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琴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延安整风是针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学习态度以及三种不良风气而开展的思想整顿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作用，学界从延安整风发生、发展和产生影响的全过程，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举措，延安整风时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还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客体的视角考察延安整风的作用，从中汲取思想养分以应对主客体的新变化，为主客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统一、进而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理论借鉴。

一、形成主体的思想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主体主要包括党的领导人、党内理论家、知识分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而言，党的领导人把握着党的前进方向，主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方式发挥着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党内理论家和知识分子主要采取理论阐释与理论论证的方式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向党内外宣传相关的方针政策与理论成果。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各项政策的接受者和践行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既决定了政策的落实程度，也涉及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提出。总之，各个主体发挥的作用各有侧重，但是在实践中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力量。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以问题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作用范围从党的领导干部蔓延至全党，进而辐射到党外的人民群众之中，对党的领导人、党内理论家、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等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促进主体的思想解放

延安整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思想解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812其中，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党八股是二者的宣传工具。因此，整风运动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破除各个主体身上所存在的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纵观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遵义会议之前，革命总体上表现为“两次胜利，两次失败”，[2]“两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但在遵义会议上还未来得及解决思想路线的问题。一部分党内理论家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具体原理和现成结论，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无法将其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大摆“知识架子”，[1]815囿于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知识，并且存在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进步和革命工作的开展均十分不利。因此，在党内理论家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着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客观事实，容易滑向教条主义的深渊，急需开展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加以整顿。此外，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实践经验丰富而理论知识不足，过分依赖片面的、感性的经验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经验主义，不利于人民群众在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历史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

为打破各个主体的思想枷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党内发起了一次重要的思想整顿运动。此次整风运动通过开会、演讲、设置课程、集中学习等形式对党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审视和反思，使广大党员更深刻地认识到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和党的肌体的危害，进而产生克服主观主义、冲破思想束缚的自觉意识；有利于各个主体在思想上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工作中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地按规律办事。在延安整风后期，周恩来曾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3]此次整风运动不仅在党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也借助于整顿文风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党沟通与联系群众的有效载体，文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程度。”[4]延安整风通过反对党八股打破了形式主义的束缚，解放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的思想，使党的宣传工作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更便于群众接受、落实党的政策，从而在最广泛的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外，整风运动(尤其是整顿文风)对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有利于改善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的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状况，进而发挥知识分子在反映革命现状、描绘大众生活、进行政策阐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加强主体的团结统一

延安整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也加强了主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尤其是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思想共识。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1]821这一论断揭示了残存在党内的宗派主义的两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号召党员同志通过集中学习和思想整顿克服宗派主义，对内打造一个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政党，对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迈向革命胜利的目标。整风运动的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827在整风运动中，党员通过学习马列经典、党史材料、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及报告等，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渐清除了头脑中的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中国史、革命史和党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尊重从革命实践和日常工作中提炼而来的本土化的理论成果，表现为在认同毛泽东思想上形成统一。“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5]20在党内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合作，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发挥各个主体的集体力量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困难。

二、深化客体的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

与上述主体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即党的领导人、党内理论家、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所作用的客观对象，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以及二者的结合。延安整风通过开展集中学习和调查研究，加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把握与运用。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的历史，指出党的工作中还存在很大的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1]797这些既是工作缺点，更是思想误区。针对这三种“极坏的作风”，[1]797毛泽东着眼于革命实践开出了药方，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取代主观主义的态度，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替换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原则，并且对周围的环境、近百年的中国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展开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加以理解，毛泽东所指出的工作中的三大缺点实则也是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三种不利因素，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要求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的研究，促进各个主体在充分了解生动丰富的中国实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革命实践中的问题，达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目标。

(一)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现状

在延安整风中，各个主体通过多种学习方式深化了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首先，通过学习党中央颁布的文件以及党内领导干部所撰写的调查报告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学习材料主要包括党中央通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编写的《农村调查》，西北局编写的《固临调查》和《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张闻天编写的《出发归来记》等。其次，通过开会、演讲、小组讨论等形式听取他人关于中国革命现状的观点，使个人的片面性、局部性的知识在集体学习之中得到丰富和拓展。外地干部多听取本地干部关于本地实际情况的意见，理论工作者多听取实践工作者的经验之谈，党员多听取党外人士的看法，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使大家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最真实、最基本的国情。最后，通过各个主体自身的调查研究来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打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关键环节。毛泽东多次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号召大家对周围的环境和具体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本人更是深入农村，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农村的经济状况、土地关系、阶级构成、政治区划等情况，研究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并且，将实践中所得上升为理论成果，形成了《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等经典篇章，对于进一步开展革命实践工作、消除主观主义有极大的帮助。由此可见，在延安整风之中，各个主体通过开展集中的、集体的学习，促进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统一；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对于周围的环境——敌友我三方的现状及动态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从而便于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

(二)深入研究重要历史材料

在延安整风中，各个主体对于中国历史、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首先，当时党内“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1]797延安整风及时对这种不良风气加以纠正，使党员以及受到整风运动影响的党外人士从思想上重视历史，进而重视研究历史。在一般的干部群众之中，存在着文化素养不高、理论修养不足的客观情况，使其容易囿于眼前的、局部的工作，而忽视了历史、现实与将来之间的连贯性。缺乏对于国史、党史、革命史的研究，就无法理解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无法看清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革命前景。因此，延安整风先是从思想上整顿了忽视历史的错误思想，通过开展思想动员、制定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逐步营造了重视历史研究的氛围，为在实践工作中加强历史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为整风运动规定了二十二个文件，为各个主体了解历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材料。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强调：“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7]416-417这些文件侧重于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于相关的历史概况有所了解，又能直接作用于推动革命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曾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谈及：“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8]最后，在整风运动期间，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了自己的全部历史以及工作历史，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由每一个党员所书写的，只有广大党员自觉地尊重历史并且反思历史，才能从二十年来的党史中充分汲取经验，避免重蹈主观主义的覆辙，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牢牢抓住中国的实际状况来制定政策、实施方案。

(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延安整风为党员较为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机会与渠道，从总体上使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得以提升。毛泽东曾经强调：“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9]延安整风运动正是一场广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运动。首先，20世纪40年代初，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陕甘宁边区的局势较为稳定，为开展这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理论落后于革命实践的缺陷。其次，在整风运动中，成立了专门的学习机构，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学习制度，设置了统一的学习内容，使党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整风运动中除了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制度外，还规定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分类编组制度、写笔记制度与学习检查、测验制度等。”[10]这些规章制度为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是促使党员不断改造思想、提升知识水平的外在约束。最后，以此次整风运动为契机，党逐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系列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主观主义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审视时局和各方力量对比状况，进一步掌握了指导革命的理论武器。党基于中国国情及历史传统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革命实践经验经过总结上升至理论层面，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既是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也是进一步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的指导思想。

(四)践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都指向实践，即致力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801所谓实践就是促进二者的结合，通过有意识、有步骤的系列举措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转化、运用和发展。首先，延安整风通过开展翻译经典著作、编写教材、撰写书刊等工作，以独具中国风格、符合中国语言习惯和思维逻辑的形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转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看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学理性和专业性，加之处于战乱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人民群众在理论水平上存在局限性，因此要学懂、弄通、落实马克思主义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更贴近中国革命实际的列宁主义为桥梁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而基于中国实际问题和革命实践需要对经典理论进行翻译和传播，便于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读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其次，在转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将科学理论运用于具体实际工作之中，也就是致力于解决用不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和发展的理论成果，是符合当时国情的、能够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因此，认同和践行新民主主义理论，自觉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实则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延安整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书本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各个主体依照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来开展工作的过程，就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经由方针政策的形式而回归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概而言之，通过此次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初步地但又是真正地学习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并掌握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11]并且，经由党的领导人、党内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创造了一批既聚焦于实际问题、凸显本土特色，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理论深度的理论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三、创新主客体结合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除了主体自身具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还需要为主客体的统一营造适宜的环境，提供恰当的、高效的形式。延安整风创造性地采用了集中学习、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发表历史决议等形式，使主体在领略马克思主义核心要旨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指导现实工作，并且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主体在研究现状的同时注重审视历史，将事物的发展视为一个动态整体，不断从历史的厚重积淀中汲取经验，开辟充满活力的、富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一)通过集中学习形式提升全党理论水平

延安整风采取集中学习的形式清理了错误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及一部分党外人士的政治素养得到拔高、知识结构得以优化，促进各个主体在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党内长期弥漫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迷雾，尤其是教条主义曾屡次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在此次整风运动之前，党内也曾多次提出过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但却没有彻底地清算其错误、根除其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教条主义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二是党处于战乱之中，缺乏彻底地清除教条主义、实现拨乱反正的客观条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开展大规模的集中学习，使广大的党员真正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观点，对于各种抓住原典中的只言片语来发号施令的“假马克思主义”，[7]372也有了识别和批判的能力。集中学习的形式为党员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便于党员对于不同的观点以及困惑之处展开充分的讨论，对于学习经验和心得体会进行及时的交流，以达到增强学习效率、巩固所学成果之目的。延安整风之后，集中学习的形式在党内一直得以沿用，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下至各层级党组织的集中学习活动，均是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重心变化来确定学习主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向前发展。

(二)深化理实融合形式推进革命实践工作

延安整风采取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分析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回顾建党以来出现的“左”倾、右倾错误，究其根本都是没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王明等人的理论知识虽然十分丰富，但将书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长期脱离中国实际和革命实践，缺乏对于中国现状和历史的调查研究，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还有一些实践工作者过于信奉感性的、狭隘的经验，忽视具体环境而将局部经验到处生搬硬套，给实际工作造成重大损失，暴露了其缺乏理论学习的问题。延安整风注重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通过多种形式阐明了理论学习的紧迫性和关键性，同时也鼓励各个主体充分调查中国实际，从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来解决中国问题时做到有的放矢。这种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是整顿党内思想作风的有效方法，是开展党内教育的关键渠道，更是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党反复采取这种形式来提高党建质量、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如，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都贯穿着调查研究这一关键环节。实践证明，坚持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有助于及时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三)发表历史决议形式总结整风运动经验

“延安整风运动用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也是一个创举。”[5]21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既是关于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报告，也是关于此次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总结报告。《决议》肯定并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12]通过发表历史决议的形式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厘清了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论证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发表历史决议的形式也有效地巩固了此次整风运动的成果，便于将注重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以及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作风进行传承和发扬。其后，1981年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及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指明了党将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而不断前进。两次历史决议均发表在关键的、特殊的历史节点，达到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认识、确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的重要作用，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协调统一的必要形式。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的统一，即各个主体根据时代发展不断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延安整风运动起到了促进主客体相统一的重要作用，创新了使主客体相契合的具体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继续传承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不断研究主体的新特点与客体的新情况，从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