把自己逼进一种急迫、急切、急不可耐、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等生存境况，最终产生急躁、浮躁、暴躁等焦虑心态。时间焦虑成为现代人最具杀伤力，又最难抵抗的精神症候之一。在现代社会，“时间问题——时间流的维持、产生和消灭——一直处于人之焦虑的核心”。[22]时间焦虑是现代人生存焦虑的深层症候。吉登斯从时间与焦虑的关系揭示和阐述了现代人的“存在性焦虑”和“本体性安全”，强调时空分离既是现代性扩张的动力机制，也是现代人“存在性焦虑”产生的根源。时空分离和时间的“虚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的抽离化，促发现代人的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总是处于不断脱离固有惯例或既定规则控制的“转型”或“过渡”状态，处于“当下”“瞬间”“刹那”状态，使得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在本体意义上充满风险性和危险性，如自我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安全危机等。这些风险和危险由于“直抵我们那种‘活在世上’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23]而成为“存在性焦虑”。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闲暇时间的稀缺及其根源。他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19]103就现实性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17]605-606亦即“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17]469所以，马克思揭示道，“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20]21520世纪来临之际，凡勃伦就特别关注并阐述了“有闲”问题。在他看来，“有闲”指的“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这种“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集中表现为炫耀性消费，即旨在摆阔气和炫耀自身财产、身份和地位而非出于需要而花钱购物的消费行为。20世纪晚期以来，闲暇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富余资源。但是，技术和资本对时间的控制总体上仍未改观。“在技术时代的时间体制下，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各种时间安排策略、各种效率手册，还有什么新兴的时间管理学，都服务于对时间的分配，服务于对技术社会更好地适应。它们的目的均在于如何将一个人的真正的‘闲暇’剥夺殆尽，将他(或她)编进技术社会严密的时间控制网中。”[3]123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被劳动(工作)化、工具(机械)化、虚无(无聊)化。人们严格规制时间，拼命与时间赛跑，使自己处于高度紧张的生活状态，以至于在工作时间中拼命“挣钱”，在闲暇时间中拼命“花钱”，使工作成为生命的外在负担，使闲暇时间成为生命的无谓消耗。从严格意义上说，闲暇时间并不等于自由时间，把闲暇时间消耗在各种极端娱乐活动中，无异于浪费生命时间。

针对现代人对闲暇时间的误解、误置和误用，我们需要建构一种自由时间伦理，揭示工作时间、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彰显自由时间之于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意义。“‘自由’时间的深刻要求就在于：为时间恢复其使用价值，将其解放成空闲范畴，并用个体的自由将其填满。”[16]147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甚至就是财富本身。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所谓自由时间，就是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8页。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工作强度的增加和时间压力的增大，产生了一种区分个人时间和他者时间的“我时间视角”(I-time-perspective)，[1]6人们希望拥有自己可支配时间的愿望日益强烈。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居民的社会时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显著变化之一，是闲暇时间增长。目前，我国居民每年的法定休闲时间达115天。1990年代，“休闲”成为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休闲学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闲暇时间的占有、分配和消费状况，反映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休闲活动以看电视、休息等消极休闲为主，平均时长为2.32小时/天，阅读、健身、实现爱好等积极休闲平均时长为1.73小时/天。同时，整体来看，由于超负荷工作量、绩效考核压力、经济压力、职业晋升压力、加班文化等的影响，我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现象，约42%的人日均净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14%的私营企业劳动者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1个小时。(6)参见杜风莲，等《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60页，第209-226页。如何合理规划和利用时间，如何平衡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如何把闲暇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如何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现代生活的一些主要时间问题。不断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时间伦理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